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伤城》；叙事分析；悲剧；宿命与救赎
摘要：《无间道》播出后，刘伟强和麦兆辉以善于表现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而享誉影坛。2006年底，他们又携《伤城》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从叙事学角度应用“C-I-C-A-D”电影剧作元素的构成体系来分析《伤城》，可见古老的命运悲剧主题在现代都市中的映射与嬗变，由此再次引发了人们对现代都市生活中人的生存困境的担忧。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7)04-0079-04
从《无间道》三部曲开始，我们就清楚地看到刘伟强与麦兆辉对香港这座中国最繁华、最喧嚣城市的冷色调的解读。他们从心理层面人手，探讨了现代都市人对生存现状的困惑，从而将香港电影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是，刘伟强与麦兆辉的城市情结并未因此而有所减弱，在2006年圣诞档期，他们又携《伤城》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同样的警匪题材，同样的阴暗色调，这一回的故事，又将我们带进了怎样的悲情城市呢?
一、《伤城》的叙事分析
《伤城》没有跳出“古典好莱坞电影叙事手法”的框架，片中主要采用一条主要线索和一条次要线索平行的方式，讲述了丘建邦侦破刘正熙杀人案和丘建邦寻找女友Rachel死因的故事。
影片主要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叙述，中间穿插了刘正熙儿时全家遭灭门的惨剧，叙事手法较为普通。但是，影片运用悬念、推理情节设置等手法，又使得影片高潮迭起，引人入胜。下面笔者主要运用吴起建构的“C-I-C-A-D(Culture－Idea－Character－Action－Detail)”电影剧作元素的构成体系理论，对《伤城》进行解读。
1、线性分析
第一部分：从影片开始到影片片名出现，是影片的说明部分。导演从2003年圣诞夜“连环奸杀案”的疑犯抓捕过程入手，将刘正熙和丘建邦这两个主要人物引入故事，指出他们的职业身份：刘正熙是凶杀组总督察，丘建邦是其手下探员，刘正熙是丘建邦最好的朋友和最可信赖的上司。同时，影片通过案件，表现了丘建邦的勇敢、干练和刘正熙的冷酷、凶狠，为故事的进一步叙述埋下伏笔。
第二部分：第一个动作体系。动作体系是指一组动作和反动作的总和，动作的主体包括一个二元对立项，称为A元和B元。影片中刘正熙杀死周元胜，完成复仇，是反面形象，我们不妨把其设为B元；丘建邦作为私家侦探则处于A元位置，二者构成了整部影片基本的对立项。运用“爱伦·坡三角”，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关系：
警察(丘建邦)——罪犯(刘正熙)——受害者(周元胜)
刘正熙的动作是复仇，周元胜的死则作为反动作的结果呈现在丘建邦面前，从而引发下面丘建邦开始追查事实真相的动作。
但是，导演在此没有给观众设置“谁是凶手”的悬念，而是让凶手刘正熙现身，表现出本片并非是单纯的侦破电影，导演希望将观众引入对“杀人原因”的进一步探讨中。
同时，影片还交代了一个次要矛盾。圣诞之夜，丘建邦女友Rachel在家中自杀，丘建邦开始了寻找女友自杀原因的旅程。此处，影片中只出现了A元丘建邦，却将作为B元的引起Rachel自杀的人(原因)隐藏了起来，吊足了观众胃口。
另外，此处有一个叙述视点的转换。首先，导演用全知视角切入影片，但在交代丘建邦的变化和第一次时间转换时，用的却是刘正熙第一人称限制性视角，此后又转回全知叙事视点。或许可这样理解，在叙述丘建邦的伤痕时，用的是刘正熙视点；而后边当刘正熙陨落时，用的是丘建邦视点。但是从观众的思维习惯来看，这种手法并没有起到对视的效果，相反会造成观众对人物性格和命运把握的混乱。
第三部分：第二个动作体系。为了使故事进入真正的叙事意图里，导演让淑珍找到丘建邦，要求其查明真凶。这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中的“最高任务”出现。即25分钟时，淑珍说：“我想你帮我查一下我爸爸的案子”。至此，影片真正的矛盾冲突全面展开。围绕这组矛盾，影片展开了双方第一回合的较量，即刘正熙毁灭证据，制造假相，诱导丘建邦一步步走向推理的死角；另一方面，丘建邦根据已知线索，调查陈伟强的身世，弄清了陈伟强杀害周元胜的原因。此时，陈伟强已死，丘建邦认为真相大白，但是真正的凶手刘正熙依然逍遥法外。所以第一回合以刘正熙的胜利结束。
