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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官印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和收藏界比较关注的重点课题。目前所见传世和出土的官印数量较多，并且多数印身可见刻款。刻款也称背款、款识，是刻于印背和印侧的附记性文字，对于研究印章年代、制印时间、铸造机构及印文释读有重要参考依据。刻款创制于南北朝时期，起初仅于印背刻一“上”字作为标记。至隋，刻款中出现年款。到了唐代，年款消失，仅刻印文内容，偶有于角上刻“上”字。宋初多数仅刻年款，宋中期出现铸造机构等背款。辽金时期略同于宋，其中金代刻款内容更为齐备，包括年款、铸造机构和印文等，有的还增加千字文编号。部分万户印铜印的背部、侧面刻有明确的制印时间，此类纪年万户印是研究金代武官职官、军制、历史等内容的珍贵实物资料。
有关纪年万户铜印的研究，目前主要有景爱先生主编的《金代官印集》一书，书中收录了1991年以前国内出土和传世的万户印印样51方，其中带纪年的万户印印样20方，印样的集中出版，为后人研究提供直观资料[1]。此外是各地收藏和出土印章
的零散描述和分析。文章经过结合目前可知的最新考古资料和研究发现，穷举国内出土和收藏机构保存的金代印章资料，共集合纪年万户铜印40枚，通过系统梳理和分析，尝试解读金代纪年万户铜印印章格式、时代特征、相关官职以及铸造机构的变化等问题，对金代官印的鉴赏和研究起到参考作用。
一、金代纪年万户印细述
金代早期官制未定，金熙宗于天眷元年（1138）颁布新官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2]，官印也多沿用辽、宋、契丹旧印。早期官印上很少铸刻明确的制印时间，目前发现最早刻纪年款的万户印是铸造于贞元元年（1153）的“行军万户垣字号印”铜印[3]，此后还有39枚纪年万户印，皆为铜制，把钮，印面基本为方形或近方形。如下将对这些印章的印文、出处、尺寸和刻款等内容进行描述，并将印样图片集中于文后。
“行军万户垣字号印”铜印（图一）[4]，印面长6.6、宽6.6、印高5.54厘米。印背右侧刻款“贞元元年”（1153），左侧刻款“礼部造”。
“行军第三万户之印”铜印（图二）[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出土，现藏内蒙古赤峰博物馆。印面长6.6、宽6.6厘米。背刻“行军第三万户之印”“明昌七年十一月”（1196）款识。
“行軍万户人字号之印”铜印（图三）[6]，1978年冬于河南省永城县（现为市）出土，现藏河南省永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印面长6.6、宽6.6厘米。背刻“大安三年（1211）四月”“礼部造”，侧刻“行军万户人字号之印”款识。钮端刻“上”字。
“行军万户平字号之印”铜印（图四）[7]，现藏吉林省博物院。印面长6.4、宽6.4厘米。背刻“崇庆元年（1212）二月礼部造”，侧刻“行军万户平字号印”款识。
“行军万户笙字号之印”铜印（图五）[8]，1968年5月于黑龙江省阿城县（现为区）舍利公社出土，现藏黑龙江省博物馆。印面长6.4、宽6.4厘米。背刻“崇庆二年（1213）三月”“礼部造”，侧刻“行军万户笙字号之印”款识。
“上京路万户洪字号印”铜印（图六）[9]，1985年发现于江苏省武进县（现为区），现藏江苏省武进区文化馆。印面长6.5、宽6.5厘米。背刻“贞祐二年（1214）四月日行部”“上京路万户洪字号印”款识。钮端刻“上”字。
“神字号行军万户所印”铜印（图七）[10]，1956年5月于河北省溧平县金沟屯镇出土。印面长6.5、宽6.5厘米。印背右侧刻“贞祐二年八月”年款，左侧刻“礼部造”款识。钮端刻“上”字。
“天字号行军万户所印”铜印（图八）[11]，1987年于敖润苏莫苏木哈布力嘎嘎查的小山南坡出土。印面长6.6、宽6.6、印高5.3厘米。侧刻“行军万户所印”，“贞口二年九月日造”款识。钮端刻“上”字。
“天字号行军万户所印”铜印（图九）[12]，1969年于内蒙古喀喇沁旗出土，现藏内蒙古赤峰博物馆。印面长6.5、宽6.5厘米。侧刻“行军万户所印”，“贞祐二年九月日造”款识。钮端刻“上”字。
“万户之印”铜印（图十）[13]，1974年于敖汉旗克力代公社出土。印面长6.5、宽6.5厘米。侧刻“天赐二年（1215）正月”“万户印”款识。
“行军万户所印”铜印（图十一）[14]，1957年于吉林省汪清县出土，现藏吉林省博物院。印面长6.4、宽6.4厘米。背刻“贞祐三年（1215）二月二十八日造”，侧刻“行军万户印”“金字号”款识。
“行军万户所印”铜印（图十二）[15]，1978年于辽宁省建平县出土。印面长6.3、宽6.3厘米。背刻“贞祐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平州造”，侧刻“万户所印”“菜字号”款识。
“行军万户调字号印”铜印（图十三），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印面长
6、宽6、印高5厘米。背刻“河东行部口口口”“贞祐三年四月造”，侧刻“行军万户调字号印”款识。
“行军万户所印”铜印（图十四），1974年4月28日于辽宁硌喇沁旗美林镇旺业甸村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印面长6.2、宽6.2、印高4.5厘米。背刻“贞祐三年五月”“初三日平州造”，侧刻“驹字号”“万户所印”款识。钮端刻“上”字。
“忠孝军闰字号万户印”铜印（图十五）[16]，1980年5月于山东省广饶县出土，现藏山东省广饶县博物馆。印面长6、宽6厘米。背刻“山东行部造” “贞祐三年七月日”，侧刻“忠孝军闰字号万户印”款识。钮端刻“上”字。
