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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距今三万年到距今三千五百年，西藏的早期制石工艺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发展道路。在磨制技术出现之前，打制技术持续使用了两万多年；打制石器能够快速提供大量锋利的工具用于处理动物肉类、骨骼。随着古人开始农耕定居生活，于是有了足够的时间去制作更加精细的磨制石器，终于有一天，在石器中发现了美，成就了特殊人群，看到了文明的曙光。
青藏高原科学研究中有一个谜题：现代人类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入青藏高原长期居住的？
2016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在西藏北部的尼阿木底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后，证实：至迟在3万年以前，人类就进入了海拔4600米的藏北高原。那时候的藏北高原，或许曾经有过适合古人类生存的环境：气候温暖湿润，动植物资源也比较丰富。尼阿木底遗址出土文化遗物4000余件，是青藏高原腹地首次发现具有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
尼阿木底的文化遗物中，有大量的石器，包括石片、石叶、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石器是古代人类制作的工具，可以用于猎杀动物、剥皮、砍砸动物骨骼、采集植物等，是让古代人类能够获取食物的法宝。这些石器用“打制”的方法制成，我们称之为“打制石器”。打制石器一般用石英岩、石英、角页岩、燧石、硅質岩制成，这些石料一般脆性较大、质地较匀、硬度较高。古人用石头相互锤打，打制成具有不同功能并便于使用的形状。但是，这些适合打制石器的石材并不是随处可见，它的产地有限，需要古人去寻找，并妥善地搬运和保存石料。
尼阿木底遗址出土的石器中有一种细长的薄条石片，被称为“石叶”。“石叶”是从石料上剥离下来的石片，剥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从石料的凸面开始剥离，用比较硬的石头锤打，打下长石片，这种加工工艺考古学家称之为“勒瓦娄哇方法”（旧石器时代的一种石器制作技术）。可以想象，制作石器的人应该孔武有力，有足够大和粗壮的手能握住石料和石锤，并且有力、准确地打制出长长的石片。
第二种方法是先在石料上修理出一条纵脊，然后从上往下打制，将这条纵脊剥离石料，然后沿两边有序地剥离石叶。剥离石叶的技术更为复杂，可以用硬石头锤打，也可以用骨头、木头等软材料锤打，有的还利用了间接工具，或者不用锤打而是用力压石料边缘让石片剥离等方法。这种打制石叶的方法被称为“棱柱状石叶石核方法”。古人从距今50万年前就开始使用这种方法制作石叶了（见左图）。
这两种石叶制作方法广泛流行于中国的西北及北方的北部地区， 包括新疆、西藏、青海、宁夏、内蒙古及黑龙江等。我们已经在青藏高原发现了打制石器地点接近100处，西藏打制石器的工艺与相邻省份甚至非常遥远的地方显示出相当多的一致性。
石叶的制作需要丰富经验，技术含量很高。制作一批石叶，首先需要寻找到一块合适的石料，古人根据石料的形状，在头脑中设计出一个剥离方案，如何修理石料、如何选择适合的锤体、打制的姿势和方法等。需要比较精确地控制剥片的方向和力度，以连续剥离理想的石片。打制石叶的过程，体现的是古代人类规划、预制一种产品的工艺思想，也是尼阿木底古人高超的制石工艺的证据。
距离尼阿木底遗址一千多公里的藏东横断山脉地带的昌都地区，有一个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时期时代遗址：卡若遗址。卡若遗址出土了石器6828件，除了打制石器之外，有磨制石器511件。使用“打磨”的方法来制作石器，是古人在工艺思想上的一种改革。人类早在数十万年前就已经掌握了用骨头来磨制工具的技术，在石料上应用磨制技术，可以看作是早期磨制工艺的拓展运用。实验证明，磨制石器的石材硬度低、来源广，技术操作起来比较简单，不仅可以更加精细和准确地掌控石器的形状，同时还降低了石材和技术制作的要求，这为石器制作的普及奠定了基础。但是，磨制石器耗费的时间比较长，这就要求古人有足够的“业余”时间来完成磨制。
