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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只能回家两次，北京到湖北，几天几夜车马劳顿，陶希圣深切体会“归心似箭”。上一封家书里，他已经写明归期。他知道，妻子万冰如会带着孩子在村口老槐树下等他，长女骊珠大约走得很稳了，二女琴薰也会笑了吧。
然而，妻子怀里只有琴薰，“骊珠夭折了。娘说女孩有病不必看大夫，耽搁了几天，就咽了气。”
陶希圣不住地叹气。他知道，黄冈乡下，一向重男轻女，结婚三年，妻子连续产下两女，让婆媳关系很紧张，自己长年在外，妻子只能忍气吞声。
“这次再走，跟着我一起吧。我已经毕业了，接到了安徽省立法政学校的聘书。”
1922年的夏天，蝉叫得让人心烦。
一句话拯救了悲观主义者
从性格上说，陶希圣是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连延续香火都让他感到绝望。那个动荡的年代，充满机遇，但迷茫也如影随形。倒是万冰如乐观豁达，如今与他朝夕相处，家也像个家了。
随后几年，她寸步不离，每天给他做家乡菜，唱家乡的曲，还一连生了六个男孩。白天他去学校，她就摆弄小屋前后的菜圃。日子清苦，却也安然。
1925年，作为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受印书馆委托，法学学士陶希圣撰文，抨击英国巡捕在五卅惨案中的暴行。英国使馆遂向法院起诉，称其污辱大英帝国的尊严。
陶希圣逻辑清晰，口齿伶俐，几场当庭辩论驳得法官无言以对，一夜成为上海名人。名声渐响之后，他先后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北大、清华等高等学府，并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与胡适一起主编《独立评论》。接下来，一场旷日持久、关于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更让他名声大噪。
1927年初，陶希圣曾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中校教官，参加北伐革命军工作。当时，他与汪精卫结识，并深受后者赏识。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陶希圣投笔从政，却又对抗战前途忧心忡忡，甚为悲观，参与了“低调俱乐部”，追随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
武汉失守后，面对长驱直入的日军，陶希圣的悲观情绪更是占了上风。他把妻儿送到香港，自己留在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位置上。
然而，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之后，卖国行径已大白天下。日方提出《日支新關系调整要纲》，良知未泯的陶希圣深知，如在条约上签字，势将成为卖国罪人。
他连续寄信去香港，笔触低沉哀伤，“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穷水尽的想头。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水呢？触电呢？自戕呢？”
万冰如的回信只有一句，“等我，我来。”
1939年12月，万如冰带着子女们抵达上海，在法租界租下房子。陶希圣终于有了借口，琢磨着要搬离汪精卫在愚园路租下的二层楼。
听说陶夫人来了，外交次长高宗武过来问候。他与陶希圣有心报国，都对汪精卫很失望。倒是局外人的万冰如冷静如常，她分析了局势，要求丈夫赶紧脱离险境。“我把全家的命带来，在上海替你，你走。如走不出去，我们一同死在这里。记得你送我防身的手枪吗？这次我把枪带来了，你敢在和约上签字，我就打死你。”
这个乡下女人成全了他的名声
