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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正值老一辈摄影家石少华先生诞辰100周年，中国美术馆于2018年8月23日 至 9月2日举办“韶影华章—石少华摄影回顾展”，通过200多幅作品，从战争时期及建国后的新闻纪实摄影、艺术摄影等多个角度呈现石少华60年的摄影历程与成就。本刊选登该展部分作品的同时，特约摄影史学者公元撰文，对石少华的多重身份——摄影家、摄影教育者、摄影理论家、摄影活动家，及其在中国摄影史中的重要地位进行了回顾和分析。
本刊谨以此文纪念石少华先生。
石少华（1918.5.1-1998.6.30），廣东番禺人，是中国红色革命摄影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新中国重要的摄影领导者，历任华北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摄影科科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华北画报社副主任；新中国建立后曾任中央新闻摄影局副秘书长兼新闻摄影处处长、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主任、国务院文化组秘书长、新华社副社长兼新华出版社社长；还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一、二、四届主席和中国老摄影家协会首届会长，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因持续60年投身于中国革命摄影教育培训、新中国全国摄影组织创建，致力于建立新中国摄影体系，创办各种摄影刊物，建立保护管理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革命历史影像档案机制，开展对外摄影文化交流，推动中国整体摄影事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而成为中国革命摄影的一面旗帜。
石少华与延安
石少华出身于商人家庭，出生于香港，5岁时随父母从香港回广州定居，7岁入读位于珠三角西部的江门北街启智小学。父亲离世较早，石少华就跟二哥一起生活，因二哥喜欢摄影，好些华侨同学也有相机，中学时期便迷上摄影。在广州岭南大学西关分校附中就读时，受岭南大学中共地下党及进步学生影响而向往革命。高中二年级时目睹全国许多热血青年纷纷奔赴抗日前线，毅然背着家人投笔从戎，1938年4月抵达延安，相继毕业于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抗大高级政治军事研究队并担任摄影工作。1938年5月，国际学联代表团访问延安，石少华在采访中显露出摄影身手。1938年10月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迎接抗日军政大学建校三周年而举办大型展览，1938年10月，刚从抗大高级政治军事研究队毕业的石少华，被专门调来全面拍摄展览照片。持续半年多拍摄抗大学员的学习、训练、生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活动，部队训练及军民关系，延安风光等。1939年6月，庆祝抗大成立3周年大型影展500余幅展品于瓦窑堡举办，其中有100多幅由石少华拍摄。毛主席和其他党中央领导莅临参观并给予好评。石少华迅速成为延安早期重要摄影师。抓拍于那个时期的《毛泽东和小八路》已经成为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经典影像之一，也成为石少华的重要代表作。
石少华与革命战争摄影
1939年9月，石少华被委派为抗日军政大学先遣队记者团摄影记者，随抗大总校离开延安迁往华北抗日根据地。本来石少华奔赴延安时是计划当兵扛枪救国的，却因擅长摄影而成为“摄影战士”。中国红色革命摄影萌芽于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彼时红军中尚未有专职摄影干部，真正发轫是在1937年初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宣传舆论同样是充满硝烟的阵地。石少华1939年的延安摄影代表作《毛泽东和杨家岭农民谈话》、《毛泽东和小八路》，与1936年6月10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苏区保安为毛主席拍摄的头戴红星八角帽红光满面而神采奕奕的肖像，共同构成了延安伟大领袖的红色经典影像文本。基于将摄影作为实现民族独立革命目标的工具与武器的思想立场，石少华探索出在调研基础上，表现“富有革命英雄主义的先进人物和事件”而成为摄影作品典型的摄影方法，从而形成了解放区革命摄影的实践原则乃至摄影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白洋淀上雁翎队组照》（1942-1944）、《创造战争的奇迹冀中平原地道战组照》（1943-1944）、《新英雄主义的光芒辉耀渤海之滨组照》（1944-1945）是石少华著名的三个影像序列。