“忠孝军两字号万户印”铜印（图十六）[17]，1982年春于山东省博兴县崔家村村北出土。印面长6、宽6厘米。背刻“山东行部造”“贞祐三年七月”，侧刻“忠孝军两字号”款识。钮端刻“上”字。
“万户所印”铜印（图十七）[18]，1983年1月河北省易县文化馆于易县方岗、南坡征集。印面长6.7、宽6.7厘米。背刻“贞祐四年（1216）万户所造”款识。 “万户之印”铜印（图十八）[19]，印面长6.2、宽6.2厘米。背刻“礼部造”，侧刻“龙兴二年（1216）三月” “万户之印”款识。
“上京路万户王字号印”铜印（图十九）[20]，1975年5月于黑龙江宾县胜利公社普安大队出土。印面长6.2、宽6.2厘米。背刻“天泰二年（1216）六月日”“北京行六部造”，侧刻“万户印”款识。
“万户天字号印”铜印（图二十）[21]，1975年5月于黑龙江省海林县（现为市）长汀公社新胜村出土。印面长7、宽7、印高4厘米。背刻“天泰二年六月日北京行部造”，侧刻“万户印”款识。
“万户所印”铜印（图二十一）[22]，1983年1月河北省易县文化馆于易县方岗、南坡征集，现藏河北省易县文化馆。印面长6、宽6、印高4.5厘米。背刻“贞祐五年（1217）中都路经略使司造”款识。
“万户所印”铜印（图二十二）[23]，现藏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博物馆。印面长5.7、宽5.8厘米。背刻“贞祐五年中都路经雜司造”款识。
“万户所印”铜印（图二十三），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印面长5.7、寬5.7、印高4.3厘米。背刻“贞祐五年造”款识。
“传字号行军万户所印”铜印（图二十四）[24]，1959年于杭州西湖出土。印面长6.4、宽6.4厘米。印背右侧刻“贞祐五年二月日”，左侧刻“山东路行部造”，印侧刻“传字号行军万户所印”款识。
“行军万户资字号之印”铜印（图二十五）[25]，现藏河南省舞阳县博物馆。印面长5.7、宽5.7厘米。背刻“贞祐五年四月造”，侧刻“行军万户资字号”款识。
“行军万户奈字号之印”铜印（图二十六）[26]，现藏故宫博物院。印面长5.8、宽5.8、印高4.2厘米。背刻“贞祐五年四月八日”，侧刻“行军万户奈字号”款识。
“行军万户惶字号之印”铜印（图二十七）[27]，1993年9月于河南省新野县樊集乡后河村出土，现藏河南省新野县汉画砖博物馆。印面长6.5、宽6.5、印高4.5厘米。有刻款“兴定三年（1219）十一月行宫礼部造”。
“万户之印”铜印（图二十八）气1959年于内蒙古喀喇泌旗出土，现藏内蒙古赤峰博物馆。印面长6、宽6厘米。背刻“兴定四年（1220）正月”“单州行部造”，侧刻“万户印”款识。钮端刻“上”字。
“万户之印”铜印（图二十九）[29]，印面长5.2、宽5.2厘米。背刻“兴定四年二月怀州行部造”款识。
“万户所印”铜印（图三十）[30]，于陕西省洛南县出土。印面长5.7、宽5.7厘米。背刻“兴定四年十月造”，侧刻“京兆行部造”款识。
“万户之印”铜印（图三十一）[31]，印面长6.1、宽5.9厘米。背刻“兴定四年”款识。
“行军万户之印”铜印（图三十二）[32]，1975年于珲春县三家子公社斐优城内出土。印面长6.5、宽6.5厘米。背刻“天泰九年（1223）七月分”“少府监造”款识，钮端刻“上”字。
“行军万户之印”铜印（图三十三）[33]，1980年8月于珲春县三家子公社斐优城内出土，现藏吉林省延边博物馆。印面长6.6、宽6.6、高4.5厘米。背刻“天泰九年七月分” “少府监造”，侧刻“行军万户印”款识。
“鹃字号行军万户之印”铜印（图三十四）[34]，1986年于河南省洛阳县（现为市）出土。印面长6.4、宽6.4、高4厘米。背刻“行宫礼部造”“正大四年（1227）八月”款识。
“行军万户之印”铜印（图三十五），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印面长6.3、宽6.3、高5厘米。背刻：“大同八年（1231）六月口”，侧刻“行军万户口印”款识。
“义军万户所印”铜印（图三十六）[35]，印面长5.5、宽5.6厘米。侧刻“正九（正大九年，1232）正月造”“义万口”款识。
“义军万户之印”铜印（图三十七）[36]，印面长6.4、宽6.2厘米。背刻“开兴元年（1232）行部造”款识。钮端刻“上”字。
“行军万户所印”铜印（图三十八）[37]，于陕西省西安市出土，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印面长6.5、宽6.5厘米。背刻“开兴元年（1232）三月”“行宫礼部造”，侧刻“万户印”款识。钮端刻“上”字。
“万户所印”铜印，现藏吉林大学（图三十九）[38]。印面长5.5、宽5.5厘米。背刻“恒山公府”“天兴元年造”，侧刻“万户印”款识。
“万户之印”铜印（图四十）[39]，1974年12月于安徽省凤台县出土，现藏安徽省阜阳博物馆。印面印面长7、宽7厘米。侧刻“壬辰年（1232）四月日”“万户之印”“汤字号”款识。
二、金代纪年万户印印章特征分析
综上，可以直观认识到金代纪年万户印沿袭了金代中期官印古朴简单且大气威严的印章风格，主要具有以下时代特点：
1.印面皆为正方形或近正方形。
2.印文为九叠篆阳文，这是金代官印上流行的印文字体。印文包括繁式和简式，外有加粗边框。
3.字数分为四字、六字、八字、九字不等，呈双列或三列排列，左行。
4.刻款皆为楷书，纪年款多刻于印背右侧，少数刻于印背左侧或印章侧面。部分印章的刻款包括制印机构名称、印文等内容。
5.与同时期的其他官印相同，部分万户印表面凸凹不平，刻款模糊不清。
6.钮皆为短矩形把钮，部分印钮上端刻有标志印文倒正的“上”字。
7.纪年款绝大多数使用帝王年号纪年，仅有一件使用干支纪年，即“壬辰年四月日”的“万户之印”铜印[40]。
