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朱东润到达乐山的时间是1939年1月13日，更准确的时间是当天下午一点钟。
这个时间很重要，因为武汉大学要求返校必须在1月15日前，过时不候。也就是说超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可以不用再来了，只能另谋出路。但是朱东润居然提前了两天从几千里以外赶到了，在一路上仿佛有贵人相助，眼看就到不了校了，但很快就出现了转机。比如到了重庆后，根本就买不到去乐山的汽车票，到乐山要等一、两个月，如此这般到了乐山，事情早黄了。但就在这时，他居然神奇地买到了一张飞机票，搭上了刚刚开通的“水上飞机”，这种飞机只能载一、二十人，飞行高度也不高，但几个小时就顺利到了乐山。为此，他难掩欣喜之情，把第一次坐飞机的感受写成了一首赋：“于是翱翔徘徊，从容天半；架飞机而西行，望万象之弥漫；初敛翼而低昂，忽奋迅而泮涣……”
朱东润就这样“意外”地来到了乐山。
他到的当天就找到他的泰兴老乡戴凝之，戴也在武汉大学供职，热情地招待他吃饭，并把他安排在了乐山府街的“安居旅馆”里住下。但这看似简单的住宿，其实后面有不同寻常的含义，但朱东润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也就只好听从别人的安排。但住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了这个安排的“妙处”。当时，武汉大学的教授们分成了两营，一边是以安徽籍为主的“淮军”，其主要人物是校长王星拱；一边是以湖南籍为主的“湘军”，主要人物是教务长周鲠生。这两营的人一直暗中争斗，到了乐山后矛盾日趋表面化。当时，“淮军”的人到了乐山后主要住在鼓楼街、半边街，而“湘军”主要住在玉堂街、丁冬街，而朱东润则住在不偏不倚的中间，两边都不挨边。这点是他的老乡戴凝之早替他考虑周到了。
朱东润能够到武汉大学教书，主要是陈西滢的原因。他们是上海南阳公学时的同学，朱东润小时候家境贫寒，但后来有人看重他是块读书的料，便出资让他到上海读书，其实是把他当成了一桩生意来做（读书的钱是要还的），毕业后，朱东润在《公论报》做事，但报纸不久就解散了，暂时没有去处，他便去了英国，“那时出国的手续很简单，用不到护照，用不到签证，只要到外国轮船公司，花三二百元可以置票直达欧洲。日本船的三等舱更便宜，九十元可以到英国”（《朱东润自传》），他到英国后是勤工俭学，但读了两年中途就回国了。
有了国外的这点经历，又懂些翻译，所以他便从南通师范学校到了武汉大学谋了个外语教席，当然收入也比过去好了不少。在到乐山之前，朱东润已经在武汉大学待了八年时间，即1929年到1937年，也算得是个老武大了，而抗战的到来，武汉大学被迫西迁大后方的乐山，教授们或去或留都有选择，但这也成为了武大内部帮派斗争的一个整合的机会，各派都拼命安插自己的嫡系，所以像朱东润这种无根无派的人，早早成了别人的眼中钉，想乘机将他除掉。
但幸好有陈西滢的帮助，朱东润才得以留任，陈西滢是文学院院长，说话管用。但朱东润对陈西滢并没有特别的感谢，只是君子之交而已。朱东润与陈西滢在上海做同学的时候，陈西滢还叫陈沅，后来改成了陈源，字通伯。当然，陈西滢的名字为世人熟悉，是因为他与鲁迅的一场笔仗，让他多少背负了不少骂名，我们这代人知道的陈西滢就是因为中学课本里的一篇文章，他同梁实秋、林语堂、邵洵美等一样，成了鲁迅的论敌。朱东润有远见，当时就认为此事“一定会在文学史里传下，可是不一定于陈源有利。”（《朱东润自传》）这算是替陈西滢说了句公道话。其实，其时武汉大学有两个人都同鲁迅结下梁子，一个是陈西滢，一个是苏雪林，前者主要为“女师大风波”的立场问题起争执，后者更多是因私，据说苏雪林在一次书局老板的私人聚会上对鲁迅的怠慢大为不满，从此结下怨恨，在长达几十年的岁月中不遗余力地骂鲁，一直骂到去了台湾。
朱东润很清高，不依傍，更不容忍沆瀣一气。他在早年曾经有做官的机会，但由于不喜欢官场的习气，很干脆地放弃了。那是在1927年，朱东润刚好三十岁，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在组建阶段，吴稚晖去信叫朱东润到南京谋事，位置也不错，是担任南京中央政治会议秘书。朱东润在《公论报》时曾经做过吴稚晖的助手，吴稚晖非一般人，不仅是国民党元老，也是功底深厚的文化人，他觉得朱东润有才便有意让他去发展，但朱东润一到南京就水土不服。
他刚到南京的当天，吴稚晖正好出差去了外地，就叫他的一个亲戚去陪朱东润。当天，那个年轻人请他到馆子里搓了一顿，就两个人，但要了“四大四小”（菜肴），这让朱东润惊讶于这“一桌不菲的席面”，其实，人家可能是一片好意，有接风洗尘的意思，但过惯了清贫生活的他如何习惯这般奢侈？饭后，那位青年又同他聊天，大概也没有什么好聊的，就聊起了南京的娱乐，“话题落到看戏。最后说到准备给一位女演员赋两首律诗，问我能不能和一下。也许我这个人有些大惊小怪，在革命中心，听到作诗去捧一个女演员，这还不稀奇吗？稀奇的事还多呢，不久以后，有人指给我看在那座接待室里，蒋介石招待电影女明星；又有人给我说狄秘书和秦淮歌妓小金凤怎样要好。革命就是这样的革法，我这个中学教师真是开了一番眼界。”（《朱东润自传》）
朱东润原以为到了南京是来革命的，为革命政府效力的，哪知道情况并不如他所想，他感到自己仿佛是局外人，对世事实在是有点不解风情。“这一年7月间，南京城里真是熙熙攘攘，过着太平的岁月……阴沟一样的秦淮河，在散文家朱自清的笔下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般的女士们，头发久已剪短了，脂粉还是不能没有的。尤其在政府机关，有了这样的女同事，那时粉香四溢，格里罗嗦的字句变得清真雅正，东倒西歪的书法也变得笔飞墨舞了。”（《朱东润自传》）
朱东润对这样的“太平的岁月”却是如坐针毡，他认为自己不是搞政治的料，而他的周围不过是“一批没有脊骨的政治贩子”，所以他在南京呆了八十天后便再也呆不下去了，他把刚刚领到不久的国民党党证“扔在转角楼对面的屋脊上，由它風吹雨打，作为我这八十日生活的见证。”
从此以后，朱东润再也没有跟政治打过交道，一心只做学问，安心当好教书匠。他后来在“文革”中经历了“非人磨难”，却以83岁高龄要求入党，其实他只是想给过去的苦难正名，只是这样的正名还多少有些天真的成分。 二
武汉大学到了乐山后，当地人把里面的人称为“中央人”。“中央人”包含了些特权的意思，这首先体现在经济收入上的优越，当时武汉大学的教授，男的每月拿一千元，女的拿八百，其他职员薪水也不菲。