第四部分：必需场面。经典叙事理论认为，在影片85分钟到90分钟之间会出现一个必需场面。亚却对必需场面的解释是：“观众多少是清楚地和有意识地所预见和要求的一场，倘不加表演，会引起完全合理的不快。”在本片中，必需场面被设置为丘建邦从乒乓球拍上发现破案线索。在第一回合较量中，刘正熙以无懈可击的计策使自己逍遥法外，但是从观众角度讲，则可预感到刘正熙一步步走向毁灭的危机。所以，导演在此有必要设置一个承上启下的场面，使刘正熙露出破绽，从而引出二元对立项最后的正面冲突。
第五部分：高潮和结局。影片将高潮部分安排在双方的第二回合较量上。刘正熙谋财害命设计杀害淑珍夺取三亿家产，但是一次巧合使丘建邦查明了真相，矛盾双方在医院内展开了最后的较量。丘建邦一步步指出刘正熙作案的动机及作案经过，在事实面前，刘正熙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为了忏悔，刘正熙自杀，二元对立模式最终以B元的消解结束。同时，另一个困扰观众的谜团——丘建邦女友的自杀原因，也随着丘的叙述彻底解开。
2、“C-I-C-A-D”体系中思想、性格和细节元素的纵向解读
(1)宿命与救赎。《伤城》讲述的是一个古老的复仇故事，它体现了古希腊戏剧无命题中关于“命运”的悲剧式主题。但是，导演将他赋予了新时代的气息。在传统悲剧中，复仇者往往以英雄姿态出现，经过不屈的斗争，完成复仇(如埃斯库勒斯的《俄瑞斯忒斯》)。但是，在后现代的社会视野中，英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人格分裂的阴谋家。影片中，导演并没有关注刘正熙复仇的精妙与悲壮，转而着重表现其人格分裂的原因。刘正熙儿时亲眼目睹全家遭灭门的惨案，而当时的警方和凶手是同谋。失去父亲和法律保护的孩子，用另一人的名字存活了下来，但是在双重失父的境遇下，其人格变得阴暗，他将自己所有的不幸归结于命运。从此，复仇就是他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目的，也是他认为的唯一可以获得幸福的方式。所以，他展开了报复计划，娶了仇人的女儿，并寻找机会杀死仇人，逍遥法外。一直以来，刘正熙都认为自己没有做错，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但是淑珍是无辜的，当他看到淑珍躺在医院病床上奄奄一息时，他知道了自己并未获得想象中的幸福。他曾经失去了一切，现在又再次失去一切。是命运让他一步步走向复仇之路，也是命运让他最终选择毁灭。
不过，命运的悲剧并不只是影片唯一的主题，在宿命沉沦的背后，我们看到了救赎。当刘正熙在 病床前深情地望着妻子时，当他将结婚戒指重新戴在淑珍的手上时，当他对丘建邦说：淑珍“是不是周元胜女儿已经无所谓了，她是我的太太，是我的亲人，她跟我爸爸、妈妈、妹妹们一样，都是我的亲人”时，我们看到了刘正熙良知的回归。带着对淑珍的愧疚，刘正熙最终自杀身亡，或许对于他来说，只有死才是最彻底的救赎。如果说刘正熙走向的是一条不归之路，那么丘建邦正好与之相反，他找到了一条真正的救赎之路。女友为了别人自杀，肚中孩子不是自己的，对于男人来说，这两件事都是难以忍受的。但是当他看见自己的情敌静静躺在病床上时，经过痛苦的挣扎，他选择了宽容与谅解，这既是对仇恨的谅解，也是对自身命运的救赎。所以当刘正熙说“你变了”时，丘建邦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因为他又重新拥有了追求幸福生活的机会和勇气。
(2)镜头和道具的细节分析。《伤城》中主要运用暗色调作为影片的基本色调，奠定了影片的悲剧气氛。同时通过其他光线(灯光、火光等)的变换，突出情节中心，如：杀人现场人物脸部的明亮与周围环境的黑暗。对于影片的剪辑，导演多采用跳跃式切换，善于把握平行蒙太奇手法，减少长镜头的使用，让观众从不同视点看到事件发生的全景。
