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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看似身弱体瘦、年过半百的小个男人，在校园里走起路来总是像一阵风一样，怎么也慢不下来，平日出门购物和给学生上课，总是喜欢拎着个环保布袋。如果走在街上，很少有人会把诸如中国知名环境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二级教授、博导等头衔与他联系在一起。更想不到，他主持和参与了《循环经济促进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几乎近20年来我国所有环境法律、法规的起草及修订工作，有些甚至由其执笔起草。
1998年，王灿发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一年后又开通了全国第一条免费法律帮助热线。不觉间，在帮污染受害者维权路上，他已经行走了16年。
如今，56岁的王灿发，两鬓已有些斑白，但激情不减，仍在“以法律人的冷静和理性，步履艰难却意志坚定地推动着中国环境法治的健全与完善”。 （2010年，他入选央视‘十年法治人物”评选的入选理由。）
创办“中心”
在中国政法大学家属区文化楼内，有个局促的办公室，看上去陈旧不堪。但十几年来，这儿却有一个热线广为全国各地环境污染受害者熟知。
“如果你生活的环境被污染，请拨打电话010-62267459，获得免费的法律帮助”。打开“中心”网站，首页上滚动着这样一段话。
王灿发，出生于山东省成武县一个农家。1982年，在吉林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到厦门大学教书。1985年，考入北大环境科学中心读环境法专业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中国政法大学从事环境法教学和研究。
“像民法、经济法、诉讼法等都是传统法律学科，而环境法作为一个新学科，开始不被人们认可，很多人都觉得没本事才去教这个。1998年时，中国政法大学就剩下我一个搞环境法的老师了。其他的老师，有的当律师了，有的出国了，有的转教其它部门法了。所以全校各个院系只要开环境法课，都由我一个人教。还好，现在我们已经有10多位专职环境法的教授和副教授了。”
1995年，江苏邳州有一些农民因附近工厂排放不达标的污水，他们所养的鱼鸭都毒死了，农民们损失巨大。村民们集体去状告排污单位，没想到法院不予受理。王灿发在报上看到这个新闻后，决定为他们提供免费法律援助。他先后3次到邳州调查、取证。最后，起诉到法院并胜诉，这些农民共获赔40余万元。
事后，王灿发意识到，全国还有很多污染受害者，因缺少专业知识，根本没能力起诉，又很难得到律师帮助，所以萌生了创办一个可以免费帮助污染受害者诉讼的民间组织的想法。
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1998年10月被中国政法大学批准建立一个“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对外称“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并且在当时的学校主管部门司法部备了案。一年后，“中心”开通了全国第一条“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热线”。
“迄今为止，我们共解答了除台湾、西藏以外，全国各地咨询电话13000多人次，‘中心’代理了500多起案件。‘中心’已有8名专职律师，还有一个由环境法研究生组成的志愿者团队，日常有40多人轮流值班。”
胜之不易
“因为取证难等，环境诉讼案子非常复杂，一般都会变成一场持久战，胜利得之不易，有一个案件，从起诉到胜诉历时长达14年。”王灿发说。
“像我们支持的福建屏南县1721人起诉榕屏联营化工厂的案件，当时，我们到那个山上看，发现化工厂排污把整个山上树木、毛竹和庄稼都弄得枯萎和发黄了。2年时间里，村里有17人死于癌症，成为典型的‘癌症村’。”
“这个案件是在2002年起诉的，直到2005年12月，二审判决生效，判赔68万余元。但是，直到2008年，赔偿金和诉讼费才最后执行。”王灿发说，“这个案件在2005年被评为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之一。”
“石梁河水库污染案” 也是一个典型的胜诉案例。
石梁河水库是江苏最大的人工水库，是连云港市备用的饮用水源。1999 年7 月9 日，因水库上游涌入工业污水，导致水库上游300多只网箱内的鱼死亡，后来类似惨剧不断发生。一养殖户发现污染源是山东临沭县的一家造纸厂和化工厂。
2001年，王灿发接手这个案子，当年12 月，连云港市中院一审判决两家污染厂停止损害，赔偿养殖户经济损失560多万元。但是两年后，赔偿款分文未到。后来，在最高法执行局一位副局长督办下， 在2004年年底，这97位农民才终于拿到了560万赔偿款。
还有这样一个拉锯战长达14年的案子：1995年，浙江平湖师范农场特种养殖场状告嘉兴5家企业，要求承担因持续排放染化废水等，致使其存育的美国青蛙蝌蚪和幼蛙死亡，损失48.3万元的赔偿责任。，这个案件到了2009年，才经由基层人民法院到最高人民法院四级法院的多次审理、检察院的两次抗诉，在中心的帮助下取得胜诉。