乐山地处川南大后方，当时的生活水平是非常便宜的。叶圣陶是1938年10月29日到的乐山，与朱东润到的时间相差不过两个多月，他到了后发现此地生活舒适，“肉二角一斤，条炭二元一担，米七元余一担……买小白鱼三条，价一角八分，在重庆须六角。大约吃食方面，一个月六十元绰绰有余矣。”（叶圣陶《嘉沪通信》）消费与收入的巨大差异，让人不得不费心思去为他们理财，所以上海的银行都跑到乐山来了，恨不得让钱多得在当地没法消受的“中央人”把钱都存在银行里。叶圣陶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大学教师任课之少，而取酬高出一般水准，实同劫掠。于往出纳课取钱时，弟颇有愧意，自思我何劳而受此也！”
当地人自然艳羡得不得了，殊不知物价也随之往上抬，其实是“中央人”打破了当地的生活秩序，对老百姓的消费形成了挤压。后来，乐山的物价高涨起来以后，通货膨胀，钱是真的不值钱了，教授们很快就感到了生活的压迫，但这是后话了。但对于可观的收入来说，朱东润显然还是看重的，尽管为了这份高薪他付出了妻离子别的代价，“自从二十七年离别家庭，到达乐山以来，二十八年的冬季泰兴便沦陷了，全家在沦亡的境地挣扎，只有我在这数千里外的大后方。路途是这样远，交通是这样不方便，一家八口谈不到挈同入川，自己也没有重回沦陷区的意志。有时通信都狠困难，甚至三两个月得不到一些音耗。”（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序）
朱东润与新到校任课的叶圣陶关系不错，也许是叶圣陶也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也是陈西滢推荐来的），同他一样不介入任何内部斗争的缘故。但在大学里面，教授也是分成了三六九等的，一些学究们也是要讲出身与血统的，像叶圣陶这样的教授虽然在外面的名聲很大，但进了学校就完全不同了，而有些人可能也并没有什么真本事，但他们认为写几本白话小说算不得什么，倘若没有些研究诸如经、史、子、集之类的东西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所以，叶圣陶在武汉大学多少被那些科班出身、沾过洋墨水的人瞧不起，出身低微常常为人诟病，连他在讲课时的“苏州腔”也常常被人调侃，被说成是“期期艾艾”，成为了别人打小报告的罪名。于是叶圣陶与朱东润便被调去完成“苦差事”：为新生开语文补习班，一人顶一班。不过，这般处境也成了两人做朋友的基础，朱东润心里是站在叶圣陶一边的，他觉得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其实不过是马粪皮面光而已。
在乐山的一段时间里，朱东润与叶圣陶都住在乐山城北的竹公溪，他们两家对河而住，“水浅的时候，踏着河床乱石就可以过去了”。这条竹公溪其实只是穿过乐山城区的一条小河，唐代女诗人薛涛曾经盘桓在此，所以它并非纯粹是一条莽撞的野水，且两边也不乏美景入目，叶圣陶之子叶至诚就曾回忆道：
“一天，父亲和朱东润先生出去。通常的走法，总是出篱笆门左转，沿竹公溪边的小路到岔路口，下一个小土坡，从沙石条架成的张公桥跨过溪水，对岸不远的竹林间有个十来户人家的小镇，有茶馆可以歇脚。这一天，他们改变了路线，到岔路口不下土坡，傍着左手边的山脚，顺山路继续向前，乐山的山岩呈赭红色，山岩上矮树杂草野藤，一片青翠，父亲有过‘翠丹崖为近邻’的诗句。山路曲曲弯弯，略有起伏；经过一个河谷，也有石板小桥架在溪上，只因远离人家，桥下潺潺的溪水，仿佛分外清澈。望着这并非常见的景物，朱先生感叹地说：‘柳宗元在永州见到的，无非就是这般的景色吧！他观察细致又写得真切，成了千古流传的好文章！’父亲很赞赏朱先生这番话，将其写在他当天的日记里。”（叶至诚《旅伴》）
实际上，竹公溪虽然只有几米宽，却也有不少自然之趣，且不说它在四季中的喧嚣与静谧让人沉浸，就是过去在河里捞点小鱼小虾也应该不存问题，那绝对是佐餐下酒的好东西。王世襄当年曾写道：“瓜脆枣酡怀蓟国，橙黄橘绿数嘉州。”但王世襄的情趣不见得朱东润就有，他会不会挽着裤腿去汊水摸鱼就是个问号，因为朱东润当时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份闲情逸致，好在竹公溪与市尘隔绝，相比人际关系复杂的校园，这里不失为一个清净之地。
武汉大学的派系争斗是有渊源的，诸如“欧美系”、“武高系”、“东南系”、“本地系”等，早年闻一多先生在武大短暂任教，并很快离去就是因为“沾不上边，应付不了”（俞润泉《闻一多与武大》）。当时武大虽然西迁到了偏于一隅的小地方，但里面的斗争从来没有中断过，朱东润与叶圣陶在乐山武汉大学同属被排挤的对象，但可能是由于两人的性格风格迥然有别，所以在对事的态度上也不尽相同。叶圣陶要散淡、洒脱一些，他认为大可不必在一个小塘里折腾，在乐山呆了两年多时间后便去了成都，告别了那些正斗得如火如荼的“湘军”和“淮军”。朱东润本来也可以走的，但他坚持留了下来，他仍然不甘离开这个勾心斗角之地，他甚至决断地认为“斗争就斗争吧。这虽然不是我的要求，但是我也无法拒绝。”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他当时的选择是很多的，比如可以到三台县的东北大学去，或者到贵阳师范学院去，也可以到西北大学去，都是去当系主任，比在武汉大学的待遇好。但他最终是哪里都没有去，由此看到一个人的执拗，但朱东润不无自嘲地说：“真想不到我把妻室和七个子女留在沦陷区，走到七千里外的武大中文系独力作战，对付这高高在上的‘金德孟’王星拱校长，和刘系主任。”（《朱东润自传》）当时，他也可以到南京的中央大学去，跟他颇为熟悉的陈柱尊在那里当校长，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去，只需一纸信函，况且南京离他的家乡泰兴非常近。但朱东润绝对是不会去的，因为他不可能去沦陷区做文化汉奸，被人唾骂。他非常明白，“无论如何，只要敌人和汉奸在南京和泰兴，我是不会回家的。一年、两年、三年，甚至更长更远的时间，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也一定能够坚持下去。”朱东润做到了这点，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到了南京去教书，而他整整在乐山呆了三年零七个月时间，说他坚守了知识分子的气节也好，说他愚古不化也都能找到理由。所以，在乐山武汉大学的几年里让他感慨良多，在离开乐山的时候，他专门写了一首诗：“披发只今多拓落，蓑衣何处太荒唐，风和帆饱樯乌动，剩与嘉州伴夕阳。”所有的校园斗争都瞬间化解了，只余一声“太荒唐”，朱东润感慨之极，在乐山教书的这一阶段可以说是他人生的苦闷期。 三
