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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农村。七岁那年，父亲心脏病突然发作，在身边没有任何亲人的情况下孤独地死在医院里，留下了绝望的母亲，还有一家老小。母亲每天坐在门口，失神地望着外面，时不时对我们发脾气。一日三餐无人料理，我们姐弟几个也不敢说，就拣锅里剩下的冷红薯吃。没过几天，母亲又大哭了一场，因为大伯跟母亲算了一笔账，还说母亲能改嫁就改嫁，对我们姐弟今后的生活没有提半句。母亲满村子数落大伯的不是，然后就是哭。
在这样悲凄的氛围里，我们一家都没了笑容。个把月后，母亲渐渐从痛苦中走出来了，开始考虑怎样生活。这时姐姐读初中，哥哥上小学四年级，我一年级，弟弟四岁，全靠母亲一个人养活。母亲有时会自言自语地说，怎样才能过下去？我们也不知该如何答话，母亲就叹气。
突然有一天，家里来了几个父亲矿上的工友。他们说父亲的死跟一起工伤事故有关，病历上医生的诊断可以证明他的心脏病是由那次事故引发的。这应算工伤死亡，其家人应该得到照顾。母亲正找不到活路，就打定主意到矿上去试试。
姐姐留下继续念书，我们兄弟几个就辍了学，跟着母亲到了百里外的小镇，父亲生前就在这小镇的矿山上工作。我们一家暂时在招待所里安顿了下来。母亲没心思歇着，每天都去找领导求情，说好话。领导根本不理她或者敷衍几句了事，她却还得陪着笑脸凑上前去说着谦卑的话，压抑着尊严，任由别人嘲弄。回来的时候她总是很疲惫，很茫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那天，母亲将我们三个叫到一起，然后带我们走进了矿上的办公大楼，来到了矿长办公室。母亲没读过书，也没见过世面，用一口家乡土话在矿长面前讲了很多生活的难处，说着说着就哭了出来。矿长只说了一句话：会好好研究的———也许这句话听得太多了，母亲突然跪了下来，然后喊我们也跪下。我们不敢违抗，都跪了下来。母亲哽咽着说，看看我们这一家老小，求求你们做做好事，解决一下我们的困难吧。我跪着，很惶恐，又觉得非常伤心。
母亲的哭诉并没有像她希望的那样获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只给众人带来了一些饭后的谈资。我们的境况在这小镇上家喻户晓，背后总有一些长舌妇指指点点，说笑着议论一番。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希望了。母亲很疲惫，可是依然不放过任何机会，每天都要找领导，找各方面的负责人。
在那段近似流浪的日子里，我们兄弟几个都很不懂事，到处惹麻烦，在垃圾堆里找稀奇，有时还打打架，在小镇的街道上哭闹追逐。我们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也不去理会别人的眼光。当时我们都有一种幼稚的想法，认定是矿上办公大楼里的人使母亲难过，就经常去那儿搞破坏。乘着大楼的过道里没人，我们迅速冲进去，把事先撕好的碎纸片撒得到处都是。管理楼道的老头对我们大吼大叫却无可奈何。每当这时，我们都很开心，觉得为母亲报了仇。回去向母亲“邀功”，她却板着脸叫我们不要惹事。
后来事情略有好转，矿里留母亲下来做份工。母亲得到那份收入微薄的工作后，我和哥哥又开始上学（弟弟还小），虽然仍旧住在招待所，但总算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入学时，胖乎乎的女老师为同学们作介绍。轮到我时，她说，这是个家里很贫困的学生，大家以后要好好帮助他，然后指给了我一个座位。我心里忐忑不安，慌里慌张地坐下，一动也不敢动。
开始时我的成绩很差。老师不满意，时不时提醒我说，你可是个贫困生。我很自卑，读书也努力了些，可是成效不大。期中考试后开家长会，老师告了我一状。母亲很气恼，狠狠地数落了我一顿，罚我晚上不许睡觉。我老老实实地在桌上趴了一夜。第二天，母亲又责怪我怎么这样顶真，心疼地塞给我一点零钱，破例让我到外面买油条吃。
