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调控下的市场
各种信息显示,近期人们对房地产业去行政化的预期日渐强烈。在7月底闭幕的“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第13届年会”上,某知名经济学者直言“新国五条必须尽早结束”。而据8月14日某媒体报道,温州近日已经率先成为中国首个松绑地方楼市限购令的城市。
房价不跌反涨真的是“新国五条”闹的么?这确实值得商榷。中国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市场供需失衡,但供需失衡的背后因素则包括货币驱动、土地垄断、财税政策、户籍政策、收入分配等。土地财政、贫富差距等诸多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一味把房价上涨的板子打在行政调控的屁股上,有点儿说不过去。“十年九调”,而房价却一路飙涨是事实,但如果就由此判定调控政策没有效果甚至有反效果,也同样说不过去。试想一下,如果我国从来没有实行房地产调控,而是任由市场竞争来决定房价的走势,现在的房价会不会更高?我想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市场下的调控
有人说,房地产市场既然是市场,就应该用市场的手段去调控,政府不要进行行政干预,并由此认为,限购和限贷都是错误的。对此,我是很不赞成的。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真正的“市场”吗?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终端产品——住宅,要靠市场解决,而最重要的投入要素——土地,却由政府垄断,这种模式恰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做法完全相反。该市场的没有市场化,不该市场的却过度市场化了,这是典型的“伪市场”。请问,靠这样的“市场”能有效调控房价吗?
大家一直提倡要建立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这个长效机制应该包含六方面:
一是重新梳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关系,建立完备的地方税体系,让地方财政收入更多地依赖于存量房产,而不是增量房产。
二是给地方财政预算施加民主监督的硬约束,抑制地方财政支出的无限制膨胀。支出不减,“土地财政”就难有突破。
三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缩小贫富差距。房地产市场演化为富人财富的“储钱罐”,任何一个国家也承受不起。
四是尽快建立完善的房产税差别化征收体系,在保障合理性住房需求的同时,给投资性和投机性购房者施加“惩罚性”成本。目前上海和重庆试点的“象征性”房产税政策肯定不行。
五是构建商品房、限价房、廉租房、公租房等多层次的住房体系。该市场化的要市场化,不该市场化的千万不能市场化。
六是重建土地制度,打破政府一手垄断土地的市场格局。
上述六点也正是房地产市场调控派所主张采用的市场调控手段。
可是以上六条哪一条是我们短期内能做到的呢?如果长效制度性框架没有搭建起来,就先嚷嚷要取消限购、限贷,结局会怎么样?就好比一个病人已经奄奄一息,你不让大夫给他打针吃药,却非让他去外面多跑步,加强身体素质锻炼,这不让他死得更快吗?
因此,我以为,当前房价上涨不能完全责怪限购和限贷。恰恰相反,这是由于我们限购和限贷政策出台得太晚,而且以前执行得很不好。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曾提供过北京世联地产的一项调查数据,在该公司2012年57万个客户中,投资需求仅占14%,这一比例在2010年时为46%,而追溯到2007年时,则高达57%。也就是说,限购在抑制投资性需求方面是有显著效果的。
诚然,我也相信,从长远来看,限购总有一天会退出历史舞台,但绝不是今天。就今天而言,以取消限购来拉动经济增长无疑是饮鸩止渴,而若想以取消限购来调控房价,则结果注定会适得其反。
各种信息显示,近期人们对房地产业去行政化的预期日渐强烈。在7月底闭幕的“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第13届年会”上,某知名经济学者直言“新国五条必须尽早结束”。而据8月14日某媒体报道,温州近日已经率先成为中国首个松绑地方楼市限购令的城市。
房价不跌反涨真的是“新国五条”闹的么?这确实值得商榷。中国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市场供需失衡,但供需失衡的背后因素则包括货币驱动、土地垄断、财税政策、户籍政策、收入分配等。土地财政、贫富差距等诸多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一味把房价上涨的板子打在行政调控的屁股上,有点儿说不过去。“十年九调”,而房价却一路飙涨是事实,但如果就由此判定调控政策没有效果甚至有反效果,也同样说不过去。试想一下,如果我国从来没有实行房地产调控,而是任由市场竞争来决定房价的走势,现在的房价会不会更高?我想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市场下的调控
有人说,房地产市场既然是市场,就应该用市场的手段去调控,政府不要进行行政干预,并由此认为,限购和限贷都是错误的。对此,我是很不赞成的。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真正的“市场”吗?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终端产品——住宅,要靠市场解决,而最重要的投入要素——土地,却由政府垄断,这种模式恰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做法完全相反。该市场的没有市场化,不该市场的却过度市场化了,这是典型的“伪市场”。请问,靠这样的“市场”能有效调控房价吗?
大家一直提倡要建立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这个长效机制应该包含六方面:
一是重新梳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关系,建立完备的地方税体系,让地方财政收入更多地依赖于存量房产,而不是增量房产。
二是给地方财政预算施加民主监督的硬约束,抑制地方财政支出的无限制膨胀。支出不减,“土地财政”就难有突破。
三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缩小贫富差距。房地产市场演化为富人财富的“储钱罐”,任何一个国家也承受不起。
四是尽快建立完善的房产税差别化征收体系,在保障合理性住房需求的同时,给投资性和投机性购房者施加“惩罚性”成本。目前上海和重庆试点的“象征性”房产税政策肯定不行。
五是构建商品房、限价房、廉租房、公租房等多层次的住房体系。该市场化的要市场化,不该市场化的千万不能市场化。
六是重建土地制度,打破政府一手垄断土地的市场格局。
上述六点也正是房地产市场调控派所主张采用的市场调控手段。
可是以上六条哪一条是我们短期内能做到的呢?如果长效制度性框架没有搭建起来,就先嚷嚷要取消限购、限贷,结局会怎么样?就好比一个病人已经奄奄一息,你不让大夫给他打针吃药,却非让他去外面多跑步,加强身体素质锻炼,这不让他死得更快吗?
因此,我以为,当前房价上涨不能完全责怪限购和限贷。恰恰相反,这是由于我们限购和限贷政策出台得太晚,而且以前执行得很不好。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曾提供过北京世联地产的一项调查数据,在该公司2012年57万个客户中,投资需求仅占14%,这一比例在2010年时为46%,而追溯到2007年时,则高达57%。也就是说,限购在抑制投资性需求方面是有显著效果的。
诚然,我也相信,从长远来看,限购总有一天会退出历史舞台,但绝不是今天。就今天而言,以取消限购来拉动经济增长无疑是饮鸩止渴,而若想以取消限购来调控房价,则结果注定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