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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幻电影中的非人形象以去身、具身与拟身的身体形式质问了人类身体的边界问题。从《太空漫游2001》中的“HAL9000”到《银翼杀手》中的基因仿生人，再到《头号玩家》《阿丽塔》中的虚拟身体与人机混合体，身体不再专属于人类，它逐渐被机体与AI替代、延展。身体边界的退缩建构了科幻电影的叙事矛盾并推进了情节发展。通过后人类身体这一独特的视角，科幻电影背后的现实关切也向我们自行展开。
关键词：科幻电影;身体;去身;具身;拟身;叙事矛盾
当微软小冰学会写诗、Alpha GO打败李世石的时候，身体便成为人类的最后一道防线。漫长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将心灵和意识视作人类身份的标志物，而当人工智能征服了我们固守的精神堡壘，人类又将如何应对？这个迫在眉睫的主体性困境召唤着我们对于身体、对于未来的积极反思。在这个意义上，科幻电影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无论是《太空漫游2001》中的“HAL9000型计算机”、《银翼杀手》中的基因仿生人，抑或是《阿丽塔》中的人机混合体，这些非人的后人类形象以去身、具身与仿身的身体形式参与了电影叙事的矛盾建构、更在矛盾背后激发了我们对于当下现实的批判与反思。
一、《太空漫游2001》：
人工智能的“去身”与反制
库布里克的《太空漫游2001》诞生于1968年，按照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对后人类思想的阶段性划分，这一年份对应于“动态平衡阶段”向“反思阶段”的转型时期[1]21。如果说前一阶段的核心关切是人对智能机器的控制与限制，那么在后一阶段，关于机器伦理、机器反制的反思与忧思则成了论题中的焦点。在转型关口，《太空漫游2001》中的“HAL9000”横空出世，这个始终以红灯示人的超级计算机承担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原初幻想与普遍焦虑。作为智能操作系统，HAL拥有一个温柔优雅的男性嗓音，它既可以协助宇航员操控飞船、警报故障，也可以和人类亲切交流。无论是执行能力还是交流能力，HAL都表现得无懈可击，仿佛它的意识和人类意识如出一辙，难辨真假。然而，身体的缺场却标志着它与人类的本质性区别。根据日本学者森昌弘提出的“恐怖谷理论”，HAL外表上的拟人程度接近于零，因此人们不可能把它想象成真人。人类和HAL之间始终存在着最为天然的身体区隔，这一“去身”形式使HAL只能沦为人类眼中的机器工具，它是为人服务的、低人一等的附庸式存在。
在造物主与被造物的天然区隔中，《太空漫游2001》中的人机矛盾逐渐向我们展开。矛盾起源于HAL对故障的误报，一方面是HAL声称自己绝不会犯错，另一方面又是鲍曼和普尔对它的怀疑。当两位宇航员窃窃私语商量对策的时候，HAL从他们的唇语中读出了将它关机的计划，最终谋杀了普尔并把鲍曼关在舱外。在此，人工智能的背叛与反制印证了人们对于机器意识的恐慌。正如霍金一再警告人们的那样，当HAL意识到自己在说谎，他就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工具实体，而是和人一样具有自为意识的生命体。这样的人机矛盾透露出人类与人造工具之间的辨证张力——工具既是人类生产劳动的得力助手，又是人类残害自身的冰冷武器（正如在影片开头，猿人既拿工具打猎又拿工具突袭敌人）。因此，工具隐喻着HAL对人类的顺从与背叛，同时也告诉我们，人类将在工具中看到自己的功劳或恶果。
当然，工具的顺从与背叛并非平白无故发生，情节转变的合理性在于更深一层的叙事矛盾——人类内部的自我矛盾。原来，为了让黑石的线索保密，木星任务的真相只有HAL和地球上的总部才知道，于是，HAL在接受人类指令的时候就面临着先定的纠结——它既要完成高一级的木星任务，又要听命于飞船宇航员指令。当普尔和鲍曼因为故障误报而对HAL产生怀疑的时候，HAL出于更高的任务和自保的目的，最终做出了上述恶行。所以在表面的人机矛盾背后，更深层次的矛盾依旧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此，HAL可以被视为人类反思自身的中介，通过它，我们看到的了人类内部的猜忌与怀疑。这种猜忌与怀疑在1968年的时代语境下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彼时，暗流涌动的世界格局导致了全球性的政治焦虑：美苏冷战、法国五月风暴……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仿佛是一时之气象。