以后每次考得不理想，我都一个人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不敢让母亲知道。我的性格变得柔弱起来。好在后来成绩渐渐好转，不再有人责怪我了。
第一次过“六一”，全班要买校服，不贵，十元。我把母亲给我的钱交给老师时，她不要。上课后她对全班同学说我很贫困，让每人多交五毛钱，帮我买套校服。后来开班会的时候，老师突然让我上台说些想法，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吱吱唔唔半天，只说了两个字：谢谢。我心里有些委屈，但更多的是羞愧。
有一次我犯了点儿错，老师把我拉进办公室，指着我对其他老师说，这就是那个最穷的学生，看看像个什么样。老师们都在笑，我心里除了惶恐还是惶恐。
四年级时，换了一批老师，我心里很是高兴。但新班主任很严厉，眼神也很吓人，看我的时候，我心里都禁不住发抖。我很老实，没犯什么错，也从来不问她问题，看到她就绕道走。除了一些必要的班级活动外，我跟她的正面接触几乎没有。那次班里丢了东西，没查出来是谁干的。老师很生气，严厉地说，那几个家里贫困的给我注意点，不要让我查出来了，否则没你好过的。她冷冷的眼光扫过来，我心里抖得厉害，脸也跟发了烧一样，虽然我什么都没有做。
上初中了，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开学的时候，我像往常一样拿着母亲争取来的免除学费的贫困证明去报名。班主任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女老师，双眼凹陷，很瘦。我递给她证明，她颠来倒去地看了半天，皮笑肉不笑地说，我得去核实一下，你跟我来。我跟着她下楼，刚好遇见老校长，她上前堆着笑说，这是您的签名吗？老校长接过去扫了一眼，颇不高兴地说，是呀。老师讨了个没趣，不好意思地又把我带了回去。从此我对她再也没有好印象。
回去后我跟母亲说了这事，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以后不再去搞什么证明了，原本就免去不了几个钱，还要讨来闲气。确实，学校学费定得很低，倒是些五花八门的收费很高，那是不能减免的。
初二开学时，班主任换了，新老师是个五十岁左右，面容慈祥的中年妇人，很热心，也很尽责。我们班的成绩上了一个台阶。可就在我们即将毕业时，她因病到外省做手术去了。当我们从毕业考试的考场走出来时，她在外面抱着个纸盒，见到我们就给每人一瓶饮料，说是慰劳一下。她是我最尊敬的老师，虽然很少接近她，可她让我觉得踏实，有尊严，前途充满阳光。毕业成绩出来了，她教的语文我意外地得了全校最高分。
这一年，我们也搬出了招待所，住的是很旧的房子，但还算宽敞。
母亲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逐渐适应了小镇生活，性子也变得果敢，刚强。
迫于经济压力，我的哥哥、姐姐都没念高中，一个上了中专，一个在绣花厂做工。于是我也盘算着找条类似的出路。
可是暑假快过完时，母亲硬是带着我去一所高中报了名。
我想这是因为她理解没有学历的难处，就算吃再多的苦，也要撑着供我读下去。
高中离家很远。在这里，没有人追究我贫穷的家底，我也从不向人提及这些。对于贫穷，我有自己的理解和态度：我不需要一些莫名其妙的同情，因为我是一个健全的人；我也不需要那些包裹在华丽外衣下标本不治的救助，它除了使我感到屈辱和伤害外，似乎没起到什么作用。我需要的只是平等和尊重，做一个普通的学生，而不是他人用来标榜自己富有爱心的广告牌。
后来，姐姐考上了矿山技校，弟弟也升到初中，姐弟几人的学费全靠母亲一个人撑着，但她从来都没让我们为难过。
每次我们从学校回家，母亲都会拿着菜篮去买菜。邻人打趣道，个把月都没见你去买过菜，今儿个还是头一次。母亲笑着回答说，是呀，哪有那么多钱呢。
