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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学院万曼壁挂研究所成立于1986年4月，由保加利亚功勋艺术家万曼教授（马林·瓦尔班诺夫 Maryn Varbanov）创建和执导。1989年由文化部正式命名，它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从事当代纤维艺术创作与教学的机构。
万曼原名马林·瓦尔班诺夫，1932年出生于保加利亚，1951年考入保加利亚索菲亚美术学院雕塑系，1953年来中国留学，曾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1975年移居巴黎，1986年应邀来浙江美术学院讲学。
1986年初春，来自法国巴黎国际艺术城的万曼踏进了中国美术学院的大门（时称浙江美术学院）。他来到杭州，来到这个中国历史上编织艺术最为辉煌的古都。万曼到来后，考察了周边环境，以学院为基础，以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为创作骨干，联合了浙江美术地毯厂的技术力量，创建“万曼艺术壁挂研究所”。万曼将形成于上世纪60、70年代现代壁挂艺术革命性的思维引入学院，打开了学院艺术创作的视野，带来了对于新艺术材料和形态研究的探索。而他在浙江美术学院所进行的教学与创作，也宣告了一种大胆实验的艺术精神，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学院体系中，成为一个当代艺术的策源地，一块真正的试验田。
1986年12月，由万曼指导的万曼壁挂研究所创作的三幅作品入选国际上最享有权威性的瑞士“洛桑国际壁挂双年展”，这是中国现代纤维艺术走向世界的零的突破。1991年研究所又一幅作品入选“第十五届洛桑国际壁挂双年展（最后一届）”。由此，我院万曼壁挂研究所成为我国唯一入选“洛桑国际壁挂双年展”的机构。（加谷文达作品）
作为一名国际性艺术家，万曼不但在国际范围内促进、丰富了“现代壁挂艺术”，更在中国语境下启蒙了中国学院体制中的现代艺术创作。在两个有着悠久编织历史的国家——保加利亚和中国，万曼创建了不同于传统形态的现代壁挂研究机构，不仅培养了一批走向国际的壁挂艺术家，而且以其智慧和精神鼓舞了整个刚刚兴起的中国现代艺术。正如郑胜天先生指出的：当人们将壁挂艺术视为传统形式加以接受的时候，却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现代艺术的首次洗礼。
如果从最早的西汉壁毯残片算起，壁挂艺术的历史已经超过两千多年。这门古老的艺术，起源于传统的编织工艺，一直和手工艺、装饰性、实用性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它都被安置在工艺美术、实用美术这些既定的门类中，而在艺术领域中寂寞无声，甚至是无作者的。直至上世纪的60、70年代，万曼与来自东欧的玛格达莲娜·阿巴康诺维兹（Magdalena Abakanoviz）、雅科达·布依奇（Jagoda Buic）以及哥伦比亚的欧嘉·德·阿玛罗（Olga de Amaral）、美国的克莱尔·察斯勒（Claire Zeisler）等人，一起导演了编织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将壁挂从工艺美术这一传统范畴中挣脱出来，拓展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实验性的创作领域。他们带领着现代壁挂从平面走向空间，从装饰走向表现，从实用走向实验。从此，艺术获得了一个新的表现领域。在这场“现代壁挂运动”中，壁挂无论作为架上艺术还是空间艺术，都重新获得了一次苏醒。古老的壁挂经历了艺术材料与空间形态的巨大突破，催生出“软雕塑”的新视觉形态，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也建立起现代造型艺术与建筑设计之间新的生命联系。现代壁挂这种表面上传统性很强的艺术形式，开始与现代生活空间结合在一起，在它诗意、抒情、古典的造型背后，观众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艺术表现和材料转换的魅力。