林秀贞先生于《金代官印分期》一文中将金代官印分为四期：金代早期，起于金太祖称帝，三朝居上京之时，自收国元年（1115）至天德四年（1152）；金代中期，起于海陵王迁都燕京，自天德四年至贞祐二年（1214）；金代晚期，自金宣宗贞祐二年五月迁都南京（今开封）时至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金代末期，大辽、东夏、刘永昌、张致等地方割据政权所铸官印[41]。 这几个阶段主要根据金朝历史的早晚划分，有一定合理性。依据已知的纪年万户印刻款，金代起义军和地方割据政权万户印章制印时间主要为釓军起义军刘永昌统治的天赐二年、龙兴二年三月，以及东夏地方割据政权蒲鲜万奴统治下的天泰二年六月、天泰九年七月、大同八年六月等。文章将起义军和地方割据政权时期并入金代中、晚期，认为金代纪年万户印制始于金代中期，多见于金代晚期，其中金末宣宗贞祐年间、兴定年间和哀宗天兴（开兴）年间较为密集，以贞祐三年（1215）最为集中。以贞祐年为界，金代中期的纪年万户印，印文中的九叠篆较为规整，有宋之遗风，印背皆有制印时间和制印机构，制印机构主要为礼部。自贞祐三年幵始，印文中的九叠篆有的字迹规整，有的字体略显草率，趋向呆板。大量的万户官印上不见或少见刻款现象。印背刻款亦不规范，可能刻有制印时间和制印机构，也可能仅刻一种，部分印章印背字迹弥漫不清。制印机构中既有中央机构，也有地方机构，表明制印权力下放。
为防止滥制官印，金代官印常以千字文和五行为编号，万户印亦是如此。目前可知金代纪年以千字文和五行为编号的万户印20枚，约为总数的一半。千字文万户印以行军万户印最为多见，可见“垣、人、平、笙、神、天、金、菜、调、传、资、奈、惶、鹃”等千字文字号，此类印章主要分为三种形式：“行军万户某字号之印”铜印、“某字号行军万户所印”铜印和“行军万户所印”铜印（印侧刻有千字文字号）。“行军万户某字号之印”铜印印文字体基本一致；与“行军万户某字号之印”相比，“某字号行军万户所印”铜印印文字体更紧密，笔画和边栏更宽；编号的“行军万户所印”铜印制印时间皆为贞祐三年，时间精确到月日，印文笔画曲折更多，边栏较宽，由地方机构铸制而成。千字文万户印印文字体属方折型九叠篆，笔画平直排叠，排列对称，与宋印圆转篆法不同，印面显得整齐利落。
三、纪年万户印涉及的主要官职和机构
万户印印文中最重要的官职为万户。万户，初置于金太祖天辅二年（1118）。金初，万户官职较高，统领猛安、谋克。据《金史·百官志》记载：诸猛安“从四品，掌修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余同防御”[42]，又载：“凡猛安之上置军帅，军帅之上置万户，万户之上置都统”[43]。万户品级居猛安之上。嵇璜于《续文献通考》中载：“窃闻国初取天下，元帅而下唯有万户，所统军事不下数万人，专制一路”[44]，因此万户也曾被称为统军。万户为世袭军职，由皇帝亲自任命，封宗室功臣为“万户”，总领于中央枢密院。在各路分设万户府，隶属于行省，统领千户所。《金史》卷四十四记载：“太祖开创，因时制宜，材堪统众者授之万户，其次千户及谋克”[45]。至天德三年（1151），金海陵王完颜亮为削弱宗亲权势，罢万户，代之以节度使，参见《金史》记载：“蒲兴路，国初置万户。海陵例罢万户，乃改置节度使。承安三年（1198），设节度副使”金宣宗时
又恢复了“万户”，此后官品不一。
纪年万户印中多见“行军万户”印文。“行军”表示用兵之意，亦指一种军职官称，是战时的领兵武官。官称冠以“行军”二字起自三国时期，《三国志·刘晔传》中记载：“大军遂还，晔自汉中还，为行军长史，兼领军”[47]。行军万户官称在金初即有记载，《金史·本纪》中云：海陵王完颜亮“天眷三年（1140），年十八，以宗氏子为奉国上将军，赴梁王宗弼军前任使，以为行军万户，迁骠骑上将军”[48]，此时行军万户官级为正三品，由此可知金初行军万户级别较高。金代“行军万户”上有“行军都统”，下设“行军猛安”，严格遵循金朝在州、县外设的基层政权组织制度。纪年万户印中亦有十余枚“万户所”铜印。万户所是万户的治所，是“副统所” “都提控所”的下级机构。史载金宣宗元光年间（1222-1223），各路均设万户及万户所。
多数纪年万户印印背刻有制印机构，常刻于印背左侧。金代中期以前，纪年万户印上基本刻有“礼部造”楷书款识，这也与文献记载相符，《金史·百官志》载：“至正隆元年（1156），以内外官印新旧名称及阶品大小不一，有用辽、宋旧印及契丹字者，遂定制，今礼部更铸焉”[49]。礼部与户部、吏部、兵部、刑部、工部同属尚书六部，掌礼乐、祭祀、贡举等政令，始置于北周，隋至清皆沿其制。金代早、中期，官印铸发权力集中于礼部和少府监。金代晚期，特别是宣宗南迁之后，官印的制印机构既有中央官府行宫礼部，也有地方官府和临时机构。纪年万户印上可见的制印机构除礼部外，还包括行宫礼部、行部、山东行部、平州（今属河北）行部、怀州（今河南沁阳）行部、单州（今山东单县）行部、中都路经略使司、恒山公府等。
贞祐二年（1214）七月，金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史称“宣宗南迁”。南迁后南京被称为行宫，尚书六部中的礼部亦称“行宫礼部”。“行部”是行尚书六部的简称，指代行尚书六部管理地方军民事宜的临时机构，为应急而建的机构。《金史·列传》中载：“交钞贵于通流，今诸路所造不敷所出，苟不以术收之，不无阙误。宜从行省、行部量民力征敛，以裨军用。”又载：“（李）革与签陕西高霖、签山东孟子元倶被诏，体访三路官员能否，籍存留正官，行省、行部、元帅府差占员数及事故阙员，老不任职，赴阙奏事”[50]。行省在前，行部在后，说明行部级别等于或低于行省（行尚书省的简称）。实际上行部官员多由六部长官或更低级官员充任，代行中央对地方实行统治，起初是临时设立，战争结束便于撤销。至卫绍王以后，大金运衰，蒙古南侵不断，行省、行部变为常设机构，并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因此出现山东行部、怀州行部、单州行部等地方机构铸造官印情形。“恒山公府”是九公府之一。金威州人武仙，初以真定经略使封恒山公，“总帅本路兵马，置属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得以便宜行之”[51]，天兴元年屯南阳留山，收兵十万人，“万户所印”铜印即为此时铸造。“经略司”为金代末年设置的战时军事机构，史载金朝于代州、平州、河北诸路、孟州、单州、海州、栏通渡等多地皆置经略司，设经略使、副使，统领军兵经略边地。恒山公府和中都路经略使司为同一级别的地方制印机构。金代制印机构分散于地方，表明了兵權的下放。 四、结语