看着母亲在门口洗菜做饭的孤单背影，我的眼睛会不知不觉地湿润。有时她也哼哼歌，是那种很老的带着忧伤怀念亲人的歌。一年一年过去了，母亲的嗓音慢慢地变得沙哑，可不变的还是那首歌。小时候，母亲唱，我会仔细听。长大后，母亲唱，我不敢听，听了会有哭的欲望。在母亲面前，我所有的情感都处在脆弱的边缘。
每次吃完饭，母亲都会问我的学习情况。我只需回答一句，还可以，她就不会再问了。
子女们都离家上学的日子里，母亲就只能借看电视来打发寂寞。看到感人的画面，她会无声地流泪，顺手拿起身边事先放好的毛巾，草草擦几下。在困难的日子里，母亲越来越坚强，可在坚强的外表下，她的心还是柔软的，脆弱的。她从不拒绝到门口要饭的乞丐。
高考前夕，母亲专程到庙里求了一道符，还有一支“神笔”。我觉得很好笑，但还是不忍违抗她，喝下了用那道符纸烧化的灰泡成的茶水，并且答应用求来的“神笔”考试。
母亲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高考结束后，我觉得考得不理想，把自己扔在凌乱的宿舍里胡思乱想。我不知道怎么跟母亲交待，害怕见到她失望的样子。可家终究是要回的，母亲知道了，什么也没说，把粗糙的手掌压在我肩膀上，无声地叹了一口气。我度过了长那么大以来最难熬的几天，心就像掉进深谷的石块。
成绩出来了，我勉强有学校上，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复读，母亲又重新对我注入了急切的希望。
但我知道她很难过，夜半的叹息声像针一样扎进我心里。
有时候，我的思维很乱，脑中浮现种种杂念。但一想到母亲，我就有力量勒令自己坐下来平心静气地看书。终于，第二年夏天我拿到了自己向往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母亲按照习俗带我回老家去拜祭父亲。在坟前，她磕了几个头，喃喃地说了好些话，我没有听清，但那身影诉说的强烈的孤单和辛酸却让我落泪。临走的时候，乡亲们放了很多爆竹来庆贺我即将成为大学生，但我和母亲深深地了解，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
现在，弟弟也考取了大学，母亲一如既往地带领着全家艰难却坚韧地前行。“人活着，要靠自己。”半辈子，她只得出来这样一句话。我想她是对的。
在这样悲凄的氛围里，我们一家都没了笑容。个把月后，母亲渐渐从痛苦中走出来了，开始考虑怎样生活。这时姐姐读初中，哥哥上小学四年级，我一年级，弟弟四岁，全靠母亲一个人养活。母亲有时会自言自语地说，怎样才能过下去？我们也不知该如何答话，母亲就叹气。
突然有一天，家里来了几个父亲矿上的工友。他们说父亲的死跟一起工伤事故有关，病历上医生的诊断可以证明他的心脏病是由那次事故引发的。这应算工伤死亡，其家人应该得到照顾。母亲正找不到活路，就打定主意到矿上去试试。
姐姐留下继续念书，我们兄弟几个就辍了学，跟着母亲到了百里外的小镇，父亲生前就在这小镇的矿山上工作。我们一家暂时在招待所里安顿了下来。母亲没心思歇着，每天都去找领导求情，说好话。领导根本不理她或者敷衍几句了事，她却还得陪着笑脸凑上前去说着谦卑的话，压抑着尊严，任由别人嘲弄。回来的时候她总是很疲惫，很茫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那天，母亲将我们三个叫到一起，然后带我们走进了矿上的办公大楼，来到了矿长办公室。母亲没读过书，也没见过世面，用一口家乡土话在矿长面前讲了很多生活的难处，说着说着就哭了出来。矿长只说了一句话：会好好研究的———也许这句话听得太多了，母亲突然跪了下来，然后喊我们也跪下。我们不敢违抗，都跪了下来。母亲哽咽着说，看看我们这一家老小，求求你们做做好事，解决一下我们的困难吧。我跪着，很惶恐，又觉得非常伤心。
母亲的哭诉并没有像她希望的那样获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只给众人带来了一些饭后的谈资。我们的境况在这小镇上家喻户晓，背后总有一些长舌妇指指点点，说笑着议论一番。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希望了。母亲很疲惫，可是依然不放过任何机会，每天都要找领导，找各方面的负责人。