通过那场旷日持久的校园斗争，也能够看到朱东润性格中的幽暗之处。他与他的那些上司和同事们不认同、不妥协、互不买账，从正面讲，是对某种理想情怀的坚守，从文化性格来讲，也是知识分子固有的“文人相轻”心理作祟。武汉大学素有“湘淮之争”，朱东润前面所讲的“刘系主任”就是指的刘博平，此人一生都在“小学”中苦下音韵词义的功夫，自视为国学门类中之正宗，所以在刘博平看来，朱东润的学问不过是“半壶水”、“半路出家”，不值一提；当然，朱东润也不理会刘博平，特别是西学东渐的境况下，他们代表的是新学问，胡适就说了嘛，文学必须改良，这是大势所趋，那些只会在故纸堆里洋洋自得的陈词滥调为新派学人不屑。
当时的文学院院长刘永济也是搞传统学术的，他是湖南人，自然是“湘军”中的一员大将，且刘永济的学问也非俗流，在词学研究方面功底深厚，在他留下的二百余阕词当中，确实不乏佳作，如“等是虚空无著处，人生何必江南住”等，而刘永济与“寅恪、雨僧”二翁私交甚密，自然不把朱东润放在眼里。
1940年的一天，刘永济见到屋檐下的豆架初成，触景生情，写了一阕《鹧鸪天》：“岁序潜移悄自惊，江村物色又全更。蚕初作茧桑都老，豆欲行藤架已成。云易幻，水难停，百年销得几瞢腾。疏棂小几茫茫坐，翻尽残书眼翳生。”词中的洒脱与性情，不见红尘中的蝇营狗苟。但生活好像并非如此，走出豆架便是另一番景象，乐山武大里明争暗斗从来没有间断过，哪怕是在最为艰苦的抗战时期。那时，由于生活的贫困，刘博平和刘永济还因为经济拮据在乐山大街上卖过字画。大家都过着苦日子，但就没有人愿意放下面子，以宽容的姿态对待周围的人和事，派别中的双方都在温文尔雅的面目之下，剑拔弩张地斗得你死我活，笔者不得不惊叹于人性的复杂。
当时还是武汉大学青年教师的程千帆曾回忆道：
“武汉大学才办的时候，文学院是闻一多当院长，后来他走了，就是陈源（陈西滢）当院长。但中文系主任是刘博平先生，一来他是湖北人，二来他是黄季刚先生的大弟子，有学术地位。所以陈源尽管当院长，也不能动他。陈源是胡适他们一派的，中文系像刘永济先生、谭戒甫先生、徐天闵先生、刘异先生，都是旧学一派。还有朱东润先生，和陈源是同学，他们一起到英国去留学。陈源大概有钱，就一直读完，朱先生比较穷，没有读完就回来了。后来还是陈源介绍他到武汉大学教书，他和刘博平先生、刘永济先生搞不好，并不是两位刘先生对朱东润先生有意见，主要是他们对陈源有意见。”（程千帆《劳生志略》）
在程千帆的眼里，刘博平和刘永济是值得尊敬的前辈，朱东润与他也过从无隙，他不参与，不介入，所以大家相安无事。其实这里面恐怕有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程千帆还是一个年轻人，疏于世故，当然也还不具备与他人平起平坐的资历。
当年的大学，在一般人的眼里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大学教授也是饱有诗书之辈，但殊不知教授也是人，在很多时候同一般人没有区别。当然，普通人在勾心斗角上肯定是难以企及的，因为他们不懂皮里阳秋，更不懂春秋笔法。程千帆的回忆中就留下过当年的一段龌龊：
“徐哲东（震）先生，是太炎先生的弟子，常州人，讲公羊学，又讲韩柳文。徐哲东先生应聘到武大，人还没有来，要开学了，博平先生是系主任，就替徐先生开列了一些课，其中有一门课是传记文学研究，这是当时教育部选课的课程。徐先生到了以后，看到这个课表说，我以前没有教过这个课，是不是暂时开别的课代替。他同刘先生商量后，就决定开个韩柳文研究，因为他原先在中央大学教这个课，中央大学的《文艺丛刊》里面还有他的《韩集诠订》这样的专门著作发表。朱东润先生就开玩笑，写了一篇杂文，投到当时重庆的一个刊物叫作《星期评论》上发表，是国立编译馆馆长刘英士编的，刘同我也有点来往，我在那里投过稿。他后来在南京办《图书评论》，我也发表过文章。朱先生的杂文说，大学里面也很特殊，传记文学怎么开出韩柳文研究来了？是不是把讲《郭橐驼传》和《永州八记》变成了传记研究？徐先生看到后很生气，说：他的嘴巴很巧，我可不会讲，但是我会打。我要打他，我打的人不是我治还治不好。东润先生就很狼狈。那时教室旁边有个教员休息室，两课之间可以在里面休息。只要哲东先生在里面，东润先生就不敢进去。”（程千帆《劳生志略》）
程千帆还说了句“东润先生可不敢把这件事情写进他的《自传》里”，此话味道太长了，但从文人相恶这件事情上看，武大的派别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像朱東润这样的不聪明之举总会成为众人唾之的对象。在抗战艰苦的大时代氛围下，小环境的龌龊不断，大概是知识分子的通病，但在乐山期间，朱东润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著作——《张居正大传》的写作。
1941年秋天，那是朱东润最为彷徨的一段日子，他就在这秘而不宣的岁月里开始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写作，但他的内心装着一台大戏，他已经为里面的每一个人物化好了妆，准备粉墨登台，这时的朱东润在下笔的冲动中感到了灰暗生命里的一丝喧嚣。乱世之中写乱世，这样的写作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
《张居正大传》一开头，就为我们拉开了一幅乱世的序幕：朝室倾轧，血光冲天，马蹄声急……而张居正便是在这样乱世中登场的：
