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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其源头可追溯至四千年前的『蚕丛』『鱼凫』时代，并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发展和演变，成为今天有着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
巴蜀大致范围包括四川盆地及其附近地区。四川盆地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与中原地区交通不便，但东有长江三峡为出口，北有剑门蜀道（金牛道）通秦陇，东部清江流域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这样的地理特点，让巴蜀地区在长期的血缘与文化融合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同时又与中原地区有着不可分割的交往和联系。
古蜀国：“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1929年春节刚过，细雨连绵，春寒料峭，四川广汉月亮湾的燕道诚老人正带领儿孙在刚开垦的地里挖水沟，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陷坑，露出一堆玉器……
这石破天惊的一挖，揭开了三星堆遗址考古的序幕，把古蜀文明的光辉逐渐展露给世人。在发掘出来的文物里，一尊“纵目”青铜大面具以及长着一对“鸟脚”的青铜人像格外引人注目。最大的青铜面具宽1.38米，高0.65米，这肯定不是让人戴的，最合理的解释是：作为祖先崇拜的对象挂起来供人祭祀。
那么，这个传说中的祖先来自何方？让我们回到4000多年前。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
蚕丛，在历史上或许是某个部落的名称，或许是某个首领的尊号。《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可能根据历代流传下来的史料，对“蚕丛”作了阐释：蚕丛的部落来自岷山一带，后率部循河谷进入成都平原，教民蚕事。其经济生活以养蚕缫丝为主要特征，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纵目”青铜大面具或与蚕的质性有关。在经历“次王”柏灌时代之后，进入鱼凫时代。鱼凫，一般认为即鱼鹰，是一种以捕猎鱼类为食的水鸟。由此，三星堆出土的“鸟脚”青铜人像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其经济生活当以渔猎为主要特征。
殷周之际，古蜀国开始了“教民务农”的杜宇时代。相传杜宇生前教民务农，死后化为杜鹃仍惦记农事，每到春天就不断“布谷—布谷”催人耕作，直到满口鲜血。杜鹃鸟的鲜血洒在山间，化成一丛丛红色的杜鹃花。
蜀地四周为高山高原所环抱，被称为“四塞之国”。在杜宇之后的开明氏时代，“五丁开山”，开凿了通往北方秦岭的金牛道。但此通道也方便了北方用兵，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南征，先后灭蜀、巴两古国，分置蜀、巴两郡，蜀文化、巴文化逐渐融汇。
巴文化的地域范围，大体在重庆及川东北、陕南、鄂西地区。汉文典籍记载较多的巴人支系，一是廪君蛮，二是板楯蛮。廪君蛮一支突出虎文化。《世本》记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地出土文物里，虎纹最为丰富。板楯蛮一支尚武精神突出，最知名的是其战斗歌舞文化。《华阳国志》记载，武王伐纣的战争中，“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前徒倒戈”。秦统一六国之后，巴蜀文化融汇，蜀的深厚底蕴与巴的尚武精神由此合二为一。
秦汉：李冰凿离堆 四贤冠天下
古蜀文明经历了蚕桑、渔猎、农耕等多个阶段，积淀深厚，最终归于内陆农业文明，其兴衰与治水和农技关系密切。
秦并巴蜀后，“迁秦人万家实之，民始为秦言”（卢求《成都记·序》）。李冰父子率蜀郡人民把蜀地经验与中原先进技术结合起来，大兴水利、广开稻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史记·河渠书》），巴蜀大地从此成为“天府之国”。
衣食足，礼义兴。根据考古工作者考证，古蜀有两个系统的文字，可见其丰厚的地域文化积淀。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巴蜀文化因融入了中原文化而产生了质的飞跃。