石少华与红色摄影培训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摄影工作尚未展开。1940年6月，时任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摄影组长的石少华，主持于河北省曲阳县宋家庄举办的冀中军区第一期摄影训练队，学员共计11人，当年10月结业。开学前，石少华特请冀中火线剧社社长凌子风作词、音乐队长李涛作曲，谱写了摄影训练队队歌《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从中反映出石少华一入席已对抗日根据地摄影培训工作的性质与任务具有明确认识。摄影课内容分摄影常识、新闻摄影、暗室技术、照片上色四方面，由石少华主讲，刘长忠担任暗室技术辅导员。培训期间多次遭到日军袭击骚扰，学业是在战火纷飞中完成的。自1940年至1948年的8年中，石少华先后在冀中军区、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主办摄影训练班（队）共9期，培养学员总数超过240人。战时的摄影教学环境很严酷，就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相机，自然也是课无定点。1948年2月石少华在给晋察冀军区第1期摄影训练队学员讲课时，“课室”就在河北阜平梨花沟胭脂河畔。遭遇日军“扫荡”，学员们就只能分散于老乡们的家庭里装扮成老乡的家人做掩护。
石少华与摄影档案 石少华曾回顾道：“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封锁，使解放区的摄影器材十分紧张。同样，日本侵略军也控制得十分严密……摄影工作者把用血汗换来的胶卷看得和战士的子弹一样珍贵，力求每张照片都能充分发挥作用。”加上部队打仗、行军，特别是撤退、突围时甚至摄影者牺牲造成随身携带的底片、照片的遗失或损坏。由此，建立底片整理与保管制度刻不容缓。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正式成立，沙飞和罗光达就开始着手整理底片资料。1941年筹办晋察冀画报，沙飞开始设专人兼管整理保管底片资料。沙飞促使1942年5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发文通知全军，规定各分区、各团、各支队摄影员所拍摄底片，除自己洗印几份照片小样，有放大条件的可放大几份留作展览宣传外，要将底片全部送交军区由晋察冀画报社统一保管统一使用。1943年9月，石少华从冀中军区调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在建立影像档案等工作中，成为沙飞最重要的副手而并肩战斗，战友们用鲜血与生命实现了“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的神圣誓言。1946年晋察冀画报社正式成立专门管理照片档案的资料组，建立一系列保护制度及方法。石少华后来成为新中国摄影档案的创建者。
石少华与摄影史论
中国革命战争摄影史学者顾棣编著的《中国红色摄影史录》，将石少华列入“对解放区摄影事业的开拓、发展、组织、领导，以及个人摄影创作方面成就最高、貢献最大者”：石少华在解放区摄影基础理论与解放区摄影实践的结合方面，创造了自己较为系统而科学的理论体系，做出极为突出的贡献。在1940年6月冀中军区举办的第1期摄影训练队的讲课中，石少华就认为“摄影是革命斗争的工具”，之后还特别说明摄影是政治、艺术、技术的统一体。总结解放区摄影实践经验而上升到一般的认识，科学地概括出解放区摄影实践的原则和方法，又用于指导、规范解放区摄影实践并在其中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是解放区摄影理论建设的重要方面。1945年7月，晋察冀军区石印出版了石少华的《新闻摄影收集材料方法的研究》小册子。1947年8月，石少华在《摄影网通讯》第2期发表了《采访漫谈》，提出摄影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深入战斗第一线，摄影采访需进行较为充分的调查研究；摄影采访要全力抓住“事件的主脉、斗争的焦点”，表现“富有革命英雄主义的先进人物和事件”；强调摄影采访时的技术准备。沙飞、石少华、吴印咸、罗光达、郑景康等，以及高帆、裴植、袁克忠、赵启贤等，共同构建了中国革命解放区的摄影理论体系。
