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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缘情而绮靡”，此中之“情”，一般都理解为感情、真情、情怀。人心最敏感，感外物之变而嗟叹感怀，而后作诗抒情，往往能以作品中真实的情感打动读者。陆机为何如此提倡诗赋之“情”，可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他个人条件这两方面入手进行探讨。同时“缘情观”的提出，标示着魏晋时期文学艺术审美观念的发展，具有合理性。
【关键词】社会氛围；国破家亡之痛；艺术审美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陆机生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时候社会动荡，政治斗争残酷，文人们有的忧谗畏讥，有的感怀身世，普遍存在着生存焦虑，作诗时自然会包含作者强烈的情感。而汉代确立起来的儒家地位也受到了释道两家的挑战，使得创作者对于文学的关注开始从政治教化向对审美功能的转变，更体现作家个性。
儒家中诗的感化作用、功利作用弱化，文人们开始在诗文中自觉创作，关注文学的形式技巧，把诗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可以用来言志表达理想，可以用来描绘当时社会生活，可以用来抒情反映离愁别绪，可以用来娱乐。例如曹丕的《燕歌行》，是以妻子的口吻来表达对远游丈夫的思念，是一首闺怨诗，脂粉气足，志少而情深。建安文学繁荣发展，《宋书·谢灵运传》：“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点明了该时代感情丰厚的特点。而正始文学更甚，诗人多是抒写个人忧愤，“忧生之嗟”。陆机曾说：“颐情志于典坟”，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在前人经验总结中，他提出“诗缘情”也无可厚非。
陆机的诗作“述情则婉转惬心，每有感恨之辞，时出新辞美意”。陆机之悲情来源于他国破家亡之痛。陆氏家族先后仕吴，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他有高贵的身份，加之少有异才，文章为人称道，想必当时是意气风发。一切美好却在他20岁那年陡转直下，“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赴洛道中作》）“亲友多零落，旧齿皆凋丧”（《门有车马客行》），家国不在，无处可依，当时亲友欢聚一堂，如今四处飘零，生死未卜，他犹如孤雁离群，孤独而哀怨，而破落的贵族身份更使得他在政治上十分尴尬，写作时哀伤之感流露是自然而妥帖。
当然陆机创作也受到屈原的影响。吴楚均处于南方，屈原自由而酣畅地抒情，陆机不管在地理上还是传统上都更容易受到《离骚》这种浪漫主义抒情诗的感染。陆机与屈原一样同病相怜，同是才华横溢的贵族，却在政治上屡遭挫折，同样是国破家灭的命运，所以在创作实践上难免会产生感情的共鸣。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其文章的用韵夹杂南方楚地的音韵（刘勰指出“士衡多楚”），还表现在形式上“绮靡以伤情”。
然而陆机所谓“诗缘情”，既有区别于宫体诗的靡丽轻艳，又并非与“诗言志”泾渭分明。诗之“情”与“志”应是交融的，而外显于情之抒发。《文赋》小序中“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是他对文章内容、主旨的重视，而“缘情”则是他自觉对艺术审美的追求。人是一种感性的、愉悦于美好事物的动物，“缘情”“绮靡”实为给读者带来强大的情感冲击力和美感享受，比起简单的哲理诗、言志诗更接近人性，拉近与读者的距离。通过文字的力量，读者或随着诗人的得志而意气昂扬，或随着失意不遇而怆然悲戚。喜、怒、哀、乐、爱、憎的情感是人类所共有，情之抒发有时便能唤起读者相似的感受与回忆，打破时空的力量，使人仿佛身临其境，感同身受。所以当被贬谪的迁客骚人们看到阮籍的“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时会黯然神伤，当亡国遗民者痛苦时也可能仰天长叹：“此恨绵绵无绝期。”
从“缘情说”中可以看出诗的逐渐成熟，在注重内容的基础上，追求语言形式与感情表达之美感，使之成为一门文学艺术，体现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也体现当时西晋的文学走向。诗不仅是富有音乐美感的文字表达形式，还有血有肉，寄寓诗人情感。国家不幸诗家幸，这有一定的道理，凡是酿出千古名作的诗人，人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正是这些历练，才对人生有精辟而深刻的见解，才有厚积的情感喷薄而出。从心理学上说，诗是诗人宣泄情感的渠道，具有治愈减负功能。人的心理就像是一个房子，承载太多的情绪与压力就会濒临崩溃，所以很多像屈原这类的诗人，在苦于寻不到出路的时候，只能通过诗作“发愤以抒情”，宣泄郁结于心中的不平之气。缘情作诗是一件自然而然，真情流露的事，并非“为赋新词强说愁”，并非苦心孤诣堆砌辞藻出来的。如此说来，一些儒生（如纪昀）所说的抒情要受“止乎礼义”的限制，岂不是就是对人性的遏制。情感的水龙头若能收放自如，恰到礼仪，难免会有刻意修饰、文章生硬的瑕疵。
参考文献
[1][西晋]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4]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M].上海：开明书店，1946.
