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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良，在中国当代笛箫艺术的表演、创作、教学领域中，已然是一个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文化符号”。并非每一个艺术家都能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当代每一位有很高艺术成就的民族管乐舞台表演艺术家，在自己的领域，都具有其代表性和典型性，就他们不同的风格、流派及表演技能而言，也是各具特色。若就“文化符号”而言，却是一个综合的考量：此中既因其身处可遇而不可求新的时代机遇而能够有大作为，又因其集表演、创作、教学于一体，具有全面、综合而特色兼具且不可替代的艺术成就；既因其在新时期始终以引领者、开拓者的姿态在一个领域驰骋往来，从而在笛箫艺术史上留下的深刻印迹，又因其能够以自觉的文化意识与宽阔的视界，在中西“双文化”格局中推进交流，不断实践其艺术理想与追求，终由艺术化身人文、以技艺升华文化……。或者用更为简洁明白的话来说，当人们想要了解中国新时期笛箫艺术的发展历程，以及这一时期笛箫艺术如何能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契合中，将传统笛箫艺术从单纯的舞台表演艺术提升至一种内蕴一定人文精神的体现和存在时，人们自然会将视线转向其身……。
张维良，在其理想与现实、记忆与幻象交织的梦的精神世界中，一直闪现有这样一段带有剧情性质的情景画面：自己总是永远不停地站在一个老式的公共汽车站上候车。这样一个人生梦境，即使在他成年后，仍然被不断重放，这似乎像是一个“魔咒”：新的目标、新的追求，很快成为陈迹；下一个新的目標、新的追求，又很快成为历史，无论是面对欣喜还是困惑……唯一不变的是他那颗为中国笛箫艺术的拓展而不断追求、为实现新的目标而不停地去赴约的心。
一、“根”系传统
数年前，当“张维良笛艺四十年音乐会”巡演从苏州启动时，在题为“乡梦——张维良笛艺四十年”的宣传册上，展示有 16 首作品，除了现代风格作品，其中属于“向传统学习”的作品就占了10首：
业师赵松庭编曲的《鹧鸪飞》和《二凡》；
业师冯子存的《祝贺》以及刘炽曲、刘森改编的《小放牛》；
创作灵感来自家乡，采用家乡音调自创的作品《太湖春》（择取苏州民歌《小九连环》素材）、《花泣》（以苏州评弹“丽调”唱段《黛玉葬花》为素材）、《乡梦》（采用江南民间音乐和苏州弹词为素材）；
采用地方传统音乐素材自创的作品《南韵》（据福建南音《梅花操》素材）、《行云流水》（据广东音乐素材）、《绿色交响》（采用台湾民谣《阮若打开我内心的门窗》和《六月茉莉》民歌素材）。
这些作品的创作与选择本身，就具有“根”的文化象征性。就“根”系的形成而言，与许多同代人相比，张维良最初的学习，就扎根、浸润于传统音乐的土壤与生存环境。他 8 岁开始和苏州京昆剧团的顾再欣老师学习笛子演奏。那时，他成长的音乐环境中，不绝于耳、萦绕心中的音调，主要就是苏州评弹情势起落较大的唱腔和昆曲清细委婉的曲韵。虽然当时的音乐环境并非单一，但是从幼年至童年，他置身于这样的音乐环境，受其熏陶、影响而成长起来，在同辈人中并不多见。1970年底，14岁的张维良虽然已经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附中部学习，但因政审通不过，没能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转而通过考试被招入苏州吴县京昆剧团。所谓“祸兮，福之所倚”。作为苏州吴县京昆剧团的一位小演员，在频繁的下乡演出中，他广泛接触了评弹、沪剧、锡剧、京剧、昆剧等传统戏曲、曲艺音乐。16 岁那年，他有幸成为笛乐大师赵松庭的弟子，从而受到系统的训练。可以说，张维良在进入专业音乐院校学习之前，就已经在传统音乐的土壤及雨露中汲取养分、受其浸润，并得到名师的精心指点、深得其传。这些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经历。不仅幸运，并且难得。大凡真正的人才或曰大才的成长，不可不究其“根”系，探其源头。历史上，于文史哲领域能成大家者，通常得益于家学与师学。而民族器乐表演艺术领域，能从小于拜师学艺中受益，在口传心授中建立起对传统音乐的感悟，这样的熏陶，虽非“学历教育”，但这对于他的“根”系而言，是生长得早、扎得深，并且是不断往主干大枝提供养分的那一束。