万曼壁挂研究所的成立，开辟了一块有别于工艺美术和传统艺术的独立根据地，构建出实验艺术的一种独特的方案。在万曼的引导下，现代壁挂与其他艺术形式交相融会，以其包容性和跨界性为艺术开启了无数崭新的可能。万曼及其壁挂研究所沟通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隔阂，在把中国气韵和传统元素引入壁挂艺术之中，把壁挂艺术带到一个更广阔的视野领域的同时，又把大家带回对于东方传统文化的深思中。当时《人民日报》评价：“这标志着又有一门新兴的艺术学科开始在我国兴起”。
另一方面，万曼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创造性地将艺术创作的眼光引向都市消费的现象。他创造了一批具有明晰的后工业社会的批判指向的实验性作品，引发了另外一种艺术语言本体和艺术形式的启蒙，对于上世纪末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具有启示的意义。在万曼个人作品中，他对各种“软材料” （棕、麻、松紧带等）以及各种“硬材料”（金属、石块等）的运用，充分体现了他是一位勇于变革的艺术家，他的努力激发了人们重新认识艺术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并建立起传统材料与当代作品思想之间的联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开放的艺术观念。毫无疑问，这直接影响了后来谷文达、施慧、梁绍基等人的艺术创作，并深深作用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美术学院的学术创作，形成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力量。
1989年，万曼在北京病逝，“万曼壁挂研究所”的主持工作由万曼的学生卢如来和施慧接替下来。历经众人的探索和努力，壁挂艺术由墙面走向空间，由传统的毛、麻、棉等纺织纤维走向宣纸、棉线、竹子等等这些更为多元的中国本土材质，甚至也涉及了塑料、金属、橡胶等各种现代工业材料和柔性现成品。作品创作形式多样，不单是悬挂在墙壁上，根据空间、展地的不同，将空间和光影收入作品，形成一种极具空间延展性和视觉丰富性的当代艺术形态。我们可以从施慧用宣纸创作的《巢》《游影浮墙》等系列作品中看到中国诗性与中国气象的表达，也可以从梁绍基以蚕、丝和其他不同材料结合的艺术创作中体悟到生命与时间的承载。万曼的传统性、精神性和创造性，在一代代艺术家身上不断得以保存和延续。
2003年，万曼壁挂研究所与雕塑专业相结合，成立了纤维与空间艺术工作室，由万曼学生施慧主持。在继续坚持材料实验的基础上，他们拓展了材料的范围，呈现出以纤维及其艺术语言为出发点的独特视角：从软材料媒介造型和纤维材质与人类自身的关联角度，从柔性现成品在现实生活及当下社会消费现象中的种种境遇等方面来从事教学、研究与创作。在秉持万曼艺术精神的基础上，施慧、单增所引导的纤维与空间艺术工作室将“软雕塑”与空间概念引入当代雕塑艺术领域，不仅使雕塑艺术在空间、形态以及形式语言上有所突破，也使得传统的惯性思维得以解放。传统概念下的雕塑难以触及的视觉领域、心理体验，在这里都有了独到的表现。软雕塑的形态、纤维的独特结构结合日常生活中的柔性现成品运用，形成了一个富有人文精神特质的新的艺术物种。中国美院雕塑系主任龙翔教授如此评价：“纤维与空间艺术工作室的教学实践，从‘材、形、色、空’切入，在对物所具有的柔性认知转而进入生理与心理的视觉体验，再上升至人文精神、社会形态和物化世界的多维综合性思考，从而使纤维艺术之纤维不再仅仅是一种物质、一种形态，而是鲜活的生命，是具有切肤之感的生命形态的艺术再现，是千丝万缕社会生态的隐喻和暗示，更是当代人文思想的一种承载方式。因而，此雕塑非彼雕塑可替代。”
从万曼逝世至今已经20多年，这20多年万曼壁挂研究所从没停止过思考与探索。他们扎根于材料，同时立足于当代文化的立场和问题意识，将材料、人、观念作为一个整体，探讨作品和现实世界的对应和诠释关系，表达创作者的人文关怀和人文批判立场，同时寻求材料艺术性的升华。这种升华，在21世纪物质材料空前丰富的今天，直面当代社会问题，以其独特的姿态成就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中一股重要的力量。
