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的晚上，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一条令我关注的消息：8月17日中联办发佈李祥光逝世公告：原新华社澳门分社办公室行政处处长李祥光先生因病医治无效，於2011年8月12日19时15分在澳门镜湖医院逝世，享年八十岁。李祥光先生今溘然逝世，我们深感悲痛！谨致沉痛的哀悼，並向李祥光先生的亲属表示亲切慰问，望节哀保重。这短短数百字的公告，顿时掀起了我的伤感，赶走了我的睡意，勾起了我44年前的回忆……
　　 认识李祥光先生，全然因为1967年的反英抗暴斗争。那时港九的两间电台：无论是官办的香港电台，或是商营的香港商业电台，都一边倒地站在港英政府一边，打压、诽谤及漠视港九爱国同胞的群众运动。为了打破这个垄断局面，加強宣传正义运动，澳门同胞利用本澳私营的綠村电台，火速成立一个具时代意义的澳门广播站，与港英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宣传反击。那时广播站中的大小成员，计有濠江中学首席教导主任王世达、谈蕙明夫妇、劳工子第学校正校主任黄德鸿、陈友莲、星光书局局长林平，而李祥光先生则是由澳门南光贸易公司选派出来参与运作的特定人选。当年我本在濠江中学大学预科中就读，业余为澳门日报、华侨报、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副刊写稿。承蒙李鹏翥先生厚爱，挑选我加入广播站，在该站内之新闻广播组中，任新闻广播员。我有幸参与时代使命，成为新闻广播组之一员，而李祥光与杨道瑶，是我们新闻广播组之正、副组长。每天大清早4时30分，我便要起床梳洗，等待准5时正，李祥光与杨道瑶二人，乘坐专车来接我们三位新闻广播员到河边新街澳门日报大楼内之澳门广播站办公室里，细看半夜里所发生的港九反英抗暴斗爭的新信息，反复熟习，以便在上午7时、9时及下午1时、3时等当天几个时段在电台广播。当年我居住在澳门中区营地街吉庆里的小巷中，公司派来的汽车，体积过大，不能驶入巷里中段14号门口，司机杨仔只能将汽车停在吉庆里与炉石塘街之街角，等待我出来上车。那时年少好动，偶然会夜睡迟起，而连累全车同事在街口等我，大清早时刻，汽车马达的响声，会扰人清梦。为免街坊邻里投诉，李祥光有两次离开专车，走入吉庆里的小巷中来，敲门将我叫醒去上班。
　　 对此，我甚感歉意，亲向同事及上级李祥光保证下不为例。李祥光则笑笑口拍我肩膀，和颜悦色地对我说：“我们是站在第一线的新闻工作者，肩负重任，要向广大港澳同胞，报导最新的反英抗暴斗争形势。你迟到会影响其它同事阅看新闻稿及练习播放的时间，一分钟的担误，或会阻碍一万人听广播的效果，因此你要明白自己的举足轻重。”李氏的这段讲话，直似暮鼓晨钟，永远成了鞭策我上进的原动力。
　　 进入广播站半年后，我工作岗位有所改动，儘管他不再是我的直属上司, 但我仍然像过去一样尊敬他。他如往常一样为新闻广播奔波，尤其是当反英抗暴斗争转入更深层面时，电台新闻广播的内容再也不是局限於与敌爭斗的事件，而是更关切普罗大众的生活圈子，他不时与属下新闻广播员搬咪拖线，赶至新闻突发地点，作第一时间錄音报导。
　　 1969年夏天，港澳反英抗暴筹委会议定澳门广播站己为今次运动作出贡献，而历史性的任务又到了完结阶段，於是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光荣解散，李祥光先生也重新回归澳门南光贸易公司。而我在当年10月，被引荐到近西街（今天之美丽街）的劳工子弟学校里当英文、历史教师。一年后，我赴香港可口可乐汽水厂广告部任职；1973年秋天，我遵循父命，远赴美国移居，从事唐飧饮食业，一去便是38年。
　　 在那如煙岁月里，我也曾回澳省亲访友数次，只是每趟均是蜻蜓点水，来去匆匆，未能与1967年綠村电台全体同事会面。及至2006年11月美国感恩节回来，蒙澳门儒商沈秉和学长设筵款待，（沈兄与沈太杜瑞华同是当年缘村电台同事），才有缘与四十年旧友共叙。当我双手握著态度可亲的李鹏翥、李祥光、黄得鸿、陈友莲四位老上司的手时，脑际间电光火石般回到那如歌岁月里，心潮澎湃，一时难禁，要说的话不知从何讲述，只好举杯碰饮，共祝大家来岁平安。
　　 2009年我夫妇两人再次回澳， 亦蒙沈兄夫妇佳肴招待，众多电台同事亦来聚会，李祥光需要沈兄夫妇以私家车接来，我在车厢中跟他说话时，他因糖尿病困扰，眼睛视力己模模糊糊，看不清我形像了。我安慰他说，待有药物可以减轻他病情，我再回来探他，屆时一定可窥我全貌。
　　 两年前之一聚，想不到竟是与他永远话别，而其死讯竟又是从网络上才得知，“人间无限伤心事，死别生离两不堪”，对於这位旧时上司，一位对澳门整体社会作出贡献的先贤，因为两地相隔，生活环境变迁而断绝交往，个人心中总是感到有点敬之不足的歉意。此夕万里之外得悉，下笔写来此段回忆錄，做为迟来的怀念，也向其不相熟的家人，遙寄亲切的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