张维良于 1977 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北上求学。这是他艺术人生的重要转折。对于民族器乐表演艺术而言，要想成为这个领域的大师，起码要有“曲通南北”、融通诸家的能力和实力。张维良在北京求学期间，师从于冯子存、赵松庭、刘管乐、王铁锤等老师，能够与这几位笛乐大师面对面学习，耳提面授，学其技艺，受其教诲，这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这样的学习，得益于民族器乐教学要向传统学习的教学理念。这种得到传统管乐大师的亲授、熏陶，于耳闻目睹中受到潜移默化影响的学习，已非今日课堂或音乐会排演的训练能比。1982 年，张维良获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民族器乐比赛（笛子组）第一名，为自己的学业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立足当代前沿的笛箫表演艺术家
距今 30 年前，也就是 1987 年，张维良在北京举办的那场备受瞩目的笛箫音乐会，是在当时的“新潮音乐”创作影响下，率先在民族器乐领域，从民族器乐的继承和创作的角度，将笛箫音乐带入新的历史语境，并展示新的艺术魅力的一场令人瞩目的音乐会。对于这场音乐会，正如当年我在以《民族器乐的继承与开拓》为题的音乐评论中写到的，张维良的“笛箫音乐会可视为在近年音乐创作‘新潮’影响下，于民族器乐专门领域（笛、箫）所做的大胆的开拓性的努力。如果说，在以西方管弦乐形式为主体的专业创作领域是后浪逐前浪，而在以东方（中国）民族器乐形式为主体的专业创作领域，则似乎是新有气象。这场笛箫音乐会的举办在此音乐文化生活的背景下，应当说是有创新意义的”。
回眸往事，这场笛箫音乐会在其人生发展中显示的是，这是张维良日后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新成就的开端，也是日后被称誉为“笛箫圣手”事业发展的开端；是张维良作为民族器乐笛箫艺术领域“文化符号”逐步形成的开端，更是张维良笛箫艺术或曰带有个人独特艺术魅力、个性特征与创新精神的“艺术品牌”得以打造的开端。我们已经可以看清，这样一个开端，在张维良一生事业发展中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当中国传统笛箫艺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时，他已经站在艺术前沿舞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场笛箫音乐会，事实上成为当时引领民族器乐笛箫艺术新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他也因此成为这一时期笛箫专业领域“新民乐”发展的第一方阵领跑者。 在将竹笛艺术带入现代音乐创作领域方面，张维良以开放的胸怀和具有前瞻性的眼光，与现代作曲家合作，通过自己的二度创作，将一批中国现代笛乐作品呈现于乐坛，丰富了中国笛乐的曲目，同时也扩大了笛乐的艺术表现力。经张维良演奏而产生重要影响的现代笛乐作品，有杨青的《笛子与乐队的对话》（1987）、关廼忠的竹笛协奏曲《蝴蝶梦》（1988）、杨青的竹笛协奏曲《苍》（1991）、高为杰的竹笛协奏曲《别梦》（1991）、高为杰的长笛与竹笛《缘梦》（1993）。另有陈其钢的室内乐作品——由笛与尺八作为唯一的线性旋律乐器与三弦、古筝、琵琶的重奏——《三笑》（1995）。 这些作品的演奏，包括其中用十二音序列写成的音调，张维良都是用六孔笛完成，并不使用多孔笛，以此保持竹笛的音色和手指的解放。应当说，张维良与当代作曲家一起所做的大胆尝试，在当代中国音乐的总体发展格局中，具有启示性和开拓性，其意义不仅在于笛乐的发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整个民族器乐领域的创作和发展。
笛乐界的各家各派，仍然是以“东南西北” 各种地域或民族乐风，作为自己的创作风格以及演奏风格的特点；其审美价值取向，也仍然是以浓郁的地方民族风格为审美价值取向。张维良的笛乐演奏，汇南北各派代表性曲目演奏于一台，并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例如，他演奏的冯子存的《喜相逢》、赵松庭的《早晨》，在风格的表达和气、舌、指诸演奏技巧的运用等方面，可以说更为鲜明、透彻，更具有张力和对比性，其音响也更加立体。在他自创的笛箫作品中，对“乡音”的把握更具有风格上的纯正、语汇上的丰富、意境上的深远诸特点。
对于笛箫的演奏艺术及其教学而言，张维良尤其强调和重视气息的掌控和训练。这也是张维良笛箫演奏艺术令人印象深的一个方面。甚至可以说，张维良笛箫教学的精髓，就是对气息的认识和把握。笛子演奏专业的杨伟杰博士曾说，令他震撼的就是张维良的那一口“气”——气息、气势、气场之气。他说，“你们听他吹笛子，会感受到一个很大的气势，这是张维良演奏艺术的特点。他很注重声音的‘线条’，他一口气的线条很大，大开大合，气贯长虹，……这是他有别于他人大的特点，大气、深刻——一个是宽度，一个是深度，大气里面有深刻，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场面已经大气了，如果再进入心灵深下去，就比较难了”。
三、一位在创作领域硕果可观、创演兼为的笛箫表演艺术家
