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有时候与一些写作者聊散文创作，或者看一些散文方面的研究文章，时时会听到见到这样一种论调：散文没有什么理论。我知道他们这话的潜台词是：小说有成熟的系统的理论，散文只是有一些零星的看法，没有什么系统的成熟的完备的理论。那么散文确实无理论吗？
对此，我一直不敢苟同，因为在文学研究领域，确实还是有一批散文研究专家，也有一大批散文理论文章，也是颇成系统的，那么这样的论调是从何产生的呢？
稍微有点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从西周到晚清都是“诗”“文”并行，并一直繁盛无比的国度，古代文论在论及文学的时候，一般总是将“诗”与“文”放在一起来谈的，如同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曾谈到的，从孔门一派对于文学的阐释开始算起，历代文论在讲到“诗”的时候，也是在谈“文”，或者更多侧重于的是谈“文”，而这个“文”多指散文，却并不包括所谓已成系统的“小说”理论在内。因此，对于那时候的文学理论而言，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小说无理论”，而不是“散文无理论”。孔子虽然认为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但它毕竟是“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是“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即在古代，小说一直是一种不入流的文体，所以小说没有什么理论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而关于散文及其理论却恰恰相反，呈现着几千年的蓬勃发展，即中国古代文论谈文学传统，谈得仅仅是诗歌和散文两类，以及与之相关的文章之道，对于如何写小说这个话题谈得倒是极少。如果从这个逻辑来看，在中国，如果有谁说“散文无理论”，倒不如说“小说无理论”，或者说“小说无中国文学理论”更为合适一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散文无理论”这样一种论调呢？我想只是因为中国一部分批评家和理论家或者作家的眼光似乎短了些，一谈文学，似乎总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看成了一个起点和开端，把从西方传过来的所谓小说理论代替了全部的中国文学理论，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就像前面说的，从一开始就诗文并重，其中的“文”，包括了如《论语》《孟子》《庄子》这样的诸子散文，以及如《左传》这样的历史散文；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更是把传记散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加上汉代的大小赋的兴盛，使得“两汉文章渐富”，“辞章之学兴”（《文史通义·文集·诗教》）；东汉以后，开始出现了书、记、碑、铭、论、序等个体单篇散文形式；唐宋散文，在古文运动精神的推动下，散文的写法日益繁复，出现了唐宋古文运动这样影响深远的散文革新运动；明代散文，先有“七子”以拟古为主，后有唐宋派主张作品“皆自胸中流出”；到了清代，出现了桐城派这样主导文坛一百余年的散文流派，跨度从1668年出生的方苞，经过刘大櫆，再到1815年去世的姚鼐。从这样一个脉络看来，中国散文以及散文理论一直很受重视，不仅创作历史源远流长，名家辈出，对古代散文创作进行理论探讨的也是代不乏人。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河流中，对于中国散文的内涵、对象、范围、练字、造句等理论问题，是有相当多的篇什来加以论述的。比如对于文体问题，到了魏晋六朝时代，就一改在先秦、两汉都笼统称为“文章”的说法，做出了更为细致的区分，把有韵的韵文作品叫“文”，把无韵的散文作品叫“笔”，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谈到的：“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而且，从那时开始就有了“文笔之辨”。按照这个理论，我们今天说的“文笔”好，不是说“小说”写得好，而是说“诗文”做得好，现代的作家理论家对此倒是给弄混了，好像首先是来说“小说”的，这似乎是无知的表现吧。而且，从唐宋古文运动以后，一直到清末，古代文论中对所谓的“古文”的探讨，更多的是对于散文的探讨。如此说来，怎么能说“散文无理论”呢？
大家知道，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情形下，在东西方文学理论，尤其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下，在“打倒孔家店”的极端文化背景下，我们才对散文与小说的同体分类有了明确的划分，将小说的地位抬升到了散文的前面，而且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来看，这种趋势越来越盛，对于小说的强调也越来越厉害，由此慢慢形成了对于中国散文进行挤压的态势。回望这一过程，就会很明显地看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矫枉过正的时候，对于中国古代散文理论的漠视或者掩盖，就似乎成了一件合乎情理的事情。而且，其中似乎也有很多人希望中国散文也像中国小说一样，试图在西方的所谓散文理论中来建立，于是才出现以西方的“散文”理论为主要尺度和创作标准的中国散文概念，这也似乎成了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和热点。其中主要的意思，就是希望在残缺的西方散文理论的影响下建立完整的中国散文创作体系，但这又是不可能的，所以才出现了“散文无理论”的论调，一直持续至今，可谓大谬矣。