“环境诉讼的胜利是对整个环境保护的推动，只有污染受害者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才会成功。”王灿发说。
消失的官司
“有的官司打了很多年，最近几个月才一审判决，但是马上又进入了二审。还有的官司打着打着，竟然没有了！” 王灿发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尽管不乏成功案例，但是环境污染诉讼的难度还是非常大，我们的司法审判环境需要完善的空间还很大。”
2010年3月，“中心”接到了福建闽侯县394位农民的求助电话，反映位于村周边的福建省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违法焚烧危废医疗垃圾，而且偷放、漏放废气。有村民称，“去年，村里突然有8人患癌症死亡。最年轻的31岁，最年长的也只有60岁。”
“我们‘中心’派律师戴仁辉、刘金梅去帮助当事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然而，从闽侯县法院打到福州市中院，又从市中院回到县法院，3年时间过去了。直到2013年12月4日才一审判决：赔偿村民们500余万元。但该企业不服，提起了上诉，现在，仍然在二审中。”王灿发说。 还有一个案件更加复杂：
大红袍柑橘是贵州兴义市的特产，有2万多亩地，由于当地马岭工业园区的建设，一些工厂未采取环保措施，导致柑橘几乎绝产，农民损失惨重。454户农民将腾龙磷化工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告上法庭。
“2002年，我们开始调查，案件经过多次判决和裁定，最终又回到一审法院，在‘中心’帮助下农民再次上诉，法院却以没有收到上诉状为理由做出最终裁定，案件终止。”王灿发说。
“我们都坚持12年了，现在这个案子就这样弄没了。”污染受害者的维权途径被剪断，王灿发有些气愤。
“凡是诉讼比较难的，往往因为污染企业是纳税大户，能够解决当地的就业，拉动当地的GDP增长，提高政绩。所以，当地政府会庇护这些企业，百姓的维权难度可想而知了。”王灿发感叹道，“甚至，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见市委书记、市长的机会，比环保局局长都多。环保部门往往也不敢拿他们怎样！”
资金困扰
“创办‘中心’至今，我很欣然地看到，以我们的力量有效促进了中国环境法治的建设，让更多的污染受害者提高了依法环境维权的意识 。但是，因为环境诉讼取证、调查等困难，需要资金支持，现在，每年至少有100万的资金，‘中心’才能运转。现在我们最大的挑战是筹资。”王灿发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为广泛筹措资金，王灿发在国内四处游说有实力的机构和个人，但收效甚微，只好向国际公益组织和基金会寻求资助。
尽管资金匮乏，但是“中心”省吃俭用，将攒下的钱都花在了刀刃上。“该省着花的钱绝不多花，不该省钱的地方也绝不吝啬。”
“针对现在环境法制案件普遍存在取证难的问题，最近，‘中心’花10万元，购买了暗管探测仪。近段时间，江苏灌云县被曝光的有企业通过排污暗管把酱油色污水流向黄海的事件，就是我们的志愿者用这个仪器探查出来的。”
为培养能够打环境官司的律师和法官，从2001年开始，“中心”免费开展了每年一期的环境法律实务培训工作。
“当然这种培训也不是绝对无条件的，这些接受培训的律师，每年至少要办理一件‘中心’交办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王灿发说，“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向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帮助的方式，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促进中国环境法的执行和遵守。”
人生价值
“大白天非常明亮了，但几十盏灯却开着。抬手之劳，却没人去做。关键是意识问题。” 只要不是阴天等特殊情况，每当来“中心”办公室工作，王灿发出电梯进入走廊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走廊的灯关掉。
4月7日，王灿发用“雾霾是因为烧煤太多，烧煤是为了发电，少用电就可少烧煤，我们的空气就可少污染点”的道理说服了楼层一个保安，答应主动去把走廊另一头的灯也关了。
“我们家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都要严格分开。然后送到垃圾站。洗衣服的水，都要先放入大桶，洗拖布，然后冲厕所，要做到‘一水多用’。这是环保人最基本的素质。让人家做环保，自己先要做好环保。” 王灿发说。
“不要说自己对环保无能为力。任何人，随时随地举手之劳就能为环保做贡献。关键还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不是越奢侈、越豪华越有面子，应以简朴为荣。”