张维良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在于他是以传统为根，同时还在于他是一位集表演、创作、教学于一体，兼而为之并卓有成效的现代笛箫艺术家。他对现代笛乐的演奏与创作进行的长期探索并付诸实践，可谓硕果累累。张维良笛乐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他的笛乐创作和表演中。一是创作具有传统文化内蕴但主要以现代新的民族器乐作曲技法或现代音乐作曲技法创作的现代笛乐作品，具有将传统带入现代意义的“现代性”；二是以自己精湛的竹笛演奏艺术，在以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为主要创作手段的中国现代音乐作品的表演中发挥作用。
与张维良的笛乐创作有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维良在毕业后，在李西安先生的引导和安排下，向王酩、戴宏威和茅源老师学习作曲。此后，他还和许多当代作曲家交朋友，向他们学习作曲技法，虚心请教，勤奋学习。由此，他为自己开辟了一条新的笛乐创作之路，并通过各种创作，成为创作、表演兼为的笛箫艺术家。张维良早年改编的古曲《秋江夜泊》《梅花三弄》等，现已成为经典曲目而广泛流传。概括地讲，张维良的笛乐创作作品，一是来自传统，二是再创新传统。他的四十年从艺巡演音乐的后一站，是在北京中国音乐学院举办。这场音乐会，其实称得上是“张维良笛乐作品音乐会”。音乐会的全部作品，都是张维良自创并演奏的。
張维良的创作灵感和创作素材，不少来自家乡和一些南方民间音乐传统。可能是同出吴地的缘故，在他的音乐作品中，我能听到可以被称为“儿时记忆”的音调，那是从潜意识中释放出来却又在创作中被变形幻化的音调。那甚至可能是在襁褓时期就已印入脑中的音调，或者说是只有在吴侬软语的声调环境中才会留下的“音调记忆”。当然，更深一层，当他在音乐中触及内心深情之处，以及在音乐中表现令人联想到江南意境、往事情思一类“乡梦”时，他的笛声和乐队，还是会用“乡音”做自然的流露和表达。当然，这也包括在《秋叶》演奏中那股萧瑟之气中听到的人生中曾经历过的苍凉。即使当笛子在与民族乐队的协奏中，以生动的节奏韵律、声效对比和音色组合，呈现出色彩丰富而有层次感的音响之后，当繁音逝去，能够留在心底轻吟低唱的，也依然是乡音和传统音乐语言中的精髓，这些正是张维良笛乐之根系在传统音乐土壤中汲取的菁华。
在许多时候，张维良的笛乐创作，虽然传承、延续着传统，但是同时也在创作中运用现代作曲技法，只是他不是为了技术的运用而展现技术，而是将技术融化在笛乐审美意境的表现需要中。1985年至1995年期间，张维良曾多次与法国电子音乐实验室合作，他创作的笛箫与电子音乐结合的作品，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如《天幻箫音》《问天》等 CD 的发行量就超过了 45 万张，成为中国民族器乐在该领域走向国际的先行者。张维良曾与张艺谋、陈凯歌等合作担任电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的音乐创作并演奏；2008 年 8 月 8日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的第七个节目《自然》，由 2008 位武者以太极拳表演的方式呈现出来，《自然》的音乐正是由张维良创作并演奏的。音乐的创作，达到了张艺谋导演想要的效果——“一种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来诠释中国‘天人合一’的价值观，来展现一种浑然一体，空灵的感觉”。张维良还担任第40届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的“超越发展：大自然智慧的再发现”中国馆的现场音乐会的全部音乐原创。他还应香港阳光文化委约创作《郑和下西洋》音乐，在美国播放后获得极高的评价。
张维良在竹笛与民族管弦乐队的协奏等作品创作中，运用现代创作技法，注重和声的色彩，所用有九和弦、十一和弦，意在造成色彩的对比，并且与作品的民族音乐风格并不相悖。至于在笛子演奏中，创造性地运用全音阶及十二音序手法，将笛子音域拓宽至三个八度，并被运用于箫的演奏，更是他在拓展笛箫演技艺方面的贡献。他还担任舞剧《想亲亲》、北京人艺话剧《蔡文姬》的音乐创作，如此种种，不做赘述。 四、构筑国际音乐传播交流新平台，向世界介绍中国笛箫艺术