巴山蜀水钟灵毓秀，悠久的神话传说孕育了文人奇崛瑰丽的丰富想象。秦汉之际，出现了以“蜀中四贤”—司马相如、扬雄、严君平和王褒为代表的作家群。西晋左思在《蜀都赋》中赞曰：“蔚若相如，皭若君平。王褒晔而秀发，扬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绚道德，摛藻掞天庭。”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王褒的《洞箫赋》等，极大地推动了汉代的辞赋创作。
惊世骇俗的才子佳人展现出巴蜀文化热烈浪漫的风韵。大才子司马相如到临邛首富卓王孙家赴宴，遇到卓家17岁的孀居女儿卓文君，对其一见钟情。司马相如便抚琴弹唱一首《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帘后的卓文君怦然心动，与司马相如私奔至成都。相如家贫，两人无奈之下返回临邛，文君当垆卖酒，相如涤器肆中，传为千古佳话。
继武王伐纣之后，巴渝歌舞在刘邦平定三秦的战争中再次大放光彩。当时，巴渝士兵执兵器，表演传统乐舞迎接刘邦，刘邦高兴地说：“这是武王伐纣的乐舞啊！”他命令乐工将其改编为宫廷乐舞《巴渝舞》，成为西汉时期接待外宾的宫廷仪仗舞蹈，大约是如今迎宾阅兵仪式的前身吧！
“蜀”古称“蚕丛之国”，桑蚕丝绸业起源很早。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4部蜀锦提花织机模型，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提花织机模型。西汉扬雄的《蜀都赋》中出现了多种名锦名称，并描述道：“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发文扬彩，传代无穷。”蜀绣以其明丽清秀的色彩和精湛细腻的针法形成了自身的独特韵味。蜀锦、蜀绣并称为蜀中之宝。
唐宋：太白谪仙人 父子三词客
唐宋時期，巴蜀地区总体上社会安定，生产力快速发展。成都在唐代成为天下名镇，呈现“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的繁华景象，也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之一。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即扬州第一，成都第二）。”
宋代商业文化普及，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率先在成都发明。两宋时期的重庆，也经历了从封建政治军事都邑开始向封建工商业城市发展的重要转折，逐渐成为巴蜀东部的水陆交通枢纽和商业贸易中心。 唐代，巴蜀文学重新焕发光彩。陈子昂率先开启盛唐之音，其组诗《感遇》《登幽州台歌》等铮铮有金石声。生于剑南道绵州昌隆（今四川省江油市）的李白在故乡生活了24年，蜀中奇险雄伟的山川、与道教相伴的仙气开阔了诗人的胸怀，也孕育了其诗歌中变幻多姿的神奇境界，《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等可谓盛唐诗歌创作的巅峰。杜甫为避安史之乱到四川定居，踏遍蜀地，其七律诗逐渐定型，创作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等近900首诗。
宋代巴蜀作家再次引领风骚。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在“唐宋八大家”中占三席，特别是苏轼的诗、文、词代表了宋诗、宋文、宋词的最高成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巴蜀文坛多才女，除汉代的卓文君外，还有唐代的薛涛、五代的黄崇嘏、宋代的蒲芝等。其中黄崇嘏颇具传奇色彩，她自幼工诗善文，成年后常女扮男装四处游历。一次，她在游历途中偶然得到知州周庠的赏识，被举荐为代理司户参军。黄崇嘏上任后极其干练，卓有治绩。周庠主动提出要把爱女嫁给“他”，却等来黄崇嘏的辞职求隐。她回到自己的蓬舍隐居，守贫而终。有记载称她曾女扮男装考上前蜀状元，为黄梅戏《女驸马》等后世作品中主人公的原型。
巴渝歌舞中的巴渝辞也因为进入宫廷而得到改编，流传民间的则发展为家喻户晓的“竹枝词”。中唐诗人于鹄《巴女谣》云：“巴女骑牛唱竹枝，藕丝菱叶傍江时，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槿篱。”刘禹锡所作《竹枝词》中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更成为中国诗歌史上脍炙人口的佳句。
宋代儒学的重要派别—蜀学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蜀学的创立者是苏洵，完成者则是苏轼、苏辙兄弟。因为苏氏父子是眉山人，因此这个学派被称为“蜀学”。父子三人合作完成《易传》。此外，苏轼著有《论语说》，苏辙有《老子解》《孟子解》《诗集传》《春秋集解》等著作。“杂”是蜀学最突出的特点，苏氏父子既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也接受佛学的影响和道家的方術，三教合一的宗旨在蜀学中体现得很明显。
元明清：湖广填四川 移民创新篇
