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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集中建房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一个重要举措，农村空间的重新调整与农村社会关系的重构对于农民价值观念有着积极的影响。政策因素、空间因素和教育因素等促进了农民的法制观念提升改变，也显示出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的成效。
关键词：农村集中建房;农民;法治观念变迁
一、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同志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战略。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在乡村振兴的发展过程中，法治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和重要保障，保障农民权益、让法治为乡村振兴护航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乡村治理的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乡村治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地区的体现，对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提倡运用法治思维与方式参与乡村社会事务，提高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乡村治理村民的参与度、农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都是法治乡村的应有之义。
而根据传统的农村群体观念，法律信仰与权威的缺失阻碍了乡村法治建设的发展，传统文化缺少法治意识，对实质正义的追求与程序正义理念存在冲突。所以提高农民群体的法治意识，是在乡村法治化的推进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近几年，由于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教育的大力普及，农村群体的法治思维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与改善。
二、当代农民法治观念的变迁
我国最为广大的农村地区，作为一直以来相对较为封闭的小型社会，现代思想的接受方式较为被动，法治意识的觉醒过程较为缓慢，而诉权意识作为法治意识中最为主动、激进的一个部分，在农村的传播更为困难。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乡村振兴的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宣传等，都对法治意识、诉权意识在农村范围内的传播起到十分积极的推进与促进作用，诉权意识已初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接受、确立与发展。
诉讼观念在农民群体间确立与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诉权观念与传统的人情伦理观念相悖。在农民群体朴素的人情观念中，为了主张自己的权利，特别是民事权利而提起诉讼，主动要求司法机关的介入，过于激进、强硬，大动干戈，这一行为极易损失和睦的邻里关系和本人在村内的社会评价。个人相对并不重大的利益的缺失与社会关系的损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故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主动让渡自己的权利，以和为贵、自认倒霉。
而现阶段，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急剧变化，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大量频发，农村交错的新型社会关系，多元化的主体使得这些矛盾更容易被激化，进而导致纠纷的复杂化，纠纷处理方式的选择也逐渐产生变化，整体呈现出依法而行的趋势。近年来，来自农村地区的诉讼案件的数量大幅增加，这不仅与农村地区纠纷数量增长、复杂性增强有关，也体现了人们的从解决纠纷取向到维护自身权利的价值取向的转变。这说明农村普法初见成效，居民的思想逐渐变得开化，法治观念在农民群体内也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三、农民群体法治观念变迁之原因初探
农村地区的法治观念变迁的原因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集成。
农村经济在乡村振兴政策的鼓励与推动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原因永远是思想更新、观念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在农业政策的积极引导下， 我国农村经济实现了稳定发展的状态，并且远远超过预期效果，为提农民生活质量奠定良好基础。以湖南省为例，从 2006 年到 2017 年十二年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81 倍，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承高速增长趋势，增长速度甚至高于城镇居民。农民群体生活变得富裕，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多，休闲娱乐生活的时间也同时增长，这导致农村地区的纠纷数量、类型增加，纠纷所涉及的金额增多。当纠纷所涉及的利益变大，农民群体所考虑的人情成本与个人利益的天平开始倾斜，诉讼的意识逐渐变得强烈。
农村与城市的距离被拉近，农民群体与司法机关、法律服务机构之间的距离性减弱。物理性距离缩短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城市之间实现了道路互通，且修建完善，这使得农民群体不仅去城市的法律机构更为便捷，成本也更为负担得起。心理的距离缩近的一大原因是农村群体中的青壮年存在大量选择进程务工的人员，这一群体在城市工作的过程中极易接受有关法治的思想，当他们回到农村，带回新的思想理念，因农村的亲近的邻里亲缘更易被其余农民群体接受。
农村地区的教育得到基本普及、并进行了广泛的普法宣传也是重要的原因。农村地区除义务教育得到普及外，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也大幅增加，近几年农村人口中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人数比例较七八十年代增长近40倍。基础教育以外，农村地区还进行了广泛的普法教育普法宣传，所采取的的措施如设置普法宣传栏、开设图书馆、广播宣传等，通过潜移默化的积累，在不同的年龄段中传播法律知识与法律思想。
四、结语
诉权意识的觉醒与发展，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特别是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还有许多漫长发展过程中的障碍需要跨越。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推进，将我们的时代真正变成有法可依，权利保障的时代，唯有意識到自己拥有权利，才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的权利，将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根治乡村，为农村治理法治化、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推动做出更为有利的积极反应与助力。
参考文献
[1]汪恭礼.乡村振兴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研究[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5（04）：104-111.
[2]郑永流，马协华，高其才，刘茂林.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现实变迁——来自湖北农村的实证研究[J].中国法学，1992（06）：92-101.
[3]陈冰.接近正义与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由“社会法庭”引发的思考[J].区域治理，2019（33）：114-116.
[4]王成凤.农业政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探究[J].中国集体经济，2020（31）：11-12.