居正出生的时候，明室已经中衰了：太祖、成祖的武功没有了，仁宗、宣宗的文治也没有了，接后便是正统十四年英宗出征，不幸恰被鞑靼人包围，大军数十万遇到歼灭的命运，连皇帝也成俘虏。在这个困难的阶段，幸亏于谦出来，拥立景帝，支持了当日的天下……（那个时代）整个政治的提示是偏执与专制，大臣常有的机遇是廷杖与杀戮。因此到处都是馅谀逢迎的风气。政治的措施只能加速全社会的腐化和动摇。这是张居正出生的时代。（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朱东润为什么要选张居正这样一个人物来作为传主呢？因为这是一个挽危于既倒的功臣，他整顿内政，抵抗外侮，让垂危的明王朝延长了七十二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抗战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这本书在出版后是起到了一定的现实作用的。另一方面，张居正在打击贪官污吏、刁生劣监上也显出了英雄本色，这是朱东润在借张居正表现自己的政治文化见解，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下，不难看出他在现实困境中的角色认同和理想主义情怀。对于这本书的写作动因，他自己也说得很明，“倘使大家记得一九四三年正是日寇深入中国，在侵占了东北四省，更占领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而后，他的魔掌准备一举打通平汉铁道、粤汉铁道，席卷广西、贵州，从而把整个中国扼杀在四川、云南和西北，那么对于内安中国、外攘强寇的张居正和他的时代，必然会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朱东润《遗远集叙录》）但除了现实意义以外，朱东润如此沉迷在历史中演绎跌宕起伏的斗争场面，是不是多少也在寻找逼仄环境下的精神突围？ 朱东润在写书的过程中忍受着生活和精神的双重煎熬，其写作环境是相当艰苦的：“日减一日的是体重，日增一日的是白发。捉襟见肘、抉履穿踵的日子，总算及身体会到。住的是半间幽暗的斗室，下午四时以后便要焚膏继晷。偶然一阵暴雨，在北墙打开一个窟窿，光通一线，如获至宝，但是逢着寒风料峭、阴雨飞溅的时候，只得以围巾覆臂，对着昏昏欲睡的灯光，执笔疾书。这些只是物质的环境，对于精神，原算不到什么打击。然而也尽有康庄化为荆棘的时候，只得把一腔心绪，完全埋进故纸堆里去。这本书便是这种生活的成绩。”（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序）
笔者读过不少关于乐山武大时期（1938—1946）的回忆文章，作者如叶圣陶、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钱歌川等，文章中有不少关于乐山生活的片段，辛酸苦辣，林林总总，但都没有直接记录校园中勾心斗角的事情。客观讲，人与人的矛盾时时存在，文字中大可不必再去斤斤计较，人性中的丑陋常常为人避之不及，在錢钟书的《围城》中，方鸿渐、赵辛楣、李梅亭、高松年等人在“三闾大学”中的明争暗斗，其实在乐山武大中也一样是存在的，可以说学校表面看上去平静，但人心的动荡远远难有凌叔华在乐山写的“浩劫余生草木亲，看山终日不忧贫”的那份悠闲从容。在当年的武大学生留下的回忆录中，齐邦媛的《巨流河》、杨静远的《让庐日记》、吴鲁芹《暮云集》等中都留下了不少当年的记述。后来我又看过很多期台湾武大同学会编的《珞珈》杂志，内容更多的是艰苦生活中求知问学及青春岁月中的友情和爱情，总体来说他们对那段生活都是缅怀的、一往情深的。但在朱东润的回忆中则相反，可以说是苦涩的、不堪回首的，甚至还多少带着点憎恨和厌恶。
但朱东润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据他的亲友学生回忆，他固执、刻薄，不苟言笑，郭沫若曾挖苦过他是“资产阶级怪教授”。但是，这怪中也有真，朱东润是个较真的人，真实得有些小肚鸡肠，仿佛处世之道他全然不懂，以至于落落寡欢。另一方面，朱东润又很自信，非常看重自己的学问，认为的他的传记文学是开创性的，在中国无人能比。在乐山的三年多时间中，他笔耕不辍，完成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张居正大传》，并毫不客气地称之堪与《约翰逊传》和《贝多芬传》相提并论，但他不知道这会引来同行的嫉妒和讥讽，誉随谤生，朱东润注定就是个佶屈聱牙的异类。
文学上的成就并没有为朱东润带来多少欣喜，有人会在大谈创作经验的时候或多或少去美化自己，他却不想在读者面前讨巧卖乖，他甚至认为“著书只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他说：“有的人底著作，充满愉快的情绪，我们谈到的时候，好像看见他那种悠然心得，挥洒自如的神态。对于我，便全然两样。我只觉得是一份繁重的工作……生活是不断地压迫着，工作也是不断地压迫着。”（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序）
其实，在朱东润的心中不乏温情的东西，比如他在后来写过一本叫《李方舟传》的书，这是他专门写给他妻子邹莲舫的。这是一部很特殊的书，朱东润与邹莲舫是包办婚姻，邹莲舫是个地地道道的乡村妇女，没有文化，但勤劳贤惠，李方舟就是邹莲舫的化名。丈夫写妻子的书在明清时期早有先例，如冒辟疆《影梅庵忆语》笔下的董小宛，但朱东润的《李方舟传》完全不一样，它是“中国传记史上少有的一部为中国普通家庭妇女著书立说的作品”， 绝非文人的风月之作。应该承认，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流淌着真挚的爱，这跟其他人眼里满身是刺的朱东润有很大的差异，朱东润破例地在传统中为自己开了回“小灶”，硬生生地在帝王将相的传记系列中挤进了一个小人物，为此他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在下州小邑、穷乡僻壤中，田父野老、痴男怨女底生活，都是传叙文学底题目”（朱东润《遗远集叙录》）。
其实，在笔者看来，《李方舟传》这部作品算不得上乘之作，原因就在于朱东润把一个回忆录当成了传记，他的任性和自负再一次显现。对于处理传记题材轻车熟路的朱东润来讲，妻子的美德大可一写，但是否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就值得一议，小人物的生活有足够多的文学表现方式，树碑立传相反不符合他们的性格角色。《李方舟传》尽管知音寥寥，反响不大，但这部作品的暖意来自那个冷峻的乱世，这不能不说是个意外的收获。
《李方舟传》的可贵还在于，李方舟既非董小宛，也非柳如是，千古风流与她无涉，她只是一个善良勤俭的民妇，而朱东润借她来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的不认同。文学与现实有时可以水乳交融，有时也可以势不两立，作为一个独立于乱世的书写者，他做到了。