卡若遗址磨制石器的石材丰富多样，有硬玉、火山岩、硅质蛇纹岩、流纹岩、大理岩、板岩、片岩、细砂岩等。这些石料大多是就地取材，非常方便，卡若人制作石器不再受到石材来源的限制。这些石料大部分硬度较低，打制石坯时容易打制成型。卡若遗址的磨制石器完全体现了这种工艺的拓展和发展过程。有的石器仅仅打磨关键部位，顶部及两面均保留了原石坯的自然面，在器体两侧边和刃采用了磨制技术；有的石器形制与加工方法均属于打制石器系统，但手握部位从两面进行较细致的修整，刃部进行磨制。磨制的刃部锋利均匀，堪比今天的钢菜刀。这说明应用这些石器的卡若人虽然体会到了磨制石器的优点，却没有足够耐心和机会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打磨一件通体磨光、光亮细致的石器。
卡若人的“打磨”技术，还体现在石料切割和石器钻孔工艺中。卡若遗址的石器上留下清晰的切割痕迹，有的是双向对切，有的单向切割。使用什么方法来切割坚硬的石器呢？根据民族学的材料，用于切割的工具有两种，一种是薄木片加砂和水反复锯磨，另一种是用砂石片加水反复锯磨，就能切开石坯。前者的切口比较垂直，切缝可以很窄；后者的切缝比较宽。卡若石器上切割缝窄，断壁垂直，考古学家计算出切割工具厚度只有0.1～0.15厘米，推测使用木片加砂切割技术的可能性比较大。这种方法能比较精确地控制石坯的厚度和形状，但肯定会耗费比较多的时间。这说明卡若人已经有足够的时间来从事这项工作，并且生活质量不会受到影响，反而生产效率会得到提高。
卡若遗址石器上有很多钻孔。在石器上钻孔，是为了把石器固定到其他物件上，制作成一件复合型的工具。卡若石器上的孔有圆孔和方形孔两种。圆孔是用“锥”这种工具加砂磨钻成孔的。观察这些圆孔，发现有的孔是从石器的两面相向而钻，孔的形状外大内小，像两个喇叭口，这种方法往往适用于比较厚的石器。有的孔是单向钻孔，一侧口大，一侧口小，像一个喇叭，往往出现在比较薄的石器上。方形孔的制作方法截然不同，一般是用“凿”这种工具在石器表面刻槽，反复凿、琢，直到孔穿。（上图为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穿孔石器，两面相向钻孔） 复合型的工具的制作显然比单纯制作一件石器更加复杂和费时，但卡若人孜孜不倦地制作这种复合型工具，显然它可以用以提高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提高效率”的工艺思想同样体现在石器制作上。卡若遗址有的石器为了充分利用，两端都有刃部，但一般两端刃的宽窄不同，说明同一件石器的功能得到扩展；有的石器经二次加工，节约石料和减少制作时间。这些技术特征，与流传在我国中原、西北地区龙山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制石技术基本一致。
尽管受很多不利的地理和自然条件限制，但是最晚在距今5000年前后，古人就进入了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的河谷地带生活，创造了西藏腹地的史前农耕文明。拉萨曲贡就是其中一个。曲贡遗址位于拉萨北郊的曲贡村，紧邻佛教名寺色拉寺。曲贡遗址的发掘，曾经被评为中国1991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在这个遗址里，也出土了很多距今3500年左右的石器。
曲貢出土的石器有打制石器、石叶，也有磨制石器。但磨制石器制作精细，运用了多种穿孔技术，玉器还采用了抛光工艺。这些磨制石器的石料有角岩、细晶岩、砂岩、花岗岩，玉器采用的是阳起石、叶蛇纹石。这些石材与卡若遗址的磨制石器石材相比虽然种类较少，但在打磨后能呈现出美丽的光泽，颜色也更加艳丽。这是石器磨制工艺精细化的标志，体现了古人已经把审美思想体现到石器制作工艺之中。