宋元和明清易代之际，巴蜀饱受自然灾害、瘟疫、战乱之苦，人口锐减。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次大移民使得巴蜀成为移民地区，“五方杂处，时尚各从其乡”，至清中叶后期才逐渐融为一体。
移民具有开创和兼容的精神，他们善于兼收并蓄，敢于创新，给巴蜀大地带来了活力与激情。如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迁入后，勇于改良农耕技术，大胆引进玉米、番薯、土豆、辣椒、番茄、烟草、甘蔗等新作物品种，为重建天府、繁荣巴蜀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还凭借在家乡养成的较高商业素质和擅长商品交易的能力，促进巴蜀地区商品经济活跃与发展，引领了巴蜀经济的发展。
移民带来的农作物新品种还丰富了四川的饮食。其中，辣椒的引入契合了四川人因气候、地理条件和口味习惯而早已形成的“好辛香”传统，在川菜制作中被广泛运用，使川菜最终形成独具一格的特色菜系。同时，移民带来的菜肴制作、饮食习惯等各方面习俗相互交融，丰富了川菜的内涵。清乾隆时期，宦游浙江的四川罗江人李化楠闲暇时着意收集江浙一带家厨、主妇的烹饪经验，他的儿子李调元将之整理后编写成《醒园录》，“计有烹调三十九种，酿造二十四种，糕点小吃二十四种，食品加工二十五种，饮料四种，食品保藏五种，总凡一百二十一种，一百四十九法”，对此后崛起的现代川菜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移民还促进了地方戏曲的发展。巴蜀乐舞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但在宋元、明清交替之际出现了断代。明正德年间，韩五儿和靳广儿两个戏班从四川到应天府（今南京）演出，或许因为剧目还很年轻，一个叫陈铎的散曲家观看后对其不屑一顾，写下小令《朝天子·川戏》对其大加嘲讽：“顽皮脸不羞，一落腔强扭，散言语胡屑辏。……生成的骨头，学成的嘴口，至死也难医救。”清朝建立后，入川的移民建立了许多地方会馆，南北声腔剧种相继流播，与四川方言土语、民风民俗、民间音乐、舞蹈、说唱等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四川特色的声腔艺术，促进了地方剧种—川剧的发展。
今天，位于我国西南腹地的巴蜀，地理上的天堑已经被飞机、高铁等现代交通工具打通，成渝城市群初露峥嵘，再次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版图中的重要一极。
刘亚虎，中国神话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南方室主任、研究员。
巴蜀大致范围包括四川盆地及其附近地区。四川盆地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与中原地区交通不便，但东有长江三峡为出口，北有剑门蜀道（金牛道）通秦陇，东部清江流域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这样的地理特点，让巴蜀地区在长期的血缘与文化融合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同时又与中原地区有着不可分割的交往和联系。
古蜀国：“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1929年春节刚过，细雨连绵，春寒料峭，四川广汉月亮湾的燕道诚老人正带领儿孙在刚开垦的地里挖水沟，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陷坑，露出一堆玉器……
这石破天惊的一挖，揭开了三星堆遗址考古的序幕，把古蜀文明的光辉逐渐展露给世人。在发掘出来的文物里，一尊“纵目”青铜大面具以及长着一对“鸟脚”的青铜人像格外引人注目。最大的青铜面具宽1.38米，高0.65米，这肯定不是让人戴的，最合理的解释是：作为祖先崇拜的对象挂起来供人祭祀。
那么，这个传说中的祖先来自何方？让我们回到4000多年前。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
蚕丛，在历史上或许是某个部落的名称，或许是某个首领的尊号。《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可能根据历代流传下来的史料，对“蚕丛”作了阐释：蚕丛的部落来自岷山一带，后率部循河谷进入成都平原，教民蚕事。其经济生活以养蚕缫丝为主要特征，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纵目”青铜大面具或与蚕的质性有关。在经历“次王”柏灌时代之后，进入鱼凫时代。鱼凫，一般认为即鱼鹰，是一种以捕猎鱼类为食的水鸟。由此，三星堆出土的“鸟脚”青铜人像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其经济生活当以渔猎为主要特征。
