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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镇化建设中应转变城市本位思路，保留对“乡土”的足够敬畏，尊重传统，善待孝道，使乡村在与城市文明的互动中得到新的发展。
问孝对中国社会乃至东亚儒家文化圈人民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产生了持久和深远的影响，这次有这个机缘请大家共同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有请肖波教授。
肖眼下，我们的现代化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城镇化，随着城镇化的狂飙突进，众多农民的生产劳作模式发生改变，其身份也由农民转为市民。农耕生产渐行渐远，传统经验的作用日益减小，老人手中的资源也越来越少了。子女们更多地在城镇打工挣钱，甚至孙子的照料也不再是祖辈的专属。利益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家庭内部权力的改变，其结果是老年人在家中的地位大为下降，只能在老家田地里孤独坚守。传统的家庭至上、父母为大的观念，在许多农村青年看来，早已失去了昨日的尊严。
再加上乡村的萎缩，人们的“乡恋”情结减退，那些原来融于我们血脉之中的“乡土中国”也渐行渐远。传统的孝道文化，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就像数学中的常数一样，人们的精神，也是应该有常道的。孝，这份源自人类血缘亲情的纯情挚爱，依然值得我们向往与传承。在城镇化建设中应转变城市本位思路，保留对“乡土”的足够敬畏，尊重传统，善待孝道，使乡村在与城市文明的互动中得到新的发展。
乡村是滋生培育孝道文化的根基，反过来孝道文化又维系着乡村。孝文化具有血浓于水的强大凝聚力，其本身蕴含着的对祖先的崇拜、对亲人的眷顾、对乡土的依恋等内涵。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孝文化聚拢人心、再聚乡魂，造福农民，变弃乡进城为“守乡建镇”，变农村为城镇，田野上定将充满希望。
问好。现在我们围绕肖教授的问题再讨论一下，城市和农村的孝道有什么不同特点？
肖城市里孝道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老年人进行精神慰藉、精神赡养的问题。对城市的老人来说，自食其力，老有所依，一般问题不大，他们可能更多地希望儿女们“常回家看看”，给予精神上的抚慰。而对于现在中国农村的老人来说是两大问题都存在：一是要有人养，二是要有人敬。现在农村老人还没有脱离子女独自度老的这样一个思想观念，他们心里想的就是无论怎样都要跟着儿女一起过。有养老院他也不去，何况很多地方也没有建。所以对农村的子女来说，养老和敬老是一个双重的任务。
孝本身把我们的关系拉近了，让整个社会，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有一个和谐的情形。
问孝是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今天中国社会正向工业社会转型，而韩国比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先走了一步。我们请崔校长谈谈，今天的韩国社会为什么还要去弘扬传统农业社会的孝道？
崔半个世纪以前的韩国社会，大概的主流就是从农村移到城市的一个模式。当西方文明涌进韩国的时候，我们把“孝”这个概念抛弃了。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韩国物质生活是相当丰饶的。但当时有一些社会问题：有人自杀，青少年的犯罪率逐渐增加，许多家庭慢慢崩溃。到上个世纪末，大家都开始反思，我们的生活是很富裕了，但是我们的内心里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从那时起，我开始着力推行弘孝的运动，成立了圣山孝大学院，同时还担任几十个弘孝团体代表的会长，已经做了15年之久。过程很长也很艰难，但市民的意识慢慢地觉醒了。韩国现在社会各界最常见的一个话题就是“孝”。孝可以带来一个家庭、国家、社会的和谐。
我们现在重视的不是技术化教育的过程，而是人性化教育的过程。那人性化教育的核心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孝的精神。今天讲的这个孝道要把孝的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结合在一起，这样才会比较有效，而且可以持续发展下去。经过我们的努力，韩国国会于2007年正式立法，2008年生效。这个法叫“孝行奖励及支援法”。孝道因此成为全社会都要遵循的法律。我们在幼儿园、国小、国中、高中、军队等，都进行孝道的推广与教育。我们学校目前为止已经培养了3000位孝道讲师，到各个地方和单位去开展孝道教育。
王崔校长理解的孝更加宽，更加有深度，请问您认为孝的精神究竟是什么？
崔我认为的孝，是广泛渗透于各种关系中的一种精神。二十一世纪的孝，可能要追寻的是一个大孝的精神。孝的弘扬运动是人类和平的运动，也是人类幸福运动的一个缩影。孝本身把我们的关系拉近了，让整个社会，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有一个和谐的情形。