[5]李锋.我国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比较研究[J].农业科研经济管理，2020（03）：12-20.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湖南乡村文化振兴实施路径研究”（项目编号：XSP19YBC176）
作者简介：
马晓雯（1997-），女，新疆塔城人，湖南理工学院政治与法学学院法律硕士，研究方向：工程法学，
徐潇潇（1998-），女，浙江绍兴人，湖南理工学院学科语文专业硕士研究生;
肖红华，（1998-），女，湖南邵阳人，湖南理工学院学科语文专业硕士研究生;熊柳，（2001-），女，湖南衡阳人，湖南理工学院2018级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本科生;
黄丹琼，（2001-），女，湖南娄底人，湖南理工学院2018级法学专业本科生。
（1.湖南理工学院政治与法学学院 1/2、2/2湖南理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3湖南理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岳阳 414006）
关键词：农村集中建房;农民;法治观念变迁
一、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同志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战略。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在乡村振兴的发展过程中，法治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和重要保障，保障农民权益、让法治为乡村振兴护航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乡村治理的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乡村治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地区的体现，对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提倡运用法治思维与方式参与乡村社会事务，提高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乡村治理村民的参与度、农民乡村治理参与水平，都是法治乡村的应有之义。
而根据传统的农村群体观念，法律信仰与权威的缺失阻碍了乡村法治建设的发展，传统文化缺少法治意识，对实质正义的追求与程序正义理念存在冲突。所以提高农民群体的法治意识，是在乡村法治化的推进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近几年，由于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教育的大力普及，农村群体的法治思维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与改善。
二、当代农民法治观念的变迁
我国最为广大的农村地区，作为一直以来相对较为封闭的小型社会，现代思想的接受方式较为被动，法治意识的觉醒过程较为缓慢，而诉权意识作为法治意识中最为主动、激进的一个部分，在农村的传播更为困难。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乡村振兴的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宣传等，都对法治意识、诉权意识在农村范围内的传播起到十分积极的推进与促进作用，诉权意识已初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接受、确立与发展。
诉讼观念在农民群体间确立与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诉权观念与传统的人情伦理观念相悖。在农民群体朴素的人情观念中，为了主张自己的权利，特别是民事权利而提起诉讼，主动要求司法机关的介入，过于激进、强硬，大动干戈，这一行为极易损失和睦的邻里关系和本人在村内的社会评价。个人相对并不重大的利益的缺失与社会关系的损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故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主动让渡自己的权利，以和为贵、自认倒霉。
而现阶段，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急剧变化，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大量频发，农村交错的新型社会关系，多元化的主体使得这些矛盾更容易被激化，进而导致纠纷的复杂化，纠纷处理方式的选择也逐渐产生变化，整体呈现出依法而行的趋势。近年来，来自农村地区的诉讼案件的数量大幅增加，这不仅与农村地区纠纷数量增长、复杂性增强有关，也体现了人们的从解决纠纷取向到维护自身权利的价值取向的转变。这说明农村普法初见成效，居民的思想逐渐变得开化，法治观念在农民群体内也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三、农民群体法治观念变迁之原因初探
农村地区的法治观念变迁的原因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集成。
农村经济在乡村振兴政策的鼓励与推动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原因永远是思想更新、观念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在农业政策的积极引导下， 我国农村经济实现了稳定发展的状态，并且远远超过预期效果，为提农民生活质量奠定良好基础。以湖南省为例，从 2006 年到 2017 年十二年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81 倍，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承高速增长趋势，增长速度甚至高于城镇居民。农民群体生活变得富裕，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多，休闲娱乐生活的时间也同时增长，这导致农村地区的纠纷数量、类型增加，纠纷所涉及的金额增多。当纠纷所涉及的利益变大，农民群体所考虑的人情成本与个人利益的天平开始倾斜，诉讼的意识逐渐变得强烈。
农村与城市的距离被拉近，农民群体与司法机关、法律服务机构之间的距离性减弱。物理性距离缩短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城市之间实现了道路互通，且修建完善，这使得农民群体不仅去城市的法律机构更为便捷，成本也更为负担得起。心理的距离缩近的一大原因是农村群体中的青壮年存在大量选择进程务工的人员，这一群体在城市工作的过程中极易接受有关法治的思想，当他们回到农村，带回新的思想理念，因农村的亲近的邻里亲缘更易被其余农民群体接受。
农村地区的教育得到基本普及、并进行了广泛的普法宣传也是重要的原因。农村地区除义务教育得到普及外，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也大幅增加，近几年农村人口中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人数比例较七八十年代增长近40倍。基础教育以外，农村地区还进行了广泛的普法教育普法宣传，所采取的的措施如设置普法宣传栏、开设图书馆、广播宣传等，通过潜移默化的积累，在不同的年龄段中传播法律知识与法律思想。
四、结语
诉权意识的觉醒与发展，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特别是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还有许多漫长发展过程中的障碍需要跨越。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推进，将我们的时代真正变成有法可依，权利保障的时代，唯有意識到自己拥有权利，才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的权利，将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根治乡村，为农村治理法治化、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推动做出更为有利的积极反应与助力。
参考文献
[1]汪恭礼.乡村振兴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研究[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5（04）：104-111.
[2]郑永流，马协华，高其才，刘茂林.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现实变迁——来自湖北农村的实证研究[J].中国法学，1992（06）：92-101.
[3]陈冰.接近正义与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由“社会法庭”引发的思考[J].区域治理，2019（33）：114-116.
[4]王成凤.农业政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探究[J].中国集体经济，2020（31）：11-12.
[5]李锋.我国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比较研究[J].农业科研经济管理，2020（03）：12-20.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湖南乡村文化振兴实施路径研究”（项目编号：XSP19YBC176）
作者简介：
马晓雯（1997-），女，新疆塔城人，湖南理工学院政治与法学学院法律硕士，研究方向：工程法学，
徐潇潇（1998-），女，浙江绍兴人，湖南理工学院学科语文专业硕士研究生;
肖红华，（1998-），女，湖南邵阳人，湖南理工学院学科语文专业硕士研究生;熊柳，（2001-），女，湖南衡阳人，湖南理工学院2018级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本科生;
黄丹琼，（2001-），女，湖南娄底人，湖南理工学院2018级法学专业本科生。
（1.湖南理工学院政治与法学学院 1/2、2/2湖南理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3湖南理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岳阳 414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