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晚清重臣张之洞同宗同脉，后者曾为他惋惜，他却置之不理。他少年博学，参加科举之时却被人嘲笑『狂僭』。他怒而出海，遍游欧美，回国后却重拾传统文事。他曾是晚清大儒贺涛的弟子，身边名士如流，却依然穷困潦倒。
　　20世纪初鼎革之际，西式学堂教育传入中国，传统国学受到严重冲击，旧时教育兴盛局面不复存在。在这一背景下，为传承传统文化，重振传统书院教育之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在河北保定莲池书院旧址兴建了保定文学馆。然而不久，保定府知府罗正钧就欲割让文学馆东院给保定模范小学堂（西式学堂）。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六月十一日，罗正钧到现场督办此事。时任文学馆斋长的张宗瑛为捍卫文学馆就学之地，怒而率领全体学生与罗正钧理论，引发了文学馆风潮。
　　张宗瑛不是西学的反对者。早年他游历西方，后虽专事古文一道，但也不排斥西学。他闹场主要是厌恶官场不按规矩办事，明明袁世凯已经答应此为文学馆教学之地，罗正钧却挤压文学馆师生授课办学场地，严重影响他们的教学秩序。另外，在协调过程中，罗正钧及手下下手粗暴，以官僚之风压制师生，这才激起以张宗瑛为首的文学馆诸师生的强烈愤慨。
　　罗正钧对于聚众抗争、公然悖逆的张宗瑛十分愤恨，要求贺涛（文学馆馆长）将张宗瑛革除，遭婉拒。不久，在罗正钧的支持下，罗家西席胡存叔、为张宗瑛所轻视的王采南以及在学界有势力但曾因酣歌于文学馆而被张宗瑛以书责之的韩缄谷等人群起发难，攻讦张宗瑛。保定本地对文学馆之兴盛产生嫉妒之人也趁机起来破坏打压。
　　面对群魔乱舞之局面，张宗瑛毫不退让，仍据理力争。后在贺涛等人的百般奔走之下，由袁世凯出面干预，张宗瑛得以继续留任，而胡、王等结党营私者则颜面尽失，不欢而散。张宗瑛也因急公好义，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敢于仗义执言而获得时人的称赞。然而，义名之外，这位志士是个不折不扣的不合群者，他曾被当时的畿辅文林称为“奇狂之士”和“怪物”。
　　幼承家学  少习兵法
　　张宗瑛（1877—1910年），字献群，又字雄白，直隶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肖桥村）人，诸生。他性格刚烈耿介，胸怀任侠豪爽，勇于趋义，不怵利害，且才力卓绝又颇为伟岸自负，不能取容当世。他的人生轨迹、思想心志和文章著作多述录于民国时期出版的《雄白集》和《雄白日记附诗集》两书中。
　　张宗瑛出身于文化世家，其家族乃南皮望族，称为东门张氏。东门张氏后世子弟名人辈出，明代张淮及清代张之万、张之洞等皆是标榜史册者。张宗瑛与张之洞同为东门张氏第四门七世张文桂之后。张宗瑛为文桂公长子八世张福蕴之血脉延续，张之洞则为文桂公四子张有蕴之裔孙，按世系排辈，张之洞为十五世，张宗瑛则为十八世。
　　张宗瑛的祖父张嗣陶是万全县教谕，父亲张元翰为河南试用知县，叔父张元来有“天纵之姿”，为光绪元年（1875年）举人，可惜不到而立之年就已逝，张宗瑛兄弟六人也皆是读书有才。大致来说，在“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熏陶下，受益于祖辈风范光辉的感召激励，或秉持诗书传家的优良家风传统，张家祖孙几代都能自觉读书向学，支撑起书香门第的世家门面。
　　张宗瑛开蒙较早，自四五岁起便跟随外出授业的祖父和父亲读书十余载，十四岁时已把“十三经”修读完毕，十五岁至十七岁又用三年的时间研读《文选》《史记》《古文辞类纂》三书。
　　可能受欧风美雨和近代侵略战争的影响，张宗瑛自幼年起便怀军事救国思想，努力于排兵布阵之道，矢志于军事理论之学。五六岁时，张宗瑛便兴之所至，习闻古代名将兵法，并能活学活用，常画地聚砂石为营阵推校作为嬉戏。年龄稍长，张宗瑛就取《左传》以来的历代史书，“凡言兵事者，绘图案书县，拟其进退、攻取、拒收所道与奇正开阖、变化张弛之机，口状手摹”，虽晦涩高深仍不辍于学。后又研求法律及国家典章制度、山海舆地之理论。除此之外又兼习诗、训诂音韵学、西学等，其中用功最深者唯兵刑之术，达一二十年。
　　怒走海外  重拾文事
　　然而，之后的事情说明，在当时的清代，张宗瑛的博学多闻是“不合时宜”的。19世纪末，维新思潮兴盛，在参加科举考试时，张宗瑛乘机以所学纵笔写就救国理论，希图改革朝政，却遭到保守派主考官员的训斥，被讥为“狂僭”。于是士林尽知其“自大之为”，他随之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张宗瑛心系国家安危，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上书言事，尽管不成功，却尽显一颗赤子之心，这也是他“狂”的表现之一。