正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人类的触手伸向太空，人工智能成为炫耀权力与资本的手段。所以说，当我们把HAL视为外在于人类自身的工具实体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反省人类是如何对待自己的。或许正如德勒兹所说的那样，《太空漫游2001》是一个关于人类自身思维状态演进变化的隐喻，尽管人类的文明不断推进，但自始至终，它所面对的总是思维及其产物之间的内在博弈。因此，当我们在影片中面对着一个“去身”的人工智能，人与机器的从属关系与对抗关系只是表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表象背后所隐含的权力关系与现实困境。
二、《银翼杀手》：
“具身”赛博格与共同体焦虑
如果说HAL的“去身”标志着人工智能与人类的根本性区隔，那么在《银翼杀手》系列中，这种身体上的区隔却变得尤为模糊。作为一种“完全人型机器”①，《银翼杀手》中的基因仿生人拥有了和人类一模一样的血肉之躯，似乎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必须定期接受类似于图灵测试的基准测试（baseline）才能确保人与仿生人的界限。在这种人为设定的界限中，两者的矛盾完全不像HAL那样呈现为人与机器的矛盾，更像人与自己的矛盾，仿佛双方生而就是敌人、生而就有偏见。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没有偏见就没有悲剧，于是，我们将在《银翼杀手》中看到具身化的仿生人如何因为身体而与人为敌。
具身带来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死亡。仿生人的寿命被人类设定为四年，以致于时间一到，他们的生命就会戛然而止。但和人类的死亡不同，他们的死亡缺乏意义。在控制论的逻辑中，作为机器的仿生人只是智能工具，他们不需要理解自己的死亡，更不需要（也不应当）对死亡有所恐惧。但是当叛变的仿生人具有了自我意识，死亡意义的缺席伴随着巨大的恐惧使他们从外星殖民地返回地球，力争从人类手中夺取技术、延长生命。正是具身化的肉体使得死亡彰显其价值，这种价值迫使仿生人向人类讨要他们未曾被许诺的天堂，进而构建出电影中反抗人类的叙事矛盾。与身体、死亡相伴而生的另一个问题是繁殖问题。在《银翼杀手2049》中，繁殖能力的出现使得仿生人得以反抗创造自己的“上帝”、反抗自己命运的主人。昂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曾用“自创生”（autopoietic）和“他创生”（allopoietic）的概念来分析人类生命与赛博格生命。他认为，“用来界定生命系统的，就是生命系统的自创生组织;正是在这种自创生组织中，生命系统变成了真实，并且同时界定了自身”[2]。与之相对的就是“他创生”系统，它不会自我生产，只能靠外在的力量发生改变。人类/仿生人正好对应了自创生/他创生的区隔，前者可以界定自我，而后者只能被前者界定。凯瑟琳·海勒敏锐地注意到这两种生命系统的区分法则同时又是一种权力分配法则：“如果一个自创生系统强迫另一个系统变成他创生系统，那么就会导致更弱小的系统被迫为更强大的系统服务。”[1]212因此，可以繁衍后代的人类对仿生人构成了强权的压迫，而当仿生人同样拥有了繁殖能力，这种压迫就会遭受威胁。所以说，正是身体“自生权”的获取为仿生人反抗人类提供了重要的筹码。 饶有趣味的是，《银翼杀手2049》中的反抗又向我们揭露出更深的内部矛盾。当仿生人反叛军找到K并要求他杀死戴卡德（以免暴露反叛军行踪）的时候，我们又不禁要问，首领萨雷莎何以有这样的权力使同胞可以杀害同胞？不难发现，拥有繁殖技术之后的仿生人即使可以和人类平起平坐，但是在他们种族内部，人类社会中迫害/被迫害的权力模式依旧被照搬、延续了下来。因此，具身的肉体又一次将我们的视线从技术矛盾转向了人类/仿生人内部的自我矛盾。诚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神话的时代。无论是《银翼杀手》诞生的80年代还是《银翼杀手2049》诞生的今天，人们在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遭受着资本中心的压迫。这种压迫意味着，真正掌握智能技术的不是中产阶级、不是普罗大众，而依旧是處于资本中心的国家机器和资本集团。换言之，真正的人工智能只掌握在少部分精英阶级的手中，真正的压迫依旧是人类对于自己的压迫。