王灿发爱好拍摄，出门时喜欢随手拍一些风景照片，随时传到微信上与朋友们分享。什么是自己理想的生活？热爱大自然的王灿发说：“其实，我真想过一种慢节奏的生活，生活的脚步慢一些，好好静下心来，看看风景。让世界多一些绿色，多一些情调，少一些污染，少一些争吵。”
他曾言，自己的偶像是马丁·路德·金。“他用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寻求和平与平等”。
1998年，王灿发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一年后又开通了全国第一条免费法律帮助热线。不觉间，在帮污染受害者维权路上，他已经行走了16年。
如今，56岁的王灿发，两鬓已有些斑白，但激情不减，仍在“以法律人的冷静和理性，步履艰难却意志坚定地推动着中国环境法治的健全与完善”。 （2010年，他入选央视‘十年法治人物”评选的入选理由。）
创办“中心”
在中国政法大学家属区文化楼内，有个局促的办公室，看上去陈旧不堪。但十几年来，这儿却有一个热线广为全国各地环境污染受害者熟知。
“如果你生活的环境被污染，请拨打电话010-62267459，获得免费的法律帮助”。打开“中心”网站，首页上滚动着这样一段话。
王灿发，出生于山东省成武县一个农家。1982年，在吉林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到厦门大学教书。1985年，考入北大环境科学中心读环境法专业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中国政法大学从事环境法教学和研究。
“像民法、经济法、诉讼法等都是传统法律学科，而环境法作为一个新学科，开始不被人们认可，很多人都觉得没本事才去教这个。1998年时，中国政法大学就剩下我一个搞环境法的老师了。其他的老师，有的当律师了，有的出国了，有的转教其它部门法了。所以全校各个院系只要开环境法课，都由我一个人教。还好，现在我们已经有10多位专职环境法的教授和副教授了。”
1995年，江苏邳州有一些农民因附近工厂排放不达标的污水，他们所养的鱼鸭都毒死了，农民们损失巨大。村民们集体去状告排污单位，没想到法院不予受理。王灿发在报上看到这个新闻后，决定为他们提供免费法律援助。他先后3次到邳州调查、取证。最后，起诉到法院并胜诉，这些农民共获赔40余万元。
事后，王灿发意识到，全国还有很多污染受害者，因缺少专业知识，根本没能力起诉，又很难得到律师帮助，所以萌生了创办一个可以免费帮助污染受害者诉讼的民间组织的想法。
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1998年10月被中国政法大学批准建立一个“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对外称“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并且在当时的学校主管部门司法部备了案。一年后，“中心”开通了全国第一条“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热线”。
“迄今为止，我们共解答了除台湾、西藏以外，全国各地咨询电话13000多人次，‘中心’代理了500多起案件。‘中心’已有8名专职律师，还有一个由环境法研究生组成的志愿者团队，日常有40多人轮流值班。”
胜之不易
“因为取证难等，环境诉讼案子非常复杂，一般都会变成一场持久战，胜利得之不易，有一个案件，从起诉到胜诉历时长达14年。”王灿发说。
“像我们支持的福建屏南县1721人起诉榕屏联营化工厂的案件，当时，我们到那个山上看，发现化工厂排污把整个山上树木、毛竹和庄稼都弄得枯萎和发黄了。2年时间里，村里有17人死于癌症，成为典型的‘癌症村’。”
“这个案件是在2002年起诉的，直到2005年12月，二审判决生效，判赔68万余元。但是，直到2008年，赔偿金和诉讼费才最后执行。”王灿发说，“这个案件在2005年被评为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之一。”
“石梁河水库污染案” 也是一个典型的胜诉案例。
石梁河水库是江苏最大的人工水库，是连云港市备用的饮用水源。1999 年7 月9 日，因水库上游涌入工业污水，导致水库上游300多只网箱内的鱼死亡，后来类似惨剧不断发生。一养殖户发现污染源是山东临沭县的一家造纸厂和化工厂。
2001年，王灿发接手这个案子，当年12 月，连云港市中院一审判决两家污染厂停止损害，赔偿养殖户经济损失560多万元。但是两年后，赔偿款分文未到。后来，在最高法执行局一位副局长督办下， 在2004年年底，这97位农民才终于拿到了560万赔偿款。
还有这样一个拉锯战长达14年的案子：1995年，浙江平湖师范农场特种养殖场状告嘉兴5家企业，要求承担因持续排放染化废水等，致使其存育的美国青蛙蝌蚪和幼蛙死亡，损失48.3万元的赔偿责任。，这个案件到了2009年，才经由基层人民法院到最高人民法院四级法院的多次审理、检察院的两次抗诉，在中心的帮助下取得胜诉。
“环境诉讼的胜利是对整个环境保护的推动，只有污染受害者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才会成功。”王灿发说。
消失的官司
