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以其深刻揭露封建吏治腐败,反映当时社会黑暗而成为中国古典悲剧题材的典范,从而成为关汉卿的抗鼎之作。而窦娥临终前所发的三桩誓愿更为论者津津乐道,被视为成功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不仅表明了窦娥冤屈的深重,反抗的强烈,而且显示了愤怒抗争的强大力量,寄托了作者鲜明的爱憎,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反抗情绪和伸张正义、惩治邪恶的理想。”(《教师用书》语)
　　此说明无误的传达出这样一种解读:这一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是《窦娥冤》戏曲的成功之笔,有利于作品悲剧意义的表达。
　　果真如此吗?
　　笔者细察全剧,反复品读,得出的感觉却与此大相径庭:这种所谓的浪漫主义手法,不仅无助于悲剧意义的充分表达,而且大大削减了作品的悲剧批判力量,淡化了窦娥的反抗意义。
　　之所以得出这一判断,是基于以下解读:
　　一、三桩誓愿于该剧前文【滚绣球】一曲中指斥天地神灵的内容相冲突。在【滚绣球】一曲中,窦娥愤怒发出了“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的质问,使其反抗上升到对天地神灵的公正性、对现存秩序合理性的怀疑,从而成为窦娥及作品本身思想认识上的一大亮点。然而三桩誓愿的发出以及实现,却又反映出窦娥的反抗。从【滚绣球】的基点上大踏步后退,也就使得前文中的反抗只是一时的情绪化宣泄,而非真正意义上对天地的否定。
　　二、这种浪漫主义手法达成了社会矛盾解决的理想化,削减了对封建法制、封建制度本身的批判力度。联系全剧的最后结局,使人更坚定了对这一判断的自信。《窦娥冤》的结局为窦娥之父窦天章做了高官,女儿托梦示冤,使窦天章复审此案,替女儿报了仇。从而使《窦娥冤》所揭示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得到了理想化的圆满解决。无疑向人们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窦娥式的悲剧产生于贪赃枉法的官吏之手,又昭雪于“青天” 式的官吏之手——矛盾产生于封建吏治,又解决于封建吏治。这意味者窦娥们的冤屈,罪不在制度,而在于官吏自身的素质。同时表明封建社会内部还有较强的自我调节机制。如此,作品对封建制度层面的批判基本上被消解了。
　　三、 这种浪漫主义的处理,迎合了中国民众传统上对“大团圆”式结局的偏嗜。这从另一方面表明作者和广大受众承受悲剧能力的脆弱,无法承受悲剧给人内心造成强烈撕扯而产生的痛苦,只好借助浪漫主义来平抚伤口,稀释痛苦。其最大消极后果是对人产生一种误导;不管现实中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多少罪恶,人们总相信冥冥中有一种超现实的神力实现人间的因果报应。从而寄希望于上天,放弃人自身变革社会的主观努力。这就使《窦娥冤》式的悲剧,其要旨不再震撼人的心灵,反思悲剧产生的根源,质疑现存制度的合理性,并由此产生强烈的变革社会的责任意识,而是坐等罪恶遭受“天谴”。
　　因此,从揭示悲剧意义和社会批判效果计,《窦娥冤》式的浪漫主义实为作品的一大瑕疵。这种悲剧给人的不是一种理性精神的烛照,而是耽溺于自我麻痹、自欺欺人的幻境中的“流泪的消遣”。
　　(河北省涞源县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