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钟羲其人其事
　　
　　杨钟羲(图1)是近代著名学者,曾任1935年6月1日在奉天(今沈阳)开馆的伪满国立博物馆(后改称为伪满“国立博物馆奉天分馆”,本文中统一称作伪满“奉天国立博物馆”)的首任馆长。
　　关于杨钟羲的生卒年份各资料记载不一。据《雪桥自订年谱(二)》(原名《来室家乘》)及“杨钟羲逝后讣告诸友名录”(《收藏家》总第28期,1998年2月),笔者认为杨氏生于1865年7月11日,卒于1940年8月11日的说法比较可信。祖籍辽阳,始祖为汉人,是满洲内务府包衣旗中的汉人隶旗者,其高祖杨席珍时被乾隆命改为汉军正黄旗,所以杨氏为汉军正黄旗人。原名钟广,在1898年戊戌变法后的第二年1899年改名为钟羲。他光绪十一年(1885)20岁时中举,四年后,光绪十五年(1889)24岁时会试通过,经殿试成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32岁时任国史馆及会典馆图画处的协修。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38岁时任湖北乡试内监试官。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至1911年曾先后为历任湖北巡抚、两江总督的端方作幕府。还前后做过约五年的中级地方官吏,历任浙江候补知府(分管杭州落地捐事兼谳局提调)、署安陆(有作安乐,隶属湖北)知府、署襄阳(隶属湖北)知府、江宁(隶属江苏)知府、淮安(隶属江苏)知府等职。辛亥革命以后的经历也是平静中有波澜。几种说法也不太一致,有说他“辛亥革命以后,供职伪廷,1923年受赏“三品”后隐居”的;也有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钟羲46岁,之后他蛰居上海,以遗民自隐,寄情文史,不问世事,著述甚丰”的;还有说“辛亥革命后他以清朝遗老身份不仕,寄居上海十一年。在沪期间,他自一九一二年春起以将近十一年时间写成《雪桥诗话》(图2)共四集(最后一集即余集,成书于1922年秋)。1923年春他应在北京的溥仪小朝廷之召北上,任‘清室’‘南书房行走’。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到长春当了伪满的傀儡皇帝,他虽‘奉召’而并未去投靠,只是担任过基本上是挂名的‘奉天国立博物馆’馆长,领领干薪而已”的。分析如上资料,笔者更加认同杨氏辛亥革命后以清朝遗老身份隐退,其问受封做过“清室”“南书房行走”,后为了生计任过几乎是挂名的伪满“奉天国立博物馆”的馆长。大部分时间用来著书。他一生有很多字号,较著名和常用的有以下几个,子勤、雪桥(著有《雪桥诗话全集》)、圣遗(著有《圣遗先生诗集》)、留坨(辑有《留垞丛刻》)等。据诸资料,杨先生最无疑义的字号应该是字子勤,号雪桥,留垞,号圣遗或别号圣遗居士,谥号文敬等。其他的如子琴、芷晴、芷殅、惧盒等有的认为是杨钟羲的字,有的资料则认为是号,没有统一的说法。还有的如字子昕,号雪樵,别号南湖鲜民等说法只见于一种资料记载。
　　
　　先祖从龙入关,世仕清延
　　
　　《辽阳县志》中收录了杨钟羲本人撰写的家族传记《尼堪杨氏家世纪略》,从记述可知,杨氏一门先世已居于辽阳,隶正黄旗,世代仕于满清:或奉事内廷,或外放为官。如始祖讨塞公,从龙入关,官正黄旗内管领,三任织造,并得顺治帝赐婚。二祖摇臣公,蒙清帝赐名。三祖和善公,袭内管领,掌关防,管理三旗内管领事务。和善公之子海德公由增广生袭内管领,历官郎中兼骁骑参领,预千叟宴;等等。家族成员在外为官者,如海德公长子侍郎公讳虔礼,即杨钟羲高祖,举人出身,官至广西布政使,刑部侍郎,兵部侍郎,预避暑山庄万寿筵宴。杨钟羲曾祖丹崖公讳恒桂,为侍郎公长子。累官会计司郎中,杀虎口监督,山东粮储道。杨钟羲祖父星联公,讳文耀,为丹崖公第五子,官湖南南宁远县知县。杨钟羲父亲通奉公,讳长坦,字履堂,宫湖北武昌通判,大计卓异,擢本府同府,署钟祥麻城等县知县。
