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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鸣呃。
——李贺《致酒行》
刘若望1977年出生，文革后的一代人，这比我想象的要年轻的多。
最早是在一个展览中看到了他的作品，记住了这个名字，但是不知道他的具体情况，好像是突然就冒出了这么一个人。2008年策划宋庄艺术节“众声喧哗”公共雕塑展的时候，特意邀请他参加了这个展览。他的作品很有气势，体量也够大，特别适合那次宋庄的展出方式。
直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关于他的资料仍然很少，也没有和他交谈过。这似乎违背了“知人论世”的写作要求。从另一方面看，索性在不“知人”的情况下，只凭直接的视觉感受来发表对他作品的看法，未尝不是另外一种角度。过去邀请他参加展览的时候，对他更不熟悉，不也是只凭着对他作品的赢接印象进行判断的吗?
以前对刘若望的作品没有看全，只看到过《东方红》《人民》和《天兵》系列，这次通过图片，较为全面地看到他的作品，首先引起联想的，便是作为本文题记的那儿句诗，唐代大诗人李贺的名句。
李贺诗歌中豪迈、进取的境界与刘若望作品有几分相似之处。刘若望作品给人一种很强烈的印象是，它们体现了一种壮怀激烈的“少年心事”，这是一种青春奋发、纯朴无邪、直抒胸臆的生命表达。这是一种久违了的，似乎被人们遗忘了的情怀。它们不矫揉造作，不颓废玩世，不调侃嬉戏，不盲目跟风……
刘若望的作品没有左顾右盼的机敏，没有投机取巧的算计，它们是一种自然本色的流露，这些作品与作者生长的地域，与作者的生活经历，与作者的内心感受，与作者的性格志趣浑然一体，相随相生。面对这些作品，好比听惯了低酌浅唱的流行小调，听惯了插科打诨的“二人转”之后，突然听到了一曲高亢豪放的陕北信天游，听到了苍凉悲壮的陕西秦腔。
这些便是刘若望打动我们的重要理由，而且，他居然还这么年轻!
最早看到他的“东方红”系列，我还以为他至少是一个中年人，或者是一个有着“红色情结”的人。他的“东方红”系列中的陕北农民：白色的“羊肚肚”手巾，黑色棉袄，红通通的脸膛，怀抱着的赶羊铲，这曾经是一个时代的经典图式；在他的“人民”系列中，红军的八角帽、民兵的白头巾和白腰带(红腰带)、白绑腿和青灰衣服搭配在一起，加上人物的红脸膛、黑胡子，手上的大刀、红缨枪、步枪构成了过去有关“人民战争”的视觉符号……
然而，在刘若颦成长和接受教育的时代，“红色”只是他的一种间接的经验，正因为此，刘若望作品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一个没有红色经验的年轻人，是怎样受到“红色记忆”的影响，又是怎样去间接地通过作品想象“红色年代”的?
也就是说，风云激荡的20世纪，革命、传奇、战火、斗争、武器、农民……具体在刘若望那里，只不过是老人讲述的故事，只是街坊邻居的只言片语，只是电影、电视中的图像，只是文学、历史中的字句，这一切是怎样影响到一个在“后社会主义”时期出生的年轻人的?
这势必涉及到个人性的话题。刘若望作品在中国当代雕塑中的价值，就在于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突出的个人性。
我感觉到，刘若望“东方红”“人民”系列的出发点和那些“红色怀旧”的人，以及带着各种目的利用“红色资源”做文帝的人并不一样。这是一种个人化的感怀，是一个在陕北这个地方出生、成长的年轻人，在他充满了想象和幻想的头脑中，对自己所接受到的历史信息所进行的一种新的编码和重组。它未必是意阻形态的，也肯定不是出于教化目的的；这些作品只不过是他的个人成长经验的自然反映，是他的生长环境，是他不得不面对的生活现实给了他创作的灵感。这些红色的符号，在他的作品中，代表了一种传说，一种力量，这些红色因素可以从过去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剥离出来，成为个人想象世界中一种遥远、神奇、让人震撼的东西。
仅仅用“红色”来解释刘若望是不够的。例如他的“车马仪仗队”，将身着文革军服的解放军与西汉陕西成阳杨家湾出土的兵马佣的图式嫁接在一起，这显然就并没有一般性的停留在“红色”题材上，这是一个热爱雕塑的年轻人，对尚武精神、对力量气势的向往，也是一个年轻人通过表现有力量的对象，希望在内心获得自我超越，获得生活力量的心理满足。
就刘若望作品的整体而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少年的想象世界。除了上述系列，他还有“天兵系列”“遗风系列”“战神”等作品。例如天兵，充满了神奇色彩，这是民间传说中的“天兵天将”，具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力量。刘若望所塑造的这一切都带有一种大男孩的特质：崇拜英雄、向往神奇、金戈铁马、无坚不摧……
刘若望雕塑的着色也是非常有个人特点的。看得出，他受过较好的色彩训练。在传统的学院雕塑教育体系中，色彩是相对被忽略的。近些年来，金属着色和玻璃钢着色的雕塑突然流行起来，几乎成了一种风气。但是，这些雕塑的颜色往往过于鲜艳、花哨，似乎只是为了更加吸引眼球。而刘若望雕塑的颜色沉着、凝重、搭配得协调得体。在颜色和形体的浑然一体方面，刘若望是许多人所不及的。
