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收藏的铜墨盒中，有两方盒面上刻有世界地图。其中一方仅刻有中国所在的东半球，而另一方则有东、西半球全图。这两方墨盒上虽未留下年款，但从形制、铜质及译文习惯看，应均出于晚清。晚清墨盒上刻有世界地图，从一个侧面反映着近代中国人“从天下中心到世界一隅”的世界观的变迁。
　　中国人传统的世界观不仅认为，中国在地理上处于世界的中心位置，而且认为中华文明也是世界上最高级的、普世性的文明。“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换言之，就是以华夷眼光看待世界，华夷之辨呈现的诸夏列邦和邻国之间，以文化、文明发展的程度为依据的“天下”秩序。南蛮、东夷、西戎、北狄，都暗含“中国”之中心论的心态。所以到16世纪，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基本上是以“宗主国对番邦”为架构的，以此形成“怀柔对朝贡”的外交政策主调，确实有一种“胸怀天下”的情怀，充满“文化自信”。
　　大约在中国的明代，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环球航行，西方人逐渐形成了完态的近代世界观。十六世纪中叶，随着耶稣会传教士和贸易商人来华，世界地理知识作為西学的一部分传入中国。最具代表意义的是1584年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制作并印引了《山海舆地全图》，第一次将近代西方地理知识和世界地图完整介绍给中国人。其后又有艾儒略译的中文版《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图说》等等。这些知识都是当时中国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在当时确实也引起不小的轰动，以李之藻、徐光启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对这些新知识表现出很大兴趣与热情。仅在1584-1608年间，就在中国出现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十二种版本。可以说这时候就有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被打开了，他们率先打破“中国中心论”的世界观，李之藻慨叹：“地如此其人也，而其存天中一粟耳；吾州吾乡，又一粟中之毫末，吾更藐焉中处。”
　　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后三百年间，中国人对世界观的变革，也仅限于少数知识精英。特别是康熙禁教以后，西方的新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很少，中国和外部世界的隔绝仍很严重。世界地图在明清时期的传播并没成为中国人常识观念的一部分，中国人不愿意接受西方传来世界地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心态的认识障碍，一方面与异域的交往和对世界的的了解不断扩展，同时却固守“华夏中心”的观念，认为自己不仅在诗书礼仪方面，而且在地理方位上也应属地球（“天下”）之中心。
　　真正让中国人震动并彻底改变中华世界观的力量，最终是西洋人的坚船利炮。当鸦片战争爆发，东西两个世界首次在军事上遭遇时，身处前沿的林则徐描述道：“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英国的大炮“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中国闭关自守，与外面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从此被打破了。此时，士大夫中的开明志士对探求的外部世界表现出极大兴趣和急迫感，发出了“开眼看世界”的疾呼。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出现了第一批介绍和研究世界地理以及历史文化的著作，真正揭开了近代中国人了解世界、学习西方、走向世界的序幕。国人在慢慢接受世界地图的同时，也渐渐意识到西方人并非古之夷狄，开始接受并承认与中华文明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文明——西方文明。而其后几十年里，中西地理坐标和精神坐标都发生了倒转，昔日的夷狄如今却居于世界文明的中心，而曾经处在天下中心的传统中华文明，反而在民族国家并立的新世界里被排斥在四方野蛮之地。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在相当长的历史中，中华文明都站在世界文明的前列，然而，曾经发达不代表永远发达，历史的辉煌不能掩盖中国近代的耻辱。当我们穿过历史岚霭回顾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变化时，我们所感悟到的，除了从“天下”到“世界”的观念变迁外，不是也能听到当今时代发展的铿锵步伐吗？
　　再回到铜墨盒。铜墨盒是盛装墨汁之器，最早出现在清嘉庆道光年间，盛行于光绪和民国时期。一方诗书画艺术与镌刻工艺俱佳的墨盒，是当时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追捧和寻觅的宠珍。铜墨盒刻画的题材，大多为有文人情趣的诗书画，同时广泛地涉及交谊、馈赠、奖励、纪事、纪念、铭志等诸多方面。晚清墨盒上出现世界地图，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地理知识对中华传统世界观的冲击，映射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探求与愿望。有意思的是，这方刻有东、西半球地图并标有“梦公自铸”的墨盒，藏友中竟发现有内容一模一样、但刻工略有区别的另一方。我推断，很可能是这位“梦公”当年订制了一批送人。可见传播新地理知识与文明，已成为当年知识分子中流传的一种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