金廷于正隆元年（1156）颁布了新官制，此后用印制度依循正隆官印制度。《金史·百官志》记载正隆年间颁布的官印制度如下：三师、三公、亲王、尚书令并金印，方二寸……三品印，方一寸五分半，铜，重二十四两；四品印，方一寸五分，铜，重二十两；五品印，方一寸四分，铜，重二十两；六品印，一寸三分，铜，重十六两；七品印，一寸二分，铜，重十六两；八品印，一寸一分半，铜，重十四两，九品印，一寸一分，铜，重十四两；凡朱记，方一寸，铜，重十四两。”[52]金代一尺长约合现在的43厘米[53]。根据金印尺寸推测三品官印印面边长为6.6厘米左右，四品官印约为6.4厘米，五品印约为6厘米。综合测量误差因素，以贞祐二年为界，之前的纪年万户印印面边长基本为6.5厘米或6.6厘米，符合三品的官阶尺寸；自贞祐三年起，印章尺寸大小不一，大至7厘米，小至5.2厘米，实质上官名与阶品已不相符。金代晚期，外有蒙古入侵，内有红祅军和契丹起义不断。汉人地主乘乱争起，武装林立，集中于今天的山东、河北一带。金廷安顿汉人地主和其他部族军事组织为地方武装力量，对抗蒙古进兵，万户印中可见部分“汉军万户之印”“义军万户所印”“唐县栲栳义兵万户府之印”铜印等，主要为这部分地方武装力量所用。万户印多铸造和使用于国家政局不稳定之时，官员随时增设，大量出现的千字文编印和地方政府制印，皆反映出金末政治变乱，中央政权衰微，猛安谋克制军事崩溃，官印管理和使用混乱的局面。文章仅从几个方面来描述和解读金代纪年万户印，而代表金代起义军和地方割据政权万
户官印浅谈即止，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1]景爱：《金代官印集》，文物出版社，1991年。
[2]（清）嵇璜：《续文獻通考》卷五十一《职官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葛海洋、吕文兵：《方寸之间现古韵——几方不同时代的铜官印略考》，《东方收藏》2016年第10期，第54页。
[5]同注[1]，第127页图270。
[6]同注[1]，第127页图271。
[7]同注[1]，第122页图252。
[8][20][21]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古代官印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7页。
[9]同注[1]，第123页图254。
[10]沈军山：《河北涑平县发现三方金代官印》，《考古》1996年第7期，第93页：图1。
[11]《敖汉旗出土的几方辽金元铜印》，《内蒙古考古》1999年第1期，第105页：图3。
[12]同注[1]，第123页图255。
[13]邵国田：《虬军起义军“万户之印”》，《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创刊号），第119页。
[14]同注[1]，第123页图256。
[15]同注[1]，第123页图257。
[16]同注[1]，第124页图258。
[17]李少南：《山东博兴县发现一方金代万户官印》，《考古》1994年第6期，第576页：图一。
[18]刘铁军：《易县征集的金代铜印》，《文物》1984年第5期，第65页：图一。
[19]罗振玉：《隋唐以来官印集存》，民国丙辰年（1916）影印本，第16页，印背字迹漫不可辨，罗振玉考。图片转引自第69页。
[22]同注[18]，第65页：图二。
[23]同注[1]，第 124 页：图 261。
[24]《文物工作报导》，《文物》1959年第4期，第74、75页。
[25]同注[1]，第 124 页：图 259。
[26]李怀瑶：《几方宋金元明官印考释》，《故宫博物院院刊》198S年第1期，第46页；图片转引自封二：图六。
[27]晓晨：《订正一方新出土的金代行军万户官印》，《北方文物》1996年第3期，第4 55页；图片转引自：高现印：《河南省新野县发现行军万户口字之印》，《文物》1996年第1期，第92页1 ：图2。
[28]同注[1]，第 125 页：图 263。
[29]同注[1]，第 125 页：图 264。
[30][34]陈良和：《商洛地区出土的古代武官印初考》，《文博》1991年第2期，第76页。
[31]同注[1]，第125页：图265。
[32]张丽萍：《东夏国铜官印初探》，吉林省博物院协会第一届学术评奖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2页。
[33]张绍维、李莲：《东夏年号的研究》，《史学集刊》1983年第3期，第28页，图片转引自第24页：图四。
[35]同注[1]，第 126 页：图 266。
[36]同注[1]，第 126 页：图 268。
[37]同注[1]，第126页：图267。
[38]同注[1]，第 126 页：图 269。
[39]同注[1]，第 121 页：图 250。
[40]同注[1]，第121页。
[41]林秀贞：《金代官印分期》，《北方文物》1996年第3期，第27页。
[42]（元）脱脱：《金史》卷五十七《志》第三十八，百衲本景印元至正刊本。
[43][45]（元）脱脱：《金史》卷五十七《志》第二十五。
[44]（清）嵇璜：《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七《兵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6]（元）脱脱：《金史》卷五十七《志》第二十四。