朱东润到达乐山的时间是1939年1月13日，更准确的时间是当天下午一点钟。
这个时间很重要，因为武汉大学要求返校必须在1月15日前，过时不候。也就是说超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可以不用再来了，只能另谋出路。但是朱东润居然提前了两天从几千里以外赶到了，在一路上仿佛有贵人相助，眼看就到不了校了，但很快就出现了转机。比如到了重庆后，根本就买不到去乐山的汽车票，到乐山要等一、两个月，如此这般到了乐山，事情早黄了。但就在这时，他居然神奇地买到了一张飞机票，搭上了刚刚开通的“水上飞机”，这种飞机只能载一、二十人，飞行高度也不高，但几个小时就顺利到了乐山。为此，他难掩欣喜之情，把第一次坐飞机的感受写成了一首赋：“于是翱翔徘徊，从容天半；架飞机而西行，望万象之弥漫；初敛翼而低昂，忽奋迅而泮涣……”
朱东润就这样“意外”地来到了乐山。
他到的当天就找到他的泰兴老乡戴凝之，戴也在武汉大学供职，热情地招待他吃饭，并把他安排在了乐山府街的“安居旅馆”里住下。但这看似简单的住宿，其实后面有不同寻常的含义，但朱东润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也就只好听从别人的安排。但住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了这个安排的“妙处”。当时，武汉大学的教授们分成了两营，一边是以安徽籍为主的“淮军”，其主要人物是校长王星拱；一边是以湖南籍为主的“湘军”，主要人物是教务长周鲠生。这两营的人一直暗中争斗，到了乐山后矛盾日趋表面化。当时，“淮军”的人到了乐山后主要住在鼓楼街、半边街，而“湘军”主要住在玉堂街、丁冬街，而朱东润则住在不偏不倚的中间，两边都不挨边。这点是他的老乡戴凝之早替他考虑周到了。
朱东润能够到武汉大学教书，主要是陈西滢的原因。他们是上海南阳公学时的同学，朱东润小时候家境贫寒，但后来有人看重他是块读书的料，便出资让他到上海读书，其实是把他当成了一桩生意来做（读书的钱是要还的），毕业后，朱东润在《公论报》做事，但报纸不久就解散了，暂时没有去处，他便去了英国，“那时出国的手续很简单，用不到护照，用不到签证，只要到外国轮船公司，花三二百元可以置票直达欧洲。日本船的三等舱更便宜，九十元可以到英国”（《朱东润自传》），他到英国后是勤工俭学，但读了两年中途就回国了。
有了国外的这点经历，又懂些翻译，所以他便从南通师范学校到了武汉大学谋了个外语教席，当然收入也比过去好了不少。在到乐山之前，朱东润已经在武汉大学待了八年时间，即1929年到1937年，也算得是个老武大了，而抗战的到来，武汉大学被迫西迁大后方的乐山，教授们或去或留都有选择，但这也成为了武大内部帮派斗争的一个整合的机会，各派都拼命安插自己的嫡系，所以像朱东润这种无根无派的人，早早成了别人的眼中钉，想乘机将他除掉。
但幸好有陈西滢的帮助，朱东润才得以留任，陈西滢是文学院院长，说话管用。但朱东润对陈西滢并没有特别的感谢，只是君子之交而已。朱东润与陈西滢在上海做同学的时候，陈西滢还叫陈沅，后来改成了陈源，字通伯。当然，陈西滢的名字为世人熟悉，是因为他与鲁迅的一场笔仗，让他多少背负了不少骂名，我们这代人知道的陈西滢就是因为中学课本里的一篇文章，他同梁实秋、林语堂、邵洵美等一样，成了鲁迅的论敌。朱东润有远见，当时就认为此事“一定会在文学史里传下，可是不一定于陈源有利。”（《朱东润自传》）这算是替陈西滢说了句公道话。其实，其时武汉大学有两个人都同鲁迅结下梁子，一个是陈西滢，一个是苏雪林，前者主要为“女师大风波”的立场问题起争执，后者更多是因私，据说苏雪林在一次书局老板的私人聚会上对鲁迅的怠慢大为不满，从此结下怨恨，在长达几十年的岁月中不遗余力地骂鲁，一直骂到去了台湾。
朱东润很清高，不依傍，更不容忍沆瀣一气。他在早年曾经有做官的机会，但由于不喜欢官场的习气，很干脆地放弃了。那是在1927年，朱东润刚好三十岁，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在组建阶段，吴稚晖去信叫朱东润到南京谋事，位置也不错，是担任南京中央政治会议秘书。朱东润在《公论报》时曾经做过吴稚晖的助手，吴稚晖非一般人，不仅是国民党元老，也是功底深厚的文化人，他觉得朱东润有才便有意让他去发展，但朱东润一到南京就水土不服。
他刚到南京的当天，吴稚晖正好出差去了外地，就叫他的一个亲戚去陪朱东润。当天，那个年轻人请他到馆子里搓了一顿，就两个人，但要了“四大四小”（菜肴），这让朱东润惊讶于这“一桌不菲的席面”，其实，人家可能是一片好意，有接风洗尘的意思，但过惯了清贫生活的他如何习惯这般奢侈？饭后，那位青年又同他聊天，大概也没有什么好聊的，就聊起了南京的娱乐，“话题落到看戏。最后说到准备给一位女演员赋两首律诗，问我能不能和一下。也许我这个人有些大惊小怪，在革命中心，听到作诗去捧一个女演员，这还不稀奇吗？稀奇的事还多呢，不久以后，有人指给我看在那座接待室里，蒋介石招待电影女明星；又有人给我说狄秘书和秦淮歌妓小金凤怎样要好。革命就是这样的革法，我这个中学教师真是开了一番眼界。”（《朱东润自传》）
朱东润原以为到了南京是来革命的，为革命政府效力的，哪知道情况并不如他所想，他感到自己仿佛是局外人，对世事实在是有点不解风情。“这一年7月间，南京城里真是熙熙攘攘，过着太平的岁月……阴沟一样的秦淮河，在散文家朱自清的笔下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般的女士们，头发久已剪短了，脂粉还是不能没有的。尤其在政府机关，有了这样的女同事，那时粉香四溢，格里罗嗦的字句变得清真雅正，东倒西歪的书法也变得笔飞墨舞了。”（《朱东润自传》）
朱东润对这样的“太平的岁月”却是如坐针毡，他认为自己不是搞政治的料，而他的周围不过是“一批没有脊骨的政治贩子”，所以他在南京呆了八十天后便再也呆不下去了，他把刚刚领到不久的国民党党证“扔在转角楼对面的屋脊上，由它風吹雨打，作为我这八十日生活的见证。”
从此以后，朱东润再也没有跟政治打过交道，一心只做学问，安心当好教书匠。他后来在“文革”中经历了“非人磨难”，却以83岁高龄要求入党，其实他只是想给过去的苦难正名，只是这样的正名还多少有些天真的成分。 二
武汉大学到了乐山后，当地人把里面的人称为“中央人”。“中央人”包含了些特权的意思，这首先体现在经济收入上的优越，当时武汉大学的教授，男的每月拿一千元，女的拿八百，其他职员薪水也不菲。