“有的官司打了很多年，最近几个月才一审判决，但是马上又进入了二审。还有的官司打着打着，竟然没有了！” 王灿发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尽管不乏成功案例，但是环境污染诉讼的难度还是非常大，我们的司法审判环境需要完善的空间还很大。”
2010年3月，“中心”接到了福建闽侯县394位农民的求助电话，反映位于村周边的福建省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违法焚烧危废医疗垃圾，而且偷放、漏放废气。有村民称，“去年，村里突然有8人患癌症死亡。最年轻的31岁，最年长的也只有60岁。”
“我们‘中心’派律师戴仁辉、刘金梅去帮助当事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然而，从闽侯县法院打到福州市中院，又从市中院回到县法院，3年时间过去了。直到2013年12月4日才一审判决：赔偿村民们500余万元。但该企业不服，提起了上诉，现在，仍然在二审中。”王灿发说。 还有一个案件更加复杂：
大红袍柑橘是贵州兴义市的特产，有2万多亩地，由于当地马岭工业园区的建设，一些工厂未采取环保措施，导致柑橘几乎绝产，农民损失惨重。454户农民将腾龙磷化工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告上法庭。
“2002年，我们开始调查，案件经过多次判决和裁定，最终又回到一审法院，在‘中心’帮助下农民再次上诉，法院却以没有收到上诉状为理由做出最终裁定，案件终止。”王灿发说。
“我们都坚持12年了，现在这个案子就这样弄没了。”污染受害者的维权途径被剪断，王灿发有些气愤。
“凡是诉讼比较难的，往往因为污染企业是纳税大户，能够解决当地的就业，拉动当地的GDP增长，提高政绩。所以，当地政府会庇护这些企业，百姓的维权难度可想而知了。”王灿发感叹道，“甚至，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见市委书记、市长的机会，比环保局局长都多。环保部门往往也不敢拿他们怎样！”
资金困扰
“创办‘中心’至今，我很欣然地看到，以我们的力量有效促进了中国环境法治的建设，让更多的污染受害者提高了依法环境维权的意识 。但是，因为环境诉讼取证、调查等困难，需要资金支持，现在，每年至少有100万的资金，‘中心’才能运转。现在我们最大的挑战是筹资。”王灿发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为广泛筹措资金，王灿发在国内四处游说有实力的机构和个人，但收效甚微，只好向国际公益组织和基金会寻求资助。
尽管资金匮乏，但是“中心”省吃俭用，将攒下的钱都花在了刀刃上。“该省着花的钱绝不多花，不该省钱的地方也绝不吝啬。”
“针对现在环境法制案件普遍存在取证难的问题，最近，‘中心’花10万元，购买了暗管探测仪。近段时间，江苏灌云县被曝光的有企业通过排污暗管把酱油色污水流向黄海的事件，就是我们的志愿者用这个仪器探查出来的。”
为培养能够打环境官司的律师和法官，从2001年开始，“中心”免费开展了每年一期的环境法律实务培训工作。
“当然这种培训也不是绝对无条件的，这些接受培训的律师，每年至少要办理一件‘中心’交办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王灿发说，“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向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帮助的方式，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促进中国环境法的执行和遵守。”
人生价值
“大白天非常明亮了，但几十盏灯却开着。抬手之劳，却没人去做。关键是意识问题。” 只要不是阴天等特殊情况，每当来“中心”办公室工作，王灿发出电梯进入走廊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走廊的灯关掉。
4月7日，王灿发用“雾霾是因为烧煤太多，烧煤是为了发电，少用电就可少烧煤，我们的空气就可少污染点”的道理说服了楼层一个保安，答应主动去把走廊另一头的灯也关了。
“我们家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都要严格分开。然后送到垃圾站。洗衣服的水，都要先放入大桶，洗拖布，然后冲厕所，要做到‘一水多用’。这是环保人最基本的素质。让人家做环保，自己先要做好环保。” 王灿发说。
“不要说自己对环保无能为力。任何人，随时随地举手之劳就能为环保做贡献。关键还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不是越奢侈、越豪华越有面子，应以简朴为荣。”
王灿发爱好拍摄，出门时喜欢随手拍一些风景照片，随时传到微信上与朋友们分享。什么是自己理想的生活？热爱大自然的王灿发说：“其实，我真想过一种慢节奏的生活，生活的脚步慢一些，好好静下心来，看看风景。让世界多一些绿色，多一些情调，少一些污染，少一些争吵。”
他曾言，自己的偶像是马丁·路德·金。“他用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寻求和平与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