在那段近似流浪的日子里，我们兄弟几个都很不懂事，到处惹麻烦，在垃圾堆里找稀奇，有时还打打架，在小镇的街道上哭闹追逐。我们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也不去理会别人的眼光。当时我们都有一种幼稚的想法，认定是矿上办公大楼里的人使母亲难过，就经常去那儿搞破坏。乘着大楼的过道里没人，我们迅速冲进去，把事先撕好的碎纸片撒得到处都是。管理楼道的老头对我们大吼大叫却无可奈何。每当这时，我们都很开心，觉得为母亲报了仇。回去向母亲“邀功”，她却板着脸叫我们不要惹事。
后来事情略有好转，矿里留母亲下来做份工。母亲得到那份收入微薄的工作后，我和哥哥又开始上学（弟弟还小），虽然仍旧住在招待所，但总算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入学时，胖乎乎的女老师为同学们作介绍。轮到我时，她说，这是个家里很贫困的学生，大家以后要好好帮助他，然后指给了我一个座位。我心里忐忑不安，慌里慌张地坐下，一动也不敢动。
开始时我的成绩很差。老师不满意，时不时提醒我说，你可是个贫困生。我很自卑，读书也努力了些，可是成效不大。期中考试后开家长会，老师告了我一状。母亲很气恼，狠狠地数落了我一顿，罚我晚上不许睡觉。我老老实实地在桌上趴了一夜。第二天，母亲又责怪我怎么这样顶真，心疼地塞给我一点零钱，破例让我到外面买油条吃。
以后每次考得不理想，我都一个人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不敢让母亲知道。我的性格变得柔弱起来。好在后来成绩渐渐好转，不再有人责怪我了。
第一次过“六一”，全班要买校服，不贵，十元。我把母亲给我的钱交给老师时，她不要。上课后她对全班同学说我很贫困，让每人多交五毛钱，帮我买套校服。后来开班会的时候，老师突然让我上台说些想法，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吱吱唔唔半天，只说了两个字：谢谢。我心里有些委屈，但更多的是羞愧。
有一次我犯了点儿错，老师把我拉进办公室，指着我对其他老师说，这就是那个最穷的学生，看看像个什么样。老师们都在笑，我心里除了惶恐还是惶恐。
四年级时，换了一批老师，我心里很是高兴。但新班主任很严厉，眼神也很吓人，看我的时候，我心里都禁不住发抖。我很老实，没犯什么错，也从来不问她问题，看到她就绕道走。除了一些必要的班级活动外，我跟她的正面接触几乎没有。那次班里丢了东西，没查出来是谁干的。老师很生气，严厉地说，那几个家里贫困的给我注意点，不要让我查出来了，否则没你好过的。她冷冷的眼光扫过来，我心里抖得厉害，脸也跟发了烧一样，虽然我什么都没有做。
上初中了，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开学的时候，我像往常一样拿着母亲争取来的免除学费的贫困证明去报名。班主任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女老师，双眼凹陷，很瘦。我递给她证明，她颠来倒去地看了半天，皮笑肉不笑地说，我得去核实一下，你跟我来。我跟着她下楼，刚好遇见老校长，她上前堆着笑说，这是您的签名吗？老校长接过去扫了一眼，颇不高兴地说，是呀。老师讨了个没趣，不好意思地又把我带了回去。从此我对她再也没有好印象。
回去后我跟母亲说了这事，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以后不再去搞什么证明了，原本就免去不了几个钱，还要讨来闲气。确实，学校学费定得很低，倒是些五花八门的收费很高，那是不能减免的。