曲贡有一种独特的石器——梳形器。制坯的时候，用打制的方法修整出平薄的器体，并且在边缘部分进行精细加工。特别是刃部，会使用锉齿技术。这些齿排列整齐，齿槽宽窄划一，深而棱角分明，表面锉齿技术已经非常熟练，并且应该使用了比较锐利、硬度很大的专用工具。遗憾的是因为缺乏实物材料，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开这个谜题。通过对齿部的微痕观察发现，这些“梳形器”并不是当作梳子使用的，而有可能是一种小型的锯子，用于切割某些物品。（上图为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梳形器”）
在西藏的古代遗址和墓葬中，经常会出现水晶石，一般都是自然的六面结晶体，透明光亮。它们有什么用呢？曲贡也出土了2件水晶石，长度2～3厘米，有一件的晶体尖端经过打制，制成了较薄长的刃。我们推测，硬度达到7度的水晶工具，可以当作钻头或者锉具使用。曲贡石器中钻孔的比例不高，但钻孔的技术却很全面，用锥钻孔、刻槽锉切孔、打琢穿孔等，一个孔往往可以看到几种技术特征，说明钻孔人已经掌握了各种技术，并且可以熟练地交叉使用。值得注意的是，有的钻孔的孔洞光亮平整，说明钻孔的速度很慢，石面得到充分打磨才能发出光亮。
最美的是曲贡的玉石工具。它们的器形很规整，边缘棱角分明，刃部有微微的弧度，石器表面散发出微亮的光芒，光滑润泽，看起来赏心悦目。很明显这些玉器是花费了很多时间来制作的，并且制作人掌握了熟练的技术。但奇怪的是，曲贡出土的玉器数量很少，只有六件，在曲贡遗址出土的一万二千多件石制品中属于凤毛麟角。这不得不让我们怀疑这些玉石器的拥有者是不是比较特殊的一群人，或者这些玉石器本身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从距今三万年到距今三千五百年，西藏的早期制石工艺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发展道路。在磨制技术出现之前，打制技术持续使用了两万多年；而磨制技术出现之后，打制技术也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漫步在西藏的广袤土地上。这可能与高原人类的畜牧、狩猎生活有关，打制石器能够快速提供大量锋利的工具用于处理动物肉类、骨骼。随着高原的气候变化和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程度，古人的生活方式也逐渐改变，也许不再随着动物的迁徙而流动，而是选择平坦的河谷开始农耕定居生活，于是有了足够的时间去制作更加精细的磨制石器，终于有一天，在石器中发现了美，成就了特殊人群，看到了文明的曙光。
尼阿木底：三万年前的规划与技术
青藏高原科学研究中有一个谜题：现代人类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入青藏高原长期居住的？
2016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在西藏北部的尼阿木底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后，证实：至迟在3万年以前，人类就进入了海拔4600米的藏北高原。那时候的藏北高原，或许曾经有过适合古人类生存的环境：气候温暖湿润，动植物资源也比较丰富。尼阿木底遗址出土文化遗物4000余件，是青藏高原腹地首次发现具有确切地层和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
尼阿木底的文化遗物中，有大量的石器，包括石片、石叶、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石器是古代人类制作的工具，可以用于猎杀动物、剥皮、砍砸动物骨骼、采集植物等，是让古代人类能够获取食物的法宝。这些石器用“打制”的方法制成，我们称之为“打制石器”。打制石器一般用石英岩、石英、角页岩、燧石、硅質岩制成，这些石料一般脆性较大、质地较匀、硬度较高。古人用石头相互锤打，打制成具有不同功能并便于使用的形状。但是，这些适合打制石器的石材并不是随处可见，它的产地有限，需要古人去寻找，并妥善地搬运和保存石料。
尼阿木底遗址出土的石器中有一种细长的薄条石片，被称为“石叶”。“石叶”是从石料上剥离下来的石片，剥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从石料的凸面开始剥离，用比较硬的石头锤打，打下长石片，这种加工工艺考古学家称之为“勒瓦娄哇方法”（旧石器时代的一种石器制作技术）。可以想象，制作石器的人应该孔武有力，有足够大和粗壮的手能握住石料和石锤，并且有力、准确地打制出长长的石片。