进入21世纪，中国历史影像正日趋与文字并驾齐驱，共构全国各地近代以来的历史档案，这也是国际档案业界的发展大趋势。石少华高瞻远瞩地重视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并持续撰文：
1951年撰写《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摄影工作》发表于《摄影工作》。
1958-1959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讲授《中国摄影简史》并发表于《中国摄影》杂志。
1959年撰写《新华社新闻摄影部十年》发表于《新闻摄影工作经验汇编》。
1962年撰写《光辉的道路》（涉及1924-1962年的中国革命摄影事业）发表于《中国摄影》杂志。
1980-1990年代间撰写新华社《新闻摄影部的建立经过》发表于《摄影工作散论》。
198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讲授中国档案工作历史，以《谈照片档案工作》为题，发表于《摄影工作散论》。
1987年撰写《中国的风光摄影》（涉及1860年代至1980年代）发表于《摄影工作散论》。
1987年撰写《为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摄影艺术—中国摄影家协会简介》发表于《摄影工作散论》。
1991年撰写《中国图片社的发展道路》发表于《摄影工作散论》。
1995年撰写《六进白洋淀—抗战回忆》发表于《摄影文史》。
撰写近10万字回忆录《风雨十年—回忆与沙飞同志共同战斗的日子》，其中部分内容以《我所了解的沙飞夫妇》为题，发表于《传记文学》1993年第3期。
石少华与摄影机构媒体
以沙飞、石少华等为主的晋察冀军区摄影机构，会同延安和其他军区及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摄影组织，在抗日战争中共同构建了解放区的新闻摄影体系。沙飞和石少华是晋察冀画报社的两位灵魂人物，石少华还主持了《华北画报》（《解放军画报》前身）；1950年4月参加筹备出版《人民画报》任编委；同年6月创立中国图片社；1951年3月，创办新中国第一本全国性摄影刊物《摄影工作》；1953年5月，作为《摄影工作》之延续，创办《摄影业务》月刊；1955年5月，参加筹备全国摄影艺术展览；1956年创办《摄影技术参考资料》（《摄影世界》前身）；1957年4月参与创办《中国摄影》杂志；1958年7月参加创办《大众摄影》杂志；1972年筹备中国图片社大楼建设工程；1979年5月筹建新华出版社，11月兼任社长；同年11月任新华社副社长、党组成员；1984年筹建成立中国老年摄影学会并当选为会长，1995年创办该会文史委员会编辑的《摄影文史》杂志。在石少华长期努力下，1984年10月中国照片档案馆诞生。1956年7月石少华出任中国摄影学会（即现中国摄影家协会）创会筹委会主任委员，当选第一届主席，并任第二届、第四届主席。1986年获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FIAP）颁发的“国际摄联荣誉杰出活动家”荣衔。2006年在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50周年评选中石少华获“摄影大师”称号。 石少华与毛泽东主席
石少华与毛泽东主席有极深的“摄影缘”：1939年春，21岁的石少华在延安执掌相机不久，就在延安连续拍摄到《毛泽东和杨家岭农民谈话》《毛泽东和小八路》两幅名作。
石少华在发表于1998年第3期《摄影文史》的《美好的回忆—记我为毛主席拍照及两次谈话》一文中忆述了1960年代毛主席两次单独会见石少华的场景。
1962年7月24日，毛主席在丰泽园内经常会见客人的前院颐年堂，第二次单独接见石少华。石少华汇报了中国摄影事业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发展情况，毛主席特别肯定了石少华主持的对照片的保管工作。