此外，导演对道具的运用可谓用心良苦。笔者选取三种道具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眼镜。梁朝伟很少戴眼镜，但是为了情节，他不得不用眼镜遮住双眼。眼镜的作用其实不在于表现刘正熙斯文的外表，而在于遮蔽眼镜背后那颗心。在这里眼镜有两种所指可能：一是仇恨。当蚀限蒙蔽了双眼，刘正熙所展开的一切复仇行动都变得那么合情合理。二是面具。戴着眼镜的刘正熙冷酷、凶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是摘下眼镜的他却是柔情似水又伤痕累累。特别是最后淑珍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刘正熙深情的望着自己的妻子时，让人真不敢相信凶手竟然是他。
第二，酒。“酒的好喝，正是由于它的难喝。”这句话在影片中出现了两次，说这句话的人，最后都成为宿命的冤魂。但是，真正体味到酒的真谛的却是丘建邦。一个从不喝酒、相当理智、干练的人，因为女友自杀而自暴自弃，失掉工作，成为酒鬼，每日醉生梦死。但是看完整部影片你会发现，影片里只有丘建邦一人醒着，“众人皆醉我独醒”。刘正熙喝了仇恨的毒酒，一醉不醒；淑珍则沉迷于爱的幻境中分不清敌我；只有丘建邦，这个喝了“解药”的人，挣脱了宿命的牵绊，看到了所有隐藏在背后的真相。酒在这里即被引申为“解药”。
第三，佛像。佛像是人们祈求祝福的神器，但在影片里却成为杀人的工具。救人的是神，杀人的也是神，神编织了一个个悲喜交加的网让人身陷其中，有的人死于非命，有的人跳出升天。所以，这里的佛像不单是一种祭祀的神器，其能指可引申为宿命，而用佛像杀人也可理解为对宿命的控诉。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周元胜杀死刘正熙全家时，可能并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自己会遇到相同的命运，不管自己多么有权有势，小心谨慎；同样，作为复仇一方的刘正熙不择手段地杀人全家，也是一种难以饶恕的恶的表现，即使他能暂时逍遥法外，但是，他们都过不了宿命这一关，所有世间解决不了的问题在命运面前均一视同仁。
二、城市之殇
《伤城》从表层上看是表现对个人命运的诅咒与救赎的影片，但是细细品味可以发现，导演心中寄托了对都市生活更深的理解。片名《伤城》，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伤心之城”，这既是导演的一种城市情结，也是他对城市中人们自身生存状态的冷色调解读。
1、城市之光的隐没。城市曾经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但是在导演眼中，城市不再流光溢彩，凶杀、暴力、色情、犯罪充斥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隐藏在每一个人身边。从《伤城》的说明部分开始，导演便设置了一幕城市狂欢背后的罪恶——“连环奸杀案”；随后，导演在细节处理上，经常会让我们看到这个城市中的伤痕，如在追捕疑犯时，车窗外景深镜头中关于交通事故的渲染，酒吧中人们的肆意放纵与无礼，以及街角边习以为常的打架事件等等，城市文明在此荡然无存。城市文明的沦落意味着人类的堕落，自从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之后，人类的神性层面彻底丧失。虽然人的自身价值得到了肯定，但是人类失去了自我救赎的能力。因此我们看到了影片中刘正熙无法挽回地走向毁灭，受人供奉的佛像成为杀人的工具。不过，导演并不是悲观的人，他又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人类面对困境时的坚强，这主要表现在细凤和丘建邦两人身上。细凤是影片中身份最卑微的角色，但是她却是整部影片中最明亮的人。身处社会底层的她，善良、诚恳、自尊，对生活总是充满希望，看到她，人们就有了继续生存的勇气；而丘建邦面对困境时的沉沦以及最后的自我救赎，让我们感到了人们最终还是有办法摆脱宿命的。这两个正面形象正是导演所歌颂的人类的“希望”。