齐泽克就认为，《银翼杀手2049》折射出现实社会中“海量的剥削模式”[3]，这里既有人类对仿生人的剥削，也有仿生人对同类的剥削，更有人类对自己的剥削（底层儿童在福利院充当劳动力），比如以警署为代表的国家机器和以华莱士公司为代表的资本集团，当华莱士公司的商业目标与国家机器的政治目标产生了矛盾，政治与经济两种权力之间的内在张力便得以凸显。正是由于矛盾和冲突的持续存在，如今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才强调多元性、强调对边缘事物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银翼杀手》系列让我们对仿生人心生怜悯的同时揭示出人类共同体内部持续不断的矛盾与冲突，通过将这种内在的焦虑转化为外在的、异己者的焦虑，《银翼杀手》为我们的未来做出预言。
三、《头号玩家》《阿丽塔》：
“拟身”辩证法与延展意识
从HAL到仿生人，伴随具身化程度的提高，人类身体的边界愈发退缩。在当下，这样的退缩不光是我们难以分辨人类与非人，而是在虚拟技术盛行的同时，机器已经进入到人类身体，打破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机器的介入并非《异形》那样的物理性刺入，而是以“拟身”的方式和我们的真身合二为一。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独特性在哪里？虚拟身体又将引发怎样的叙事矛盾？这些问题在《头号玩家》和《阿丽塔》中均有所探讨。
在《头号玩家》中，斯皮尔伯格通过3D技术召唤出大量游戏IP，模糊了现实与游戏的界限。为了在游戏中找到通关的彩蛋，现实身体必须通过VR设备操纵游戏中的虚拟身体。梅洛-庞蒂曾在《知觉现象学》中探讨了游戏中的身体性，但在虚拟世界中，身体不再是我们和世界接触的直接媒介，我们必须操纵一个虚拟的身体，这样才能遵守虚拟世界的法则。蓝江教授曾用“数码现象学”取代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以此来命名游戏中的虚拟身体及其功能[4]78。虚拟身体虽然受到游戏者的操控，但有时也会逃离我们的控制而出现行动上的偏差。这种偏差揭示出“拟身”的辩证法——现实身体控制虚拟身体，同时又被后者反控。所以说，“玩家和角色的关系被颠倒了，不是游戏角色依照玩家的生活节奏在运行，而是玩家适应着角色在游戏世界中的生命角色”[4]81。于是，我们看到《头号玩家》中的韦德为了适应他的虚拟身体（帕西法尔）必须更换高端的装备、不断转移阵地，也看到他最终因为自己的虚拟身体而功成名就。
同样，在卡梅隆监制的《阿丽塔：战斗天使》中，身体与机械的结合让我们看到了人类边界的模糊。当碳基与金属细胞之间的信息交换成为可能，机械身体便将成为人类意识的延展。认知科学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曾用“延展意识”（extended mind）的概念描述我们和智能工具之间的意识关联，他认为人的身体可以和非生物性的工具、环境整合在一起，进而将意识延展至外部世界。这种延展从人类开始使用工具时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天生的赛博格”②，工具对我们来说不仅是物料性实体，更是我们意识的延伸与拓展。既然人类的身体已经不是纯粹无瑕的肉身，或者说，人类的肉身已经超越了物理意义上的身体，那么我们又为何要固执地把它作为人类的最后防线呢？所以在影片最后，当阿丽塔的男友雨果因为赏金猎人的刺杀而命不久矣的时候，他欣然接受了依德博士为他安装的机械身体。这一拼接之后，雨果和阿丽塔一样成了机械人。可以说，当爱、道德、记忆这些原本属于人的特质逐渐被机器征服的时候，人的界限愈发后撤。而如今，这样的后撤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智能手机可以植入皮肤;残疾人的假肢可以传递神经信号……或许正如凯瑟琳·海勒所言，从一个后人类的观点看来，人的身体“原来都是我们要学会操控的假体，因此，利用另外的假体来扩展或替代身体就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1]4。在这个连续不断、不可逆转的后人类进程中，身体的症候不在于机器如何介入人类意识，而是人类自身界限的退避，这种退避召唤我们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也促使我们用一种更加包容的心态看待异己之物。
四、结语