[47]（晋）陈寿：《三国志》，卷十四《魏书》十四，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48]（元）脱脱：《金史》卷五《本纪》第五。
[49][52]（元）脱脱：《金史》卷五十七《志》第三十九。
[50]（元）脱脱：《金史》卷一百《列传》第三十七。
[51]（元）脱脱：《金史》卷一百十八《列传》第五十六。
[53]高青山：《从金代的官印考察金代的尺度》，《辽宁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第74页。
有关纪年万户铜印的研究，目前主要有景爱先生主编的《金代官印集》一书，书中收录了1991年以前国内出土和传世的万户印印样51方，其中带纪年的万户印印样20方，印样的集中出版，为后人研究提供直观资料[1]。此外是各地收藏和出土印章
的零散描述和分析。文章经过结合目前可知的最新考古资料和研究发现，穷举国内出土和收藏机构保存的金代印章资料，共集合纪年万户铜印40枚，通过系统梳理和分析，尝试解读金代纪年万户铜印印章格式、时代特征、相关官职以及铸造机构的变化等问题，对金代官印的鉴赏和研究起到参考作用。
一、金代纪年万户印细述
金代早期官制未定，金熙宗于天眷元年（1138）颁布新官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2]，官印也多沿用辽、宋、契丹旧印。早期官印上很少铸刻明确的制印时间，目前发现最早刻纪年款的万户印是铸造于贞元元年（1153）的“行军万户垣字号印”铜印[3]，此后还有39枚纪年万户印，皆为铜制，把钮，印面基本为方形或近方形。如下将对这些印章的印文、出处、尺寸和刻款等内容进行描述，并将印样图片集中于文后。
“行军万户垣字号印”铜印（图一）[4]，印面长6.6、宽6.6、印高5.54厘米。印背右侧刻款“贞元元年”（1153），左侧刻款“礼部造”。
“行军第三万户之印”铜印（图二）[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出土，现藏内蒙古赤峰博物馆。印面长6.6、宽6.6厘米。背刻“行军第三万户之印”“明昌七年十一月”（1196）款识。
“行軍万户人字号之印”铜印（图三）[6]，1978年冬于河南省永城县（现为市）出土，现藏河南省永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印面长6.6、宽6.6厘米。背刻“大安三年（1211）四月”“礼部造”，侧刻“行军万户人字号之印”款识。钮端刻“上”字。
“行军万户平字号之印”铜印（图四）[7]，现藏吉林省博物院。印面长6.4、宽6.4厘米。背刻“崇庆元年（1212）二月礼部造”，侧刻“行军万户平字号印”款识。
“行军万户笙字号之印”铜印（图五）[8]，1968年5月于黑龙江省阿城县（现为区）舍利公社出土，现藏黑龙江省博物馆。印面长6.4、宽6.4厘米。背刻“崇庆二年（1213）三月”“礼部造”，侧刻“行军万户笙字号之印”款识。
“上京路万户洪字号印”铜印（图六）[9]，1985年发现于江苏省武进县（现为区），现藏江苏省武进区文化馆。印面长6.5、宽6.5厘米。背刻“贞祐二年（1214）四月日行部”“上京路万户洪字号印”款识。钮端刻“上”字。
“神字号行军万户所印”铜印（图七）[10]，1956年5月于河北省溧平县金沟屯镇出土。印面长6.5、宽6.5厘米。印背右侧刻“贞祐二年八月”年款，左侧刻“礼部造”款识。钮端刻“上”字。
“天字号行军万户所印”铜印（图八）[11]，1987年于敖润苏莫苏木哈布力嘎嘎查的小山南坡出土。印面长6.6、宽6.6、印高5.3厘米。侧刻“行军万户所印”，“贞口二年九月日造”款识。钮端刻“上”字。
“天字号行军万户所印”铜印（图九）[12]，1969年于内蒙古喀喇沁旗出土，现藏内蒙古赤峰博物馆。印面长6.5、宽6.5厘米。侧刻“行军万户所印”，“贞祐二年九月日造”款识。钮端刻“上”字。
“万户之印”铜印（图十）[13]，1974年于敖汉旗克力代公社出土。印面长6.5、宽6.5厘米。侧刻“天赐二年（1215）正月”“万户印”款识。
“行军万户所印”铜印（图十一）[14]，1957年于吉林省汪清县出土，现藏吉林省博物院。印面长6.4、宽6.4厘米。背刻“贞祐三年（1215）二月二十八日造”，侧刻“行军万户印”“金字号”款识。
“行军万户所印”铜印（图十二）[15]，1978年于辽宁省建平县出土。印面长6.3、宽6.3厘米。背刻“贞祐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平州造”，侧刻“万户所印”“菜字号”款识。
“行军万户调字号印”铜印（图十三），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印面长
6、宽6、印高5厘米。背刻“河东行部口口口”“贞祐三年四月造”，侧刻“行军万户调字号印”款识。
“行军万户所印”铜印（图十四），1974年4月28日于辽宁硌喇沁旗美林镇旺业甸村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印面长6.2、宽6.2、印高4.5厘米。背刻“贞祐三年五月”“初三日平州造”，侧刻“驹字号”“万户所印”款识。钮端刻“上”字。
“忠孝军闰字号万户印”铜印（图十五）[16]，1980年5月于山东省广饶县出土，现藏山东省广饶县博物馆。印面长6、宽6厘米。背刻“山东行部造” “贞祐三年七月日”，侧刻“忠孝军闰字号万户印”款识。钮端刻“上”字。
“忠孝军两字号万户印”铜印（图十六）[17]，1982年春于山东省博兴县崔家村村北出土。印面长6、宽6厘米。背刻“山东行部造”“贞祐三年七月”，侧刻“忠孝军两字号”款识。钮端刻“上”字。
“万户所印”铜印（图十七）[18]，1983年1月河北省易县文化馆于易县方岗、南坡征集。印面长6.7、宽6.7厘米。背刻“贞祐四年（1216）万户所造”款识。 “万户之印”铜印（图十八）[19]，印面长6.2、宽6.2厘米。背刻“礼部造”，侧刻“龙兴二年（1216）三月” “万户之印”款识。