2、真实与谎言。你认为你身边的人每天都在对你说谎吗?导演让我们看到了城市生活中人与人交往中最真实的丑态。影片主要表现了两种社会关系的隔膜。首先是父女关系。亲属关系一直被认为是最稳定的社会关系，但是周元胜和淑珍作为父女，彼此间却非常陌生。淑珍4岁时失去母亲，与父亲相依为命，但是她始终无法了解自己的父亲。18岁时她选择离开了家，原因是她“想知道他(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故“以逃离的方式寻求了解”。可见，最亲的人之间也缺少基本的交流与沟通。其次是夫妻关系。影片中出现了两对夫妻。第一对是新婚不久的刘正熙与淑珍夫妻。刘正熙为了实现复仇的目的，故意接近淑珍，“跟踪她去看电影，去吃饭，甚至是旅行”，却对淑珍说是巧合。结婚后回到香港，刘正熙立即找到机会杀掉周元胜，可见淑珍是刘正熙实现复仇计划的工具，他们夫妻间存在的只是欺骗。第二对是崔永光和雪儿。在外人看来，雪儿聪明伶俐，他们夫妻俩是幸福的一对。但是从刘正熙的话中我们得知，崔永光有婚外情，他的妻子在国外，雪儿就是第三者。崔永光是一个典型的对婚姻不忠诚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欺骗了远在他乡的妻子。由此可见，受到个人目的与欲望的驱使，现代都市社会中最基础的人际关系也产生了隔膜，人与人之间无法敞开心扉。但是导演告诉我们，这种隔膜是不能让人真正获得幸福的，刘正熙的谎言断送了自己的爱情甚至生命，周元胜父女则相顾无言。而影片中以真诚形象出现的细凤和丘建邦却最终获得了别人期望中的美满结局。
3、正义的迷失。《伤城》是一部纯商业电影，导演或许无意对社会进行批判与解构，但我们也能从影片角色与情节的设置中看到其对正义的颠覆。首先是对警察这一角色的解构。警察在社会结构中一直以“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这一形象出现，是正义的化身，但是《伤城》里的警察形象却和以往不同。影片中先后出现了三种警察角色。第一种，以崔永光为代表的普通警察。崔永光在片中以丑角形象出现，他常常是刘正熙和丘建邦玩弄、戏耍的对象，也是周元胜被杀案最初真相未明草草结案的负责人。在对此角色的塑造中，导演无疑丑化了警察的形象，指出了普通警察形象的愚蠢和无能。第二种，以刘正熙为代表的警察中的败类。刘正熙最初以正面的警察形象出现，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看到了他的狡猾与凶狠；与他类似的还有刘正熙父亲的同事，那群澳门警察，在那些警察里，正直的刘正熙的父亲惨遭杀害，而凶手逍遥法外，他们或许就是刘正熙最初埋在心底的背叛警察角色的种子。至此，警察的正面形象被彻底颠覆，正义化身为魔鬼。第三种就是丘建邦这个不是警察的警察，他也是整部影片中少有的正面形象。当丘建邦还是警察的时候，虽然在动作上表现出果敢、干练的特点，但是对世事却缺少洞察力，特别是一直被女友蒙在鼓里，不明真相。而当他丢掉警察工作，整天以酒度日之时，他才真正成为一个明察秋毫的人，也正是由于他的挺身而出，才使得案情真相大白。导演用一个颓废的酒鬼形象取代了传统警察的英雄形象，解构了警察这个正义符号的象征意义。其次，在剧情中，导演表现出对凶手明显的同情心。影片最后，刘正熙一直守候在病危的淑珍身边，表现出他良知的回归。同时，导演又给了刘正熙充足的杀人理由，特别是那句“我的亲人就该死吗?”掷地有声。导演并没有想把所有的“恶”归结到刘正熙一人身上，而是强调了宿命的悲剧，可见他对刘正熙报以了极大的同情，正义在此刻变得模糊。通过角色和情节两方面的分析，我们看到了正义在本片中的迷失与颠覆，从而宣告了影片真正想讲述的不是善与恶的较量，而是宿命的悲剧和城市的悲情。
(责任编辑 杨珊)
摘要：《无间道》播出后，刘伟强和麦兆辉以善于表现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而享誉影坛。2006年底，他们又携《伤城》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从叙事学角度应用“C-I-C-A-D”电影剧作元素的构成体系来分析《伤城》，可见古老的命运悲剧主题在现代都市中的映射与嬗变，由此再次引发了人们对现代都市生活中人的生存困境的担忧。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7)04-0079-04
从《无间道》三部曲开始，我们就清楚地看到刘伟强与麦兆辉对香港这座中国最繁华、最喧嚣城市的冷色调的解读。他们从心理层面人手，探讨了现代都市人对生存现状的困惑，从而将香港电影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是，刘伟强与麦兆辉的城市情结并未因此而有所减弱，在2006年圣诞档期，他们又携《伤城》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同样的警匪题材，同样的阴暗色调，这一回的故事，又将我们带进了怎样的悲情城市呢?