第二天，万冰如去拜见汪精卫夫人陈璧君，“这次我带着孩子来上海，就是要让丈夫去掉后顾之忧，誓死追随汪先生。不过夫君肝脏一向不好，最近太劳累，已经吃不消了。我在附近租了房子，想把丈夫接过去照顾。”
得到陈璧君首肯，万冰如立即把丈夫接出汪精卫的监视范围。1939年12月30日，汪日签约当天，她又给陈璧君打电话，声称丈夫病情加剧，无法出席仪式，随后将丈夫和高宗武秘密送上去往香港的邮轮。邮轮还在公海上，高陶二人已开始起草给香港《大公报》的公开信。
高陶没有在和约上签字，已引起汪精卫的怀疑。见二人突然失踪，他立即对万冰如母子严密监控，并要万冰如立即来陈述失踪事由。
“我夫病情突然加剧，高先生陪他去香港诊治，走得匆忙。我想马上回香港，一是探病情，二是劝他立即回来。”
汪精卫安抚她，说若能劝二人回来，保证既往不咎。
“我也是这样想。而且此次和谈的众多内容细节，他们都记在心上。若迟了，有一句不妥的话说出来，就收不回了。”万冰如话中有话，不卑不亢。
万冰如深知汪精卫不可能让她带着所有孩子走，便主动要求留下三个还在读书的孩子，只带上两个小儿子。这相当于留下了人质。
万冰如抵达香港之后，陶希圣立即发电报给汪精卫，声称病情好转，近日将回。另一方面，他与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联系，公开汪精卫卖国和约的详细内容，同时，请上海抗日救亡组织营救留下的三个孩子。
经过周密策划，孩子们成功脱险。陶希圣立即于1940年1月22日，在《大公报》头版全文刊出《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的原文照片。次日，重庆、昆明各地报纸转载文章，一时举国哗然，群情激愤。
这便是被称“小西安事变”的“高陶事件”。一声晴天霹雳，汪精卫惊慌失措，陈璧君气急败坏地承认栽在一个“乡下女人”手里。
两年后，陶希圣在给女儿的信里夸奖妻子，“历年来为我之大波折，汝母迄无一时不在苦境。余病几死，险几死，而全仗其支持……盖学识之来源在社会而不在于课本。我一向优柔寡断，汝母则坚决矫捷……汝必以此锻炼自身。”
身处乱世，每个人都面临选择、站队的考验，也都在新旧思想交替中挣扎沉浮。但面对大是大非，陶希圣身边这个“乡下女人”做了他坚实的后盾，成全了他的名声，甘愿冒险又智勇双全，成为民国史上一段传奇。
在她搀扶下，他终可以自己走路了
湖北黄冈的万家，世代耕读，家风淳朴刚硬。说到与民国风云的渊源，名将万耀煌还是万冰如表兄。耳濡目染，她比丈夫更具果敢品性，敢做敢当。陶希圣不止一次说过，“世间有如此妇人，真非寻常者也。”。
在香港，丈夫办报纸，做新闻，她耕织浆补；丈夫被批判被打压，她温酒规劝，“我虽没见识过国事，却懂得民之根本。”
陶希圣骨子里，带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温弱和迷乱。他是个好的学者，却绝非高瞻远瞩的政客。不过在妻子支持下，他的报纸也成为“民之善言，国之警钟”。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万冰如规劝丈夫带着报社骨干先回内地，自己则带着孩子随难民内迁，历时五个多月才抵达重庆。每到一个城市，她都会写下一封信投进邮筒，有的连地址都没有。世界大乱，她也不知丈夫现在确切在哪里，她只想有一些问候，但愿丈夫能收到。
陶希圣已经出任蒋介石侍从室上校秘书，为政府草拟重要文告。待一家人团圆，他精神一振，报效祖国的热情再次高涨。随后他任《中央日报》总主笔，以及国民党中宣部次长，并于1943年，为蒋介石代笔出版《中国之命运》（原名《中国之前途》）。
1945年，陶希圣升为少将，成为国民政府最后的理论权威、国事权威。而他每一次讲话，都要称赞贤内助，“没有她的教导和开悟，我还是个政治上的孩子。在她的搀扶下，我终于可以自己走路了。”
从才华横溢的文弱书生，到海内共赏的法学教授；从迷途亡命的“汉奸”，到热血豪壮的“文胆”，陶希圣在风云跌宕之中，一生感激万冰如。
1975年9月2日，万冰如去世后，陶希圣辞官隐居，以著书为事，再不过问政治，“我一辈子从政，但是没有她，政治这东西我看不懂。”隐居期间，他先后结集出版过《诉讼法须知》《亲属法大纲》等专著。
