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台湾最大的新闻，就是公部门一声令下的万物飞涨。石油涨、电费涨、学费涨、米饭涨……如果什么都涨，纸张焉能不涨？书本焉能不涨？如果什么都涨，只有薪水不涨，那些生活中的“非关生存必需品”当然第一个被从购买清单狠狠砍掉，最明显的就是高档精品除外的百货公司服饰业绩下滑，而对大部分人来说，书更是非关生存必需品，这种事不用多思考一秒钟。当然也有极少数值得尊敬的人认为书比柴米油盐重要，精神犹胜物质。
　　文化出版业形势严峻，遂有星云大师投书报纸疾呼“抢救文化出版业！”
　　这位大师是和几位书店业者接触之后而发此言。书店利润之低，除非复合式经营，否则连最起码的收支平衡都有困难，所以实体书店一家一家走入历史，出版业一步一步走向唯“这书能不能卖？”是问。“物质和精神粮食是同等重要的，政府是不是也能够像发展农业政策，抢救农业一样，也来抢救文化出产业呢？”大师代替文化出版业者登高一呼。
　　大师还推论，现代人心灵空虚，正是缺乏阅读文字书籍的结果，如此更加突显阅读的重要，以及书店消失的心酸。
　　但是大师的投书便犹如石沉大海。就算龙应台做了“文建会”主委，文化出版界现下依旧无人可靠，只有靠自己的力量突围，“小杂志的逆袭”是一典范。
　　“小杂志的逆袭”
　　4月起到10月，詹伟雄发行的《Soul》运动生活志、《Gigs》摇滚生活志、文学杂志《短篇小说》，黄威融担任总编的《小日子》，自转星球黄俊隆担任总编的《练习》，加上定居马其顿11年的资深新闻记者张桂越创办的《巴尔干周刊》，至少有六本风格化的分众小杂志陆续登场，诚品书店以“小杂志的逆袭——你不可不知的杂志新趋势”为题办了两场座谈，3月底中国时报开卷版则以两个版面报导此一前所未有的现象。
　　暗淡的景气，最坏的时机，最胆大而心细的出手，“小杂志”何以敢于逆向突袭，闯出另一条路？杂志主编又是如何思考的呢？
　　《商业周刊》、《财讯》、《亲子天下》、《壹周刊》是定义中的主流杂志、大众杂志，相对于此，运动/生活美学作家詹伟雄认为，“小杂志”除了组织规模小（大约三人）、发行量少（三千到一万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关心面从“大我”转向“小我”，这一点与以《旅行就是一种shopping》一书奠定个人风格的黄威融英雄所见略同。“立志做大事”不再让人热血沸腾，这是一个实现自己，回到小我的时代，如果传统财经新闻杂志处理的是“如何让自己成为更成功的人”之类的大我的抽象议题，詹伟雄说，八卦或生活杂志则提供个人有感觉的东西。而相较于八卦与生活杂志，“小杂志”更把“个人”视为深刻的存在个体，到哪里找到这些散落四方的个体呢？答案是脸书（Facebook）。应该说，脸书的串连与传播正是“小杂志”赖以生存的土壤。
　　《Soul》每期以一位运动员的崛起成长为封面故事，重视的不是运动的胜负而是背后的心灵思想；《Gigs》报导岛内外摇滚乐团、音乐人创作故事、摇滚乐解析；《短篇小说》为双月刊，每期只刊登十篇小说，“提供给有备而来的文学读者”。其实只要是詹伟雄的读者都看得出来，詹伟雄会发行这三种类型的杂志完全不是兴之所至，而是某种对自身“生命叙事”的回应以及延伸。
　　《小日子》的出资者是悠游卡公司董事长刘奕成，他曾经的人生目标是开出版社，后来成为金融精英。“为理想花钱”的时刻终于到了，一本定位为“生活的文艺复兴”但不知能够持续多久的杂志诞生，创刊号的封面故事叫《我们喜欢吃早餐》，找到厨师、编辑、日本杂货店老板、作家等等人物谈他们到哪里吃早餐，怎样吃早餐。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题目，够新鲜，在博客来书店，上市没几天就销售一空。
　　“做到没有钱为止”是《小日子》的最高原则。
　　“人生是一段反复练习的旅程”是黄俊隆为《练习》下的批注。《练习》和《小日子》不同父不同母却颇像精神上的双胞胎，首期专题“一个人”，第二期为“在一起”，邀集各领域名人针对题目进行集题创作，为平凡的日常生活状态注入新意，与其说是杂志，不如说是一本供给小文青收藏的企划书。未来的杂志会越来越强调特殊读者品味，市场虽然不大，但透过成本控管仍有获利空间，黄俊隆相信。
　　繁花一样的书
　　还是回到书，一种永远比杂志更纯粹，也更个人的阅读——书。
　　2004年起台湾文学馆委托台湾文学基金会逐步建立310位台湾现当代作家评论数据，继去年的十五位作家之后，如今已完成第二阶段。4月1日举行成果发表，第二阶段十二位完成研究资料汇编的作家为张我军、潘人木、周梦蝶、柏杨、陈千武、姚一苇、林亨泰、聂华苓、朱西宁、杨唤、郑清文、李乔。台文馆还正在进行“台湾文学史长编”、“台湾古典作家精选集”两大文学工程。