对此，早就有学者进行了反思，比如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1934年）、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43年）、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大纲》（1944年）等等。其中罗根泽先生在其早年的《散文源流》一文中，就认为西方的散文定义不适合中国，认为“散文者，乃对四六对偶之文而言”，这话虽然讲得有些执拗，但对于“中国散文”的定义，也是能起到一定的修正作用的。其他的，比如朱东润的《古文四象论述评》，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历代散文丛谈》，漆绪邦的《中国散文通史》，朱任生的《古文法纂要》，陈必祥的《古代散文文体概论》，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朱世英等的《中国散文学通论》等，都对此有所论述。就是在五四之前的几千年间，中国文人对于散文的探讨也可谓灿若星河，比如孔子的《论语》的一些章句，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毛诗序》、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序》、陈子昂的《与东方左氏虬修竹篇序》、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与李生论诗书》、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李清照的《词论》、严羽的《沧浪诗话》、李贽的《童心说》、李渔的《闲情偶寄》、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叶燮的《原诗》等，都对中国散文的范式、体例和风格等做了深入的梳理和探讨，这些理论对于中国散文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说到这，还有人说散文无理论，不是无知，就是有知，却在瞎说。 就像前文谈到的，古代文人谈诗，说文，更多的是来说为文之道，是来谈“大文学”，不像现在的人硬是将文学拆成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几份，壁垒森严，零打碎敲，分别来谈，将本来的“大文学”谈成了小零碎，放着“文学的大义”不谈，总去弄一些边边角角，然后似乎就谈得系统了，有理论了，确实让人不能理解。古代“文史哲”有时候总混在一起，谈诗歌其实也是谈散文，谈散文也是来谈诗歌，并不做严格的区分，这对于写好大作品应该更为有益吧。比如苏轼在《答王庠书》中对孔子提出的“辞达”说做出的解释，在《答谢民师书》中提出的“文理自然”的看法，在《评韩柳集》中就陶渊明、柳宗元的诗风谈到的“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这些观点，都是谈写文章的大道理，是不分文体，都要在其中灌注的要义；又比如罗大经在《鹤林玉露》谈到：“杨诚斋云：‘今《礼部韵》乃是限制士子之程文，不许出韵，因其难，以见其工耳。至于吟咏性情，当以《国风》《离骚》为法，又奚《礼部韵》之拘哉！’魏了翁亦云：‘除科举之外，闲赋之诗，不必一一以韵为较。’”他谈的难道仅仅是诗歌吗？又比如刘大櫆在《论文札记》中谈到：上古文字初开，实字多，虚字少。典谟训诰，何等简奥，然文法要是未备。至孔子之时，虚字详备，作者神态备出。左氏情韵并美，文采照耀。至先秦更加疏纵。汉人敛之，稍归劲质，惟子长集其大成。唐人宗汉多峭硬。宋人宗秦，得其疏纵，而失其厚懋，气味亦少薄矣。文必虚字备而后神态出，何可节损？然枝蔓软弱，少古人厚重之气，自是后人文渐薄处。史迁句法似赘拙，而实古厚可爱。因此，历代的文风的不同确实是文字带来的结果。昔人谓：“不着脂粉而清真峭刻者，梅圣俞之诗也；不着脂粉而精彩襛丽，自《左传》《庄子》《史记》而外，其妙不传。”他谈的难道仅仅是古代散文吗？应该不是吧。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易经》中所说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诗序》记述中的，“情发于中，声成文而谓之音”等等说法，我想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诗歌领域吧，它应该是针对整个“中国文章”来说的，也是“中国文章”的主要理论支撑。而且，“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魏文帝《典论·论文》），“揺荡性情，形诸歌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钟嵘《诗品序》），“同橐钥之罔穷，与天地乎并育”（陆机《文赋》），“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等等，这些话难道仅仅是说给诗人们听的吗？因此说到这里，我们完全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散文的理论传统源远流长，绵延不绝，从古到今。如果有谁说“散文无理论”，他就是漠视了中国诗文理论的博大与丰富，漠视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演变，以及对于后世为文影响。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买椟还珠”这个成语，这个最初记载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的，如今被收入在小学课本中的故事，直到今天，依然被众多的老师们按照一个套路来讲授，让众多的小学生们，或者已经长大成人的当初的小学生们，保持着一贯的对那个愚笨买家的讥笑。但是如果我们对着上文、下文来看看，就会知道，作者的原意，倒是有笑话卖家的意思，认为他“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说这些，我想说的意思，有些东西我们从一开始就被人告诉了错误的信息，然后却坚信它原来就是如此，这与有些写作者、理论家一谈就是“小说有理论”而“散文无理论”的说法，似乎如出一辙。