在这次持续将近两小时的第二次单独接见中，在谈及关于 “中国摄影学会”的情况时，毛泽东问石少华为什么不把这个机构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石少华解释：摄影事业比较年青，在艺术领域还是一个小弟弟。现在这个名称，团结面更广泛一些。将来成熟时再考虑改名。毛主席赞同地点点头：“你们这样考虑也对。你们要我题名，我写了两个，一个是‘中国摄影学会’，一个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现在是‘中国摄影学会’，另一个题名，你们将来也许会有用的。” 这两个名称，毛泽东用中国书法界著名的毛体各题写了两遍；这些连同为《大众摄影》杂志（四遍）、《中国摄影》杂志（一遍）是毛主席在1959年和1962年分两次手书的共7件，构成了中国摄影家协会的“镇会之宝”。毛主席两次多幅题字，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石少華与沙飞
沙飞与石少华是中国红色革命摄影理论与实践的两位巨人，亦为情同手足的兄弟。1950年，石少华在向《晋察冀画报》同事传达后来众所周知的对沙飞的处理结果时，文件未读完就号啕大哭，之前限于当时的医疗鉴定技术营救无力回天。当年华北军区政治部决议沙飞的问题政治上不影响妻子、儿女，华北画报社奉华北军区政治部之命，由石少华安排派人从张家口、阜平老乡家中将沙飞4岁的女儿王雁和3岁的儿子王毅强接到北京送入八一学校。石少华常带着妻儿一起去看望、照顾，有时节假日则将他们带回家，还带去公园游玩并为他们照相。而遭受丧夫之痛的王辉彼时最小的女儿王少军才1岁，好多人担心王辉及子女受牵连而劝王辉离婚，真正了解沙飞的石少华坚定地对王辉说：“你在感情上离不开沙飞。沙飞是好同志，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你应该坚强些，珍藏这份感情。”在往后30多年的岁月中，石少华一次次为沙飞的妻子、子女做担保，并以沙飞的原名或笔名持续发表沙飞的摄影作品。在实现为沙飞平反的过程中，石少华策略性地采取由家属走常规法律程序来提出申诉申请，以沙飞尊重医学科学、注意中日关系的事实为依据，并举办影展来体现沙飞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果然，沙飞影展产生了巨大社会反响，胡耀邦亲自过问沙飞历史事件并立即作出指示。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数年调查复审，于1986年5月19日撤销原判，沙飞错案终获纠正。中国摄影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沙飞蓦然“复出”……
结语
以影像全球史视野观察，石少华从1939至1949年拍摄的影像，与沙飞、苏静、郑景康、吴印咸、徐肖冰、罗光达、高帆、雷烨、赵烈、田野、裴植、康矛召、陈正青、袁克忠、叶挺、张爱萍、林迈可（英国）等在中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的红色影像系列，共同构建了中国革命军事纪实摄影的主要体系。
摄影史学者杨克林在发表于2015年7月《中国摄影》杂志的《抗日战争照片寻访记》一文中，援引视觉人类学学者邓启耀教授于《视觉争夺战中的文化象征与宣传体制》一文中所言：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与铺天盖地的飞机大炮同时侵入中国的，是无所不在的文化的视觉和心理攻势。日军的策略是以眼攻心，展开视觉的攻势，旨在说明侵略战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建立由他们主导的观看秩序。杨克林写道：“远在‘九一八’之前，日本就使用摄影图片这一手段。并在我国东北、华北和华中出版画报、画册和图书……”日本“在各部队中都配备了设备齐全的摄影报道班，系统全面地进行战争报道……极力美化日军所谓‘力量强大’‘不可战胜’。此外，日军各师团、联队还普遍自印写真集，炫耀其所谓的‘武功’。”
而摄影史学者高初则同样在发表于2015年7月《中国摄影》的《抗战时期的边区摄影：一个意味深长的起点》一文中指出：“就世界史的结构而言，中国和日本都迫切需要建立动员民众的政治视觉机制和说服敌对者的文化视觉机制。可以说，（那个时段）中国摄影史中的重要摄影师和日本摄影史中的重要摄影师，此刻相聚在中国战场上，为各自的现代国家和现代民族进行着视觉性的文化构造。图像的生产与传播，以及围绕图像语义的生产与传播，是这一事业的核心和途径。”
正是在如上交互型的在场整体观照中，包括石少华在内的红色摄影师，在中华文明面临灭绝或重生的历史关头，将摄影作为策略工具与视觉武器，融汇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正义政治目标。红色摄影以抗战宣示与爱国抒情的叙述与言说，创制出以“新华体”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视觉体制，以民族与国家诉求的宏大叙事构建了中国革命影像诗史。总而言之，政治思想、组织立场、功能使命，是红色影像源流的归宿；视觉主体革命化服务于唤起民众客体捍卫神圣祖国的精神实质，是红色纪实摄影体制观看的灵魂，是跳动着历史脉搏的影像话语乃至影像真理。