在发扬、继承、实践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过程中，怎样跟西方的独立自由这种潮流有一种很好的融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问下面我们请南教授从西方汉学家的视角来谈谈对中国孝道文化的看法。
南1985年我去台湾，那时台湾的确比中国大陆更先进，更工业化，很像美国。可是过了一阵子我就发现，情形非常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精神上，在于中国人的孝道观念，中国人对父母特别好。台湾的年轻人大学毕业赚钱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父母去度假。而美国的年轻人大学毕业赚钱以后干什么呢？为自己买汽车，为自己做很多事情，根本不会想到父母。这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二十年前，没有美国学者对孝道感兴趣。我在伯克莱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借一本关于孝子的书，借阅记录显示：上次有人借这本书的时间是1936年。但最近十年，情况非常不一样。有很多西方学者研究孝道，孝已经变成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东亚的人有一个好处，他们已经有一个道德哲学——孝，就是说你对父母好，你照顾好他们就是一个美德。美国人没有这样一个道德。可是美国人也感觉到老龄化的问题，也开始发愁将来父母老了怎么照顾他们。所以我觉得，其实孝对西方人也开始变得很重要。我有很多朋友，他们也在照顾年纪大的父母，为此他们也会牺牲很多时间与爱好，可是没有人表扬他们，因为整个社会没有这个美德。我想，我们西方人迟早也要学习东方人怎样对待老父母，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会的事。当然，我们比较习惯让父母住养老院，这个非常普遍。其实老人也不喜欢被孩子们照顾，因为他们也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没有办法一起住。
问现在再来看西方怎么处理亲子关系。请王蓉蓉教授这位美籍华人学者给我们介绍一下。
王我主要从个人体验的方面谈一点。从最基本方面来说，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在东西方是不一样的，东方是相互依赖的，而西方是相互独立的。在西方养育孩子，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孩子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你的道德观念就是你要懂得尊重自己，尊重别人，就够了。可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作为一个子女，你要学习孝。在学习孝的过程中，对自己、他人、社会做出贡献。西方有它的好处，就是孩子变得很独立。但是问题在于他的独立会有一种孤独感：他不属于任何人——不属于一个家庭，不属于一个社会，他就是他自己。这种孤独感在西方人的内心深处是非常深刻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我要对我自己做出的选择负责。从一种角度来说是很轻松的，因为他没有人情世故这些事情；在另一方面，他也是很沉重的，因为他很孤独。他有问题的话怎么解决呢？找心理医生。为什么在西方心理治疗会很多？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人情方面的支持。
我有一个同事，他的父亲和妹妹从美国到亚洲来看他，走了24个小时，然后一起吃饭。他父亲比他挣得少，也退休了，妹妹也是。我看着他们一家人吃完饭以后分账单，心里很难过，我说你作为这个家唯一的儿子，难道这个账单你都不能付吗？他说不是我付不起，是我不愿意给我父亲心理上造成压力，如果我付了，那对他来说，实际上就认为我父亲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就会感觉不好。
问孝道的确在当代中国社会还是有很高的社会价值的。在西方说“精神家园”这个词的时候，人们老是想到宗教，而中国人实际上的精神依托还是他的家。
王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在发扬、继承、实践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过程中，怎样跟西方的独立自由这种潮流有一种很好的融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东方人的子弟在社会心理上有一个纠结：他在自己家里讲的是孝道，走到社会上讲的是独立自主。这让他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他怎么来糅合这两种东西，我觉得现在是不是需要给年轻人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在什么程度上你要有独立性，在什么程度上你要尽你的孝。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3年8月19日）