“上京路万户王字号印”铜印（图十九）[20]，1975年5月于黑龙江宾县胜利公社普安大队出土。印面长6.2、宽6.2厘米。背刻“天泰二年（1216）六月日”“北京行六部造”，侧刻“万户印”款识。
“万户天字号印”铜印（图二十）[21]，1975年5月于黑龙江省海林县（现为市）长汀公社新胜村出土。印面长7、宽7、印高4厘米。背刻“天泰二年六月日北京行部造”，侧刻“万户印”款识。
“万户所印”铜印（图二十一）[22]，1983年1月河北省易县文化馆于易县方岗、南坡征集，现藏河北省易县文化馆。印面长6、宽6、印高4.5厘米。背刻“贞祐五年（1217）中都路经略使司造”款识。
“万户所印”铜印（图二十二）[23]，现藏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博物馆。印面长5.7、宽5.8厘米。背刻“贞祐五年中都路经雜司造”款识。
“万户所印”铜印（图二十三），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印面长5.7、寬5.7、印高4.3厘米。背刻“贞祐五年造”款识。
“传字号行军万户所印”铜印（图二十四）[24]，1959年于杭州西湖出土。印面长6.4、宽6.4厘米。印背右侧刻“贞祐五年二月日”，左侧刻“山东路行部造”，印侧刻“传字号行军万户所印”款识。
“行军万户资字号之印”铜印（图二十五）[25]，现藏河南省舞阳县博物馆。印面长5.7、宽5.7厘米。背刻“贞祐五年四月造”，侧刻“行军万户资字号”款识。
“行军万户奈字号之印”铜印（图二十六）[26]，现藏故宫博物院。印面长5.8、宽5.8、印高4.2厘米。背刻“贞祐五年四月八日”，侧刻“行军万户奈字号”款识。
“行军万户惶字号之印”铜印（图二十七）[27]，1993年9月于河南省新野县樊集乡后河村出土，现藏河南省新野县汉画砖博物馆。印面长6.5、宽6.5、印高4.5厘米。有刻款“兴定三年（1219）十一月行宫礼部造”。
“万户之印”铜印（图二十八）气1959年于内蒙古喀喇泌旗出土，现藏内蒙古赤峰博物馆。印面长6、宽6厘米。背刻“兴定四年（1220）正月”“单州行部造”，侧刻“万户印”款识。钮端刻“上”字。
“万户之印”铜印（图二十九）[29]，印面长5.2、宽5.2厘米。背刻“兴定四年二月怀州行部造”款识。
“万户所印”铜印（图三十）[30]，于陕西省洛南县出土。印面长5.7、宽5.7厘米。背刻“兴定四年十月造”，侧刻“京兆行部造”款识。
“万户之印”铜印（图三十一）[31]，印面长6.1、宽5.9厘米。背刻“兴定四年”款识。
“行军万户之印”铜印（图三十二）[32]，1975年于珲春县三家子公社斐优城内出土。印面长6.5、宽6.5厘米。背刻“天泰九年（1223）七月分”“少府监造”款识，钮端刻“上”字。
“行军万户之印”铜印（图三十三）[33]，1980年8月于珲春县三家子公社斐优城内出土，现藏吉林省延边博物馆。印面长6.6、宽6.6、高4.5厘米。背刻“天泰九年七月分” “少府监造”，侧刻“行军万户印”款识。
“鹃字号行军万户之印”铜印（图三十四）[34]，1986年于河南省洛阳县（现为市）出土。印面长6.4、宽6.4、高4厘米。背刻“行宫礼部造”“正大四年（1227）八月”款识。
“行军万户之印”铜印（图三十五），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印面长6.3、宽6.3、高5厘米。背刻：“大同八年（1231）六月口”，侧刻“行军万户口印”款识。
“义军万户所印”铜印（图三十六）[35]，印面长5.5、宽5.6厘米。侧刻“正九（正大九年，1232）正月造”“义万口”款识。
“义军万户之印”铜印（图三十七）[36]，印面长6.4、宽6.2厘米。背刻“开兴元年（1232）行部造”款识。钮端刻“上”字。
“行军万户所印”铜印（图三十八）[37]，于陕西省西安市出土，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印面长6.5、宽6.5厘米。背刻“开兴元年（1232）三月”“行宫礼部造”，侧刻“万户印”款识。钮端刻“上”字。
“万户所印”铜印，现藏吉林大学（图三十九）[38]。印面长5.5、宽5.5厘米。背刻“恒山公府”“天兴元年造”，侧刻“万户印”款识。
“万户之印”铜印（图四十）[39]，1974年12月于安徽省凤台县出土，现藏安徽省阜阳博物馆。印面印面长7、宽7厘米。侧刻“壬辰年（1232）四月日”“万户之印”“汤字号”款识。
二、金代纪年万户印印章特征分析
综上，可以直观认识到金代纪年万户印沿袭了金代中期官印古朴简单且大气威严的印章风格，主要具有以下时代特点：
1.印面皆为正方形或近正方形。
2.印文为九叠篆阳文，这是金代官印上流行的印文字体。印文包括繁式和简式，外有加粗边框。
3.字数分为四字、六字、八字、九字不等，呈双列或三列排列，左行。
4.刻款皆为楷书，纪年款多刻于印背右侧，少数刻于印背左侧或印章侧面。部分印章的刻款包括制印机构名称、印文等内容。
5.与同时期的其他官印相同，部分万户印表面凸凹不平，刻款模糊不清。
6.钮皆为短矩形把钮，部分印钮上端刻有标志印文倒正的“上”字。
7.纪年款绝大多数使用帝王年号纪年，仅有一件使用干支纪年，即“壬辰年四月日”的“万户之印”铜印[40]。