（本文所有作品由石志民先生提供。）
本刊谨以此文纪念石少华先生。
石少华（1918.5.1-1998.6.30），廣东番禺人，是中国红色革命摄影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新中国重要的摄影领导者，历任华北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摄影科科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华北画报社副主任；新中国建立后曾任中央新闻摄影局副秘书长兼新闻摄影处处长、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主任、国务院文化组秘书长、新华社副社长兼新华出版社社长；还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一、二、四届主席和中国老摄影家协会首届会长，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候补中央委员。因持续60年投身于中国革命摄影教育培训、新中国全国摄影组织创建，致力于建立新中国摄影体系，创办各种摄影刊物，建立保护管理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革命历史影像档案机制，开展对外摄影文化交流，推动中国整体摄影事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而成为中国革命摄影的一面旗帜。
石少华与延安
石少华出身于商人家庭，出生于香港，5岁时随父母从香港回广州定居，7岁入读位于珠三角西部的江门北街启智小学。父亲离世较早，石少华就跟二哥一起生活，因二哥喜欢摄影，好些华侨同学也有相机，中学时期便迷上摄影。在广州岭南大学西关分校附中就读时，受岭南大学中共地下党及进步学生影响而向往革命。高中二年级时目睹全国许多热血青年纷纷奔赴抗日前线，毅然背着家人投笔从戎，1938年4月抵达延安，相继毕业于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抗大高级政治军事研究队并担任摄影工作。1938年5月，国际学联代表团访问延安，石少华在采访中显露出摄影身手。1938年10月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迎接抗日军政大学建校三周年而举办大型展览，1938年10月，刚从抗大高级政治军事研究队毕业的石少华，被专门调来全面拍摄展览照片。持续半年多拍摄抗大学员的学习、训练、生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活动，部队训练及军民关系，延安风光等。1939年6月，庆祝抗大成立3周年大型影展500余幅展品于瓦窑堡举办，其中有100多幅由石少华拍摄。毛主席和其他党中央领导莅临参观并给予好评。石少华迅速成为延安早期重要摄影师。抓拍于那个时期的《毛泽东和小八路》已经成为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经典影像之一，也成为石少华的重要代表作。
石少华与革命战争摄影
1939年9月，石少华被委派为抗日军政大学先遣队记者团摄影记者，随抗大总校离开延安迁往华北抗日根据地。本来石少华奔赴延安时是计划当兵扛枪救国的，却因擅长摄影而成为“摄影战士”。中国红色革命摄影萌芽于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彼时红军中尚未有专职摄影干部，真正发轫是在1937年初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宣传舆论同样是充满硝烟的阵地。石少华1939年的延安摄影代表作《毛泽东和杨家岭农民谈话》、《毛泽东和小八路》，与1936年6月10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苏区保安为毛主席拍摄的头戴红星八角帽红光满面而神采奕奕的肖像，共同构成了延安伟大领袖的红色经典影像文本。基于将摄影作为实现民族独立革命目标的工具与武器的思想立场，石少华探索出在调研基础上，表现“富有革命英雄主义的先进人物和事件”而成为摄影作品典型的摄影方法，从而形成了解放区革命摄影的实践原则乃至摄影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白洋淀上雁翎队组照》（1942-1944）、《创造战争的奇迹冀中平原地道战组照》（1943-1944）、《新英雄主义的光芒辉耀渤海之滨组照》（1944-1945）是石少华著名的三个影像序列。
