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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在25年时间开展了四届学报评优活动。研究会前理事长潘国琪先生曾主持首届学报评优活动并全力支持此后历届评选，他在接受采访时谈了学报评优的缘起、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对这项工作的建议。他指出：推动学报事业发展是研究会的神圣使命，评优是实现这一使命的重要举措。四届学报评优活动成绩卓然，充分展示了学报的成绩，评出了导向，树立了标杆，鼓舞了士气，为名刊建设、为学报的良性竞争、为学报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助推作用。他建议进一步完善评优机制，修订评委聘任办法，实现动态管理，以使学报评优活动健康持续开展。
关键词：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学报评优活动；机制保障
中图分类号：G1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5010605潘国琪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原主任，“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人”。1964年毕业于北师大历史系，并留校工作。1973年任职于北师大学报，从此结缘学报，兢兢业业一干就是30多年。
先生1937年生于湖南望城，属牛，慈眉善目，性格温和、诚恳、幽默，工作勤奋。他是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曾多年担任研究会秘书长、常务副理事长、理事长，为研究会的创立、发展、壮大付出了大量心血。1999年他亲自主持了研究会首届学报评优活动，对此后举办的历次评优工作，他也给予关心，全力支持。值此研究会成立25周年之际，笔者走访了潘国琪先生，就评优活动的有关问题向先生求教。
宋：1999年研究会举办首届评优活动，当时有着怎样的背景，其初衷是什么？回顾往事，令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也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我国高校学报事业伴随着这股暖暖的春风，同样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至20世纪90年代，全国社科学报数量超过千种，质量稳步提升，涌现出一批很有影响力的学报。1988年学报有了自己的行业性组织——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这是我国社科学报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行业组织。以杨焕章理事长为首的研究会工作班子，根据当时学报的实际状况和发展的需要，把工作重点放在编辑队伍建设方面：开展编辑学研究，举办编辑教育培训班，推进编辑学者化，表彰优秀编辑，等等。编辑理论素养和编辑技能的加强，大大提高了学报的学术含量和编辑含量。随着这些工作的开展，全国学报加强了沟通和联系，编辑同仁增进了友谊和团结。因之，众多学报人认为，不论是学术大环境，还是学报小环境，开展全国学报评优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在上述背景下，研究会为了推动学报事业进一步健康繁荣发展，为了回应学报人的强烈要求和迫切愿望，积极酝酿开展一次全国学报评优活动。当时有这样一些想法，一是通过评优，展示新时期我国高校社科学报所取得的骄人成绩；二是通过评优，树立标杆，发挥示范作用；三是通过评优，使各学报衡定自己的位置，总结得失，向新的目标出发；四是通过评优，形成你追我赶、争优创新的良好局面。应该说，研究会的这些想法是蛮好的，代表了广大会员的意愿。但评优迟迟未能付诸行动，直到1996年我任理事长，这件事仍在搁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讲，当时社科学术期刊的评价体系尚未建立，因而无可遵循，全国性的社科学术期刊评优活动也极少见，因而无成熟的经验可借鉴。从主观上讲，就我个人而言，虽然想把这件事做好，但又怕做不好伤了和气，影响团结，因而总是处于信心不足的状态。后来经过常务理事会讨论，决定1998年内制定好评审标准，确立评审程序，于1999年正式启动。这次首届评优活动，带有尝试性，但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成功的标志是，评出的结果比较客观而准确地反映了学报的实际状况，评出了导向，树立了标杆，鼓舞了士气，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1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9卷第5期
宋媛完善评优机制推进学报事业发展——潘国琪先生访谈录
通过首届学报评优，我深深感到，学报研究会最主要的使命是全力推动学报事业的发展，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转，学报评优的唯一目的也在于此。我在这件事情上曾缺乏信心，有过犹豫，但经过努力，还是办成功了。为什么能办成功？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作为研究会工作班子的领头人，自身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要有坚定的信心，要紧密依靠广大会员，要善于汇聚工作班子的集体智慧，要扎扎实实做好每一个环节的工作。做到了这些，最终就能把好事办好。