万曼原名马林·瓦尔班诺夫，1932年出生于保加利亚，1951年考入保加利亚索菲亚美术学院雕塑系，1953年来中国留学，曾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1975年移居巴黎，1986年应邀来浙江美术学院讲学。
1986年初春，来自法国巴黎国际艺术城的万曼踏进了中国美术学院的大门（时称浙江美术学院）。他来到杭州，来到这个中国历史上编织艺术最为辉煌的古都。万曼到来后，考察了周边环境，以学院为基础，以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为创作骨干，联合了浙江美术地毯厂的技术力量，创建“万曼艺术壁挂研究所”。万曼将形成于上世纪60、70年代现代壁挂艺术革命性的思维引入学院，打开了学院艺术创作的视野，带来了对于新艺术材料和形态研究的探索。而他在浙江美术学院所进行的教学与创作，也宣告了一种大胆实验的艺术精神，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学院体系中，成为一个当代艺术的策源地，一块真正的试验田。
1986年12月，由万曼指导的万曼壁挂研究所创作的三幅作品入选国际上最享有权威性的瑞士“洛桑国际壁挂双年展”，这是中国现代纤维艺术走向世界的零的突破。1991年研究所又一幅作品入选“第十五届洛桑国际壁挂双年展（最后一届）”。由此，我院万曼壁挂研究所成为我国唯一入选“洛桑国际壁挂双年展”的机构。（加谷文达作品）
作为一名国际性艺术家，万曼不但在国际范围内促进、丰富了“现代壁挂艺术”，更在中国语境下启蒙了中国学院体制中的现代艺术创作。在两个有着悠久编织历史的国家——保加利亚和中国，万曼创建了不同于传统形态的现代壁挂研究机构，不仅培养了一批走向国际的壁挂艺术家，而且以其智慧和精神鼓舞了整个刚刚兴起的中国现代艺术。正如郑胜天先生指出的：当人们将壁挂艺术视为传统形式加以接受的时候，却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现代艺术的首次洗礼。
如果从最早的西汉壁毯残片算起，壁挂艺术的历史已经超过两千多年。这门古老的艺术，起源于传统的编织工艺，一直和手工艺、装饰性、实用性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它都被安置在工艺美术、实用美术这些既定的门类中，而在艺术领域中寂寞无声，甚至是无作者的。直至上世纪的60、70年代，万曼与来自东欧的玛格达莲娜·阿巴康诺维兹（Magdalena Abakanoviz）、雅科达·布依奇（Jagoda Buic）以及哥伦比亚的欧嘉·德·阿玛罗（Olga de Amaral）、美国的克莱尔·察斯勒（Claire Zeisler）等人，一起导演了编织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将壁挂从工艺美术这一传统范畴中挣脱出来，拓展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实验性的创作领域。他们带领着现代壁挂从平面走向空间，从装饰走向表现，从实用走向实验。从此，艺术获得了一个新的表现领域。在这场“现代壁挂运动”中，壁挂无论作为架上艺术还是空间艺术，都重新获得了一次苏醒。古老的壁挂经历了艺术材料与空间形态的巨大突破，催生出“软雕塑”的新视觉形态，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也建立起现代造型艺术与建筑设计之间新的生命联系。现代壁挂这种表面上传统性很强的艺术形式，开始与现代生活空间结合在一起，在它诗意、抒情、古典的造型背后，观众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艺术表现和材料转换的魅力。