石少华与红色摄影培训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摄影工作尚未展开。1940年6月，时任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摄影组长的石少华，主持于河北省曲阳县宋家庄举办的冀中军区第一期摄影训练队，学员共计11人，当年10月结业。开学前，石少华特请冀中火线剧社社长凌子风作词、音乐队长李涛作曲，谱写了摄影训练队队歌《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从中反映出石少华一入席已对抗日根据地摄影培训工作的性质与任务具有明确认识。摄影课内容分摄影常识、新闻摄影、暗室技术、照片上色四方面，由石少华主讲，刘长忠担任暗室技术辅导员。培训期间多次遭到日军袭击骚扰，学业是在战火纷飞中完成的。自1940年至1948年的8年中，石少华先后在冀中军区、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主办摄影训练班（队）共9期，培养学员总数超过240人。战时的摄影教学环境很严酷，就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相机，自然也是课无定点。1948年2月石少华在给晋察冀军区第1期摄影训练队学员讲课时，“课室”就在河北阜平梨花沟胭脂河畔。遭遇日军“扫荡”，学员们就只能分散于老乡们的家庭里装扮成老乡的家人做掩护。
石少华与摄影档案 石少华曾回顾道：“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封锁，使解放区的摄影器材十分紧张。同样，日本侵略军也控制得十分严密……摄影工作者把用血汗换来的胶卷看得和战士的子弹一样珍贵，力求每张照片都能充分发挥作用。”加上部队打仗、行军，特别是撤退、突围时甚至摄影者牺牲造成随身携带的底片、照片的遗失或损坏。由此，建立底片整理与保管制度刻不容缓。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正式成立，沙飞和罗光达就开始着手整理底片资料。1941年筹办晋察冀画报，沙飞开始设专人兼管整理保管底片资料。沙飞促使1942年5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发文通知全军，规定各分区、各团、各支队摄影员所拍摄底片，除自己洗印几份照片小样，有放大条件的可放大几份留作展览宣传外，要将底片全部送交军区由晋察冀画报社统一保管统一使用。1943年9月，石少华从冀中军区调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在建立影像档案等工作中，成为沙飞最重要的副手而并肩战斗，战友们用鲜血与生命实现了“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的神圣誓言。1946年晋察冀画报社正式成立专门管理照片档案的资料组，建立一系列保护制度及方法。石少华后来成为新中国摄影档案的创建者。
石少华与摄影史论
中国革命战争摄影史学者顾棣编著的《中国红色摄影史录》，将石少华列入“对解放区摄影事业的开拓、发展、组织、领导，以及个人摄影创作方面成就最高、貢献最大者”：石少华在解放区摄影基础理论与解放区摄影实践的结合方面，创造了自己较为系统而科学的理论体系，做出极为突出的贡献。在1940年6月冀中军区举办的第1期摄影训练队的讲课中，石少华就认为“摄影是革命斗争的工具”，之后还特别说明摄影是政治、艺术、技术的统一体。总结解放区摄影实践经验而上升到一般的认识，科学地概括出解放区摄影实践的原则和方法，又用于指导、规范解放区摄影实践并在其中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是解放区摄影理论建设的重要方面。1945年7月，晋察冀军区石印出版了石少华的《新闻摄影收集材料方法的研究》小册子。1947年8月，石少华在《摄影网通讯》第2期发表了《采访漫谈》，提出摄影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深入战斗第一线，摄影采访需进行较为充分的调查研究；摄影采访要全力抓住“事件的主脉、斗争的焦点”，表现“富有革命英雄主义的先进人物和事件”；强调摄影采访时的技术准备。沙飞、石少华、吴印咸、罗光达、郑景康等，以及高帆、裴植、袁克忠、赵启贤等，共同构建了中国革命解放区的摄影理论体系。