宋：目前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评价问题，大致有两种机制，一种是同行评价，是关于研究成果的一种价值判断；另一种是专业机构的评价，比如是否入选三大核心期刊和三大刊物的摘转率，以及有关文献评价研究机构统计的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指标，做定量评价。那么，您认为从学会角度进行评优活动，其独特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潘：你所说的这两种评价机制，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按现在通行的说法，就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我看到的一些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大都兼顾了这两个方面。当然具体内容上会有不同，各项指标的权重也有区别，执行当中就更有差异。我们在报刊上常看到批评某种评价体系的文章，指出某体系如何不科学、不合理，等等。应该说，不少批评者的某些意见是合理的，但遗憾的是，这些批评者并未或很少提出自己的一套主张。这说明，社科学术期刊评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制定一个科学而严密，又被多数专家认可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很难的。需要集合一批专家进行十分认真而深入的研究。
究竟什么样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是科学的、欠科学的或不科学的，我真说不上来。但对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机制，倒有点看法。我参加过一些评优活动，在操作过程中，有的评委很看重量化指标，诸如文章转载率，被引频次，影响因子、获奖情况，等等，着重于定量分析。有的评委则偏重于平日对某刊物的印象，着重于定性分析。这算不算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呢？我认为，应该算是。在我看来，有的评委偏重于平日对某刊物的印象，说明其读过某刊物，这应是一种定性评价。除此以外，那些量化指标里包不包含定性评价呢？对这个问题，专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是包含有定性评价的。比如，就转载率而言，二次文献的编辑大都是学有专攻的，他在选文时是经过分析、推敲、比较而作出判断的，尤其是一篇文章多次被转载更是如此，这当然包含了定性评价。又如，被引频次，凡引用者应是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在一般情况下，认为对其研究有价值才予以引用，尤其是一篇文章多次、十多次，甚至上百次地被引用更是如此，这当然也包含定性评价。总之，我认为，数字本身体现的是量，数字背后包含着质，也就是说，包含了对文章的价值判断。所以，在学术质量评估（包括评优）中，既要看重定性评价，又要看重定量评价；既不要指责偏重于定量的做法，也不要轻视评委的“印象”。当然，这二者究竟给予什么样的权重则是值得研究的。 我们学报首次评优，采取的虽然也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具体做法上有其独特之处。
一是在定量方面，数据的使用比较合理，除了各申报单位自报的数据外，研究会还委托文献计量单位根据三大文摘多年转载率的数据，重新制作了各学报三年、五年平均转载率的排序表，这样就能显示出各学报质量稳定的程度，因而相对来说，比较客观、公正。
二是定性方面，下足了工夫，做得比较准确。首次评优，共聘请学报界23位评委，他们既有专业特长，又有多年的办刊经验，能够全面把握所评学报的质量和水平。这23位评委足足忙了九个日夜，大部分时间是审读文章。在各自审读的基础上再分组作定性分析，判断文章的学术价值，而后提交总评委会讨论确定。以上两点，应是首次学报评优较为独特之处，而正是这一独特之处，评出的结果赢得了广大学报同仁的认可与赞扬。
宋：学报评优活动至今已经举办了四次，您觉得取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潘：要对学报评优成绩做出恰当的评估并不容易，需要学报界同仁共同总结。我作为一个亲历亲为者，也只能大致概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学报评优推动了学报事业的发展。前面谈到，学报评优的初衷是要展示新时期高校学报的成绩，是要树立标杆，发挥示范作用。通过四次学报评优，可以说，基本实现了初衷，学报的成绩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就示范作用而言，由于树立了标杆，其办刊经验得以广泛传播，从而发挥了助推作用。比如，由“双十佳学报”发展到“三十佳学报”，百强学报由100家发展到第四次评优时的160家，优秀学报由86家发展到第四次评优时的219家，优秀栏目由3个发展到第四次评优时的204个。更为可喜的是，这些数字里面蕴含着学报人的强烈责任感，争先恐后的上进心，不断创新的办刊理念，以及攻坚克难的勇气。如果说，那些数字是学报评优的显在成绩，那么，这些可贵的品格则是学报评优累积的精神财富。
第二，学报评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举其要者有三。一是评价标准有特点。开展学报评优首先要有一个标准，没有标准就无所遵循。学报评优标准是在多次调查的基础上，由研究学报质量评估专家起草，广泛征求意见，经反复修改而制定的。这个标准内容比较全面，各项标准分解得比较细致，如业务标准就分4个方面11项，所赋分值也较恰当、精确，可操作性强。以这样一个比较严密、客观的标准衡量各学报大都能与实际相符。这一标准经过四次评优实践的检验，作过一些补充和修改，已更臻于完善。二是评审过程有亮点。亮点之一，学报评优先是由各省市学报研究会进行初评，几乎每家学报都申报参选，这就有广泛的基础。而后推荐到全国学报总评委会总评。这就为优中选优提供了保证。亮点之二，在总评过程中坚持遵循“三公”、“三不”、“三严”的原则，即公开、公平、公正；不谋私利，不搞本位，不徇私情；严格执行标准，严肃认真操作，严守评审纪律。这就确保了评优的质量。三是奖项名称有创新。学报首次评优，经过集思广益，在奖项名称上没有按惯例分一、二、三等奖，而是分“十佳”、“百强”、“优秀”三等。虽然实质上也是一、二、三等奖，但奖项名称不同，等级概念模糊，受奖者的心理感受比较舒坦，因之，受到了广大学报人的称道。这一奖项名称沿用至今，仍有其吸引力。