1988年6月27日，陶希圣在台北病逝，享年90岁。临终前，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叹息，“90岁……连感慨都没有了。”
编辑 赵莹
然而，妻子怀里只有琴薰，“骊珠夭折了。娘说女孩有病不必看大夫，耽搁了几天，就咽了气。”
陶希圣不住地叹气。他知道，黄冈乡下，一向重男轻女，结婚三年，妻子连续产下两女，让婆媳关系很紧张，自己长年在外，妻子只能忍气吞声。
“这次再走，跟着我一起吧。我已经毕业了，接到了安徽省立法政学校的聘书。”
1922年的夏天，蝉叫得让人心烦。
一句话拯救了悲观主义者
从性格上说，陶希圣是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连延续香火都让他感到绝望。那个动荡的年代，充满机遇，但迷茫也如影随形。倒是万冰如乐观豁达，如今与他朝夕相处，家也像个家了。
随后几年，她寸步不离，每天给他做家乡菜，唱家乡的曲，还一连生了六个男孩。白天他去学校，她就摆弄小屋前后的菜圃。日子清苦，却也安然。
1925年，作为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受印书馆委托，法学学士陶希圣撰文，抨击英国巡捕在五卅惨案中的暴行。英国使馆遂向法院起诉，称其污辱大英帝国的尊严。
陶希圣逻辑清晰，口齿伶俐，几场当庭辩论驳得法官无言以对，一夜成为上海名人。名声渐响之后，他先后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北大、清华等高等学府，并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与胡适一起主编《独立评论》。接下来，一场旷日持久、关于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更让他名声大噪。
1927年初，陶希圣曾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中校教官，参加北伐革命军工作。当时，他与汪精卫结识，并深受后者赏识。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陶希圣投笔从政，却又对抗战前途忧心忡忡，甚为悲观，参与了“低调俱乐部”，追随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
武汉失守后，面对长驱直入的日军，陶希圣的悲观情绪更是占了上风。他把妻儿送到香港，自己留在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位置上。
然而，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之后，卖国行径已大白天下。日方提出《日支新關系调整要纲》，良知未泯的陶希圣深知，如在条约上签字，势将成为卖国罪人。
他连续寄信去香港，笔触低沉哀伤，“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穷水尽的想头。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水呢？触电呢？自戕呢？”
万冰如的回信只有一句，“等我，我来。”
1939年12月，万如冰带着子女们抵达上海，在法租界租下房子。陶希圣终于有了借口，琢磨着要搬离汪精卫在愚园路租下的二层楼。
听说陶夫人来了，外交次长高宗武过来问候。他与陶希圣有心报国，都对汪精卫很失望。倒是局外人的万冰如冷静如常，她分析了局势，要求丈夫赶紧脱离险境。“我把全家的命带来，在上海替你，你走。如走不出去，我们一同死在这里。记得你送我防身的手枪吗？这次我把枪带来了，你敢在和约上签字，我就打死你。”
这个乡下女人成全了他的名声
第二天，万冰如去拜见汪精卫夫人陈璧君，“这次我带着孩子来上海，就是要让丈夫去掉后顾之忧，誓死追随汪先生。不过夫君肝脏一向不好，最近太劳累，已经吃不消了。我在附近租了房子，想把丈夫接过去照顾。”