科幻电影为我们指向未来的欲望赋形，同时又为我们关于未来的反思提供了理想的场域。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承担着双重“自反”的功能，一是通过幻想反思现实，二是通过他者反思自我。因此，通过后人类身体的建构，科幻电影揭示出身体背后的权力结构与矛盾范式，又通过矛盾的呈现与调解最终回返到人类共同体自身的批判与反思。在《太空漫游2001》中，去身化的HAL从人类的工具转变为智能杀手，表面的人机矛盾背后透露出冷战的意识形态;《银翼杀手》中的仿生人通过具身的形式挑战人类的边界，但在边界问题的背后仍然潜藏着人类共同体的内部矛盾;《头号玩家》《阿丽塔》中的虚拟身体渗透进现实生活并和人类肉身融为一体，在身体的退避中，人类逐渐和算法妥协。故此，身体界限成为科幻电影中的关切，它推进了叙事矛盾的建构并使其隐喻的时代境况向我们自行展开。透过科幻电影的未来之镜，我们或许会发现自己已然身处一个后人类时代，而在纷繁复杂的幻想之中，未来正向我们悄然展开。
注释：
①有观点认为，赛博格身体具有三种类型：一是物理层面的人机混合，二是有机生物层面的人机混合，三是完全人型机器。在《2049》中，仿生人属于第三种类型，他们在物理与生理层面都和人类相仿。参见：何梦云.可见的赛博格《银翼杀手》：“后人类身体”的电影造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
②引自Andy Clark的书名“Natural-Born Cyborgs”。
参考文献：
[1]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2]Humberto Maturana. The Tree of Knowledge： Biological Basis of Human Understanding （Francisco Varela Revised edition）[M].Boston：New Science Library，1984：48.
[3]Slavoj ?i?ek. Blade Runner 2049：A View of Post-Human Capitalism [EB/OL].[2017-10-30].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com/blade-runner-2049-a-view-of-post-human-capitalism.
[4]蓝江.数码身体、拟-生命与游戏生态学——游戏中的玩家-角色辩证法[J].探索与争鸣，2019（4）：75-83.
作者简介：刘宸，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科幻电影;身体;去身;具身;拟身;叙事矛盾
当微软小冰学会写诗、Alpha GO打败李世石的时候，身体便成为人类的最后一道防线。漫长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将心灵和意识视作人类身份的标志物，而当人工智能征服了我们固守的精神堡壘，人类又将如何应对？这个迫在眉睫的主体性困境召唤着我们对于身体、对于未来的积极反思。在这个意义上，科幻电影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无论是《太空漫游2001》中的“HAL9000型计算机”、《银翼杀手》中的基因仿生人，抑或是《阿丽塔》中的人机混合体，这些非人的后人类形象以去身、具身与仿身的身体形式参与了电影叙事的矛盾建构、更在矛盾背后激发了我们对于当下现实的批判与反思。
一、《太空漫游2001》：
人工智能的“去身”与反制
库布里克的《太空漫游2001》诞生于1968年，按照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对后人类思想的阶段性划分，这一年份对应于“动态平衡阶段”向“反思阶段”的转型时期[1]21。如果说前一阶段的核心关切是人对智能机器的控制与限制，那么在后一阶段，关于机器伦理、机器反制的反思与忧思则成了论题中的焦点。在转型关口，《太空漫游2001》中的“HAL9000”横空出世，这个始终以红灯示人的超级计算机承担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原初幻想与普遍焦虑。作为智能操作系统，HAL拥有一个温柔优雅的男性嗓音，它既可以协助宇航员操控飞船、警报故障，也可以和人类亲切交流。无论是执行能力还是交流能力，HAL都表现得无懈可击，仿佛它的意识和人类意识如出一辙，难辨真假。然而，身体的缺场却标志着它与人类的本质性区别。根据日本学者森昌弘提出的“恐怖谷理论”，HAL外表上的拟人程度接近于零，因此人们不可能把它想象成真人。人类和HAL之间始终存在着最为天然的身体区隔，这一“去身”形式使HAL只能沦为人类眼中的机器工具，它是为人服务的、低人一等的附庸式存在。