一、《伤城》的叙事分析
《伤城》没有跳出“古典好莱坞电影叙事手法”的框架，片中主要采用一条主要线索和一条次要线索平行的方式，讲述了丘建邦侦破刘正熙杀人案和丘建邦寻找女友Rachel死因的故事。
影片主要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叙述，中间穿插了刘正熙儿时全家遭灭门的惨剧，叙事手法较为普通。但是，影片运用悬念、推理情节设置等手法，又使得影片高潮迭起，引人入胜。下面笔者主要运用吴起建构的“C-I-C-A-D(Culture－Idea－Character－Action－Detail)”电影剧作元素的构成体系理论，对《伤城》进行解读。
1、线性分析
第一部分：从影片开始到影片片名出现，是影片的说明部分。导演从2003年圣诞夜“连环奸杀案”的疑犯抓捕过程入手，将刘正熙和丘建邦这两个主要人物引入故事，指出他们的职业身份：刘正熙是凶杀组总督察，丘建邦是其手下探员，刘正熙是丘建邦最好的朋友和最可信赖的上司。同时，影片通过案件，表现了丘建邦的勇敢、干练和刘正熙的冷酷、凶狠，为故事的进一步叙述埋下伏笔。
第二部分：第一个动作体系。动作体系是指一组动作和反动作的总和，动作的主体包括一个二元对立项，称为A元和B元。影片中刘正熙杀死周元胜，完成复仇，是反面形象，我们不妨把其设为B元；丘建邦作为私家侦探则处于A元位置，二者构成了整部影片基本的对立项。运用“爱伦·坡三角”，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关系：
警察(丘建邦)——罪犯(刘正熙)——受害者(周元胜)
刘正熙的动作是复仇，周元胜的死则作为反动作的结果呈现在丘建邦面前，从而引发下面丘建邦开始追查事实真相的动作。
但是，导演在此没有给观众设置“谁是凶手”的悬念，而是让凶手刘正熙现身，表现出本片并非是单纯的侦破电影，导演希望将观众引入对“杀人原因”的进一步探讨中。
同时，影片还交代了一个次要矛盾。圣诞之夜，丘建邦女友Rachel在家中自杀，丘建邦开始了寻找女友自杀原因的旅程。此处，影片中只出现了A元丘建邦，却将作为B元的引起Rachel自杀的人(原因)隐藏了起来，吊足了观众胃口。
另外，此处有一个叙述视点的转换。首先，导演用全知视角切入影片，但在交代丘建邦的变化和第一次时间转换时，用的却是刘正熙第一人称限制性视角，此后又转回全知叙事视点。或许可这样理解，在叙述丘建邦的伤痕时，用的是刘正熙视点；而后边当刘正熙陨落时，用的是丘建邦视点。但是从观众的思维习惯来看，这种手法并没有起到对视的效果，相反会造成观众对人物性格和命运把握的混乱。
第三部分：第二个动作体系。为了使故事进入真正的叙事意图里，导演让淑珍找到丘建邦，要求其查明真凶。这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中的“最高任务”出现。即25分钟时，淑珍说：“我想你帮我查一下我爸爸的案子”。至此，影片真正的矛盾冲突全面展开。围绕这组矛盾，影片展开了双方第一回合的较量，即刘正熙毁灭证据，制造假相，诱导丘建邦一步步走向推理的死角；另一方面，丘建邦根据已知线索，调查陈伟强的身世，弄清了陈伟强杀害周元胜的原因。此时，陈伟强已死，丘建邦认为真相大白，但是真正的凶手刘正熙依然逍遥法外。所以第一回合以刘正熙的胜利结束。
第四部分：必需场面。经典叙事理论认为，在影片85分钟到90分钟之间会出现一个必需场面。亚却对必需场面的解释是：“观众多少是清楚地和有意识地所预见和要求的一场，倘不加表演，会引起完全合理的不快。”在本片中，必需场面被设置为丘建邦从乒乓球拍上发现破案线索。在第一回合较量中，刘正熙以无懈可击的计策使自己逍遥法外，但是从观众角度讲，则可预感到刘正熙一步步走向毁灭的危机。所以，导演在此有必要设置一个承上启下的场面，使刘正熙露出破绽，从而引出二元对立项最后的正面冲突。