　　张宗瑛确实是“狂”的。他少不好文，喜纵论天下事，如遇有以文事言者就躲避而走，曾口出豪言曰：“天下事无足为！”尽管家中长辈从不责怪，但社会上的人对于他这种恣肆之举皆错愕不解，纷纷弃之。虽如此，照旧不能夺其主张，改其志向。
　　然而，科举受挫，意味着他的兵道救国理论得不到赏识，于是，张宗瑛怒而出走海外。时恰逢章世恩（清代官员，曾任河南候补直州判，四川候補道，兵工厂、钱币厂总办）赴德国为四川购买机械，张宗瑛便与章世恩一道游历西方。
　　张宗瑛一路过亚丁湾，穿越地中海，到达德国柏林。在陪同章世恩置办完所需的机械外，张宗瑛又去了欧美其他发达国家的繁荣之地，如法国巴黎、英国伦敦、美国华盛顿等，后穿越太平洋经日本作短暂停留后回到中国。他每到一处就“穷探恣览”，用心考察异域邦国的独特之处，从而开阔了眼界与心胸。
　　在西方，张宗瑛虽见识到其器物精进、法律典章完备等优秀之面，但也看到道德沦丧、抢劫杀人等犯罪之举层出不穷，加上欧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等现象，他意识到欧美之学也不是他的求索之道。
　　游历归来后，张宗瑛开始反思自己的理想追求，最后终于回归求学的原点，立志传统文化，专研经史之学。张宗瑛曾不屑一顾的文事，却成了他最终的理想追求。
　　受学名师  拜学桐城
　　张宗瑛向来好读书，喜校雠，善抄书。他偶然翻阅文章，得见晚清桐城派大家张裕钊、吴汝纶所作之文，如农夫见久旱田地得逢甘霖之状，则“惊叫，大喜”，遂访求名士，拜于桐城学派门下。 　　张宗瑛早年师事胶州柯劭忞、荣成孙葆田，后又执贽受业于贺涛。他的这些老师皆为当时一方名士大儒，学高德隆，教泽广被。其中，孙葆田为桐城派古文家，出自张裕钊门下，“文有法度”，辞官后曾任宛南书院讲席。柯劭忞为近代著名学者，曾任清史馆总编纂，以诗名海内，王国维推崇曰：“今世之诗，当推柯凤老为第一，以其为正宗，且所造甚高也。”贺涛曾主讲于信都书院、莲池书院等，为晚清桐城派继曾国藩、张裕钊、吳汝纶三先生之后，“卓然为一大宗”，北方文坛之执牛耳者。
　　在诸多名师的教导下，张宗瑛学术精进，见识不凡，加之他性情本就狂放，他更加自负，非寻常之士不放在眼中，因此惹来许多世人的不喜甚至鄙夷。他亦不改恃才傲物之举，依然我行我素。
　　转变后的张宗瑛害怕治学基础不牢，故惜时如金，不舍昼夜执着于文事，“衰病交困”亦不能阻止他一心为文的决心，由此他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张宗瑛墓志铭》中记载了一则事例，从中便可窥见一斑。记述如下：
　　太保文襄公（太子太保大学士张之洞）尝进宗瑛而询其术业，宗瑛皆以所学对，公无言;宗瑛退，公目送之，曰：“独奈何为吴挚甫（晚清桐城派文学大家吴汝纶）所误。”或以告宗瑛，宗瑛如故也。
　　虽然张之洞对张宗瑛的评价可能因个人思想理念的分歧有些偏颇，但张宗瑛为治学所累，不但事业毫无建树且生活愈发潦倒不堪是不争的事实。
　　清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张宗瑛母亡未久，他哀痛至极，精神萎靡，俄而染疾，又因穷困不能得到有效救治。在病饿中，张宗瑛英年早逝，年寿三十三。他的身后之事由其兄弟乐东和果候料理。因家贫，为筹集丧葬之费，兄弟俩只好卖掉了在开封的宅子，将母亲及张宗瑛之灵柩于十月二十七日归葬南皮。
　　“壮志蹴踏乾坤，豪芒未豁遂化为尘，材力虽雄贫不自振，文章虽奇未抇株根。英英宝气刮眼犹新，庄庄玮质竟瘗荒原。”这是张宗瑛去世后，他的知己好友吴闿生撰写的祭文，形象地概括了他短暂蹇舛的一生。
　　总的来看，张宗瑛的问学之路与时代紧密相连。他曾为了救亡图存而学习兵法，遗憾的是，并无他用武之地。在游历欧美而窥见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后，他以为传统文事乃正道，便拜名师，一心一意治学，不被外物所役，虽取得很大进步，但时代却已换了人间，早已不是古文之学大兴其道的年代。
　　不难看出，张宗瑛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性格偏颇，凡事容易走向极端，不知通融，最后身消道死。这一切看似个人命运的悲哀，但张宗瑛问学之路的背后却透露着时代的维艰与沧桑—个人的命运和努力在国运时变中有时是如此微不足道，着实让人感觉无力又无奈。
　　王立成，河北省沧州市第三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