林秀贞先生于《金代官印分期》一文中将金代官印分为四期：金代早期，起于金太祖称帝，三朝居上京之时，自收国元年（1115）至天德四年（1152）；金代中期，起于海陵王迁都燕京，自天德四年至贞祐二年（1214）；金代晚期，自金宣宗贞祐二年五月迁都南京（今开封）时至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金代末期，大辽、东夏、刘永昌、张致等地方割据政权所铸官印[41]。 这几个阶段主要根据金朝历史的早晚划分，有一定合理性。依据已知的纪年万户印刻款，金代起义军和地方割据政权万户印章制印时间主要为釓军起义军刘永昌统治的天赐二年、龙兴二年三月，以及东夏地方割据政权蒲鲜万奴统治下的天泰二年六月、天泰九年七月、大同八年六月等。文章将起义军和地方割据政权时期并入金代中、晚期，认为金代纪年万户印制始于金代中期，多见于金代晚期，其中金末宣宗贞祐年间、兴定年间和哀宗天兴（开兴）年间较为密集，以贞祐三年（1215）最为集中。以贞祐年为界，金代中期的纪年万户印，印文中的九叠篆较为规整，有宋之遗风，印背皆有制印时间和制印机构，制印机构主要为礼部。自贞祐三年幵始，印文中的九叠篆有的字迹规整，有的字体略显草率，趋向呆板。大量的万户官印上不见或少见刻款现象。印背刻款亦不规范，可能刻有制印时间和制印机构，也可能仅刻一种，部分印章印背字迹弥漫不清。制印机构中既有中央机构，也有地方机构，表明制印权力下放。
为防止滥制官印，金代官印常以千字文和五行为编号，万户印亦是如此。目前可知金代纪年以千字文和五行为编号的万户印20枚，约为总数的一半。千字文万户印以行军万户印最为多见，可见“垣、人、平、笙、神、天、金、菜、调、传、资、奈、惶、鹃”等千字文字号，此类印章主要分为三种形式：“行军万户某字号之印”铜印、“某字号行军万户所印”铜印和“行军万户所印”铜印（印侧刻有千字文字号）。“行军万户某字号之印”铜印印文字体基本一致；与“行军万户某字号之印”相比，“某字号行军万户所印”铜印印文字体更紧密，笔画和边栏更宽；编号的“行军万户所印”铜印制印时间皆为贞祐三年，时间精确到月日，印文笔画曲折更多，边栏较宽，由地方机构铸制而成。千字文万户印印文字体属方折型九叠篆，笔画平直排叠，排列对称，与宋印圆转篆法不同，印面显得整齐利落。
三、纪年万户印涉及的主要官职和机构
万户印印文中最重要的官职为万户。万户，初置于金太祖天辅二年（1118）。金初，万户官职较高，统领猛安、谋克。据《金史·百官志》记载：诸猛安“从四品，掌修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余同防御”[42]，又载：“凡猛安之上置军帅，军帅之上置万户，万户之上置都统”[43]。万户品级居猛安之上。嵇璜于《续文献通考》中载：“窃闻国初取天下，元帅而下唯有万户，所统军事不下数万人，专制一路”[44]，因此万户也曾被称为统军。万户为世袭军职，由皇帝亲自任命，封宗室功臣为“万户”，总领于中央枢密院。在各路分设万户府，隶属于行省，统领千户所。《金史》卷四十四记载：“太祖开创，因时制宜，材堪统众者授之万户，其次千户及谋克”[45]。至天德三年（1151），金海陵王完颜亮为削弱宗亲权势，罢万户，代之以节度使，参见《金史》记载：“蒲兴路，国初置万户。海陵例罢万户，乃改置节度使。承安三年（1198），设节度副使”金宣宗时
又恢复了“万户”，此后官品不一。
纪年万户印中多见“行军万户”印文。“行军”表示用兵之意，亦指一种军职官称，是战时的领兵武官。官称冠以“行军”二字起自三国时期，《三国志·刘晔传》中记载：“大军遂还，晔自汉中还，为行军长史，兼领军”[47]。行军万户官称在金初即有记载，《金史·本纪》中云：海陵王完颜亮“天眷三年（1140），年十八，以宗氏子为奉国上将军，赴梁王宗弼军前任使，以为行军万户，迁骠骑上将军”[48]，此时行军万户官级为正三品，由此可知金初行军万户级别较高。金代“行军万户”上有“行军都统”，下设“行军猛安”，严格遵循金朝在州、县外设的基层政权组织制度。纪年万户印中亦有十余枚“万户所”铜印。万户所是万户的治所，是“副统所” “都提控所”的下级机构。史载金宣宗元光年间（1222-1223），各路均设万户及万户所。
多数纪年万户印印背刻有制印机构，常刻于印背左侧。金代中期以前，纪年万户印上基本刻有“礼部造”楷书款识，这也与文献记载相符，《金史·百官志》载：“至正隆元年（1156），以内外官印新旧名称及阶品大小不一，有用辽、宋旧印及契丹字者，遂定制，今礼部更铸焉”[49]。礼部与户部、吏部、兵部、刑部、工部同属尚书六部，掌礼乐、祭祀、贡举等政令，始置于北周，隋至清皆沿其制。金代早、中期，官印铸发权力集中于礼部和少府监。金代晚期，特别是宣宗南迁之后，官印的制印机构既有中央官府行宫礼部，也有地方官府和临时机构。纪年万户印上可见的制印机构除礼部外，还包括行宫礼部、行部、山东行部、平州（今属河北）行部、怀州（今河南沁阳）行部、单州（今山东单县）行部、中都路经略使司、恒山公府等。
贞祐二年（1214）七月，金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史称“宣宗南迁”。南迁后南京被称为行宫，尚书六部中的礼部亦称“行宫礼部”。“行部”是行尚书六部的简称，指代行尚书六部管理地方军民事宜的临时机构，为应急而建的机构。《金史·列传》中载：“交钞贵于通流，今诸路所造不敷所出，苟不以术收之，不无阙误。宜从行省、行部量民力征敛，以裨军用。”又载：“（李）革与签陕西高霖、签山东孟子元倶被诏，体访三路官员能否，籍存留正官，行省、行部、元帅府差占员数及事故阙员，老不任职，赴阙奏事”[50]。行省在前，行部在后，说明行部级别等于或低于行省（行尚书省的简称）。实际上行部官员多由六部长官或更低级官员充任，代行中央对地方实行统治，起初是临时设立，战争结束便于撤销。至卫绍王以后，大金运衰，蒙古南侵不断，行省、行部变为常设机构，并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因此出现山东行部、怀州行部、单州行部等地方机构铸造官印情形。“恒山公府”是九公府之一。金威州人武仙，初以真定经略使封恒山公，“总帅本路兵马，置属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得以便宜行之”[51]，天兴元年屯南阳留山，收兵十万人，“万户所印”铜印即为此时铸造。“经略司”为金代末年设置的战时军事机构，史载金朝于代州、平州、河北诸路、孟州、单州、海州、栏通渡等多地皆置经略司，设经略使、副使，统领军兵经略边地。恒山公府和中都路经略使司为同一级别的地方制印机构。金代制印机构分散于地方，表明了兵權的下放。 四、结语