　　杨氏家族亦为书香世守之家,如其高祖侍郎公著有《椿荫堂诗文存稿》,被收录于《钦定熙朝·雅颂集》及张维屏的《国朝诗人征略》、李桓《耆献类征》,侍郎公次子恒琳,乾隆庚子举人,有《怡云书屋诗文稿》,四子英甫刺史,讳恒杰,嘉庆辛酉举人,五子霞山先生文煊,有《嫡云山房诗文稿》;等。
　　此外,杨钟羲自撰的家谱《雪桥自订年谱(二)》(原名《来室家乘》),逐年详细记录了其家庭成员情况及主要事件,有的细致到月份乃至日期。从中可见杨氏成长的家庭环境和历程,家庭的影响对他人生发展和取得的成就起到了启迪和引导的作用。
　　杨氏祖父对于杨氏异常喜爱,只可惜在杨氏生后第二年祖父就仙逝了。杨氏的父亲虽有三妻四妾,亦是个有情有义之人。杨氏同父异母的姐妹很多,但只有一个弟弟钟龄,比自己小5岁。其母蓝太夫人也很有爱心,精心抚养非自己亲生女儿,“视同己出”。杨氏父亲辛勤工作,但家境依然贫寒。尽管如此,钟羲仍然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学习孝道,熟读经书,做文章,成为了名副其实有学问的人。父亲为官清廉,俸禄不多,但从不吝啬买书,常游隆福寺、琉璃厂等京师书肆之地,购藏图书,给杨氏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对于钟羲影响甚大,杨钟羲成人后不迷恋于升官发财,而独热衷于读书、著书、编传,与其家世重文及其父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一代文宗”
　　作为文人和学者,杨钟羲一生编撰大量的书籍资料,最著名的有其本人所撰《雪桥诗话全集》、《圣遗先生诗集》,《来室家乘》是其自编的家谱,其他著作还有,撰写的《意园事略》,编纂的《留垸杂著》、《白山词介》、《续放生会记》、《奉天通志》、《续修四库全书》、《萧山县志稿》、《八旗文经作者考》、《意园文略·两淮盐法要序》、《人间词甲稿序》跋等:与盛昱合编的《八旗文经》(实际上是盛昱提供资料而杨钟羲主编);盛昱撰写、杨钟羲编次的《意园文略》。杨钟羲还曾任总纂修参与修清史,只可惜历经十四载书未成。
　　《雪桥诗话》十二卷及其续集八卷、三集十二卷、余集八卷,共四十卷,130余万字,在历代诗话中篇幅最大,它以记人、记事、记诗为主,间有诗评、诗论,辑纳了众多民族作家、作品、轶事及诗学言论,不少内容为汉族著作未所记载,具有极珍贵的资料价值。其中《雪桥诗话余集》,对清诗的渊源流派以及学人论诗的不同美学观点也多作搜采论列,给清诗研究者提供了丰富有益的素材;有助于对学术渊源、流派的研究,且亦间接对流传甚久的说法给予正误、存疑;此集名为“诗话”,实为有清一代(问亦及于前朝)一本涉及诸多方面包罗丰富的掌故之书。正如作者在初集自跋所云“因人及诗、因诗及事者居十之七八”,其内容翔实,可以说是一本大部头的纪事体诗话。
　　杨钟羲还是一位书法家,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35年11月4日:“叶浦荪先生为先君撰墓志铭已脱稿送来,文极尽简劲朴茂,盖先生颇长于碑版文字,余故以此蕲请之。惟书丹而刻之石,以杨子勤先生为宜,惟年已笃老,不能多作书,宜乞篆盖,不得已而思其次,只有固始许稚簧耳。” 　　在近年的拍卖图录中见有杨氏书法扇面(图3)、行书七言联、书法条幅,有杨氏钤印的画作、写给友人的生日书札等。佛山市博物馆藏有一幅带有杨氏后跋的画——叶衍兰(南雪)《李香君图卷》,字里行间渗透着文人学者的书卷之气。
　　仓石武四郎(1897—1975)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尤以汉语研究、汉语教育及词典编纂饮誉学界。1929年秋,仓石武四郎与吉川幸次郎拜师杨氏,在“雪桥讲舍”受业,研习经学、史学、词章。仓石武四郎通读了杨氏《雪桥诗话》,受益甚多。仓石在1930年6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雪桥老师亲自枉驾送行,令人恐悚不安。”从中可见拳拳师生之情。超越了国家、民族和年龄的界限。1940年杨氏辞世,仓石武四郎与吉川幸次郎联名寄来挽联:“文垂百代,幸喜先占化雨;道冠千秋,且看共被遗风。”