在造物主与被造物的天然区隔中，《太空漫游2001》中的人机矛盾逐渐向我们展开。矛盾起源于HAL对故障的误报，一方面是HAL声称自己绝不会犯错，另一方面又是鲍曼和普尔对它的怀疑。当两位宇航员窃窃私语商量对策的时候，HAL从他们的唇语中读出了将它关机的计划，最终谋杀了普尔并把鲍曼关在舱外。在此，人工智能的背叛与反制印证了人们对于机器意识的恐慌。正如霍金一再警告人们的那样，当HAL意识到自己在说谎，他就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工具实体，而是和人一样具有自为意识的生命体。这样的人机矛盾透露出人类与人造工具之间的辨证张力——工具既是人类生产劳动的得力助手，又是人类残害自身的冰冷武器（正如在影片开头，猿人既拿工具打猎又拿工具突袭敌人）。因此，工具隐喻着HAL对人类的顺从与背叛，同时也告诉我们，人类将在工具中看到自己的功劳或恶果。
当然，工具的顺从与背叛并非平白无故发生，情节转变的合理性在于更深一层的叙事矛盾——人类内部的自我矛盾。原来，为了让黑石的线索保密，木星任务的真相只有HAL和地球上的总部才知道，于是，HAL在接受人类指令的时候就面临着先定的纠结——它既要完成高一级的木星任务，又要听命于飞船宇航员指令。当普尔和鲍曼因为故障误报而对HAL产生怀疑的时候，HAL出于更高的任务和自保的目的，最终做出了上述恶行。所以在表面的人机矛盾背后，更深层次的矛盾依旧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此，HAL可以被视为人类反思自身的中介，通过它，我们看到的了人类内部的猜忌与怀疑。这种猜忌与怀疑在1968年的时代语境下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彼时，暗流涌动的世界格局导致了全球性的政治焦虑：美苏冷战、法国五月风暴……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仿佛是一时之气象。正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人类的触手伸向太空，人工智能成为炫耀权力与资本的手段。所以说，当我们把HAL视为外在于人类自身的工具实体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反省人类是如何对待自己的。或许正如德勒兹所说的那样，《太空漫游2001》是一个关于人类自身思维状态演进变化的隐喻，尽管人类的文明不断推进，但自始至终，它所面对的总是思维及其产物之间的内在博弈。因此，当我们在影片中面对着一个“去身”的人工智能，人与机器的从属关系与对抗关系只是表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表象背后所隐含的权力关系与现实困境。
二、《银翼杀手》：
“具身”赛博格与共同体焦虑
如果说HAL的“去身”标志着人工智能与人类的根本性区隔，那么在《银翼杀手》系列中，这种身体上的区隔却变得尤为模糊。作为一种“完全人型机器”①，《银翼杀手》中的基因仿生人拥有了和人类一模一样的血肉之躯，似乎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必须定期接受类似于图灵测试的基准测试（baseline）才能确保人与仿生人的界限。在这种人为设定的界限中，两者的矛盾完全不像HAL那样呈现为人与机器的矛盾，更像人与自己的矛盾，仿佛双方生而就是敌人、生而就有偏见。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没有偏见就没有悲剧，于是，我们将在《银翼杀手》中看到具身化的仿生人如何因为身体而与人为敌。
具身带来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死亡。仿生人的寿命被人类设定为四年，以致于时间一到，他们的生命就会戛然而止。但和人类的死亡不同，他们的死亡缺乏意义。在控制论的逻辑中，作为机器的仿生人只是智能工具，他们不需要理解自己的死亡，更不需要（也不应当）对死亡有所恐惧。但是当叛变的仿生人具有了自我意识，死亡意义的缺席伴随着巨大的恐惧使他们从外星殖民地返回地球，力争从人类手中夺取技术、延长生命。正是具身化的肉体使得死亡彰显其价值，这种价值迫使仿生人向人类讨要他们未曾被许诺的天堂，进而构建出电影中反抗人类的叙事矛盾。与身体、死亡相伴而生的另一个问题是繁殖问题。在《银翼杀手2049》中，繁殖能力的出现使得仿生人得以反抗创造自己的“上帝”、反抗自己命运的主人。