因此“散文无理论”之谬误，今日可以正之矣。
对此，我一直不敢苟同，因为在文学研究领域，确实还是有一批散文研究专家，也有一大批散文理论文章，也是颇成系统的，那么这样的论调是从何产生的呢？
稍微有点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从西周到晚清都是“诗”“文”并行，并一直繁盛无比的国度，古代文论在论及文学的时候，一般总是将“诗”与“文”放在一起来谈的，如同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曾谈到的，从孔门一派对于文学的阐释开始算起，历代文论在讲到“诗”的时候，也是在谈“文”，或者更多侧重于的是谈“文”，而这个“文”多指散文，却并不包括所谓已成系统的“小说”理论在内。因此，对于那时候的文学理论而言，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小说无理论”，而不是“散文无理论”。孔子虽然认为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但它毕竟是“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是“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即在古代，小说一直是一种不入流的文体，所以小说没有什么理论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而关于散文及其理论却恰恰相反，呈现着几千年的蓬勃发展，即中国古代文论谈文学传统，谈得仅仅是诗歌和散文两类，以及与之相关的文章之道，对于如何写小说这个话题谈得倒是极少。如果从这个逻辑来看，在中国，如果有谁说“散文无理论”，倒不如说“小说无理论”，或者说“小说无中国文学理论”更为合适一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散文无理论”这样一种论调呢？我想只是因为中国一部分批评家和理论家或者作家的眼光似乎短了些，一谈文学，似乎总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看成了一个起点和开端，把从西方传过来的所谓小说理论代替了全部的中国文学理论，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就像前面说的，从一开始就诗文并重，其中的“文”，包括了如《论语》《孟子》《庄子》这样的诸子散文，以及如《左传》这样的历史散文；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更是把传记散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加上汉代的大小赋的兴盛，使得“两汉文章渐富”，“辞章之学兴”（《文史通义·文集·诗教》）；东汉以后，开始出现了书、记、碑、铭、论、序等个体单篇散文形式；唐宋散文，在古文运动精神的推动下，散文的写法日益繁复，出现了唐宋古文运动这样影响深远的散文革新运动；明代散文，先有“七子”以拟古为主，后有唐宋派主张作品“皆自胸中流出”；到了清代，出现了桐城派这样主导文坛一百余年的散文流派，跨度从1668年出生的方苞，经过刘大櫆，再到1815年去世的姚鼐。从这样一个脉络看来，中国散文以及散文理论一直很受重视，不仅创作历史源远流长，名家辈出，对古代散文创作进行理论探讨的也是代不乏人。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河流中，对于中国散文的内涵、对象、范围、练字、造句等理论问题，是有相当多的篇什来加以论述的。比如对于文体问题，到了魏晋六朝时代，就一改在先秦、两汉都笼统称为“文章”的说法，做出了更为细致的区分，把有韵的韵文作品叫“文”，把无韵的散文作品叫“笔”，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谈到的：“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而且，从那时开始就有了“文笔之辨”。按照这个理论，我们今天说的“文笔”好，不是说“小说”写得好，而是说“诗文”做得好，现代的作家理论家对此倒是给弄混了，好像首先是来说“小说”的，这似乎是无知的表现吧。而且，从唐宋古文运动以后，一直到清末，古代文论中对所谓的“古文”的探讨，更多的是对于散文的探讨。如此说来，怎么能说“散文无理论”呢？
大家知道，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情形下，在东西方文学理论，尤其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下，在“打倒孔家店”的极端文化背景下，我们才对散文与小说的同体分类有了明确的划分，将小说的地位抬升到了散文的前面，而且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来看，这种趋势越来越盛，对于小说的强调也越来越厉害，由此慢慢形成了对于中国散文进行挤压的态势。回望这一过程，就会很明显地看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矫枉过正的时候，对于中国古代散文理论的漠视或者掩盖，就似乎成了一件合乎情理的事情。而且，其中似乎也有很多人希望中国散文也像中国小说一样，试图在西方的所谓散文理论中来建立，于是才出现以西方的“散文”理论为主要尺度和创作标准的中国散文概念，这也似乎成了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和热点。其中主要的意思，就是希望在残缺的西方散文理论的影响下建立完整的中国散文创作体系，但这又是不可能的，所以才出现了“散文无理论”的论调，一直持续至今，可谓大谬矣。