殷周之际，古蜀国开始了“教民务农”的杜宇时代。相传杜宇生前教民务农，死后化为杜鹃仍惦记农事，每到春天就不断“布谷—布谷”催人耕作，直到满口鲜血。杜鹃鸟的鲜血洒在山间，化成一丛丛红色的杜鹃花。
蜀地四周为高山高原所环抱，被称为“四塞之国”。在杜宇之后的开明氏时代，“五丁开山”，开凿了通往北方秦岭的金牛道。但此通道也方便了北方用兵，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南征，先后灭蜀、巴两古国，分置蜀、巴两郡，蜀文化、巴文化逐渐融汇。
巴文化的地域范围，大体在重庆及川东北、陕南、鄂西地区。汉文典籍记载较多的巴人支系，一是廪君蛮，二是板楯蛮。廪君蛮一支突出虎文化。《世本》记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地出土文物里，虎纹最为丰富。板楯蛮一支尚武精神突出，最知名的是其战斗歌舞文化。《华阳国志》记载，武王伐纣的战争中，“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前徒倒戈”。秦统一六国之后，巴蜀文化融汇，蜀的深厚底蕴与巴的尚武精神由此合二为一。
秦汉：李冰凿离堆 四贤冠天下
古蜀文明经历了蚕桑、渔猎、农耕等多个阶段，积淀深厚，最终归于内陆农业文明，其兴衰与治水和农技关系密切。
秦并巴蜀后，“迁秦人万家实之，民始为秦言”（卢求《成都记·序》）。李冰父子率蜀郡人民把蜀地经验与中原先进技术结合起来，大兴水利、广开稻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史记·河渠书》），巴蜀大地从此成为“天府之国”。
衣食足，礼义兴。根据考古工作者考证，古蜀有两个系统的文字，可见其丰厚的地域文化积淀。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巴蜀文化因融入了中原文化而产生了质的飞跃。
巴山蜀水钟灵毓秀，悠久的神话传说孕育了文人奇崛瑰丽的丰富想象。秦汉之际，出现了以“蜀中四贤”—司马相如、扬雄、严君平和王褒为代表的作家群。西晋左思在《蜀都赋》中赞曰：“蔚若相如，皭若君平。王褒晔而秀发，扬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绚道德，摛藻掞天庭。”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王褒的《洞箫赋》等，极大地推动了汉代的辞赋创作。
惊世骇俗的才子佳人展现出巴蜀文化热烈浪漫的风韵。大才子司马相如到临邛首富卓王孙家赴宴，遇到卓家17岁的孀居女儿卓文君，对其一见钟情。司马相如便抚琴弹唱一首《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帘后的卓文君怦然心动，与司马相如私奔至成都。相如家贫，两人无奈之下返回临邛，文君当垆卖酒，相如涤器肆中，传为千古佳话。
继武王伐纣之后，巴渝歌舞在刘邦平定三秦的战争中再次大放光彩。当时，巴渝士兵执兵器，表演传统乐舞迎接刘邦，刘邦高兴地说：“这是武王伐纣的乐舞啊！”他命令乐工将其改编为宫廷乐舞《巴渝舞》，成为西汉时期接待外宾的宫廷仪仗舞蹈，大约是如今迎宾阅兵仪式的前身吧！
“蜀”古称“蚕丛之国”，桑蚕丝绸业起源很早。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4部蜀锦提花织机模型，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提花织机模型。西汉扬雄的《蜀都赋》中出现了多种名锦名称，并描述道：“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发文扬彩，传代无穷。”蜀绣以其明丽清秀的色彩和精湛细腻的针法形成了自身的独特韵味。蜀锦、蜀绣并称为蜀中之宝。
唐宋：太白谪仙人 父子三词客
唐宋時期，巴蜀地区总体上社会安定，生产力快速发展。成都在唐代成为天下名镇，呈现“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的繁华景象，也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之一。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即扬州第一，成都第二）。”
宋代商业文化普及，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率先在成都发明。两宋时期的重庆，也经历了从封建政治军事都邑开始向封建工商业城市发展的重要转折，逐渐成为巴蜀东部的水陆交通枢纽和商业贸易中心。 唐代，巴蜀文学重新焕发光彩。陈子昂率先开启盛唐之音，其组诗《感遇》《登幽州台歌》等铮铮有金石声。生于剑南道绵州昌隆（今四川省江油市）的李白在故乡生活了24年，蜀中奇险雄伟的山川、与道教相伴的仙气开阔了诗人的胸怀，也孕育了其诗歌中变幻多姿的神奇境界，《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等可谓盛唐诗歌创作的巅峰。杜甫为避安史之乱到四川定居，踏遍蜀地，其七律诗逐渐定型，创作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等近900首诗。