第二种方法是先在石料上修理出一条纵脊，然后从上往下打制，将这条纵脊剥离石料，然后沿两边有序地剥离石叶。剥离石叶的技术更为复杂，可以用硬石头锤打，也可以用骨头、木头等软材料锤打，有的还利用了间接工具，或者不用锤打而是用力压石料边缘让石片剥离等方法。这种打制石叶的方法被称为“棱柱状石叶石核方法”。古人从距今50万年前就开始使用这种方法制作石叶了（见左图）。
这两种石叶制作方法广泛流行于中国的西北及北方的北部地区， 包括新疆、西藏、青海、宁夏、内蒙古及黑龙江等。我们已经在青藏高原发现了打制石器地点接近100处，西藏打制石器的工艺与相邻省份甚至非常遥远的地方显示出相当多的一致性。
石叶的制作需要丰富经验，技术含量很高。制作一批石叶，首先需要寻找到一块合适的石料，古人根据石料的形状，在头脑中设计出一个剥离方案，如何修理石料、如何选择适合的锤体、打制的姿势和方法等。需要比较精确地控制剥片的方向和力度，以连续剥离理想的石片。打制石叶的过程，体现的是古代人类规划、预制一种产品的工艺思想，也是尼阿木底古人高超的制石工艺的证据。
卡若：五千年前的时间与效率
距离尼阿木底遗址一千多公里的藏东横断山脉地带的昌都地区，有一个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时期时代遗址：卡若遗址。卡若遗址出土了石器6828件，除了打制石器之外，有磨制石器511件。使用“打磨”的方法来制作石器，是古人在工艺思想上的一种改革。人类早在数十万年前就已经掌握了用骨头来磨制工具的技术，在石料上应用磨制技术，可以看作是早期磨制工艺的拓展运用。实验证明，磨制石器的石材硬度低、来源广，技术操作起来比较简单，不仅可以更加精细和准确地掌控石器的形状，同时还降低了石材和技术制作的要求，这为石器制作的普及奠定了基础。但是，磨制石器耗费的时间比较长，这就要求古人有足够的“业余”时间来完成磨制。
卡若遗址磨制石器的石材丰富多样，有硬玉、火山岩、硅质蛇纹岩、流纹岩、大理岩、板岩、片岩、细砂岩等。这些石料大多是就地取材，非常方便，卡若人制作石器不再受到石材来源的限制。这些石料大部分硬度较低，打制石坯时容易打制成型。卡若遗址的磨制石器完全体现了这种工艺的拓展和发展过程。有的石器仅仅打磨关键部位，顶部及两面均保留了原石坯的自然面，在器体两侧边和刃采用了磨制技术；有的石器形制与加工方法均属于打制石器系统，但手握部位从两面进行较细致的修整，刃部进行磨制。磨制的刃部锋利均匀，堪比今天的钢菜刀。这说明应用这些石器的卡若人虽然体会到了磨制石器的优点，却没有足够耐心和机会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打磨一件通体磨光、光亮细致的石器。
卡若人的“打磨”技术，还体现在石料切割和石器钻孔工艺中。卡若遗址的石器上留下清晰的切割痕迹，有的是双向对切，有的单向切割。使用什么方法来切割坚硬的石器呢？根据民族学的材料，用于切割的工具有两种，一种是薄木片加砂和水反复锯磨，另一种是用砂石片加水反复锯磨，就能切开石坯。前者的切口比较垂直，切缝可以很窄；后者的切缝比较宽。卡若石器上切割缝窄，断壁垂直，考古学家计算出切割工具厚度只有0.1～0.15厘米，推测使用木片加砂切割技术的可能性比较大。这种方法能比较精确地控制石坯的厚度和形状，但肯定会耗费比较多的时间。这说明卡若人已经有足够的时间来从事这项工作，并且生活质量不会受到影响，反而生产效率会得到提高。
卡若遗址石器上有很多钻孔。在石器上钻孔，是为了把石器固定到其他物件上，制作成一件复合型的工具。卡若石器上的孔有圆孔和方形孔两种。圆孔是用“锥”这种工具加砂磨钻成孔的。观察这些圆孔，发现有的孔是从石器的两面相向而钻，孔的形状外大内小，像两个喇叭口，这种方法往往适用于比较厚的石器。有的孔是单向钻孔，一侧口大，一侧口小，像一个喇叭，往往出现在比较薄的石器上。方形孔的制作方法截然不同，一般是用“凿”这种工具在石器表面刻槽，反复凿、琢，直到孔穿。（上图为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穿孔石器，两面相向钻孔） 复合型的工具的制作显然比单纯制作一件石器更加复杂和费时，但卡若人孜孜不倦地制作这种复合型工具，显然它可以用以提高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提高效率”的工艺思想同样体现在石器制作上。卡若遗址有的石器为了充分利用，两端都有刃部，但一般两端刃的宽窄不同，说明同一件石器的功能得到扩展；有的石器经二次加工，节约石料和减少制作时间。这些技术特征，与流传在我国中原、西北地区龙山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制石技术基本一致。