2006年，当时任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主任的张维良，在原有的“华夏室内乐团”基础上，创建了“华夏室民族管弦乐团”。此后，这个乐团相当活跃，斐声海外。2012 年，张维良在教学活动中，以学院的竹笛专业教师和研究生、本科生为主体，组建了国内（大陆）首支中国竹笛乐团。张维良以演奏家、作曲家的双重身份以及长期的舞台演奏经验，建构这支独特的专业乐团。有关这支竹笛乐团的功能，他认为一是推动竹笛艺术的不断发展，为不同风格、流派的竹笛演奏家提供展示才艺的平台；二是提升笛乐的创作和表演水准；三是为竹笛乐器的创作乃至理论研究提供实践平台；四是促进海内外的音乐交流。对于竹笛乐团的声部设置与训练，他提出，“竹笛乐团的建立，就是要去探讨如何融合，寻找共性，并在融合当中保有个性”。在乐器声部上设置有小笛、梆笛、曲笛、低音大笛到倍低音大笛等声部。对于和声的运用，他主张保持原来竹笛的色彩，但注意和声运用的自然。在专为竹笛乐团创作作品时，他认为，“竹笛乐团与箫放在一起，可以听到箫古老的韵味，这是非传统和声的概念，我在铺垫色彩，而和声则跟着色彩，而不是按西方的传统和声的规则”，并且也尝试竹笛乐团与钢琴和某些民族乐器演奏的合作。
中国竹笛乐团曾与伦敦、法国、美国、英国等国的乐团合作演出，并获得很高的评价。创作有包括室内乐，协奏曲、独奏曲等各类体裁的作品 130 余部。2014年 5 月底，张维良率领这支乐团在闻名世界的伦敦南岸中心伊丽莎白女王大厅（Queen Elizabeth Hall）举行了一场“笛箫传天籁”音乐会。张维良专门为中国竹笛乐团创作的《月》《莽原》和郭文景的竹笛三重奏《竹枝词》 ，首次在英伦展演。张维良为这场音乐会，联合了中国竹笛乐协与英国爱乐乐团的多位演奏家，由英国著名指挥家戴维·穆菲（David Murphy）执棒做世界首演。“竹笛很小，世界很大。”这是张维良的一句口头禅。中国竹笛乐团，出访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获得很大成功并产生广泛回响。
张维良的笛箫艺术，多年来，不断在国际音乐交流中显其声像、展其风姿。2014年 12 月 30 日，正值辞旧迎新之际，张维良应英国首相府的邀请，作为唯一的一位中国音乐家，于中国农历春节初五，在英国首相府由首相卡梅伦主办的新春招待会上，与伦敦爱乐管弦乐团的音乐家一起合作，在招待会上演奏英国邀请方专点的《牧民新歌》這首乐曲。其后，BBC、欧洲时报、星岛日报、伦敦侨报等媒体纷纷做了报道和专访，许多记者纷纷找张维良介绍中国音乐和有八千多年历史的笛箫类乐器。
五、走向“新人文艺术”的笛箫表演艺术家
跨入 21 世纪的十几年以来，事业上更为成熟、思维更加活跃、行动力更强的张维良，在以往艺术成就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笛箫艺术的发展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并通过一系列重要的艺术实践，逐渐形成我称之为既有其个性特点又具有时代引领作用的“新人文艺术”（或曰“新人文笛箫艺术”）。这个“新人文艺术”的美学特点，主要体现在以吴文化为其美学底蕴的文人性、综合视听与舞台表演艺术的情景性以及融中西古今为一体、面向世界的现代性这三个方面，并通过数个具较大影响力的舞台艺术表演活动，展示其特征。这其中包括：
2013年，“张维良笛艺四十年音乐会”于苏、沪、杭、京四地的巡演。这次巡演音乐会张维良的自创曲目，除了重意境的表达，还具有文人性特征：一是体现在主要以吴文化作为乐曲的人文内涵与表现对象，抒发其人文情怀；二是体现在“以笛为诗”、以乐写意，典雅中和、圆融自如的创作演奏上。其中以《花泣》《南韵》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
2013年 12 月 23 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行“大雅国风· 张维良的民乐新纪元”音乐会。这场音乐会被视为他对“新民乐”的最佳诠释。这场音乐会将张维良多年来的艺术探求，升华到新的境界。乐曲采用了苏州环太湖地区的音乐素材去进行全新创作，将吴音古韵以崭新的方式呈现。如以吴文化为创作题材的作品《秋江夜泊》，箫在古筝淡淡的伴奏下，加上背景荧幕上水墨流动视觉效果的衬托，表现“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诗境；《湖山梦萦》以清代宫廷大画家徐扬的《姑苏繁华图》作为创作意念，并特邀苏州弹词名家张建珍与苏州评弹学校的学员参加演出，幽幽笛声与歌声互相交融，秀美的江南意境从舞台和缓流泻下去。国际级的制作和演奏团队，用新颖的视听概念，突破了传统中国音乐演出的界限，把整个舞台作为张维良艺术思想的载体，为观众呈现一种多角度、全方位的视听新感受。
2014年 11 月 19 日，张维良率中国竹笛乐团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笛箫传天籁”音乐会》。其表演力求创新，旨在不断拓宽竹笛器乐的创作、表现空间，从东方美学的角度，对创作、表演的风格特色进行合理的审视，同时总结和归纳器乐演奏和技能训练的经验，使竹笛器乐的发展更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在新的时代探寻竹笛器乐合奏形式的多种可能性。正如张维良强调的，“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的可能性是无限的，重点是要符合人的审美，符合东方人的情怀与思想，只有如此才能够使这些可能性得以实现”。