初二开学时，班主任换了，新老师是个五十岁左右，面容慈祥的中年妇人，很热心，也很尽责。我们班的成绩上了一个台阶。可就在我们即将毕业时，她因病到外省做手术去了。当我们从毕业考试的考场走出来时，她在外面抱着个纸盒，见到我们就给每人一瓶饮料，说是慰劳一下。她是我最尊敬的老师，虽然很少接近她，可她让我觉得踏实，有尊严，前途充满阳光。毕业成绩出来了，她教的语文我意外地得了全校最高分。
这一年，我们也搬出了招待所，住的是很旧的房子，但还算宽敞。
母亲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逐渐适应了小镇生活，性子也变得果敢，刚强。
迫于经济压力，我的哥哥、姐姐都没念高中，一个上了中专，一个在绣花厂做工。于是我也盘算着找条类似的出路。
可是暑假快过完时，母亲硬是带着我去一所高中报了名。
我想这是因为她理解没有学历的难处，就算吃再多的苦，也要撑着供我读下去。
高中离家很远。在这里，没有人追究我贫穷的家底，我也从不向人提及这些。对于贫穷，我有自己的理解和态度：我不需要一些莫名其妙的同情，因为我是一个健全的人；我也不需要那些包裹在华丽外衣下标本不治的救助，它除了使我感到屈辱和伤害外，似乎没起到什么作用。我需要的只是平等和尊重，做一个普通的学生，而不是他人用来标榜自己富有爱心的广告牌。
后来，姐姐考上了矿山技校，弟弟也升到初中，姐弟几人的学费全靠母亲一个人撑着，但她从来都没让我们为难过。
每次我们从学校回家，母亲都会拿着菜篮去买菜。邻人打趣道，个把月都没见你去买过菜，今儿个还是头一次。母亲笑着回答说，是呀，哪有那么多钱呢。
看着母亲在门口洗菜做饭的孤单背影，我的眼睛会不知不觉地湿润。有时她也哼哼歌，是那种很老的带着忧伤怀念亲人的歌。一年一年过去了，母亲的嗓音慢慢地变得沙哑，可不变的还是那首歌。小时候，母亲唱，我会仔细听。长大后，母亲唱，我不敢听，听了会有哭的欲望。在母亲面前，我所有的情感都处在脆弱的边缘。
每次吃完饭，母亲都会问我的学习情况。我只需回答一句，还可以，她就不会再问了。
子女们都离家上学的日子里，母亲就只能借看电视来打发寂寞。看到感人的画面，她会无声地流泪，顺手拿起身边事先放好的毛巾，草草擦几下。在困难的日子里，母亲越来越坚强，可在坚强的外表下，她的心还是柔软的，脆弱的。她从不拒绝到门口要饭的乞丐。
高考前夕，母亲专程到庙里求了一道符，还有一支“神笔”。我觉得很好笑，但还是不忍违抗她，喝下了用那道符纸烧化的灰泡成的茶水，并且答应用求来的“神笔”考试。
母亲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高考结束后，我觉得考得不理想，把自己扔在凌乱的宿舍里胡思乱想。我不知道怎么跟母亲交待，害怕见到她失望的样子。可家终究是要回的，母亲知道了，什么也没说，把粗糙的手掌压在我肩膀上，无声地叹了一口气。我度过了长那么大以来最难熬的几天，心就像掉进深谷的石块。
成绩出来了，我勉强有学校上，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复读，母亲又重新对我注入了急切的希望。
但我知道她很难过，夜半的叹息声像针一样扎进我心里。
有时候，我的思维很乱，脑中浮现种种杂念。但一想到母亲，我就有力量勒令自己坐下来平心静气地看书。终于，第二年夏天我拿到了自己向往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母亲按照习俗带我回老家去拜祭父亲。在坟前，她磕了几个头，喃喃地说了好些话，我没有听清，但那身影诉说的强烈的孤单和辛酸却让我落泪。临走的时候，乡亲们放了很多爆竹来庆贺我即将成为大学生，但我和母亲深深地了解，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
现在，弟弟也考取了大学，母亲一如既往地带领着全家艰难却坚韧地前行。“人活着，要靠自己。”半辈子，她只得出来这样一句话。我想她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