[5]曹础基著.中国古代文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6]马若环.陆机“诗缘情”说新探[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9
[7]李翰.从“温柔敦厚”到“发愤”、“绮靡”——对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说的再思考[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编辑：马梦杰）
【关键词】社会氛围；国破家亡之痛；艺术审美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陆机生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时候社会动荡，政治斗争残酷，文人们有的忧谗畏讥，有的感怀身世，普遍存在着生存焦虑，作诗时自然会包含作者强烈的情感。而汉代确立起来的儒家地位也受到了释道两家的挑战，使得创作者对于文学的关注开始从政治教化向对审美功能的转变，更体现作家个性。
儒家中诗的感化作用、功利作用弱化，文人们开始在诗文中自觉创作，关注文学的形式技巧，把诗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可以用来言志表达理想，可以用来描绘当时社会生活，可以用来抒情反映离愁别绪，可以用来娱乐。例如曹丕的《燕歌行》，是以妻子的口吻来表达对远游丈夫的思念，是一首闺怨诗，脂粉气足，志少而情深。建安文学繁荣发展，《宋书·谢灵运传》：“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点明了该时代感情丰厚的特点。而正始文学更甚，诗人多是抒写个人忧愤，“忧生之嗟”。陆机曾说：“颐情志于典坟”，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在前人经验总结中，他提出“诗缘情”也无可厚非。
陆机的诗作“述情则婉转惬心，每有感恨之辞，时出新辞美意”。陆机之悲情来源于他国破家亡之痛。陆氏家族先后仕吴，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他有高贵的身份，加之少有异才，文章为人称道，想必当时是意气风发。一切美好却在他20岁那年陡转直下，“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赴洛道中作》）“亲友多零落，旧齿皆凋丧”（《门有车马客行》），家国不在，无处可依，当时亲友欢聚一堂，如今四处飘零，生死未卜，他犹如孤雁离群，孤独而哀怨，而破落的贵族身份更使得他在政治上十分尴尬，写作时哀伤之感流露是自然而妥帖。
当然陆机创作也受到屈原的影响。吴楚均处于南方，屈原自由而酣畅地抒情，陆机不管在地理上还是传统上都更容易受到《离骚》这种浪漫主义抒情诗的感染。陆机与屈原一样同病相怜，同是才华横溢的贵族，却在政治上屡遭挫折，同样是国破家灭的命运，所以在创作实践上难免会产生感情的共鸣。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其文章的用韵夹杂南方楚地的音韵（刘勰指出“士衡多楚”），还表现在形式上“绮靡以伤情”。
然而陆机所谓“诗缘情”，既有区别于宫体诗的靡丽轻艳，又并非与“诗言志”泾渭分明。诗之“情”与“志”应是交融的，而外显于情之抒发。《文赋》小序中“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是他对文章内容、主旨的重视，而“缘情”则是他自觉对艺术审美的追求。人是一种感性的、愉悦于美好事物的动物，“缘情”“绮靡”实为给读者带来强大的情感冲击力和美感享受，比起简单的哲理诗、言志诗更接近人性，拉近与读者的距离。通过文字的力量，读者或随着诗人的得志而意气昂扬，或随着失意不遇而怆然悲戚。喜、怒、哀、乐、爱、憎的情感是人类所共有，情之抒发有时便能唤起读者相似的感受与回忆，打破时空的力量，使人仿佛身临其境，感同身受。所以当被贬谪的迁客骚人们看到阮籍的“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时会黯然神伤，当亡国遗民者痛苦时也可能仰天长叹：“此恨绵绵无绝期。”
从“缘情说”中可以看出诗的逐渐成熟，在注重内容的基础上，追求语言形式与感情表达之美感，使之成为一门文学艺术，体现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也体现当时西晋的文学走向。诗不仅是富有音乐美感的文字表达形式，还有血有肉，寄寓诗人情感。国家不幸诗家幸，这有一定的道理，凡是酿出千古名作的诗人，人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正是这些历练，才对人生有精辟而深刻的见解，才有厚积的情感喷薄而出。从心理学上说，诗是诗人宣泄情感的渠道，具有治愈减负功能。人的心理就像是一个房子，承载太多的情绪与压力就会濒临崩溃，所以很多像屈原这类的诗人，在苦于寻不到出路的时候，只能通过诗作“发愤以抒情”，宣泄郁结于心中的不平之气。缘情作诗是一件自然而然，真情流露的事，并非“为赋新词强说愁”，并非苦心孤诣堆砌辞藻出来的。如此说来，一些儒生（如纪昀）所说的抒情要受“止乎礼义”的限制，岂不是就是对人性的遏制。情感的水龙头若能收放自如，恰到礼仪，难免会有刻意修饰、文章生硬的瑕疵。
参考文献
[1][西晋]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4]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M].上海：开明书店，1946.
[5]曹础基著.中国古代文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6]马若环.陆机“诗缘情”说新探[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9
[7]李翰.从“温柔敦厚”到“发愤”、“绮靡”——对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说的再思考[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编辑：马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