宋代巴蜀作家再次引领风骚。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在“唐宋八大家”中占三席，特别是苏轼的诗、文、词代表了宋诗、宋文、宋词的最高成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巴蜀文坛多才女，除汉代的卓文君外，还有唐代的薛涛、五代的黄崇嘏、宋代的蒲芝等。其中黄崇嘏颇具传奇色彩，她自幼工诗善文，成年后常女扮男装四处游历。一次，她在游历途中偶然得到知州周庠的赏识，被举荐为代理司户参军。黄崇嘏上任后极其干练，卓有治绩。周庠主动提出要把爱女嫁给“他”，却等来黄崇嘏的辞职求隐。她回到自己的蓬舍隐居，守贫而终。有记载称她曾女扮男装考上前蜀状元，为黄梅戏《女驸马》等后世作品中主人公的原型。
巴渝歌舞中的巴渝辞也因为进入宫廷而得到改编，流传民间的则发展为家喻户晓的“竹枝词”。中唐诗人于鹄《巴女谣》云：“巴女骑牛唱竹枝，藕丝菱叶傍江时，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槿篱。”刘禹锡所作《竹枝词》中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更成为中国诗歌史上脍炙人口的佳句。
宋代儒学的重要派别—蜀学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蜀学的创立者是苏洵，完成者则是苏轼、苏辙兄弟。因为苏氏父子是眉山人，因此这个学派被称为“蜀学”。父子三人合作完成《易传》。此外，苏轼著有《论语说》，苏辙有《老子解》《孟子解》《诗集传》《春秋集解》等著作。“杂”是蜀学最突出的特点，苏氏父子既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也接受佛学的影响和道家的方術，三教合一的宗旨在蜀学中体现得很明显。
元明清：湖广填四川 移民创新篇
宋元和明清易代之际，巴蜀饱受自然灾害、瘟疫、战乱之苦，人口锐减。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次大移民使得巴蜀成为移民地区，“五方杂处，时尚各从其乡”，至清中叶后期才逐渐融为一体。
移民具有开创和兼容的精神，他们善于兼收并蓄，敢于创新，给巴蜀大地带来了活力与激情。如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迁入后，勇于改良农耕技术，大胆引进玉米、番薯、土豆、辣椒、番茄、烟草、甘蔗等新作物品种，为重建天府、繁荣巴蜀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还凭借在家乡养成的较高商业素质和擅长商品交易的能力，促进巴蜀地区商品经济活跃与发展，引领了巴蜀经济的发展。
移民带来的农作物新品种还丰富了四川的饮食。其中，辣椒的引入契合了四川人因气候、地理条件和口味习惯而早已形成的“好辛香”传统，在川菜制作中被广泛运用，使川菜最终形成独具一格的特色菜系。同时，移民带来的菜肴制作、饮食习惯等各方面习俗相互交融，丰富了川菜的内涵。清乾隆时期，宦游浙江的四川罗江人李化楠闲暇时着意收集江浙一带家厨、主妇的烹饪经验，他的儿子李调元将之整理后编写成《醒园录》，“计有烹调三十九种，酿造二十四种，糕点小吃二十四种，食品加工二十五种，饮料四种，食品保藏五种，总凡一百二十一种，一百四十九法”，对此后崛起的现代川菜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移民还促进了地方戏曲的发展。巴蜀乐舞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但在宋元、明清交替之际出现了断代。明正德年间，韩五儿和靳广儿两个戏班从四川到应天府（今南京）演出，或许因为剧目还很年轻，一个叫陈铎的散曲家观看后对其不屑一顾，写下小令《朝天子·川戏》对其大加嘲讽：“顽皮脸不羞，一落腔强扭，散言语胡屑辏。……生成的骨头，学成的嘴口，至死也难医救。”清朝建立后，入川的移民建立了许多地方会馆，南北声腔剧种相继流播，与四川方言土语、民风民俗、民间音乐、舞蹈、说唱等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四川特色的声腔艺术，促进了地方剧种—川剧的发展。
今天，位于我国西南腹地的巴蜀，地理上的天堑已经被飞机、高铁等现代交通工具打通，成渝城市群初露峥嵘，再次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版图中的重要一极。
刘亚虎，中国神话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南方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