2017年，国家大剧院上演张维良的大型人文艺术史诗《远古的呼唤》，演出采用音乐、戏曲、武术、舞蹈和吟诗相结合的表现形式，集视、听、感官于一体，呈现儒道佛精神的博大与恢宏。贯穿于多媒体影像，灯光等舞台设计中的重要元素就是自然。一切由自然中生，在自然中发展。演奏家、演员与舞台环境融为一体。
张维良，一个已然的中国笛箫艺术“文化符号”，一位在中西交融、传统与现代的契合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并艺术成就斐然的“新人文”笛箫艺术家。相信他还能走得更远……
（责任编辑：张洪全）
张维良，在其理想与现实、记忆与幻象交织的梦的精神世界中，一直闪现有这样一段带有剧情性质的情景画面：自己总是永远不停地站在一个老式的公共汽车站上候车。这样一个人生梦境，即使在他成年后，仍然被不断重放，这似乎像是一个“魔咒”：新的目标、新的追求，很快成为陈迹；下一个新的目標、新的追求，又很快成为历史，无论是面对欣喜还是困惑……唯一不变的是他那颗为中国笛箫艺术的拓展而不断追求、为实现新的目标而不停地去赴约的心。
一、“根”系传统
数年前，当“张维良笛艺四十年音乐会”巡演从苏州启动时，在题为“乡梦——张维良笛艺四十年”的宣传册上，展示有 16 首作品，除了现代风格作品，其中属于“向传统学习”的作品就占了10首：
业师赵松庭编曲的《鹧鸪飞》和《二凡》；
业师冯子存的《祝贺》以及刘炽曲、刘森改编的《小放牛》；
创作灵感来自家乡，采用家乡音调自创的作品《太湖春》（择取苏州民歌《小九连环》素材）、《花泣》（以苏州评弹“丽调”唱段《黛玉葬花》为素材）、《乡梦》（采用江南民间音乐和苏州弹词为素材）；
采用地方传统音乐素材自创的作品《南韵》（据福建南音《梅花操》素材）、《行云流水》（据广东音乐素材）、《绿色交响》（采用台湾民谣《阮若打开我内心的门窗》和《六月茉莉》民歌素材）。
这些作品的创作与选择本身，就具有“根”的文化象征性。就“根”系的形成而言，与许多同代人相比，张维良最初的学习，就扎根、浸润于传统音乐的土壤与生存环境。他 8 岁开始和苏州京昆剧团的顾再欣老师学习笛子演奏。那时，他成长的音乐环境中，不绝于耳、萦绕心中的音调，主要就是苏州评弹情势起落较大的唱腔和昆曲清细委婉的曲韵。虽然当时的音乐环境并非单一，但是从幼年至童年，他置身于这样的音乐环境，受其熏陶、影响而成长起来，在同辈人中并不多见。1970年底，14岁的张维良虽然已经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附中部学习，但因政审通不过，没能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转而通过考试被招入苏州吴县京昆剧团。所谓“祸兮，福之所倚”。作为苏州吴县京昆剧团的一位小演员，在频繁的下乡演出中，他广泛接触了评弹、沪剧、锡剧、京剧、昆剧等传统戏曲、曲艺音乐。16 岁那年，他有幸成为笛乐大师赵松庭的弟子，从而受到系统的训练。可以说，张维良在进入专业音乐院校学习之前，就已经在传统音乐的土壤及雨露中汲取养分、受其浸润，并得到名师的精心指点、深得其传。这些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经历。不仅幸运，并且难得。大凡真正的人才或曰大才的成长，不可不究其“根”系，探其源头。历史上，于文史哲领域能成大家者，通常得益于家学与师学。而民族器乐表演艺术领域，能从小于拜师学艺中受益，在口传心授中建立起对传统音乐的感悟，这样的熏陶，虽非“学历教育”，但这对于他的“根”系而言，是生长得早、扎得深，并且是不断往主干大枝提供养分的那一束。
张维良于 1977 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北上求学。这是他艺术人生的重要转折。对于民族器乐表演艺术而言，要想成为这个领域的大师，起码要有“曲通南北”、融通诸家的能力和实力。张维良在北京求学期间，师从于冯子存、赵松庭、刘管乐、王铁锤等老师，能够与这几位笛乐大师面对面学习，耳提面授，学其技艺，受其教诲，这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这样的学习，得益于民族器乐教学要向传统学习的教学理念。这种得到传统管乐大师的亲授、熏陶，于耳闻目睹中受到潜移默化影响的学习，已非今日课堂或音乐会排演的训练能比。1982 年，张维良获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民族器乐比赛（笛子组）第一名，为自己的学业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立足当代前沿的笛箫表演艺术家