　　有一种书，必须在漫长时间中完成，并彰显其意义，譬如闻天祥的《过影》。这本台湾电影评论分析总共进行了二十年，未来也没有理由不继续。从1992到2011，每一年，闻天祥以一片都不漏（反正本土电影总量不多）的“絮絮叨叨”撰写电影年度评论。北艺大戏剧系教授黄建业以“一位影评人的电影家计簿”概而论之，因为有了这本家计簿，台湾电影二十年来的困顿轨迹才如此历历分明，不被遗忘，2011年“台湾电影复兴”故事也才有了成立的背景。没有在不景气时期依然坚持下去的人，没有一部接一部被忽略，或直接阵亡的好电影，今之“新锐”若没有经历过从前辈手中的琢磨岁月，台湾电影不会走到2011年的开花结果，这是闻天祥透过《过影》要说的。2011结束于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发起的《10＋10》，一部以“台湾特有”为主题，由十位资深导演与十位新锐导演各拍一部五分钟短片的集合式电影，“你不见得要满意每一部作品，却不能否认这二十部短片没有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无论是幽默以对、温情以待或是诚恳批判，所体现的多元、热情与理想性，正是台湾电影放眼华语影坛最可贵的特质”。闻天详认为，这正是台湾电影为什么没有从恶劣环境中消失的力量。
　　4月，春暖花开，旅行的欲念蠢蠢欲动，旅行书遍地开花，但这一波的旅行书开得有点不一样了。 　　泽木耕太郎《旅行的力量》是这一波旅行书的主角。1986年泽木26岁，背起包包决定去自助旅行，从东南亚到丝路再进入欧洲，他把经历写成《深夜特急》三部曲，成为日本年轻人“自助旅行的圣经”，从日本到台湾，受到启发而离家远行者前仆后继。台湾2007年引进三部曲，之后又重新包装出版，《旅行的力量》则是三部曲的最终回，老于时间的作者开始回忆旅行，思考旅行，以及追问旅行的意义，“如果问我在旅行的学校学会了什么？或许是体认到自己的无力感吧——现在我很清楚自己有多么无力，知道自己能做的其实微乎其微，但我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无力而感叹，或是因为无力而放弃，而是认清自己的无力，仍继续跟某种庞然巨物格斗。”
　　新旅行书写，“一个人”加“第三世界”已经成为必要条件。七年级作家张瑞夫《生活在他处》写他一个人105天的南亚六国旅行，启蒙书就是《深夜特急》。叶孝忠的《慢行。不丹》强调“慢”，以及“仔细”，仔仔细细缓缓慢慢把一个国家走到透彻。李昱宏是老练的旅行者，既摄亦写，新书《经典缅甸》有助于理解热烘烘的新闻人物翁山苏姬（昂山素季），她的背景。新锐散文家吴柳蓓《没有门牌号码的国家》则写寮国。
　　旅行是一种逃亡，但《逃》不是一本浪漫的旅行书，而是台湾逃跑外劳的故事。外劳离开故乡到台湾，为的不是旅行也不是寻找自我，那是新兴或富裕国家人民的特权。外劳既然为挣钱而来又为何逃跑？本书收录“四方报”（台湾第一个新移民、移工专属媒体发声平台）登载的26封越南籍“逃跑外劳”投书，他们的故事，揭露了一个我们想象之外的台湾，也逼使作家朱天心说：“……我们的‘文明’、‘人权’是有对象限定的，只供在这国家有缴税，有投票权的人……”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能够出版这样一本书，何尝不是许多有缴税、有投票权的人的努力，是一种缓慢却看得到的进步？
　　《师身》是六年级王聪威小说新作。王聪威现任联合文学总编辑，2008年他交出以高雄哈玛星家乡为题材的长篇家族书写《滨线女儿》后，与童伟格、甘耀明同被贴上“新乡土”标签，《师身》却一个大转弯，转向熟女老师爱上少年学生这样的通俗题材。
　　就读于清大台文所的七年级小说家朱宥勋则继去年的处女作《误递》之后，先与黄崇凯（《比冥王星更远的地方》）共同主编《台湾七年级小说金典》，宣告台湾七年级小说家新势力，再推出企图恢宏的首部长篇后设小说《垩观》。七个不同背景的故事由一座神秘的“垩观”所串连，每一个故事都是“故事中的故事”，带来某种“彻底的毁灭，每分每秒都在酝酿”的惊觉，每一个故事都置入一种专业。
　　从朴实的书写到现代主义各种繁复的文学形式，朱宥勋以不断上升的战斗力指数闯入文坛星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