万曼壁挂研究所的成立，开辟了一块有别于工艺美术和传统艺术的独立根据地，构建出实验艺术的一种独特的方案。在万曼的引导下，现代壁挂与其他艺术形式交相融会，以其包容性和跨界性为艺术开启了无数崭新的可能。万曼及其壁挂研究所沟通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隔阂，在把中国气韵和传统元素引入壁挂艺术之中，把壁挂艺术带到一个更广阔的视野领域的同时，又把大家带回对于东方传统文化的深思中。当时《人民日报》评价：“这标志着又有一门新兴的艺术学科开始在我国兴起”。
另一方面，万曼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创造性地将艺术创作的眼光引向都市消费的现象。他创造了一批具有明晰的后工业社会的批判指向的实验性作品，引发了另外一种艺术语言本体和艺术形式的启蒙，对于上世纪末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具有启示的意义。在万曼个人作品中，他对各种“软材料” （棕、麻、松紧带等）以及各种“硬材料”（金属、石块等）的运用，充分体现了他是一位勇于变革的艺术家，他的努力激发了人们重新认识艺术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并建立起传统材料与当代作品思想之间的联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开放的艺术观念。毫无疑问，这直接影响了后来谷文达、施慧、梁绍基等人的艺术创作，并深深作用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美术学院的学术创作，形成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力量。
1989年，万曼在北京病逝，“万曼壁挂研究所”的主持工作由万曼的学生卢如来和施慧接替下来。历经众人的探索和努力，壁挂艺术由墙面走向空间，由传统的毛、麻、棉等纺织纤维走向宣纸、棉线、竹子等等这些更为多元的中国本土材质，甚至也涉及了塑料、金属、橡胶等各种现代工业材料和柔性现成品。作品创作形式多样，不单是悬挂在墙壁上，根据空间、展地的不同，将空间和光影收入作品，形成一种极具空间延展性和视觉丰富性的当代艺术形态。我们可以从施慧用宣纸创作的《巢》《游影浮墙》等系列作品中看到中国诗性与中国气象的表达，也可以从梁绍基以蚕、丝和其他不同材料结合的艺术创作中体悟到生命与时间的承载。万曼的传统性、精神性和创造性，在一代代艺术家身上不断得以保存和延续。
2003年，万曼壁挂研究所与雕塑专业相结合，成立了纤维与空间艺术工作室，由万曼学生施慧主持。在继续坚持材料实验的基础上，他们拓展了材料的范围，呈现出以纤维及其艺术语言为出发点的独特视角：从软材料媒介造型和纤维材质与人类自身的关联角度，从柔性现成品在现实生活及当下社会消费现象中的种种境遇等方面来从事教学、研究与创作。在秉持万曼艺术精神的基础上，施慧、单增所引导的纤维与空间艺术工作室将“软雕塑”与空间概念引入当代雕塑艺术领域，不仅使雕塑艺术在空间、形态以及形式语言上有所突破，也使得传统的惯性思维得以解放。传统概念下的雕塑难以触及的视觉领域、心理体验，在这里都有了独到的表现。软雕塑的形态、纤维的独特结构结合日常生活中的柔性现成品运用，形成了一个富有人文精神特质的新的艺术物种。中国美院雕塑系主任龙翔教授如此评价：“纤维与空间艺术工作室的教学实践，从‘材、形、色、空’切入，在对物所具有的柔性认知转而进入生理与心理的视觉体验，再上升至人文精神、社会形态和物化世界的多维综合性思考，从而使纤维艺术之纤维不再仅仅是一种物质、一种形态，而是鲜活的生命，是具有切肤之感的生命形态的艺术再现，是千丝万缕社会生态的隐喻和暗示，更是当代人文思想的一种承载方式。因而，此雕塑非彼雕塑可替代。”
从万曼逝世至今已经20多年，这20多年万曼壁挂研究所从没停止过思考与探索。他们扎根于材料，同时立足于当代文化的立场和问题意识，将材料、人、观念作为一个整体，探讨作品和现实世界的对应和诠释关系，表达创作者的人文关怀和人文批判立场，同时寻求材料艺术性的升华。这种升华，在21世纪物质材料空前丰富的今天，直面当代社会问题，以其独特的姿态成就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中一股重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