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之所以有这种自警之心，是因为毕业后这几年，我越来越意识到很多事情不需要知道。
　　周其仁老师说，他当年在东北时发现他的师父什么都会，会做肥皂、种菜、打猎，但生活一直很清贫。课堂上他感慨了一句：“懂得越多的人越穷。”
　　那时我们哄堂大笑，笑他的这位师父不懂得社会分工、不懂市场逻辑、不懂商品交换。可没有人意识到，之后的自己未必有这位老师父的能耐。
　　我遇到过一位神人，他在酒桌上侃侃而谈：“A股4000多家上市公司的底细我无所不知，比我孩子上几年级还清楚！”
　　我们那天的聚餐，有人聊互联网，他就说BAT如何；有人说生物科技，他便对几大“山头”如数家珍；有人说区块链，他也谈了一番对区块链的见解；最后一位不服输，聊新能源造车，他微微一笑，把聚餐改为蔚来、理想和小鹏几家公司的宣讲会。
　　结账时，他醉了，我们付了钱出来，一位引荐他来的朋友道歉说，他炒股赔了好多钱。
　　毕业5年了，周老师的那句话还是熠熠生辉。反观自身，我也没有在保持无知上做到足够好，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滑向廉价的好奇心、没有边界的求知欲和空泛的获得感。
　　学生时倚仗年轻，锐气满满，精力充沛，无知也无畏，总觉得知道就是懂了，懂了就是会了，会了就可以干了。
　　到了真正干事情的时候，才意识到，知道只是知道，距离懂了还很遥远；懂了也只是懂了，距离上手更为遥远。
　　我去一个拍摄场地盯一个项目。进门，看到整整半面墙的注意事项和操作规范，我一条条读下来，非常佩服，本想拍下來再研究一番，但老板说了句话，我就停手了。
　　他说：“这些就是我们这四五年摸索出来的教训，很多也都是碰到具体的问题后才能想明白要怎么避免。”
　　这是一个专业制作团队对自己该有的要求。如果我是他的同行，就有对其深入研究的渴望，但我不是。我是一个“内容包工头”，我要学的，是这种把经验、教训归纳总结的好习惯。

二

　　回家的路上，我开始琢磨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在哪些无须知道的事情上浪费了太多时间呢？
　　第一就是阅读。这些年，我无所不读—历史、学术、小说、科普、经管……读得多了，就有了一种幻觉，以为自己积累了知识，其实只是积累了一些名词。
　　读书是个好习惯，少年时读书如背个麻袋进山，要颗粒归仓；但到了开始自觉确定主业的年龄，就应该学会取舍和分辨。冯唐说得好：“你有你的好处，我有我的好处，对于我的好处，我有信心，不拿我的好处换你的好处，我羡慕，但是内心不煎熬。”
　　后来我再买书，就会多问自己几个问题—为什么非要买这本书，是跟风还是慕其虚名？这本书我要如何读，是随手翻翻还是一页页地读？时间够吗？它补充的是哪方面的知识欠缺，还是只是一种自由但无用的知识漫游？
　　如此，很多看上去很好的书就只是被我留在了清单里，我不再着急把它们买回来了。
　　第二就是业务注意力上的游移。一家公司从创立之时起就会一直被问一个问题：你的主营业务是什么？好像不说出三五项业务，都不好意思办公司。
　　去年年底，我看到俞铁成的一篇文章，标题叫《2019，中国多元化企业集团崩盘启示录》，讲述、分析了从2019年年初到年末，一大批著名的民营企业集团接连爆发资金链断裂、陷入濒临破产重组困境的事件。
　　他在这篇文章里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老板们这么喜欢多元化扩张？
　　在他看来，这些老板多元化扩张的理论依据经常有以下几个：不要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企业经营都是相通的，“我”可以在其他行业复制之前的成功经验；全世界企业界曾经疯狂追捧的通用电气就是标准的依靠多元化扩张而成功的典范；只要“我”做好“多元化投资、专业化经营”，在每个行业找到最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并加上股权激励，就可以克服新行业水土不服的风险；中国各种新兴行业层出不穷，不多元化就永远跟不上时代潮流……
　　俞教授在文章结尾引用了曾国藩的一句话：“用功譬如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见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今年的我，越来越明白了这种专注带来的价值。
　　我不再拍脑袋下决策，一定要经过深思熟虑，而后与团队商量—要不要做，如果做，要带着何等的预期和投入力度去做，做不成又该如何？
　　如今的我，对那些突然爆发的生意模式持谨慎怀疑的态度，对打着“斜杠标签”的人物也留意颇多，对毫无专业积累却大放厥词的“键盘侠”一概绕行，对口若悬河的表演者充满疑惑，对不假思索的答案毫无兴趣，对诸多流行的话题保持冷静且不做评论。
　　不做“知道分子”，不对一切信口开河。
　　关键是，不再有既要、又要、还要的幻觉，也不再有这个我也能干、那个我也能干的自信，保持无知，沉潜下来，保持对想做之事的饥渴和警觉，屏蔽那些噪音，不要像赵本山老师的小品《心病》里的那句经典台词一样—我这知识啊，都学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