对此，早就有学者进行了反思，比如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1934年）、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43年）、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大纲》（1944年）等等。其中罗根泽先生在其早年的《散文源流》一文中，就认为西方的散文定义不适合中国，认为“散文者，乃对四六对偶之文而言”，这话虽然讲得有些执拗，但对于“中国散文”的定义，也是能起到一定的修正作用的。其他的，比如朱东润的《古文四象论述评》，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历代散文丛谈》，漆绪邦的《中国散文通史》，朱任生的《古文法纂要》，陈必祥的《古代散文文体概论》，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朱世英等的《中国散文学通论》等，都对此有所论述。就是在五四之前的几千年间，中国文人对于散文的探讨也可谓灿若星河，比如孔子的《论语》的一些章句，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毛诗序》、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序》、陈子昂的《与东方左氏虬修竹篇序》、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与李生论诗书》、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李清照的《词论》、严羽的《沧浪诗话》、李贽的《童心说》、李渔的《闲情偶寄》、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叶燮的《原诗》等，都对中国散文的范式、体例和风格等做了深入的梳理和探讨，这些理论对于中国散文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说到这，还有人说散文无理论，不是无知，就是有知，却在瞎说。 就像前文谈到的，古代文人谈诗，说文，更多的是来说为文之道，是来谈“大文学”，不像现在的人硬是将文学拆成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几份，壁垒森严，零打碎敲，分别来谈，将本来的“大文学”谈成了小零碎，放着“文学的大义”不谈，总去弄一些边边角角，然后似乎就谈得系统了，有理论了，确实让人不能理解。古代“文史哲”有时候总混在一起，谈诗歌其实也是谈散文，谈散文也是来谈诗歌，并不做严格的区分，这对于写好大作品应该更为有益吧。比如苏轼在《答王庠书》中对孔子提出的“辞达”说做出的解释，在《答谢民师书》中提出的“文理自然”的看法，在《评韩柳集》中就陶渊明、柳宗元的诗风谈到的“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这些观点，都是谈写文章的大道理，是不分文体，都要在其中灌注的要义；又比如罗大经在《鹤林玉露》谈到：“杨诚斋云：‘今《礼部韵》乃是限制士子之程文，不许出韵，因其难，以见其工耳。至于吟咏性情，当以《国风》《离骚》为法，又奚《礼部韵》之拘哉！’魏了翁亦云：‘除科举之外，闲赋之诗，不必一一以韵为较。’”他谈的难道仅仅是诗歌吗？又比如刘大櫆在《论文札记》中谈到：上古文字初开，实字多，虚字少。典谟训诰，何等简奥，然文法要是未备。至孔子之时，虚字详备，作者神态备出。左氏情韵并美，文采照耀。至先秦更加疏纵。汉人敛之，稍归劲质，惟子长集其大成。唐人宗汉多峭硬。宋人宗秦，得其疏纵，而失其厚懋，气味亦少薄矣。文必虚字备而后神态出，何可节损？然枝蔓软弱，少古人厚重之气，自是后人文渐薄处。史迁句法似赘拙，而实古厚可爱。因此，历代的文风的不同确实是文字带来的结果。昔人谓：“不着脂粉而清真峭刻者，梅圣俞之诗也；不着脂粉而精彩襛丽，自《左传》《庄子》《史记》而外，其妙不传。”他谈的难道仅仅是古代散文吗？应该不是吧。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易经》中所说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诗序》记述中的，“情发于中，声成文而谓之音”等等说法，我想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诗歌领域吧，它应该是针对整个“中国文章”来说的，也是“中国文章”的主要理论支撑。而且，“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魏文帝《典论·论文》），“揺荡性情，形诸歌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钟嵘《诗品序》），“同橐钥之罔穷，与天地乎并育”（陆机《文赋》），“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等等，这些话难道仅仅是说给诗人们听的吗？因此说到这里，我们完全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散文的理论传统源远流长，绵延不绝，从古到今。如果有谁说“散文无理论”，他就是漠视了中国诗文理论的博大与丰富，漠视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演变，以及对于后世为文影响。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买椟还珠”这个成语，这个最初记载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的，如今被收入在小学课本中的故事，直到今天，依然被众多的老师们按照一个套路来讲授，让众多的小学生们，或者已经长大成人的当初的小学生们，保持着一贯的对那个愚笨买家的讥笑。但是如果我们对着上文、下文来看看，就会知道，作者的原意，倒是有笑话卖家的意思，认为他“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说这些，我想说的意思，有些东西我们从一开始就被人告诉了错误的信息，然后却坚信它原来就是如此，这与有些写作者、理论家一谈就是“小说有理论”而“散文无理论”的说法，似乎如出一辙。
因此“散文无理论”之谬误，今日可以正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