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当我收到李万武老师的《“泛文学化”与无门槛的文学繁荣》电子稿的时候，我的心是战栗的，我差不多眼含泪珠地提醒自己：不能错过文章的每一个字，这里的每一个字都包蕴着含辛茹苦。因为，当时万武老师是一位年近八十的半肢瘫痪的评论家。
　　在这个日益发达的电子时代，我们的阅读过于轻率，对持久积淀的生命，我们常常一掠而过。假如我怜悯万武老师，我太无耻了，我只是感到更深的羞愧。这篇评论是李万武老师十年来深刻地思考文学的审美性的一次大总结，他把他能想到的证词都搜集到一起，以汪洋恣肆、举重若轻的雄辩，证明文学在这个被新的审美日常化的“形态”年代里，以处乱不惊的神采尊严，活在人类的时间里。
　　“泛文学化”是一个大问题，真问题，是一个即使再谈上一千年都不过时的中外通用的文学操守问题。
　　我是拨开层层帷幕认清李万武评论的本质的。常常无人的时候，我想起万武老师，一生中，能让你想起来就流泪的人，一定是你的知己。
　　很多人对李万武的认识存在着误判，因为人总是呼吸在个人的偏见里，把所有的叶子都当成了同一片。文坛舆论习惯把李万武装进两个已知的套子里：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因为吃了历史的锅烙而不被人待见地代表着“左”；一个是文学理论学教授，被人想象着正在蹭学院派的“春风饭”，应该是飘着走路。然而，李万武对这两个角色都不肯就范。他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却不“闭关锁国”；他是学院中人，却无学院派花腔。他坚持李万武的立场，发出李万武的声音，不被利己的私欲所绑架，委曲求全地成为历史的人质。他轻灵地跳出局外，寻求个体的独特舞蹈，一次次效仿“野蜂飞舞”。他为什么不像卡夫卡《一条狗的研究》中描写的那样：“大家都生活在一个群体里”，对“温暖地聚集在一起”的虚假幸福充满渴望？谁能认出真正的属于文学、属于审美操守的李万武呢？
　　李萬武是不变的，变化的是我们历史和时代的语境，他无法纳入到任何现成的程序，而遭到似是而非的涂抹。
　　他开辟着自己的“野路径”。你没法把李万武归类为研究当代文学的专家，因为他也研究鲁迅；你又没法把他限定在中国文学里，因为他对托尔斯泰同样感兴趣。他不是辽宁的评论家，尽管他在地理上属于辽宁；他也不是全国的评论家，尽管他的声名足够到达这里或那里。在我看来，他是在文学版图上的一位纵横家，就横向而论，他的笔触可以广博到托尔斯泰、卢卡契；就纵向而论，他的目光可以深情幽幽地探向贺敬之、刘镇。他曾有一称呼 “老李飞刀”，刀刀横飞、稳准狠的意思，我也给他命了一个名，叫“新青年”。我的理由是“他是一个进行时，是一个仍在活泼运动着的新生命。他的旺盛的生命力体现为他的战斗性——他直奔文坛的问题而去，直奔矛盾的核心而去，激活思想的细胞，拥抱生命的活力。他的积极运动的思维，显示了梁启超先生所命名的‘少年中国’的澎湃锐气。”（见拙作《与李万武老师交流的三个问题》）。
　　他寻找着自己的“野趣味”。他的评论在大象和蚂蚁之间，发现着晶莹剔透的美丽，在他的视野里没有文坛小人物和大人物之分，真正体现了一些人声嘶力竭叫喊而不得的人民性（《我看见了生机勃勃的民间文学》）。万武老师既积极的介入热点，介入正在发酵的文学现场（《冷情主义：文学审美向度的缺失》《文学是怎样死亡的》等），又殷勤地回过头来，打量那些被人忘怀的冷点，使他的写作“左右逢源”，永不枯竭地保持新鲜旺盛的活力（《忘记他不容易——温习贺敬之有感》《刘镇诗歌：“劳工神圣”的伟大主题的开启和坚守》）。他用怎样心灵的探测器，发现这些被我们忽略的美丽的？他生病了，仍在电话里兴奋无比地与我分享新起的刘镇诗歌评论的标题，让我觉得，不是对不起上世纪五十年代名噪一时的《上井》的作者，而是对不起沉默的文学。
　　他发出自己的“野腔调”。文学是一种腔调，蒲宁是一种腔调，巴别尔是一种腔调，同样是“冰山理论”的执行者，卡佛的腔调与海明威的腔调迥然有别。可是，理论与评论作品还会发出不同的腔调、带出不一样的表情吗？试着打开一本时下的文学评论杂志，你一定分不清哪篇是张三或是李四写的，但李万武的文章，挡住名字，你一眼就能认出。二十年前，他评价我的评论是“说理的散文”，这个雅号同样能应用在他的评论上，很多时候，我们评论别人，其实在解剖自己。换言之，李万武评论李保平，就是李万武评论李万武。李万武倡导的审美原则贯彻到如此的地步，连他的评论都在造句，幽默，睿智，平易，语不惊人死不休。二十年前，我在审美文体评论家的概念下，苦心搜罗到本雅明、罗兰·巴特的名字，显然在我身上发生了“灯下黑”，而今“蓦然回首”，把评论当作散文来写的“那人”李万武，正在“灯火阑珊处”。
　　十几年前，我和李万武老师在捍卫文学感性本质的立场上成为精神的同道者。在中国文学的评价体系，新中国前三十年，文学评价被审美政治化所统辖，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学评价又被审美日常化所泛解，浮肿都被当成肉，存在就是合理的。前三十年，“上半身”反对“下半身”，禁欲反对情欲，最后“八个样板戏”取代了所有的文艺；后三十年，“下半身”反对“上半身”，羞羞答答的《灵与肉》发育为沉醉温柔梦乡里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站在“下半身”的起点上，可以轻轻松松变身为对“上半身”实施批判的武器，同样“上半身”站在无边的“下半身”对面，也会变身为对前一种武器的批判。不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系统能否走出“下半身”反对“上半身”，“上半身”再回过身反对“下半身”的周期律？能否跳出政治或商业的意识形态的笼罩，在古希腊哲学身体与精神二元对峙以外，找到超越这一切的完美的人性？
　　“泛文学化”是精神品质表现在文学上的庸俗化，它的本质是精神世界的虚无与荒芜。阻止“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叛逃，“为文学这种美丽的文种划出警戒”，“让文学成为美丽的文学”（《“泛文学化”与无门槛的文学繁荣》）——李万武十年来反复言说的主题，不是文学的最高纲领，而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和评论家都要遵守的文学底线。底线都跌破了，所有睁着眼睛的写作者——谁敢说自己是无辜的呢？
　　最后，祝愿我那可敬可爱的万武老师，像《老人与海》中的桑蒂亚戈老爹，带着又粗又长的鲨鱼的骨头，夜夜梦见一头不老的狮子。
　　〔责任编辑 宋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