刘若望作品的个性特征是他特别可贵的地方，他的这种纯真、朴实、真挚、自然的个性，使他的作品与其他同龄人拉开了距离。
除了个性，刘若望作品所具有的突出的地域性，也是我们不得不重视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人们爱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今，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方水土的特征趋于消失，一方人的个性也趋于消失。刘若蠼难得的是，他和他生长的地域，他和黄士高原仍然保持着精神气质上的联系。大气、粗犷、豪迈、凝重、拙朴……这些属于黄土高原的精神气质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有一次，著名建筑师马清运在谈到青年雕塑家戴耘用青砖雕成的汽车时，说了一句，“池的作品有一股子陕西人的那个劲”。这个“劲”不就是一种地域的特点吗?刘若望的雕塑也是如此。
刘若望作品的“劲”，来自黄土高原的孕育，来自浓郁的地方文化传统。生存的艰辛，个体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往往需要付出更艰苦的努力，需要更加坚韧顽强的意志力。陕西的传统和民间的艺术所体现出的地域特色，就是与这种生存现实相对应的。
刘若望对陕西地区出土的兵马俑艺术的吸收显而易见。他雕塑的造型非常整体，人物几乎就是由几个大的块面组合而成，因此显得特别雄浑有力；他的作品比较强调群组的表现，队列式的人物比较多，这些都和兵马俑有相似之处，在色彩上，过去的兵马俑也都是上颜色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刘若望并非一味沉迷在传统中，他的作品对当代视觉文化的特点也注意吸收，他的许多人物造型常常具有“镜头感”，例如手特别大，同时，为了表现人物的高大巍峨，常常通过夸张腿部的体量，造成仰视感，这些和通过镜头的观看所形成的镜头透视以及通过机器观看的视觉变形都有一定关联。
总之，刘若望的作品是近些年来青年雕塑创作中不可多得的成果。不过，他还很年轻，他的许多作品还是凭着自己的本色来创作的，如何在内容的选取以及个人造掣语言的提炼上做到更加稳定和成熟?如何更好地设计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些方面，刘若望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鸣呃。
——李贺《致酒行》
刘若望1977年出生，文革后的一代人，这比我想象的要年轻的多。
最早是在一个展览中看到了他的作品，记住了这个名字，但是不知道他的具体情况，好像是突然就冒出了这么一个人。2008年策划宋庄艺术节“众声喧哗”公共雕塑展的时候，特意邀请他参加了这个展览。他的作品很有气势，体量也够大，特别适合那次宋庄的展出方式。
直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关于他的资料仍然很少，也没有和他交谈过。这似乎违背了“知人论世”的写作要求。从另一方面看，索性在不“知人”的情况下，只凭直接的视觉感受来发表对他作品的看法，未尝不是另外一种角度。过去邀请他参加展览的时候，对他更不熟悉，不也是只凭着对他作品的赢接印象进行判断的吗?
以前对刘若望的作品没有看全，只看到过《东方红》《人民》和《天兵》系列，这次通过图片，较为全面地看到他的作品，首先引起联想的，便是作为本文题记的那儿句诗，唐代大诗人李贺的名句。
李贺诗歌中豪迈、进取的境界与刘若望作品有几分相似之处。刘若望作品给人一种很强烈的印象是，它们体现了一种壮怀激烈的“少年心事”，这是一种青春奋发、纯朴无邪、直抒胸臆的生命表达。这是一种久违了的，似乎被人们遗忘了的情怀。它们不矫揉造作，不颓废玩世，不调侃嬉戏，不盲目跟风……
刘若望的作品没有左顾右盼的机敏，没有投机取巧的算计，它们是一种自然本色的流露，这些作品与作者生长的地域，与作者的生活经历，与作者的内心感受，与作者的性格志趣浑然一体，相随相生。面对这些作品，好比听惯了低酌浅唱的流行小调，听惯了插科打诨的“二人转”之后，突然听到了一曲高亢豪放的陕北信天游，听到了苍凉悲壮的陕西秦腔。
这些便是刘若望打动我们的重要理由，而且，他居然还这么年轻!
最早看到他的“东方红”系列，我还以为他至少是一个中年人，或者是一个有着“红色情结”的人。他的“东方红”系列中的陕北农民：白色的“羊肚肚”手巾，黑色棉袄，红通通的脸膛，怀抱着的赶羊铲，这曾经是一个时代的经典图式；在他的“人民”系列中，红军的八角帽、民兵的白头巾和白腰带(红腰带)、白绑腿和青灰衣服搭配在一起，加上人物的红脸膛、黑胡子，手上的大刀、红缨枪、步枪构成了过去有关“人民战争”的视觉符号……
然而，在刘若颦成长和接受教育的时代，“红色”只是他的一种间接的经验，正因为此，刘若望作品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一个没有红色经验的年轻人，是怎样受到“红色记忆”的影响，又是怎样去间接地通过作品想象“红色年代”的?