距今 30 年前，也就是 1987 年，张维良在北京举办的那场备受瞩目的笛箫音乐会，是在当时的“新潮音乐”创作影响下，率先在民族器乐领域，从民族器乐的继承和创作的角度，将笛箫音乐带入新的历史语境，并展示新的艺术魅力的一场令人瞩目的音乐会。对于这场音乐会，正如当年我在以《民族器乐的继承与开拓》为题的音乐评论中写到的，张维良的“笛箫音乐会可视为在近年音乐创作‘新潮’影响下，于民族器乐专门领域（笛、箫）所做的大胆的开拓性的努力。如果说，在以西方管弦乐形式为主体的专业创作领域是后浪逐前浪，而在以东方（中国）民族器乐形式为主体的专业创作领域，则似乎是新有气象。这场笛箫音乐会的举办在此音乐文化生活的背景下，应当说是有创新意义的”。
回眸往事，这场笛箫音乐会在其人生发展中显示的是，这是张维良日后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新成就的开端，也是日后被称誉为“笛箫圣手”事业发展的开端；是张维良作为民族器乐笛箫艺术领域“文化符号”逐步形成的开端，更是张维良笛箫艺术或曰带有个人独特艺术魅力、个性特征与创新精神的“艺术品牌”得以打造的开端。我们已经可以看清，这样一个开端，在张维良一生事业发展中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当中国传统笛箫艺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时，他已经站在艺术前沿舞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场笛箫音乐会，事实上成为当时引领民族器乐笛箫艺术新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他也因此成为这一时期笛箫专业领域“新民乐”发展的第一方阵领跑者。 在将竹笛艺术带入现代音乐创作领域方面，张维良以开放的胸怀和具有前瞻性的眼光，与现代作曲家合作，通过自己的二度创作，将一批中国现代笛乐作品呈现于乐坛，丰富了中国笛乐的曲目，同时也扩大了笛乐的艺术表现力。经张维良演奏而产生重要影响的现代笛乐作品，有杨青的《笛子与乐队的对话》（1987）、关廼忠的竹笛协奏曲《蝴蝶梦》（1988）、杨青的竹笛协奏曲《苍》（1991）、高为杰的竹笛协奏曲《别梦》（1991）、高为杰的长笛与竹笛《缘梦》（1993）。另有陈其钢的室内乐作品——由笛与尺八作为唯一的线性旋律乐器与三弦、古筝、琵琶的重奏——《三笑》（1995）。 这些作品的演奏，包括其中用十二音序列写成的音调，张维良都是用六孔笛完成，并不使用多孔笛，以此保持竹笛的音色和手指的解放。应当说，张维良与当代作曲家一起所做的大胆尝试，在当代中国音乐的总体发展格局中，具有启示性和开拓性，其意义不仅在于笛乐的发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整个民族器乐领域的创作和发展。
笛乐界的各家各派，仍然是以“东南西北” 各种地域或民族乐风，作为自己的创作风格以及演奏风格的特点；其审美价值取向，也仍然是以浓郁的地方民族风格为审美价值取向。张维良的笛乐演奏，汇南北各派代表性曲目演奏于一台，并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例如，他演奏的冯子存的《喜相逢》、赵松庭的《早晨》，在风格的表达和气、舌、指诸演奏技巧的运用等方面，可以说更为鲜明、透彻，更具有张力和对比性，其音响也更加立体。在他自创的笛箫作品中，对“乡音”的把握更具有风格上的纯正、语汇上的丰富、意境上的深远诸特点。
对于笛箫的演奏艺术及其教学而言，张维良尤其强调和重视气息的掌控和训练。这也是张维良笛箫演奏艺术令人印象深的一个方面。甚至可以说，张维良笛箫教学的精髓，就是对气息的认识和把握。笛子演奏专业的杨伟杰博士曾说，令他震撼的就是张维良的那一口“气”——气息、气势、气场之气。他说，“你们听他吹笛子，会感受到一个很大的气势，这是张维良演奏艺术的特点。他很注重声音的‘线条’，他一口气的线条很大，大开大合，气贯长虹，……这是他有别于他人大的特点，大气、深刻——一个是宽度，一个是深度，大气里面有深刻，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场面已经大气了，如果再进入心灵深下去，就比较难了”。
三、一位在创作领域硕果可观、创演兼为的笛箫表演艺术家
张维良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在于他是以传统为根，同时还在于他是一位集表演、创作、教学于一体，兼而为之并卓有成效的现代笛箫艺术家。他对现代笛乐的演奏与创作进行的长期探索并付诸实践，可谓硕果累累。张维良笛乐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他的笛乐创作和表演中。一是创作具有传统文化内蕴但主要以现代新的民族器乐作曲技法或现代音乐作曲技法创作的现代笛乐作品，具有将传统带入现代意义的“现代性”；二是以自己精湛的竹笛演奏艺术，在以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为主要创作手段的中国现代音乐作品的表演中发挥作用。