昂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曾用“自创生”（autopoietic）和“他创生”（allopoietic）的概念来分析人类生命与赛博格生命。他认为，“用来界定生命系统的，就是生命系统的自创生组织;正是在这种自创生组织中，生命系统变成了真实，并且同时界定了自身”[2]。与之相对的就是“他创生”系统，它不会自我生产，只能靠外在的力量发生改变。人类/仿生人正好对应了自创生/他创生的区隔，前者可以界定自我，而后者只能被前者界定。凯瑟琳·海勒敏锐地注意到这两种生命系统的区分法则同时又是一种权力分配法则：“如果一个自创生系统强迫另一个系统变成他创生系统，那么就会导致更弱小的系统被迫为更强大的系统服务。”[1]212因此，可以繁衍后代的人类对仿生人构成了强权的压迫，而当仿生人同样拥有了繁殖能力，这种压迫就会遭受威胁。所以说，正是身体“自生权”的获取为仿生人反抗人类提供了重要的筹码。 饶有趣味的是，《银翼杀手2049》中的反抗又向我们揭露出更深的内部矛盾。当仿生人反叛军找到K并要求他杀死戴卡德（以免暴露反叛军行踪）的时候，我们又不禁要问，首领萨雷莎何以有这样的权力使同胞可以杀害同胞？不难发现，拥有繁殖技术之后的仿生人即使可以和人类平起平坐，但是在他们种族内部，人类社会中迫害/被迫害的权力模式依旧被照搬、延续了下来。因此，具身的肉体又一次将我们的视线从技术矛盾转向了人类/仿生人内部的自我矛盾。诚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神话的时代。无论是《银翼杀手》诞生的80年代还是《银翼杀手2049》诞生的今天，人们在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遭受着资本中心的压迫。这种压迫意味着，真正掌握智能技术的不是中产阶级、不是普罗大众，而依旧是處于资本中心的国家机器和资本集团。换言之，真正的人工智能只掌握在少部分精英阶级的手中，真正的压迫依旧是人类对于自己的压迫。齐泽克就认为，《银翼杀手2049》折射出现实社会中“海量的剥削模式”[3]，这里既有人类对仿生人的剥削，也有仿生人对同类的剥削，更有人类对自己的剥削（底层儿童在福利院充当劳动力），比如以警署为代表的国家机器和以华莱士公司为代表的资本集团，当华莱士公司的商业目标与国家机器的政治目标产生了矛盾，政治与经济两种权力之间的内在张力便得以凸显。正是由于矛盾和冲突的持续存在，如今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才强调多元性、强调对边缘事物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银翼杀手》系列让我们对仿生人心生怜悯的同时揭示出人类共同体内部持续不断的矛盾与冲突，通过将这种内在的焦虑转化为外在的、异己者的焦虑，《银翼杀手》为我们的未来做出预言。
三、《头号玩家》《阿丽塔》：
“拟身”辩证法与延展意识
从HAL到仿生人，伴随具身化程度的提高，人类身体的边界愈发退缩。在当下，这样的退缩不光是我们难以分辨人类与非人，而是在虚拟技术盛行的同时，机器已经进入到人类身体，打破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机器的介入并非《异形》那样的物理性刺入，而是以“拟身”的方式和我们的真身合二为一。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独特性在哪里？虚拟身体又将引发怎样的叙事矛盾？这些问题在《头号玩家》和《阿丽塔》中均有所探讨。
在《头号玩家》中，斯皮尔伯格通过3D技术召唤出大量游戏IP，模糊了现实与游戏的界限。为了在游戏中找到通关的彩蛋，现实身体必须通过VR设备操纵游戏中的虚拟身体。梅洛-庞蒂曾在《知觉现象学》中探讨了游戏中的身体性，但在虚拟世界中，身体不再是我们和世界接触的直接媒介，我们必须操纵一个虚拟的身体，这样才能遵守虚拟世界的法则。蓝江教授曾用“数码现象学”取代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以此来命名游戏中的虚拟身体及其功能[4]78。虚拟身体虽然受到游戏者的操控，但有时也会逃离我们的控制而出现行动上的偏差。这种偏差揭示出“拟身”的辩证法——现实身体控制虚拟身体，同时又被后者反控。所以说，“玩家和角色的关系被颠倒了，不是游戏角色依照玩家的生活节奏在运行，而是玩家适应着角色在游戏世界中的生命角色”[4]81。于是，我们看到《头号玩家》中的韦德为了适应他的虚拟身体（帕西法尔）必须更换高端的装备、不断转移阵地，也看到他最终因为自己的虚拟身体而功成名就。