得到陈璧君首肯，万冰如立即把丈夫接出汪精卫的监视范围。1939年12月30日，汪日签约当天，她又给陈璧君打电话，声称丈夫病情加剧，无法出席仪式，随后将丈夫和高宗武秘密送上去往香港的邮轮。邮轮还在公海上，高陶二人已开始起草给香港《大公报》的公开信。
高陶没有在和约上签字，已引起汪精卫的怀疑。见二人突然失踪，他立即对万冰如母子严密监控，并要万冰如立即来陈述失踪事由。
“我夫病情突然加剧，高先生陪他去香港诊治，走得匆忙。我想马上回香港，一是探病情，二是劝他立即回来。”
汪精卫安抚她，说若能劝二人回来，保证既往不咎。
“我也是这样想。而且此次和谈的众多内容细节，他们都记在心上。若迟了，有一句不妥的话说出来，就收不回了。”万冰如话中有话，不卑不亢。
万冰如深知汪精卫不可能让她带着所有孩子走，便主动要求留下三个还在读书的孩子，只带上两个小儿子。这相当于留下了人质。
万冰如抵达香港之后，陶希圣立即发电报给汪精卫，声称病情好转，近日将回。另一方面，他与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联系，公开汪精卫卖国和约的详细内容，同时，请上海抗日救亡组织营救留下的三个孩子。
经过周密策划，孩子们成功脱险。陶希圣立即于1940年1月22日，在《大公报》头版全文刊出《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的原文照片。次日，重庆、昆明各地报纸转载文章，一时举国哗然，群情激愤。
这便是被称“小西安事变”的“高陶事件”。一声晴天霹雳，汪精卫惊慌失措，陈璧君气急败坏地承认栽在一个“乡下女人”手里。
两年后，陶希圣在给女儿的信里夸奖妻子，“历年来为我之大波折，汝母迄无一时不在苦境。余病几死，险几死，而全仗其支持……盖学识之来源在社会而不在于课本。我一向优柔寡断，汝母则坚决矫捷……汝必以此锻炼自身。”
身处乱世，每个人都面临选择、站队的考验，也都在新旧思想交替中挣扎沉浮。但面对大是大非，陶希圣身边这个“乡下女人”做了他坚实的后盾，成全了他的名声，甘愿冒险又智勇双全，成为民国史上一段传奇。
在她搀扶下，他终可以自己走路了
湖北黄冈的万家，世代耕读，家风淳朴刚硬。说到与民国风云的渊源，名将万耀煌还是万冰如表兄。耳濡目染，她比丈夫更具果敢品性，敢做敢当。陶希圣不止一次说过，“世间有如此妇人，真非寻常者也。”。
在香港，丈夫办报纸，做新闻，她耕织浆补；丈夫被批判被打压，她温酒规劝，“我虽没见识过国事，却懂得民之根本。”
陶希圣骨子里，带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温弱和迷乱。他是个好的学者，却绝非高瞻远瞩的政客。不过在妻子支持下，他的报纸也成为“民之善言，国之警钟”。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万冰如规劝丈夫带着报社骨干先回内地，自己则带着孩子随难民内迁，历时五个多月才抵达重庆。每到一个城市，她都会写下一封信投进邮筒，有的连地址都没有。世界大乱，她也不知丈夫现在确切在哪里，她只想有一些问候，但愿丈夫能收到。
陶希圣已经出任蒋介石侍从室上校秘书，为政府草拟重要文告。待一家人团圆，他精神一振，报效祖国的热情再次高涨。随后他任《中央日报》总主笔，以及国民党中宣部次长，并于1943年，为蒋介石代笔出版《中国之命运》（原名《中国之前途》）。
1945年，陶希圣升为少将，成为国民政府最后的理论权威、国事权威。而他每一次讲话，都要称赞贤内助，“没有她的教导和开悟，我还是个政治上的孩子。在她的搀扶下，我终于可以自己走路了。”
从才华横溢的文弱书生，到海内共赏的法学教授；从迷途亡命的“汉奸”，到热血豪壮的“文胆”，陶希圣在风云跌宕之中，一生感激万冰如。
1975年9月2日，万冰如去世后，陶希圣辞官隐居，以著书为事，再不过问政治，“我一辈子从政，但是没有她，政治这东西我看不懂。”隐居期间，他先后结集出版过《诉讼法须知》《亲属法大纲》等专著。
1988年6月27日，陶希圣在台北病逝，享年90岁。临终前，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叹息，“90岁……连感慨都没有了。”
编辑 赵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