与张维良的笛乐创作有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维良在毕业后，在李西安先生的引导和安排下，向王酩、戴宏威和茅源老师学习作曲。此后，他还和许多当代作曲家交朋友，向他们学习作曲技法，虚心请教，勤奋学习。由此，他为自己开辟了一条新的笛乐创作之路，并通过各种创作，成为创作、表演兼为的笛箫艺术家。张维良早年改编的古曲《秋江夜泊》《梅花三弄》等，现已成为经典曲目而广泛流传。概括地讲，张维良的笛乐创作作品，一是来自传统，二是再创新传统。他的四十年从艺巡演音乐的后一站，是在北京中国音乐学院举办。这场音乐会，其实称得上是“张维良笛乐作品音乐会”。音乐会的全部作品，都是张维良自创并演奏的。
張维良的创作灵感和创作素材，不少来自家乡和一些南方民间音乐传统。可能是同出吴地的缘故，在他的音乐作品中，我能听到可以被称为“儿时记忆”的音调，那是从潜意识中释放出来却又在创作中被变形幻化的音调。那甚至可能是在襁褓时期就已印入脑中的音调，或者说是只有在吴侬软语的声调环境中才会留下的“音调记忆”。当然，更深一层，当他在音乐中触及内心深情之处，以及在音乐中表现令人联想到江南意境、往事情思一类“乡梦”时，他的笛声和乐队，还是会用“乡音”做自然的流露和表达。当然，这也包括在《秋叶》演奏中那股萧瑟之气中听到的人生中曾经历过的苍凉。即使当笛子在与民族乐队的协奏中，以生动的节奏韵律、声效对比和音色组合，呈现出色彩丰富而有层次感的音响之后，当繁音逝去，能够留在心底轻吟低唱的，也依然是乡音和传统音乐语言中的精髓，这些正是张维良笛乐之根系在传统音乐土壤中汲取的菁华。
在许多时候，张维良的笛乐创作，虽然传承、延续着传统，但是同时也在创作中运用现代作曲技法，只是他不是为了技术的运用而展现技术，而是将技术融化在笛乐审美意境的表现需要中。1985年至1995年期间，张维良曾多次与法国电子音乐实验室合作，他创作的笛箫与电子音乐结合的作品，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如《天幻箫音》《问天》等 CD 的发行量就超过了 45 万张，成为中国民族器乐在该领域走向国际的先行者。张维良曾与张艺谋、陈凯歌等合作担任电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的音乐创作并演奏；2008 年 8 月 8日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的第七个节目《自然》，由 2008 位武者以太极拳表演的方式呈现出来，《自然》的音乐正是由张维良创作并演奏的。音乐的创作，达到了张艺谋导演想要的效果——“一种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来诠释中国‘天人合一’的价值观，来展现一种浑然一体，空灵的感觉”。张维良还担任第40届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的“超越发展：大自然智慧的再发现”中国馆的现场音乐会的全部音乐原创。他还应香港阳光文化委约创作《郑和下西洋》音乐，在美国播放后获得极高的评价。
张维良在竹笛与民族管弦乐队的协奏等作品创作中，运用现代创作技法，注重和声的色彩，所用有九和弦、十一和弦，意在造成色彩的对比，并且与作品的民族音乐风格并不相悖。至于在笛子演奏中，创造性地运用全音阶及十二音序手法，将笛子音域拓宽至三个八度，并被运用于箫的演奏，更是他在拓展笛箫演技艺方面的贡献。他还担任舞剧《想亲亲》、北京人艺话剧《蔡文姬》的音乐创作，如此种种，不做赘述。 四、构筑国际音乐传播交流新平台，向世界介绍中国笛箫艺术
2006年，当时任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主任的张维良，在原有的“华夏室内乐团”基础上，创建了“华夏室民族管弦乐团”。此后，这个乐团相当活跃，斐声海外。2012 年，张维良在教学活动中，以学院的竹笛专业教师和研究生、本科生为主体，组建了国内（大陆）首支中国竹笛乐团。张维良以演奏家、作曲家的双重身份以及长期的舞台演奏经验，建构这支独特的专业乐团。有关这支竹笛乐团的功能，他认为一是推动竹笛艺术的不断发展，为不同风格、流派的竹笛演奏家提供展示才艺的平台；二是提升笛乐的创作和表演水准；三是为竹笛乐器的创作乃至理论研究提供实践平台；四是促进海内外的音乐交流。对于竹笛乐团的声部设置与训练，他提出，“竹笛乐团的建立，就是要去探讨如何融合，寻找共性，并在融合当中保有个性”。在乐器声部上设置有小笛、梆笛、曲笛、低音大笛到倍低音大笛等声部。对于和声的运用，他主张保持原来竹笛的色彩，但注意和声运用的自然。在专为竹笛乐团创作作品时，他认为，“竹笛乐团与箫放在一起，可以听到箫古老的韵味，这是非传统和声的概念，我在铺垫色彩，而和声则跟着色彩，而不是按西方的传统和声的规则”，并且也尝试竹笛乐团与钢琴和某些民族乐器演奏的合作。