乐山地处川南大后方，当时的生活水平是非常便宜的。叶圣陶是1938年10月29日到的乐山，与朱东润到的时间相差不过两个多月，他到了后发现此地生活舒适，“肉二角一斤，条炭二元一担，米七元余一担……买小白鱼三条，价一角八分，在重庆须六角。大约吃食方面，一个月六十元绰绰有余矣。”（叶圣陶《嘉沪通信》）消费与收入的巨大差异，让人不得不费心思去为他们理财，所以上海的银行都跑到乐山来了，恨不得让钱多得在当地没法消受的“中央人”把钱都存在银行里。叶圣陶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大学教师任课之少，而取酬高出一般水准，实同劫掠。于往出纳课取钱时，弟颇有愧意，自思我何劳而受此也！”
当地人自然艳羡得不得了，殊不知物价也随之往上抬，其实是“中央人”打破了当地的生活秩序，对老百姓的消费形成了挤压。后来，乐山的物价高涨起来以后，通货膨胀，钱是真的不值钱了，教授们很快就感到了生活的压迫，但这是后话了。但对于可观的收入来说，朱东润显然还是看重的，尽管为了这份高薪他付出了妻离子别的代价，“自从二十七年离别家庭，到达乐山以来，二十八年的冬季泰兴便沦陷了，全家在沦亡的境地挣扎，只有我在这数千里外的大后方。路途是这样远，交通是这样不方便，一家八口谈不到挈同入川，自己也没有重回沦陷区的意志。有时通信都狠困难，甚至三两个月得不到一些音耗。”（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序）
朱东润与新到校任课的叶圣陶关系不错，也许是叶圣陶也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也是陈西滢推荐来的），同他一样不介入任何内部斗争的缘故。但在大学里面，教授也是分成了三六九等的，一些学究们也是要讲出身与血统的，像叶圣陶这样的教授虽然在外面的名聲很大，但进了学校就完全不同了，而有些人可能也并没有什么真本事，但他们认为写几本白话小说算不得什么，倘若没有些研究诸如经、史、子、集之类的东西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所以，叶圣陶在武汉大学多少被那些科班出身、沾过洋墨水的人瞧不起，出身低微常常为人诟病，连他在讲课时的“苏州腔”也常常被人调侃，被说成是“期期艾艾”，成为了别人打小报告的罪名。于是叶圣陶与朱东润便被调去完成“苦差事”：为新生开语文补习班，一人顶一班。不过，这般处境也成了两人做朋友的基础，朱东润心里是站在叶圣陶一边的，他觉得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其实不过是马粪皮面光而已。
在乐山的一段时间里，朱东润与叶圣陶都住在乐山城北的竹公溪，他们两家对河而住，“水浅的时候，踏着河床乱石就可以过去了”。这条竹公溪其实只是穿过乐山城区的一条小河，唐代女诗人薛涛曾经盘桓在此，所以它并非纯粹是一条莽撞的野水，且两边也不乏美景入目，叶圣陶之子叶至诚就曾回忆道：
“一天，父亲和朱东润先生出去。通常的走法，总是出篱笆门左转，沿竹公溪边的小路到岔路口，下一个小土坡，从沙石条架成的张公桥跨过溪水，对岸不远的竹林间有个十来户人家的小镇，有茶馆可以歇脚。这一天，他们改变了路线，到岔路口不下土坡，傍着左手边的山脚，顺山路继续向前，乐山的山岩呈赭红色，山岩上矮树杂草野藤，一片青翠，父亲有过‘翠丹崖为近邻’的诗句。山路曲曲弯弯，略有起伏；经过一个河谷，也有石板小桥架在溪上，只因远离人家，桥下潺潺的溪水，仿佛分外清澈。望着这并非常见的景物，朱先生感叹地说：‘柳宗元在永州见到的，无非就是这般的景色吧！他观察细致又写得真切，成了千古流传的好文章！’父亲很赞赏朱先生这番话，将其写在他当天的日记里。”（叶至诚《旅伴》）
实际上，竹公溪虽然只有几米宽，却也有不少自然之趣，且不说它在四季中的喧嚣与静谧让人沉浸，就是过去在河里捞点小鱼小虾也应该不存问题，那绝对是佐餐下酒的好东西。王世襄当年曾写道：“瓜脆枣酡怀蓟国，橙黄橘绿数嘉州。”但王世襄的情趣不见得朱东润就有，他会不会挽着裤腿去汊水摸鱼就是个问号，因为朱东润当时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份闲情逸致，好在竹公溪与市尘隔绝，相比人际关系复杂的校园，这里不失为一个清净之地。
武汉大学的派系争斗是有渊源的，诸如“欧美系”、“武高系”、“东南系”、“本地系”等，早年闻一多先生在武大短暂任教，并很快离去就是因为“沾不上边，应付不了”（俞润泉《闻一多与武大》）。当时武大虽然西迁到了偏于一隅的小地方，但里面的斗争从来没有中断过，朱东润与叶圣陶在乐山武汉大学同属被排挤的对象，但可能是由于两人的性格风格迥然有别，所以在对事的态度上也不尽相同。叶圣陶要散淡、洒脱一些，他认为大可不必在一个小塘里折腾，在乐山呆了两年多时间后便去了成都，告别了那些正斗得如火如荼的“湘军”和“淮军”。朱东润本来也可以走的，但他坚持留了下来，他仍然不甘离开这个勾心斗角之地，他甚至决断地认为“斗争就斗争吧。这虽然不是我的要求，但是我也无法拒绝。”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他当时的选择是很多的，比如可以到三台县的东北大学去，或者到贵阳师范学院去，也可以到西北大学去，都是去当系主任，比在武汉大学的待遇好。但他最终是哪里都没有去，由此看到一个人的执拗，但朱东润不无自嘲地说：“真想不到我把妻室和七个子女留在沦陷区，走到七千里外的武大中文系独力作战，对付这高高在上的‘金德孟’王星拱校长，和刘系主任。”（《朱东润自传》）当时，他也可以到南京的中央大学去，跟他颇为熟悉的陈柱尊在那里当校长，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去，只需一纸信函，况且南京离他的家乡泰兴非常近。但朱东润绝对是不会去的，因为他不可能去沦陷区做文化汉奸，被人唾骂。他非常明白，“无论如何，只要敌人和汉奸在南京和泰兴，我是不会回家的。一年、两年、三年，甚至更长更远的时间，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也一定能够坚持下去。”朱东润做到了这点，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到了南京去教书，而他整整在乐山呆了三年零七个月时间，说他坚守了知识分子的气节也好，说他愚古不化也都能找到理由。所以，在乐山武汉大学的几年里让他感慨良多，在离开乐山的时候，他专门写了一首诗：“披发只今多拓落，蓑衣何处太荒唐，风和帆饱樯乌动，剩与嘉州伴夕阳。”所有的校园斗争都瞬间化解了，只余一声“太荒唐”，朱东润感慨之极，在乐山教书的这一阶段可以说是他人生的苦闷期。 三
