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副总统、商业巨头纳尔逊·洛克菲勒的个人资产净值约为30亿美元。当被问到需要花掉多少钱才能放松下来时，洛克菲勒沉默片刻，然后说：“差不多要40亿美元吧。”
　　其实，当代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早在40年前就已提出了类似的悖论：收入和快乐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虽然按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德龙的估算，以199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2000年全球人均GDP已达到6539美元，是1900年679美元的9.6倍，更是公元1000年133美元的49.2倍，但如果上述悖论真的成立，那么我们千百年来殚精竭虑去追求的经济增长与财富增加将有可能失去耀眼的光芒——传统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理论所关注的收入和财富，同人类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并不一定等价。
　　幸福到底是什么？达林·麦克马洪在《幸福史》中总结道：在荷马时代，幸运等于幸福；在古希腊哲学家所处的时代，智慧和德行才是幸福；在中世纪，天堂就是幸福；在启蒙时代，及时行乐是幸福的真谛；而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对幸福都有各不相同的定义。
　　但是我们对幸福的重要性却达成了惊人的一致。近代功利主义代表人物边沁的伦理判断原则便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而当我们从穆勒、斯密、马歇尔、庇古、瓦尔拉斯、希克斯等经济学大师关于效用和福利的经典中抬起头来时，当我们意识到人们最终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更多的金钱与财富时，我们终会明白，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假设是片面的，而真正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幸福最大化”。
　　但幸福是否便等于财富呢？幸福和财富是同比增长的吗？富人是否必然感受到宁静与满足呢？到底有什么因素决定了我们的幸福感？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受限于“幸福”本身缺乏一个可操作性的定义，以及难以采用实证方法对幸福及其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教授已经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希望它在未来能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而中国不少地方也已经改变曾经的唯GDP倾向，将转变发展方式、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列为考察政绩的新指标。
　　我们身处的时代是焦躁不安地通过对速度的热望与崇拜去定义的，就像菲利波·托马索·马利内特在《未来主义的创立与宣言》中对现代机器文明的赞颂那样：“我们已经创造了无处不在的、永不停息的速度。”
　　“GDP崇拜症”只不过是这种虚浮与脆弱的体现之一。
　　但以GDP为代表的经济指标并不能如实反映国民幸福水平：GDP指标体系并未记录对人们幸福至关重要的因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非经济方面的负面影响以及环境污染、奢侈品消费等外部经济；非经济市场活动并未被纳入GDP的计算，因此可能夸大了经济增长对于幸福水平提高的贡献；医疗费用、国防开支等与国民幸福关系并不清晰甚至体现国民幸福水平下降的经济增长却被纳入GDP计算。
　　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的美国总统竞选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
　　“GDP既没有衡量我们的智慧，也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同情怜悯之心，也没有衡量我们对于祖国的热爱。简言之，GDP衡量了一切，但就是没有包括那些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有意义的东西。”
　　美国学者罗纳德·因格哈特在名著《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中早就认为，在从现代化阶段到后现代化阶段的转变过程中，生存价值和经济效率最大化理应让位于生活价值和主观幸福最大化，经济增长不再压倒一切。
　　只不过，在特殊的转型社会中，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等因素，都不可避免地扩大了幸福诉求的差异化程度。
　　只是，总有一些共识是值得坚守的。温饱固然先于幸福，但幸福绝不能限于温饱。虽然身处亲历大转型阶段，但我们依然需要某些尊严、信心与精神力量。
　　这些幸福的感觉，在经济增长之外，还可能来自于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社会的文明法治、政治的稳定清明、民众的话语权与自由空间、对公权力的监督与管制。
　　人类福祉的进步不应当只被视为数量的增加与成长，还应该被理解为质量的深入与广博，这才是对幸福感建设的本质要求。
　　（作者为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