曲贡：三千五百年前的审美与特殊
尽管受很多不利的地理和自然条件限制，但是最晚在距今5000年前后，古人就进入了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的河谷地带生活，创造了西藏腹地的史前农耕文明。拉萨曲贡就是其中一个。曲贡遗址位于拉萨北郊的曲贡村，紧邻佛教名寺色拉寺。曲贡遗址的发掘，曾经被评为中国1991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在这个遗址里，也出土了很多距今3500年左右的石器。
曲貢出土的石器有打制石器、石叶，也有磨制石器。但磨制石器制作精细，运用了多种穿孔技术，玉器还采用了抛光工艺。这些磨制石器的石料有角岩、细晶岩、砂岩、花岗岩，玉器采用的是阳起石、叶蛇纹石。这些石材与卡若遗址的磨制石器石材相比虽然种类较少，但在打磨后能呈现出美丽的光泽，颜色也更加艳丽。这是石器磨制工艺精细化的标志，体现了古人已经把审美思想体现到石器制作工艺之中。
曲贡有一种独特的石器——梳形器。制坯的时候，用打制的方法修整出平薄的器体，并且在边缘部分进行精细加工。特别是刃部，会使用锉齿技术。这些齿排列整齐，齿槽宽窄划一，深而棱角分明，表面锉齿技术已经非常熟练，并且应该使用了比较锐利、硬度很大的专用工具。遗憾的是因为缺乏实物材料，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开这个谜题。通过对齿部的微痕观察发现，这些“梳形器”并不是当作梳子使用的，而有可能是一种小型的锯子，用于切割某些物品。（上图为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梳形器”）
在西藏的古代遗址和墓葬中，经常会出现水晶石，一般都是自然的六面结晶体，透明光亮。它们有什么用呢？曲贡也出土了2件水晶石，长度2～3厘米，有一件的晶体尖端经过打制，制成了较薄长的刃。我们推测，硬度达到7度的水晶工具，可以当作钻头或者锉具使用。曲贡石器中钻孔的比例不高，但钻孔的技术却很全面，用锥钻孔、刻槽锉切孔、打琢穿孔等，一个孔往往可以看到几种技术特征，说明钻孔人已经掌握了各种技术，并且可以熟练地交叉使用。值得注意的是，有的钻孔的孔洞光亮平整，说明钻孔的速度很慢，石面得到充分打磨才能发出光亮。
最美的是曲贡的玉石工具。它们的器形很规整，边缘棱角分明，刃部有微微的弧度，石器表面散发出微亮的光芒，光滑润泽，看起来赏心悦目。很明显这些玉器是花费了很多时间来制作的，并且制作人掌握了熟练的技术。但奇怪的是，曲贡出土的玉器数量很少，只有六件，在曲贡遗址出土的一万二千多件石制品中属于凤毛麟角。这不得不让我们怀疑这些玉石器的拥有者是不是比较特殊的一群人，或者这些玉石器本身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从距今三万年到距今三千五百年，西藏的早期制石工艺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发展道路。在磨制技术出现之前，打制技术持续使用了两万多年；而磨制技术出现之后，打制技术也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漫步在西藏的广袤土地上。这可能与高原人类的畜牧、狩猎生活有关，打制石器能够快速提供大量锋利的工具用于处理动物肉类、骨骼。随着高原的气候变化和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程度，古人的生活方式也逐渐改变，也许不再随着动物的迁徙而流动，而是选择平坦的河谷开始农耕定居生活，于是有了足够的时间去制作更加精细的磨制石器，终于有一天，在石器中发现了美，成就了特殊人群，看到了文明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