通过那场旷日持久的校园斗争，也能够看到朱东润性格中的幽暗之处。他与他的那些上司和同事们不认同、不妥协、互不买账，从正面讲，是对某种理想情怀的坚守，从文化性格来讲，也是知识分子固有的“文人相轻”心理作祟。武汉大学素有“湘淮之争”，朱东润前面所讲的“刘系主任”就是指的刘博平，此人一生都在“小学”中苦下音韵词义的功夫，自视为国学门类中之正宗，所以在刘博平看来，朱东润的学问不过是“半壶水”、“半路出家”，不值一提；当然，朱东润也不理会刘博平，特别是西学东渐的境况下，他们代表的是新学问，胡适就说了嘛，文学必须改良，这是大势所趋，那些只会在故纸堆里洋洋自得的陈词滥调为新派学人不屑。
当时的文学院院长刘永济也是搞传统学术的，他是湖南人，自然是“湘军”中的一员大将，且刘永济的学问也非俗流，在词学研究方面功底深厚，在他留下的二百余阕词当中，确实不乏佳作，如“等是虚空无著处，人生何必江南住”等，而刘永济与“寅恪、雨僧”二翁私交甚密，自然不把朱东润放在眼里。
1940年的一天，刘永济见到屋檐下的豆架初成，触景生情，写了一阕《鹧鸪天》：“岁序潜移悄自惊，江村物色又全更。蚕初作茧桑都老，豆欲行藤架已成。云易幻，水难停，百年销得几瞢腾。疏棂小几茫茫坐，翻尽残书眼翳生。”词中的洒脱与性情，不见红尘中的蝇营狗苟。但生活好像并非如此，走出豆架便是另一番景象，乐山武大里明争暗斗从来没有间断过，哪怕是在最为艰苦的抗战时期。那时，由于生活的贫困，刘博平和刘永济还因为经济拮据在乐山大街上卖过字画。大家都过着苦日子，但就没有人愿意放下面子，以宽容的姿态对待周围的人和事，派别中的双方都在温文尔雅的面目之下，剑拔弩张地斗得你死我活，笔者不得不惊叹于人性的复杂。
当时还是武汉大学青年教师的程千帆曾回忆道：
“武汉大学才办的时候，文学院是闻一多当院长，后来他走了，就是陈源（陈西滢）当院长。但中文系主任是刘博平先生，一来他是湖北人，二来他是黄季刚先生的大弟子，有学术地位。所以陈源尽管当院长，也不能动他。陈源是胡适他们一派的，中文系像刘永济先生、谭戒甫先生、徐天闵先生、刘异先生，都是旧学一派。还有朱东润先生，和陈源是同学，他们一起到英国去留学。陈源大概有钱，就一直读完，朱先生比较穷，没有读完就回来了。后来还是陈源介绍他到武汉大学教书，他和刘博平先生、刘永济先生搞不好，并不是两位刘先生对朱东润先生有意见，主要是他们对陈源有意见。”（程千帆《劳生志略》）
在程千帆的眼里，刘博平和刘永济是值得尊敬的前辈，朱东润与他也过从无隙，他不参与，不介入，所以大家相安无事。其实这里面恐怕有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程千帆还是一个年轻人，疏于世故，当然也还不具备与他人平起平坐的资历。
当年的大学，在一般人的眼里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大学教授也是饱有诗书之辈，但殊不知教授也是人，在很多时候同一般人没有区别。当然，普通人在勾心斗角上肯定是难以企及的，因为他们不懂皮里阳秋，更不懂春秋笔法。程千帆的回忆中就留下过当年的一段龌龊：
“徐哲东（震）先生，是太炎先生的弟子，常州人，讲公羊学，又讲韩柳文。徐哲东先生应聘到武大，人还没有来，要开学了，博平先生是系主任，就替徐先生开列了一些课，其中有一门课是传记文学研究，这是当时教育部选课的课程。徐先生到了以后，看到这个课表说，我以前没有教过这个课，是不是暂时开别的课代替。他同刘先生商量后，就决定开个韩柳文研究，因为他原先在中央大学教这个课，中央大学的《文艺丛刊》里面还有他的《韩集诠订》这样的专门著作发表。朱东润先生就开玩笑，写了一篇杂文，投到当时重庆的一个刊物叫作《星期评论》上发表，是国立编译馆馆长刘英士编的，刘同我也有点来往，我在那里投过稿。他后来在南京办《图书评论》，我也发表过文章。朱先生的杂文说，大学里面也很特殊，传记文学怎么开出韩柳文研究来了？是不是把讲《郭橐驼传》和《永州八记》变成了传记研究？徐先生看到后很生气，说：他的嘴巴很巧，我可不会讲，但是我会打。我要打他，我打的人不是我治还治不好。东润先生就很狼狈。那时教室旁边有个教员休息室，两课之间可以在里面休息。只要哲东先生在里面，东润先生就不敢进去。”（程千帆《劳生志略》）
程千帆还说了句“东润先生可不敢把这件事情写进他的《自传》里”，此话味道太长了，但从文人相恶这件事情上看，武大的派别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像朱東润这样的不聪明之举总会成为众人唾之的对象。在抗战艰苦的大时代氛围下，小环境的龌龊不断，大概是知识分子的通病，但在乐山期间，朱东润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著作——《张居正大传》的写作。
1941年秋天，那是朱东润最为彷徨的一段日子，他就在这秘而不宣的岁月里开始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写作，但他的内心装着一台大戏，他已经为里面的每一个人物化好了妆，准备粉墨登台，这时的朱东润在下笔的冲动中感到了灰暗生命里的一丝喧嚣。乱世之中写乱世，这样的写作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
《张居正大传》一开头，就为我们拉开了一幅乱世的序幕：朝室倾轧，血光冲天，马蹄声急……而张居正便是在这样乱世中登场的：