第五部分：高潮和结局。影片将高潮部分安排在双方的第二回合较量上。刘正熙谋财害命设计杀害淑珍夺取三亿家产，但是一次巧合使丘建邦查明了真相，矛盾双方在医院内展开了最后的较量。丘建邦一步步指出刘正熙作案的动机及作案经过，在事实面前，刘正熙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为了忏悔，刘正熙自杀，二元对立模式最终以B元的消解结束。同时，另一个困扰观众的谜团——丘建邦女友的自杀原因，也随着丘的叙述彻底解开。
2、“C-I-C-A-D”体系中思想、性格和细节元素的纵向解读
(1)宿命与救赎。《伤城》讲述的是一个古老的复仇故事，它体现了古希腊戏剧无命题中关于“命运”的悲剧式主题。但是，导演将他赋予了新时代的气息。在传统悲剧中，复仇者往往以英雄姿态出现，经过不屈的斗争，完成复仇(如埃斯库勒斯的《俄瑞斯忒斯》)。但是，在后现代的社会视野中，英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人格分裂的阴谋家。影片中，导演并没有关注刘正熙复仇的精妙与悲壮，转而着重表现其人格分裂的原因。刘正熙儿时亲眼目睹全家遭灭门的惨案，而当时的警方和凶手是同谋。失去父亲和法律保护的孩子，用另一人的名字存活了下来，但是在双重失父的境遇下，其人格变得阴暗，他将自己所有的不幸归结于命运。从此，复仇就是他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目的，也是他认为的唯一可以获得幸福的方式。所以，他展开了报复计划，娶了仇人的女儿，并寻找机会杀死仇人，逍遥法外。一直以来，刘正熙都认为自己没有做错，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但是淑珍是无辜的，当他看到淑珍躺在医院病床上奄奄一息时，他知道了自己并未获得想象中的幸福。他曾经失去了一切，现在又再次失去一切。是命运让他一步步走向复仇之路，也是命运让他最终选择毁灭。
不过，命运的悲剧并不只是影片唯一的主题，在宿命沉沦的背后，我们看到了救赎。当刘正熙在 病床前深情地望着妻子时，当他将结婚戒指重新戴在淑珍的手上时，当他对丘建邦说：淑珍“是不是周元胜女儿已经无所谓了，她是我的太太，是我的亲人，她跟我爸爸、妈妈、妹妹们一样，都是我的亲人”时，我们看到了刘正熙良知的回归。带着对淑珍的愧疚，刘正熙最终自杀身亡，或许对于他来说，只有死才是最彻底的救赎。如果说刘正熙走向的是一条不归之路，那么丘建邦正好与之相反，他找到了一条真正的救赎之路。女友为了别人自杀，肚中孩子不是自己的，对于男人来说，这两件事都是难以忍受的。但是当他看见自己的情敌静静躺在病床上时，经过痛苦的挣扎，他选择了宽容与谅解，这既是对仇恨的谅解，也是对自身命运的救赎。所以当刘正熙说“你变了”时，丘建邦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因为他又重新拥有了追求幸福生活的机会和勇气。
(2)镜头和道具的细节分析。《伤城》中主要运用暗色调作为影片的基本色调，奠定了影片的悲剧气氛。同时通过其他光线(灯光、火光等)的变换，突出情节中心，如：杀人现场人物脸部的明亮与周围环境的黑暗。对于影片的剪辑，导演多采用跳跃式切换，善于把握平行蒙太奇手法，减少长镜头的使用，让观众从不同视点看到事件发生的全景。
此外，导演对道具的运用可谓用心良苦。笔者选取三种道具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眼镜。梁朝伟很少戴眼镜，但是为了情节，他不得不用眼镜遮住双眼。眼镜的作用其实不在于表现刘正熙斯文的外表，而在于遮蔽眼镜背后那颗心。在这里眼镜有两种所指可能：一是仇恨。当蚀限蒙蔽了双眼，刘正熙所展开的一切复仇行动都变得那么合情合理。二是面具。戴着眼镜的刘正熙冷酷、凶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是摘下眼镜的他却是柔情似水又伤痕累累。特别是最后淑珍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刘正熙深情的望着自己的妻子时，让人真不敢相信凶手竟然是他。