同样，在卡梅隆监制的《阿丽塔：战斗天使》中，身体与机械的结合让我们看到了人类边界的模糊。当碳基与金属细胞之间的信息交换成为可能，机械身体便将成为人类意识的延展。认知科学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曾用“延展意识”（extended mind）的概念描述我们和智能工具之间的意识关联，他认为人的身体可以和非生物性的工具、环境整合在一起，进而将意识延展至外部世界。这种延展从人类开始使用工具时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天生的赛博格”②，工具对我们来说不仅是物料性实体，更是我们意识的延伸与拓展。既然人类的身体已经不是纯粹无瑕的肉身，或者说，人类的肉身已经超越了物理意义上的身体，那么我们又为何要固执地把它作为人类的最后防线呢？所以在影片最后，当阿丽塔的男友雨果因为赏金猎人的刺杀而命不久矣的时候，他欣然接受了依德博士为他安装的机械身体。这一拼接之后，雨果和阿丽塔一样成了机械人。可以说，当爱、道德、记忆这些原本属于人的特质逐渐被机器征服的时候，人的界限愈发后撤。而如今，这样的后撤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智能手机可以植入皮肤;残疾人的假肢可以传递神经信号……或许正如凯瑟琳·海勒所言，从一个后人类的观点看来，人的身体“原来都是我们要学会操控的假体，因此，利用另外的假体来扩展或替代身体就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1]4。在这个连续不断、不可逆转的后人类进程中，身体的症候不在于机器如何介入人类意识，而是人类自身界限的退避，这种退避召唤我们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也促使我们用一种更加包容的心态看待异己之物。
四、结语
科幻电影为我们指向未来的欲望赋形，同时又为我们关于未来的反思提供了理想的场域。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承担着双重“自反”的功能，一是通过幻想反思现实，二是通过他者反思自我。因此，通过后人类身体的建构，科幻电影揭示出身体背后的权力结构与矛盾范式，又通过矛盾的呈现与调解最终回返到人类共同体自身的批判与反思。在《太空漫游2001》中，去身化的HAL从人类的工具转变为智能杀手，表面的人机矛盾背后透露出冷战的意识形态;《银翼杀手》中的仿生人通过具身的形式挑战人类的边界，但在边界问题的背后仍然潜藏着人类共同体的内部矛盾;《头号玩家》《阿丽塔》中的虚拟身体渗透进现实生活并和人类肉身融为一体，在身体的退避中，人类逐渐和算法妥协。故此，身体界限成为科幻电影中的关切，它推进了叙事矛盾的建构并使其隐喻的时代境况向我们自行展开。透过科幻电影的未来之镜，我们或许会发现自己已然身处一个后人类时代，而在纷繁复杂的幻想之中，未来正向我们悄然展开。
注释：
①有观点认为，赛博格身体具有三种类型：一是物理层面的人机混合，二是有机生物层面的人机混合，三是完全人型机器。在《2049》中，仿生人属于第三种类型，他们在物理与生理层面都和人类相仿。参见：何梦云.可见的赛博格《银翼杀手》：“后人类身体”的电影造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
②引自Andy Clark的书名“Natural-Born Cyborgs”。
参考文献：
[1]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2]Humberto Maturana. The Tree of Knowledge： Biological Basis of Human Understanding （Francisco Varela Revised edition）[M].Boston：New Science Library，1984：48.
[3]Slavoj ?i?ek. Blade Runner 2049：A View of Post-Human Capitalism [EB/OL].[2017-10-30].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com/blade-runner-2049-a-view-of-post-human-capitalism.
[4]蓝江.数码身体、拟-生命与游戏生态学——游戏中的玩家-角色辩证法[J].探索与争鸣，2019（4）：75-83.
作者简介：刘宸，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