　　或因同为辽阳籍学者,或因学术上的志同道合,金毓黻与杨氏有很深的交往。他在其日记中多次提到了杨氏及其所编著的书籍,从字里行间我们清楚地了解到金氏对杨钟羲人品、才华和作品的欣赏。他谈到陈石遗著《近代诗抄》收入的辽东诗人寥寥无几,而虽迁居北京,老家在辽阳的杨氏则被收在书中,可见当时杨氏的知名度。在金氏眼中杨氏是个缄默寡言、乐于助人、好学不倦的人。在二人的往来信函中,杨氏尊称金氏为“静庵仁兄”,自称“乡愚弟”,金氏尊称杨氏为“雪桥乡丈”,金氏用大半个月的时间通读《雪桥诗话》全集,用“如获拱璧”来形容对杨氏作品的珍爱。当得知杨氏将回辽赴任后,金氏回函:“闻从者有渡辽之迅,迟日得近依左右,奉手承教,何幸如之。”
　　从1940年8月11日(农历七月初八),杨氏在京逝世后的发讣名簿(图4)及追悼会吊唁册(图5)(见载于《收藏家》总第28期)中可知杨氏晚年学术及交游概况。发讣的亲友和单位共有299个,其中不乏著名学者及单位,如启元伯(功)、顾起潜(廷龙)、容希伯(庚)、叶浦孙、宝瑞臣(熙)、袁洁珊(金凯)、罗子期(福颐)、梁众异、溥心畲、沈兼士、荣宝斋等。哀挽录上多流露出对其文才的哀思及惋惜之情,如:“吾道云亡一代文宗归玉署,哲人其萎千秋诗话在名山”:“艺苑文荒凉姑世几人尊老学,尘寰犹援攘天涯何地葬诗文”等。
　　
　　日本之行
　　
　　1933年3月,杨氏应狩野君山博士等人的邀请,携子东游,杉村勇造同行。此行途经朝鲜到达神户后,赴东京,过名古屋,游奈良,抵京都。在近70天的行程中,会见了日本朋友如狩野君山、内藤湖南、士桓善之、加茂川等。在应酬交接、游览风光之余,杨氏大部分时间用来参观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寺庙等文化艺术场所,见到了许多各种版本的珍贵古籍,观赏了不少字画和壁画,也参观了日本烧造的陶器,还要抽空到图书馆看书,在居所练字。其间,写有《东游杂诗》12首。在返回的途中,还为船员们题写书法作品。
　　杨氏在回程中经大连,于5月5日抵长春,“面见圣上。呈上《宣公集抄》”。之后,受郑孝胥、罗振玉等人宴请。5月15日再经大连、天津返回北京。
　　杨氏的日本之行,有三件事情值得关注:一是此行由杉村勇造陪同,而杉村时任“日满文化协会”的“主事”;二是“3月16到外省,会晤了内田外相”,一位学者的私人之旅,却受到日本外相的接见;三是“购买了高丽本《陆奏约选》,待到回国后进呈”(见《雪桥自订年谱(二)》),杨氏虽身在异国,却不忘为伪满“皇帝”尽忠。这些或为日后杨氏担任馆长埋下了伏笔?
　　
　　出任伪满奉天博物馆馆长前后
　　
　　《雪桥自订年谱(二)》载(其中的日期为农历):
　　乙亥(1935年)三月。太夷(编者按,指郑孝胥)约领奉天国立博物馆事。
　　复杉村书:
　　顷得手书。知当事以博物馆长需人,欲令鄙人承乏。此朱子所谓“其职易称,为所宜居”者也。周之则受,召之役则往役,固无所用其裴回审顾。请转致太夷先生,静候函牍。惟家居旧京三百年,乐其风土。前者曾一出关,饮食起居,常多不适。如能比之祠禄,听其遥领。月致廪饩,不使阙乏。敢布胸臆,统希代陈。开幕有期,伫闻大教。
　　四月初一,赴行请安。第二天蒙赐“笃志博闻”匾额一方。五日入见。叩谢。即日辞赴沈阳。
　　五月初一开馆,三日还京。
　　八月后赴沈,十月还京。
　　丙子(1936年)闰月到馆。四月十四日还京。
　　十月初四出关。六日辞馆事。即日入关。
　　从中可知,1935年4月,伪满“总理大臣”郑孝胥邀请杨氏出任即将开馆的奉天国立博物馆馆长。杨氏给杉村勇造回信,请杉村向郑孝胥转达自己同意担任这一职务的想法。5月上任之前,受到溥仪的召见,溥仪则赐以“笃志博闻”横幅,以示鼓励。在担任馆长的一年多的日子里,杨氏在沈阳驻足的时间不长,后来或出于家庭与身体方面的原因,于1936年11月辞去馆长职务。在资历上,杨氏作为前清旧臣,不忘曾尽力过的前朝,也深得溥仪的信赖。在学术上,杨氏修养甚高,满腹经纶。又与日本学者有过交往,并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成为日本与伪满方面较为理想的馆长人选。在杨氏本人方面,应聘出任博物馆馆长,既可以效忠末代皇帝,又可以领取一笔干薪以养家,实为两全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