第二，酒。“酒的好喝，正是由于它的难喝。”这句话在影片中出现了两次，说这句话的人，最后都成为宿命的冤魂。但是，真正体味到酒的真谛的却是丘建邦。一个从不喝酒、相当理智、干练的人，因为女友自杀而自暴自弃，失掉工作，成为酒鬼，每日醉生梦死。但是看完整部影片你会发现，影片里只有丘建邦一人醒着，“众人皆醉我独醒”。刘正熙喝了仇恨的毒酒，一醉不醒；淑珍则沉迷于爱的幻境中分不清敌我；只有丘建邦，这个喝了“解药”的人，挣脱了宿命的牵绊，看到了所有隐藏在背后的真相。酒在这里即被引申为“解药”。
第三，佛像。佛像是人们祈求祝福的神器，但在影片里却成为杀人的工具。救人的是神，杀人的也是神，神编织了一个个悲喜交加的网让人身陷其中，有的人死于非命，有的人跳出升天。所以，这里的佛像不单是一种祭祀的神器，其能指可引申为宿命，而用佛像杀人也可理解为对宿命的控诉。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周元胜杀死刘正熙全家时，可能并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自己会遇到相同的命运，不管自己多么有权有势，小心谨慎；同样，作为复仇一方的刘正熙不择手段地杀人全家，也是一种难以饶恕的恶的表现，即使他能暂时逍遥法外，但是，他们都过不了宿命这一关，所有世间解决不了的问题在命运面前均一视同仁。
二、城市之殇
《伤城》从表层上看是表现对个人命运的诅咒与救赎的影片，但是细细品味可以发现，导演心中寄托了对都市生活更深的理解。片名《伤城》，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伤心之城”，这既是导演的一种城市情结，也是他对城市中人们自身生存状态的冷色调解读。
1、城市之光的隐没。城市曾经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但是在导演眼中，城市不再流光溢彩，凶杀、暴力、色情、犯罪充斥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隐藏在每一个人身边。从《伤城》的说明部分开始，导演便设置了一幕城市狂欢背后的罪恶——“连环奸杀案”；随后，导演在细节处理上，经常会让我们看到这个城市中的伤痕，如在追捕疑犯时，车窗外景深镜头中关于交通事故的渲染，酒吧中人们的肆意放纵与无礼，以及街角边习以为常的打架事件等等，城市文明在此荡然无存。城市文明的沦落意味着人类的堕落，自从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之后，人类的神性层面彻底丧失。虽然人的自身价值得到了肯定，但是人类失去了自我救赎的能力。因此我们看到了影片中刘正熙无法挽回地走向毁灭，受人供奉的佛像成为杀人的工具。不过，导演并不是悲观的人，他又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人类面对困境时的坚强，这主要表现在细凤和丘建邦两人身上。细凤是影片中身份最卑微的角色，但是她却是整部影片中最明亮的人。身处社会底层的她，善良、诚恳、自尊，对生活总是充满希望，看到她，人们就有了继续生存的勇气；而丘建邦面对困境时的沉沦以及最后的自我救赎，让我们感到了人们最终还是有办法摆脱宿命的。这两个正面形象正是导演所歌颂的人类的“希望”。