也就是说，风云激荡的20世纪，革命、传奇、战火、斗争、武器、农民……具体在刘若望那里，只不过是老人讲述的故事，只是街坊邻居的只言片语，只是电影、电视中的图像，只是文学、历史中的字句，这一切是怎样影响到一个在“后社会主义”时期出生的年轻人的?
这势必涉及到个人性的话题。刘若望作品在中国当代雕塑中的价值，就在于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突出的个人性。
我感觉到，刘若望“东方红”“人民”系列的出发点和那些“红色怀旧”的人，以及带着各种目的利用“红色资源”做文帝的人并不一样。这是一种个人化的感怀，是一个在陕北这个地方出生、成长的年轻人，在他充满了想象和幻想的头脑中，对自己所接受到的历史信息所进行的一种新的编码和重组。它未必是意阻形态的，也肯定不是出于教化目的的；这些作品只不过是他的个人成长经验的自然反映，是他的生长环境，是他不得不面对的生活现实给了他创作的灵感。这些红色的符号，在他的作品中，代表了一种传说，一种力量，这些红色因素可以从过去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剥离出来，成为个人想象世界中一种遥远、神奇、让人震撼的东西。
仅仅用“红色”来解释刘若望是不够的。例如他的“车马仪仗队”，将身着文革军服的解放军与西汉陕西成阳杨家湾出土的兵马佣的图式嫁接在一起，这显然就并没有一般性的停留在“红色”题材上，这是一个热爱雕塑的年轻人，对尚武精神、对力量气势的向往，也是一个年轻人通过表现有力量的对象，希望在内心获得自我超越，获得生活力量的心理满足。
就刘若望作品的整体而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少年的想象世界。除了上述系列，他还有“天兵系列”“遗风系列”“战神”等作品。例如天兵，充满了神奇色彩，这是民间传说中的“天兵天将”，具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力量。刘若望所塑造的这一切都带有一种大男孩的特质：崇拜英雄、向往神奇、金戈铁马、无坚不摧……
刘若望雕塑的着色也是非常有个人特点的。看得出，他受过较好的色彩训练。在传统的学院雕塑教育体系中，色彩是相对被忽略的。近些年来，金属着色和玻璃钢着色的雕塑突然流行起来，几乎成了一种风气。但是，这些雕塑的颜色往往过于鲜艳、花哨，似乎只是为了更加吸引眼球。而刘若望雕塑的颜色沉着、凝重、搭配得协调得体。在颜色和形体的浑然一体方面，刘若望是许多人所不及的。
刘若望作品的个性特征是他特别可贵的地方，他的这种纯真、朴实、真挚、自然的个性，使他的作品与其他同龄人拉开了距离。
除了个性，刘若望作品所具有的突出的地域性，也是我们不得不重视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人们爱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今，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方水土的特征趋于消失，一方人的个性也趋于消失。刘若蠼难得的是，他和他生长的地域，他和黄士高原仍然保持着精神气质上的联系。大气、粗犷、豪迈、凝重、拙朴……这些属于黄土高原的精神气质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有一次，著名建筑师马清运在谈到青年雕塑家戴耘用青砖雕成的汽车时，说了一句，“池的作品有一股子陕西人的那个劲”。这个“劲”不就是一种地域的特点吗?刘若望的雕塑也是如此。
刘若望作品的“劲”，来自黄土高原的孕育，来自浓郁的地方文化传统。生存的艰辛，个体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往往需要付出更艰苦的努力，需要更加坚韧顽强的意志力。陕西的传统和民间的艺术所体现出的地域特色，就是与这种生存现实相对应的。
刘若望对陕西地区出土的兵马俑艺术的吸收显而易见。他雕塑的造型非常整体，人物几乎就是由几个大的块面组合而成，因此显得特别雄浑有力；他的作品比较强调群组的表现，队列式的人物比较多，这些都和兵马俑有相似之处，在色彩上，过去的兵马俑也都是上颜色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刘若望并非一味沉迷在传统中，他的作品对当代视觉文化的特点也注意吸收，他的许多人物造型常常具有“镜头感”，例如手特别大，同时，为了表现人物的高大巍峨，常常通过夸张腿部的体量，造成仰视感，这些和通过镜头的观看所形成的镜头透视以及通过机器观看的视觉变形都有一定关联。
总之，刘若望的作品是近些年来青年雕塑创作中不可多得的成果。不过，他还很年轻，他的许多作品还是凭着自己的本色来创作的，如何在内容的选取以及个人造掣语言的提炼上做到更加稳定和成熟?如何更好地设计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些方面，刘若望还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