居正出生的时候，明室已经中衰了：太祖、成祖的武功没有了，仁宗、宣宗的文治也没有了，接后便是正统十四年英宗出征，不幸恰被鞑靼人包围，大军数十万遇到歼灭的命运，连皇帝也成俘虏。在这个困难的阶段，幸亏于谦出来，拥立景帝，支持了当日的天下……（那个时代）整个政治的提示是偏执与专制，大臣常有的机遇是廷杖与杀戮。因此到处都是馅谀逢迎的风气。政治的措施只能加速全社会的腐化和动摇。这是张居正出生的时代。（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朱东润为什么要选张居正这样一个人物来作为传主呢？因为这是一个挽危于既倒的功臣，他整顿内政，抵抗外侮，让垂危的明王朝延长了七十二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抗战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这本书在出版后是起到了一定的现实作用的。另一方面，张居正在打击贪官污吏、刁生劣监上也显出了英雄本色，这是朱东润在借张居正表现自己的政治文化见解，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下，不难看出他在现实困境中的角色认同和理想主义情怀。对于这本书的写作动因，他自己也说得很明，“倘使大家记得一九四三年正是日寇深入中国，在侵占了东北四省，更占领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而后，他的魔掌准备一举打通平汉铁道、粤汉铁道，席卷广西、贵州，从而把整个中国扼杀在四川、云南和西北，那么对于内安中国、外攘强寇的张居正和他的时代，必然会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朱东润《遗远集叙录》）但除了现实意义以外，朱东润如此沉迷在历史中演绎跌宕起伏的斗争场面，是不是多少也在寻找逼仄环境下的精神突围？ 朱东润在写书的过程中忍受着生活和精神的双重煎熬，其写作环境是相当艰苦的：“日减一日的是体重，日增一日的是白发。捉襟见肘、抉履穿踵的日子，总算及身体会到。住的是半间幽暗的斗室，下午四时以后便要焚膏继晷。偶然一阵暴雨，在北墙打开一个窟窿，光通一线，如获至宝，但是逢着寒风料峭、阴雨飞溅的时候，只得以围巾覆臂，对着昏昏欲睡的灯光，执笔疾书。这些只是物质的环境，对于精神，原算不到什么打击。然而也尽有康庄化为荆棘的时候，只得把一腔心绪，完全埋进故纸堆里去。这本书便是这种生活的成绩。”（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序）
笔者读过不少关于乐山武大时期（1938—1946）的回忆文章，作者如叶圣陶、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钱歌川等，文章中有不少关于乐山生活的片段，辛酸苦辣，林林总总，但都没有直接记录校园中勾心斗角的事情。客观讲，人与人的矛盾时时存在，文字中大可不必再去斤斤计较，人性中的丑陋常常为人避之不及，在錢钟书的《围城》中，方鸿渐、赵辛楣、李梅亭、高松年等人在“三闾大学”中的明争暗斗，其实在乐山武大中也一样是存在的，可以说学校表面看上去平静，但人心的动荡远远难有凌叔华在乐山写的“浩劫余生草木亲，看山终日不忧贫”的那份悠闲从容。在当年的武大学生留下的回忆录中，齐邦媛的《巨流河》、杨静远的《让庐日记》、吴鲁芹《暮云集》等中都留下了不少当年的记述。后来我又看过很多期台湾武大同学会编的《珞珈》杂志，内容更多的是艰苦生活中求知问学及青春岁月中的友情和爱情，总体来说他们对那段生活都是缅怀的、一往情深的。但在朱东润的回忆中则相反，可以说是苦涩的、不堪回首的，甚至还多少带着点憎恨和厌恶。
但朱东润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据他的亲友学生回忆，他固执、刻薄，不苟言笑，郭沫若曾挖苦过他是“资产阶级怪教授”。但是，这怪中也有真，朱东润是个较真的人，真实得有些小肚鸡肠，仿佛处世之道他全然不懂，以至于落落寡欢。另一方面，朱东润又很自信，非常看重自己的学问，认为的他的传记文学是开创性的，在中国无人能比。在乐山的三年多时间中，他笔耕不辍，完成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张居正大传》，并毫不客气地称之堪与《约翰逊传》和《贝多芬传》相提并论，但他不知道这会引来同行的嫉妒和讥讽，誉随谤生，朱东润注定就是个佶屈聱牙的异类。
文学上的成就并没有为朱东润带来多少欣喜，有人会在大谈创作经验的时候或多或少去美化自己，他却不想在读者面前讨巧卖乖，他甚至认为“著书只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他说：“有的人底著作，充满愉快的情绪，我们谈到的时候，好像看见他那种悠然心得，挥洒自如的神态。对于我，便全然两样。我只觉得是一份繁重的工作……生活是不断地压迫着，工作也是不断地压迫着。”（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序）
其实，在朱东润的心中不乏温情的东西，比如他在后来写过一本叫《李方舟传》的书，这是他专门写给他妻子邹莲舫的。这是一部很特殊的书，朱东润与邹莲舫是包办婚姻，邹莲舫是个地地道道的乡村妇女，没有文化，但勤劳贤惠，李方舟就是邹莲舫的化名。丈夫写妻子的书在明清时期早有先例，如冒辟疆《影梅庵忆语》笔下的董小宛，但朱东润的《李方舟传》完全不一样，它是“中国传记史上少有的一部为中国普通家庭妇女著书立说的作品”， 绝非文人的风月之作。应该承认，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流淌着真挚的爱，这跟其他人眼里满身是刺的朱东润有很大的差异，朱东润破例地在传统中为自己开了回“小灶”，硬生生地在帝王将相的传记系列中挤进了一个小人物，为此他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在下州小邑、穷乡僻壤中，田父野老、痴男怨女底生活，都是传叙文学底题目”（朱东润《遗远集叙录》）。
其实，在笔者看来，《李方舟传》这部作品算不得上乘之作，原因就在于朱东润把一个回忆录当成了传记，他的任性和自负再一次显现。对于处理传记题材轻车熟路的朱东润来讲，妻子的美德大可一写，但是否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就值得一议，小人物的生活有足够多的文学表现方式，树碑立传相反不符合他们的性格角色。《李方舟传》尽管知音寥寥，反响不大，但这部作品的暖意来自那个冷峻的乱世，这不能不说是个意外的收获。
《李方舟传》的可贵还在于，李方舟既非董小宛，也非柳如是，千古风流与她无涉，她只是一个善良勤俭的民妇，而朱东润借她来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的不认同。文学与现实有时可以水乳交融，有时也可以势不两立，作为一个独立于乱世的书写者，他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