中国竹笛乐团曾与伦敦、法国、美国、英国等国的乐团合作演出，并获得很高的评价。创作有包括室内乐，协奏曲、独奏曲等各类体裁的作品 130 余部。2014年 5 月底，张维良率领这支乐团在闻名世界的伦敦南岸中心伊丽莎白女王大厅（Queen Elizabeth Hall）举行了一场“笛箫传天籁”音乐会。张维良专门为中国竹笛乐团创作的《月》《莽原》和郭文景的竹笛三重奏《竹枝词》 ，首次在英伦展演。张维良为这场音乐会，联合了中国竹笛乐协与英国爱乐乐团的多位演奏家，由英国著名指挥家戴维·穆菲（David Murphy）执棒做世界首演。“竹笛很小，世界很大。”这是张维良的一句口头禅。中国竹笛乐团，出访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获得很大成功并产生广泛回响。
张维良的笛箫艺术，多年来，不断在国际音乐交流中显其声像、展其风姿。2014年 12 月 30 日，正值辞旧迎新之际，张维良应英国首相府的邀请，作为唯一的一位中国音乐家，于中国农历春节初五，在英国首相府由首相卡梅伦主办的新春招待会上，与伦敦爱乐管弦乐团的音乐家一起合作，在招待会上演奏英国邀请方专点的《牧民新歌》這首乐曲。其后，BBC、欧洲时报、星岛日报、伦敦侨报等媒体纷纷做了报道和专访，许多记者纷纷找张维良介绍中国音乐和有八千多年历史的笛箫类乐器。
五、走向“新人文艺术”的笛箫表演艺术家
跨入 21 世纪的十几年以来，事业上更为成熟、思维更加活跃、行动力更强的张维良，在以往艺术成就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笛箫艺术的发展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并通过一系列重要的艺术实践，逐渐形成我称之为既有其个性特点又具有时代引领作用的“新人文艺术”（或曰“新人文笛箫艺术”）。这个“新人文艺术”的美学特点，主要体现在以吴文化为其美学底蕴的文人性、综合视听与舞台表演艺术的情景性以及融中西古今为一体、面向世界的现代性这三个方面，并通过数个具较大影响力的舞台艺术表演活动，展示其特征。这其中包括：
2013年，“张维良笛艺四十年音乐会”于苏、沪、杭、京四地的巡演。这次巡演音乐会张维良的自创曲目，除了重意境的表达，还具有文人性特征：一是体现在主要以吴文化作为乐曲的人文内涵与表现对象，抒发其人文情怀；二是体现在“以笛为诗”、以乐写意，典雅中和、圆融自如的创作演奏上。其中以《花泣》《南韵》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
2013年 12 月 23 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行“大雅国风· 张维良的民乐新纪元”音乐会。这场音乐会被视为他对“新民乐”的最佳诠释。这场音乐会将张维良多年来的艺术探求，升华到新的境界。乐曲采用了苏州环太湖地区的音乐素材去进行全新创作，将吴音古韵以崭新的方式呈现。如以吴文化为创作题材的作品《秋江夜泊》，箫在古筝淡淡的伴奏下，加上背景荧幕上水墨流动视觉效果的衬托，表现“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诗境；《湖山梦萦》以清代宫廷大画家徐扬的《姑苏繁华图》作为创作意念，并特邀苏州弹词名家张建珍与苏州评弹学校的学员参加演出，幽幽笛声与歌声互相交融，秀美的江南意境从舞台和缓流泻下去。国际级的制作和演奏团队，用新颖的视听概念，突破了传统中国音乐演出的界限，把整个舞台作为张维良艺术思想的载体，为观众呈现一种多角度、全方位的视听新感受。
2014年 11 月 19 日，张维良率中国竹笛乐团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笛箫传天籁”音乐会》。其表演力求创新，旨在不断拓宽竹笛器乐的创作、表现空间，从东方美学的角度，对创作、表演的风格特色进行合理的审视，同时总结和归纳器乐演奏和技能训练的经验，使竹笛器乐的发展更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在新的时代探寻竹笛器乐合奏形式的多种可能性。正如张维良强调的，“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的可能性是无限的，重点是要符合人的审美，符合东方人的情怀与思想，只有如此才能够使这些可能性得以实现”。
2017年，国家大剧院上演张维良的大型人文艺术史诗《远古的呼唤》，演出采用音乐、戏曲、武术、舞蹈和吟诗相结合的表现形式，集视、听、感官于一体，呈现儒道佛精神的博大与恢宏。贯穿于多媒体影像，灯光等舞台设计中的重要元素就是自然。一切由自然中生，在自然中发展。演奏家、演员与舞台环境融为一体。
张维良，一个已然的中国笛箫艺术“文化符号”，一位在中西交融、传统与现代的契合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并艺术成就斐然的“新人文”笛箫艺术家。相信他还能走得更远……
（责任编辑：张洪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