2、真实与谎言。你认为你身边的人每天都在对你说谎吗?导演让我们看到了城市生活中人与人交往中最真实的丑态。影片主要表现了两种社会关系的隔膜。首先是父女关系。亲属关系一直被认为是最稳定的社会关系，但是周元胜和淑珍作为父女，彼此间却非常陌生。淑珍4岁时失去母亲，与父亲相依为命，但是她始终无法了解自己的父亲。18岁时她选择离开了家，原因是她“想知道他(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故“以逃离的方式寻求了解”。可见，最亲的人之间也缺少基本的交流与沟通。其次是夫妻关系。影片中出现了两对夫妻。第一对是新婚不久的刘正熙与淑珍夫妻。刘正熙为了实现复仇的目的，故意接近淑珍，“跟踪她去看电影，去吃饭，甚至是旅行”，却对淑珍说是巧合。结婚后回到香港，刘正熙立即找到机会杀掉周元胜，可见淑珍是刘正熙实现复仇计划的工具，他们夫妻间存在的只是欺骗。第二对是崔永光和雪儿。在外人看来，雪儿聪明伶俐，他们夫妻俩是幸福的一对。但是从刘正熙的话中我们得知，崔永光有婚外情，他的妻子在国外，雪儿就是第三者。崔永光是一个典型的对婚姻不忠诚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欺骗了远在他乡的妻子。由此可见，受到个人目的与欲望的驱使，现代都市社会中最基础的人际关系也产生了隔膜，人与人之间无法敞开心扉。但是导演告诉我们，这种隔膜是不能让人真正获得幸福的，刘正熙的谎言断送了自己的爱情甚至生命，周元胜父女则相顾无言。而影片中以真诚形象出现的细凤和丘建邦却最终获得了别人期望中的美满结局。
3、正义的迷失。《伤城》是一部纯商业电影，导演或许无意对社会进行批判与解构，但我们也能从影片角色与情节的设置中看到其对正义的颠覆。首先是对警察这一角色的解构。警察在社会结构中一直以“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这一形象出现，是正义的化身，但是《伤城》里的警察形象却和以往不同。影片中先后出现了三种警察角色。第一种，以崔永光为代表的普通警察。崔永光在片中以丑角形象出现，他常常是刘正熙和丘建邦玩弄、戏耍的对象，也是周元胜被杀案最初真相未明草草结案的负责人。在对此角色的塑造中，导演无疑丑化了警察的形象，指出了普通警察形象的愚蠢和无能。第二种，以刘正熙为代表的警察中的败类。刘正熙最初以正面的警察形象出现，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看到了他的狡猾与凶狠；与他类似的还有刘正熙父亲的同事，那群澳门警察，在那些警察里，正直的刘正熙的父亲惨遭杀害，而凶手逍遥法外，他们或许就是刘正熙最初埋在心底的背叛警察角色的种子。至此，警察的正面形象被彻底颠覆，正义化身为魔鬼。第三种就是丘建邦这个不是警察的警察，他也是整部影片中少有的正面形象。当丘建邦还是警察的时候，虽然在动作上表现出果敢、干练的特点，但是对世事却缺少洞察力，特别是一直被女友蒙在鼓里，不明真相。而当他丢掉警察工作，整天以酒度日之时，他才真正成为一个明察秋毫的人，也正是由于他的挺身而出，才使得案情真相大白。导演用一个颓废的酒鬼形象取代了传统警察的英雄形象，解构了警察这个正义符号的象征意义。其次，在剧情中，导演表现出对凶手明显的同情心。影片最后，刘正熙一直守候在病危的淑珍身边，表现出他良知的回归。同时，导演又给了刘正熙充足的杀人理由，特别是那句“我的亲人就该死吗?”掷地有声。导演并没有想把所有的“恶”归结到刘正熙一人身上，而是强调了宿命的悲剧，可见他对刘正熙报以了极大的同情，正义在此刻变得模糊。通过角色和情节两方面的分析，我们看到了正义在本片中的迷失与颠覆，从而宣告了影片真正想讲述的不是善与恶的较量，而是宿命的悲剧和城市的悲情。
(责任编辑 杨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