进入21世纪，中国历史影像正日趋与文字并驾齐驱，共构全国各地近代以来的历史档案，这也是国际档案业界的发展大趋势。石少华高瞻远瞩地重视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并持续撰文：
1951年撰写《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摄影工作》发表于《摄影工作》。
1958-1959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讲授《中国摄影简史》并发表于《中国摄影》杂志。
1959年撰写《新华社新闻摄影部十年》发表于《新闻摄影工作经验汇编》。
1962年撰写《光辉的道路》（涉及1924-1962年的中国革命摄影事业）发表于《中国摄影》杂志。
1980-1990年代间撰写新华社《新闻摄影部的建立经过》发表于《摄影工作散论》。
198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讲授中国档案工作历史，以《谈照片档案工作》为题，发表于《摄影工作散论》。
1987年撰写《中国的风光摄影》（涉及1860年代至1980年代）发表于《摄影工作散论》。
1987年撰写《为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摄影艺术—中国摄影家协会简介》发表于《摄影工作散论》。
1991年撰写《中国图片社的发展道路》发表于《摄影工作散论》。
1995年撰写《六进白洋淀—抗战回忆》发表于《摄影文史》。
撰写近10万字回忆录《风雨十年—回忆与沙飞同志共同战斗的日子》，其中部分内容以《我所了解的沙飞夫妇》为题，发表于《传记文学》1993年第3期。
石少华与摄影机构媒体
以沙飞、石少华等为主的晋察冀军区摄影机构，会同延安和其他军区及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摄影组织，在抗日战争中共同构建了解放区的新闻摄影体系。沙飞和石少华是晋察冀画报社的两位灵魂人物，石少华还主持了《华北画报》（《解放军画报》前身）；1950年4月参加筹备出版《人民画报》任编委；同年6月创立中国图片社；1951年3月，创办新中国第一本全国性摄影刊物《摄影工作》；1953年5月，作为《摄影工作》之延续，创办《摄影业务》月刊；1955年5月，参加筹备全国摄影艺术展览；1956年创办《摄影技术参考资料》（《摄影世界》前身）；1957年4月参与创办《中国摄影》杂志；1958年7月参加创办《大众摄影》杂志；1972年筹备中国图片社大楼建设工程；1979年5月筹建新华出版社，11月兼任社长；同年11月任新华社副社长、党组成员；1984年筹建成立中国老年摄影学会并当选为会长，1995年创办该会文史委员会编辑的《摄影文史》杂志。在石少华长期努力下，1984年10月中国照片档案馆诞生。1956年7月石少华出任中国摄影学会（即现中国摄影家协会）创会筹委会主任委员，当选第一届主席，并任第二届、第四届主席。1986年获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FIAP）颁发的“国际摄联荣誉杰出活动家”荣衔。2006年在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50周年评选中石少华获“摄影大师”称号。 石少华与毛泽东主席
石少华与毛泽东主席有极深的“摄影缘”：1939年春，21岁的石少华在延安执掌相机不久，就在延安连续拍摄到《毛泽东和杨家岭农民谈话》《毛泽东和小八路》两幅名作。
石少华在发表于1998年第3期《摄影文史》的《美好的回忆—记我为毛主席拍照及两次谈话》一文中忆述了1960年代毛主席两次单独会见石少华的场景。
1962年7月24日，毛主席在丰泽园内经常会见客人的前院颐年堂，第二次单独接见石少华。石少华汇报了中国摄影事业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发展情况，毛主席特别肯定了石少华主持的对照片的保管工作。
在这次持续将近两小时的第二次单独接见中，在谈及关于 “中国摄影学会”的情况时，毛泽东问石少华为什么不把这个机构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石少华解释：摄影事业比较年青，在艺术领域还是一个小弟弟。现在这个名称，团结面更广泛一些。将来成熟时再考虑改名。毛主席赞同地点点头：“你们这样考虑也对。你们要我题名，我写了两个，一个是‘中国摄影学会’，一个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现在是‘中国摄影学会’，另一个题名，你们将来也许会有用的。” 这两个名称，毛泽东用中国书法界著名的毛体各题写了两遍；这些连同为《大众摄影》杂志（四遍）、《中国摄影》杂志（一遍）是毛主席在1959年和1962年分两次手书的共7件，构成了中国摄影家协会的“镇会之宝”。毛主席两次多幅题字，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石少華与沙飞