金廷于正隆元年（1156）颁布了新官制，此后用印制度依循正隆官印制度。《金史·百官志》记载正隆年间颁布的官印制度如下：三师、三公、亲王、尚书令并金印，方二寸……三品印，方一寸五分半，铜，重二十四两；四品印，方一寸五分，铜，重二十两；五品印，方一寸四分，铜，重二十两；六品印，一寸三分，铜，重十六两；七品印，一寸二分，铜，重十六两；八品印，一寸一分半，铜，重十四两，九品印，一寸一分，铜，重十四两；凡朱记，方一寸，铜，重十四两。”[52]金代一尺长约合现在的43厘米[53]。根据金印尺寸推测三品官印印面边长为6.6厘米左右，四品官印约为6.4厘米，五品印约为6厘米。综合测量误差因素，以贞祐二年为界，之前的纪年万户印印面边长基本为6.5厘米或6.6厘米，符合三品的官阶尺寸；自贞祐三年起，印章尺寸大小不一，大至7厘米，小至5.2厘米，实质上官名与阶品已不相符。金代晚期，外有蒙古入侵，内有红祅军和契丹起义不断。汉人地主乘乱争起，武装林立，集中于今天的山东、河北一带。金廷安顿汉人地主和其他部族军事组织为地方武装力量，对抗蒙古进兵，万户印中可见部分“汉军万户之印”“义军万户所印”“唐县栲栳义兵万户府之印”铜印等，主要为这部分地方武装力量所用。万户印多铸造和使用于国家政局不稳定之时，官员随时增设，大量出现的千字文编印和地方政府制印，皆反映出金末政治变乱，中央政权衰微，猛安谋克制军事崩溃，官印管理和使用混乱的局面。文章仅从几个方面来描述和解读金代纪年万户印，而代表金代起义军和地方割据政权万
户官印浅谈即止，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1]景爱：《金代官印集》，文物出版社，1991年。
[2]（清）嵇璜：《续文獻通考》卷五十一《职官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葛海洋、吕文兵：《方寸之间现古韵——几方不同时代的铜官印略考》，《东方收藏》2016年第10期，第54页。
[5]同注[1]，第127页图270。
[6]同注[1]，第127页图271。
[7]同注[1]，第122页图252。
[8][20][21]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古代官印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7页。
[9]同注[1]，第123页图254。
[10]沈军山：《河北涑平县发现三方金代官印》，《考古》1996年第7期，第93页：图1。
[11]《敖汉旗出土的几方辽金元铜印》，《内蒙古考古》1999年第1期，第105页：图3。
[12]同注[1]，第123页图255。
[13]邵国田：《虬军起义军“万户之印”》，《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创刊号），第119页。
[14]同注[1]，第123页图256。
[15]同注[1]，第123页图257。
[16]同注[1]，第124页图258。
[17]李少南：《山东博兴县发现一方金代万户官印》，《考古》1994年第6期，第576页：图一。
[18]刘铁军：《易县征集的金代铜印》，《文物》1984年第5期，第65页：图一。
[19]罗振玉：《隋唐以来官印集存》，民国丙辰年（1916）影印本，第16页，印背字迹漫不可辨，罗振玉考。图片转引自第69页。
[22]同注[18]，第65页：图二。
[23]同注[1]，第 124 页：图 261。
[24]《文物工作报导》，《文物》1959年第4期，第74、75页。
[25]同注[1]，第 124 页：图 259。
[26]李怀瑶：《几方宋金元明官印考释》，《故宫博物院院刊》198S年第1期，第46页；图片转引自封二：图六。
[27]晓晨：《订正一方新出土的金代行军万户官印》，《北方文物》1996年第3期，第4 55页；图片转引自：高现印：《河南省新野县发现行军万户口字之印》，《文物》1996年第1期，第92页1 ：图2。
[28]同注[1]，第 125 页：图 263。
[29]同注[1]，第 125 页：图 264。
[30][34]陈良和：《商洛地区出土的古代武官印初考》，《文博》1991年第2期，第76页。
[31]同注[1]，第125页：图265。
[32]张丽萍：《东夏国铜官印初探》，吉林省博物院协会第一届学术评奖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2页。
[33]张绍维、李莲：《东夏年号的研究》，《史学集刊》1983年第3期，第28页，图片转引自第24页：图四。
[35]同注[1]，第 126 页：图 266。
[36]同注[1]，第 126 页：图 268。
[37]同注[1]，第126页：图267。
[38]同注[1]，第 126 页：图 269。
[39]同注[1]，第 121 页：图 250。
[40]同注[1]，第121页。
[41]林秀贞：《金代官印分期》，《北方文物》1996年第3期，第27页。
[42]（元）脱脱：《金史》卷五十七《志》第三十八，百衲本景印元至正刊本。
[43][45]（元）脱脱：《金史》卷五十七《志》第二十五。
[44]（清）嵇璜：《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七《兵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6]（元）脱脱：《金史》卷五十七《志》第二十四。
[47]（晋）陈寿：《三国志》，卷十四《魏书》十四，百衲本景宋绍熙刊本。
[48]（元）脱脱：《金史》卷五《本纪》第五。
[49][52]（元）脱脱：《金史》卷五十七《志》第三十九。
[50]（元）脱脱：《金史》卷一百《列传》第三十七。
[51]（元）脱脱：《金史》卷一百十八《列传》第五十六。
[53]高青山：《从金代的官印考察金代的尺度》，《辽宁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