问孝对中国社会乃至东亚儒家文化圈人民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产生了持久和深远的影响，这次有这个机缘请大家共同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有请肖波教授。
肖眼下，我们的现代化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城镇化，随着城镇化的狂飙突进，众多农民的生产劳作模式发生改变，其身份也由农民转为市民。农耕生产渐行渐远，传统经验的作用日益减小，老人手中的资源也越来越少了。子女们更多地在城镇打工挣钱，甚至孙子的照料也不再是祖辈的专属。利益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家庭内部权力的改变，其结果是老年人在家中的地位大为下降，只能在老家田地里孤独坚守。传统的家庭至上、父母为大的观念，在许多农村青年看来，早已失去了昨日的尊严。
再加上乡村的萎缩，人们的“乡恋”情结减退，那些原来融于我们血脉之中的“乡土中国”也渐行渐远。传统的孝道文化，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就像数学中的常数一样，人们的精神，也是应该有常道的。孝，这份源自人类血缘亲情的纯情挚爱，依然值得我们向往与传承。在城镇化建设中应转变城市本位思路，保留对“乡土”的足够敬畏，尊重传统，善待孝道，使乡村在与城市文明的互动中得到新的发展。
乡村是滋生培育孝道文化的根基，反过来孝道文化又维系着乡村。孝文化具有血浓于水的强大凝聚力，其本身蕴含着的对祖先的崇拜、对亲人的眷顾、对乡土的依恋等内涵。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孝文化聚拢人心、再聚乡魂，造福农民，变弃乡进城为“守乡建镇”，变农村为城镇，田野上定将充满希望。
问好。现在我们围绕肖教授的问题再讨论一下，城市和农村的孝道有什么不同特点？
肖城市里孝道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老年人进行精神慰藉、精神赡养的问题。对城市的老人来说，自食其力，老有所依，一般问题不大，他们可能更多地希望儿女们“常回家看看”，给予精神上的抚慰。而对于现在中国农村的老人来说是两大问题都存在：一是要有人养，二是要有人敬。现在农村老人还没有脱离子女独自度老的这样一个思想观念，他们心里想的就是无论怎样都要跟着儿女一起过。有养老院他也不去，何况很多地方也没有建。所以对农村的子女来说，养老和敬老是一个双重的任务。
孝本身把我们的关系拉近了，让整个社会，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有一个和谐的情形。
问孝是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今天中国社会正向工业社会转型，而韩国比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先走了一步。我们请崔校长谈谈，今天的韩国社会为什么还要去弘扬传统农业社会的孝道？
崔半个世纪以前的韩国社会，大概的主流就是从农村移到城市的一个模式。当西方文明涌进韩国的时候，我们把“孝”这个概念抛弃了。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韩国物质生活是相当丰饶的。但当时有一些社会问题：有人自杀，青少年的犯罪率逐渐增加，许多家庭慢慢崩溃。到上个世纪末，大家都开始反思，我们的生活是很富裕了，但是我们的内心里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从那时起，我开始着力推行弘孝的运动，成立了圣山孝大学院，同时还担任几十个弘孝团体代表的会长，已经做了15年之久。过程很长也很艰难，但市民的意识慢慢地觉醒了。韩国现在社会各界最常见的一个话题就是“孝”。孝可以带来一个家庭、国家、社会的和谐。
我们现在重视的不是技术化教育的过程，而是人性化教育的过程。那人性化教育的核心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孝的精神。今天讲的这个孝道要把孝的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结合在一起，这样才会比较有效，而且可以持续发展下去。经过我们的努力，韩国国会于2007年正式立法，2008年生效。这个法叫“孝行奖励及支援法”。孝道因此成为全社会都要遵循的法律。我们在幼儿园、国小、国中、高中、军队等，都进行孝道的推广与教育。我们学校目前为止已经培养了3000位孝道讲师，到各个地方和单位去开展孝道教育。
王崔校长理解的孝更加宽，更加有深度，请问您认为孝的精神究竟是什么？
崔我认为的孝，是广泛渗透于各种关系中的一种精神。二十一世纪的孝，可能要追寻的是一个大孝的精神。孝的弘扬运动是人类和平的运动，也是人类幸福运动的一个缩影。孝本身把我们的关系拉近了，让整个社会，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有一个和谐的情形。