沙飞与石少华是中国红色革命摄影理论与实践的两位巨人，亦为情同手足的兄弟。1950年，石少华在向《晋察冀画报》同事传达后来众所周知的对沙飞的处理结果时，文件未读完就号啕大哭，之前限于当时的医疗鉴定技术营救无力回天。当年华北军区政治部决议沙飞的问题政治上不影响妻子、儿女，华北画报社奉华北军区政治部之命，由石少华安排派人从张家口、阜平老乡家中将沙飞4岁的女儿王雁和3岁的儿子王毅强接到北京送入八一学校。石少华常带着妻儿一起去看望、照顾，有时节假日则将他们带回家，还带去公园游玩并为他们照相。而遭受丧夫之痛的王辉彼时最小的女儿王少军才1岁，好多人担心王辉及子女受牵连而劝王辉离婚，真正了解沙飞的石少华坚定地对王辉说：“你在感情上离不开沙飞。沙飞是好同志，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你应该坚强些，珍藏这份感情。”在往后30多年的岁月中，石少华一次次为沙飞的妻子、子女做担保，并以沙飞的原名或笔名持续发表沙飞的摄影作品。在实现为沙飞平反的过程中，石少华策略性地采取由家属走常规法律程序来提出申诉申请，以沙飞尊重医学科学、注意中日关系的事实为依据，并举办影展来体现沙飞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果然，沙飞影展产生了巨大社会反响，胡耀邦亲自过问沙飞历史事件并立即作出指示。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数年调查复审，于1986年5月19日撤销原判，沙飞错案终获纠正。中国摄影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沙飞蓦然“复出”……
结语
以影像全球史视野观察，石少华从1939至1949年拍摄的影像，与沙飞、苏静、郑景康、吴印咸、徐肖冰、罗光达、高帆、雷烨、赵烈、田野、裴植、康矛召、陈正青、袁克忠、叶挺、张爱萍、林迈可（英国）等在中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的红色影像系列，共同构建了中国革命军事纪实摄影的主要体系。
摄影史学者杨克林在发表于2015年7月《中国摄影》杂志的《抗日战争照片寻访记》一文中，援引视觉人类学学者邓启耀教授于《视觉争夺战中的文化象征与宣传体制》一文中所言：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与铺天盖地的飞机大炮同时侵入中国的，是无所不在的文化的视觉和心理攻势。日军的策略是以眼攻心，展开视觉的攻势，旨在说明侵略战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建立由他们主导的观看秩序。杨克林写道：“远在‘九一八’之前，日本就使用摄影图片这一手段。并在我国东北、华北和华中出版画报、画册和图书……”日本“在各部队中都配备了设备齐全的摄影报道班，系统全面地进行战争报道……极力美化日军所谓‘力量强大’‘不可战胜’。此外，日军各师团、联队还普遍自印写真集，炫耀其所谓的‘武功’。”
而摄影史学者高初则同样在发表于2015年7月《中国摄影》的《抗战时期的边区摄影：一个意味深长的起点》一文中指出：“就世界史的结构而言，中国和日本都迫切需要建立动员民众的政治视觉机制和说服敌对者的文化视觉机制。可以说，（那个时段）中国摄影史中的重要摄影师和日本摄影史中的重要摄影师，此刻相聚在中国战场上，为各自的现代国家和现代民族进行着视觉性的文化构造。图像的生产与传播，以及围绕图像语义的生产与传播，是这一事业的核心和途径。”
正是在如上交互型的在场整体观照中，包括石少华在内的红色摄影师，在中华文明面临灭绝或重生的历史关头，将摄影作为策略工具与视觉武器，融汇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正义政治目标。红色摄影以抗战宣示与爱国抒情的叙述与言说，创制出以“新华体”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视觉体制，以民族与国家诉求的宏大叙事构建了中国革命影像诗史。总而言之，政治思想、组织立场、功能使命，是红色影像源流的归宿；视觉主体革命化服务于唤起民众客体捍卫神圣祖国的精神实质，是红色纪实摄影体制观看的灵魂，是跳动着历史脉搏的影像话语乃至影像真理。
（本文所有作品由石志民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