在发扬、继承、实践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过程中，怎样跟西方的独立自由这种潮流有一种很好的融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问下面我们请南教授从西方汉学家的视角来谈谈对中国孝道文化的看法。
南1985年我去台湾，那时台湾的确比中国大陆更先进，更工业化，很像美国。可是过了一阵子我就发现，情形非常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精神上，在于中国人的孝道观念，中国人对父母特别好。台湾的年轻人大学毕业赚钱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父母去度假。而美国的年轻人大学毕业赚钱以后干什么呢？为自己买汽车，为自己做很多事情，根本不会想到父母。这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二十年前，没有美国学者对孝道感兴趣。我在伯克莱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借一本关于孝子的书，借阅记录显示：上次有人借这本书的时间是1936年。但最近十年，情况非常不一样。有很多西方学者研究孝道，孝已经变成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东亚的人有一个好处，他们已经有一个道德哲学——孝，就是说你对父母好，你照顾好他们就是一个美德。美国人没有这样一个道德。可是美国人也感觉到老龄化的问题，也开始发愁将来父母老了怎么照顾他们。所以我觉得，其实孝对西方人也开始变得很重要。我有很多朋友，他们也在照顾年纪大的父母，为此他们也会牺牲很多时间与爱好，可是没有人表扬他们，因为整个社会没有这个美德。我想，我们西方人迟早也要学习东方人怎样对待老父母，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会的事。当然，我们比较习惯让父母住养老院，这个非常普遍。其实老人也不喜欢被孩子们照顾，因为他们也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没有办法一起住。
问现在再来看西方怎么处理亲子关系。请王蓉蓉教授这位美籍华人学者给我们介绍一下。
王我主要从个人体验的方面谈一点。从最基本方面来说，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在东西方是不一样的，东方是相互依赖的，而西方是相互独立的。在西方养育孩子，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孩子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你的道德观念就是你要懂得尊重自己，尊重别人，就够了。可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作为一个子女，你要学习孝。在学习孝的过程中，对自己、他人、社会做出贡献。西方有它的好处，就是孩子变得很独立。但是问题在于他的独立会有一种孤独感：他不属于任何人——不属于一个家庭，不属于一个社会，他就是他自己。这种孤独感在西方人的内心深处是非常深刻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我要对我自己做出的选择负责。从一种角度来说是很轻松的，因为他没有人情世故这些事情；在另一方面，他也是很沉重的，因为他很孤独。他有问题的话怎么解决呢？找心理医生。为什么在西方心理治疗会很多？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人情方面的支持。
我有一个同事，他的父亲和妹妹从美国到亚洲来看他，走了24个小时，然后一起吃饭。他父亲比他挣得少，也退休了，妹妹也是。我看着他们一家人吃完饭以后分账单，心里很难过，我说你作为这个家唯一的儿子，难道这个账单你都不能付吗？他说不是我付不起，是我不愿意给我父亲心理上造成压力，如果我付了，那对他来说，实际上就认为我父亲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就会感觉不好。
问孝道的确在当代中国社会还是有很高的社会价值的。在西方说“精神家园”这个词的时候，人们老是想到宗教，而中国人实际上的精神依托还是他的家。
王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在发扬、继承、实践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过程中，怎样跟西方的独立自由这种潮流有一种很好的融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东方人的子弟在社会心理上有一个纠结：他在自己家里讲的是孝道，走到社会上讲的是独立自主。这让他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他怎么来糅合这两种东西，我觉得现在是不是需要给年轻人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在什么程度上你要有独立性，在什么程度上你要尽你的孝。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3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