十多年来积累的这些经验，体现了研究会历届工作班子努力的艰辛，凝聚了广大学报人的智慧，是一笔值得珍惜的宝贵资源。
第三，学报评优为教育部名刊工程的实施作了铺垫。教育部名刊工程启动之前，学报评优进行了两次。其评价标准、评价原则，以及评优中的某些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名刊工程准备了条件。我记得学报第二次评优活动的时候，教育部社政司靳诺司长为启动名刊工程做准备，驱车百余里，亲临评优现场作调研，和总评委进行座谈，了解评优具体情况。后来制定的《教育部社科名刊实施方案》，吸收了评审标准中的某些内容，如将“《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所提供的数据及排序”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考虑，还特别提到应参考“中国人文社科学报学会1999年和2002年两次评奖获奖情况”。事实上，学会评出的“双十佳学报”和“三十佳学报”中的大部分已入选教育部名刊；入选教育部名栏的也基本上是学会所评选的优秀栏目。仅就上述情况而言，学报评优的成绩也是不可低估的。
第四，学报评优已成为常态化。为什么要评优，实际上是把竞争机制引入学报事业。每家学报质量的提高，毫无疑问，主要是靠各编辑部苦练内功，评优只是一种外部动力，但这一外部动力的作用却很重要，因为通过评优，各学报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定出新的目标，或是更上一层楼，或是奋力追赶；还可以在比较中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优长，发现自己的软肋，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策略；又可以学习兄弟院校学报多样的办刊经验和办刊路径，以检讨和修正自己的办刊理念。总之，评优这一机制可以激发全国学报的蓬勃活力，形成全面推进、共同发展的局面。研究会已实现评优常态化，连续坚持了十多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很不容易，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成绩。
宋：从1999年到2013年，评优活动走过了十多个年头，学术生态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觉得今后学报评优应该有哪些机制保障，以促进评优活动健康而持续地开展？
潘：学报评优既然已成为常态化，今后必定要不断地持续开展下去，而且应越做越好。为此，就要有更好的机制保障。
我认为，首要的还是要进一步完善评价机制，或说是评价体系。应该说，现在的评价体系是有优长的，但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是如何处理好定性与定量的关系问题。学报评价体系文本中在定量方面规定得很具体，容易把持，而在定性方面则无明确实际操作的要求，定性与定量如何权重更是阙如。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与此相关的是，由于二次文献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关注度不同，表现在转载的数据上就不一样。因此，二者在定性与定量权重上也就应有所区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细化的规定。另外，随着新情况的出现，或说是学术生态环境的变化，“评价体系”也应增加新的内容，比如，学报数字化实现的程度，国际论文比，等等。因此，对现有的评价体系有必要加以修订，使之更科学、严密和完善。
关键词：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学报评优活动；机制保障
中图分类号：G1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5010605潘国琪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原主任，“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人”。1964年毕业于北师大历史系，并留校工作。1973年任职于北师大学报，从此结缘学报，兢兢业业一干就是30多年。
先生1937年生于湖南望城，属牛，慈眉善目，性格温和、诚恳、幽默，工作勤奋。他是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曾多年担任研究会秘书长、常务副理事长、理事长，为研究会的创立、发展、壮大付出了大量心血。1999年他亲自主持了研究会首届学报评优活动，对此后举办的历次评优工作，他也给予关心，全力支持。值此研究会成立25周年之际，笔者走访了潘国琪先生，就评优活动的有关问题向先生求教。
宋：1999年研究会举办首届评优活动，当时有着怎样的背景，其初衷是什么？回顾往事，令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也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我国高校学报事业伴随着这股暖暖的春风，同样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至20世纪90年代，全国社科学报数量超过千种，质量稳步提升，涌现出一批很有影响力的学报。1988年学报有了自己的行业性组织——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这是我国社科学报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行业组织。以杨焕章理事长为首的研究会工作班子，根据当时学报的实际状况和发展的需要，把工作重点放在编辑队伍建设方面：开展编辑学研究，举办编辑教育培训班，推进编辑学者化，表彰优秀编辑，等等。编辑理论素养和编辑技能的加强，大大提高了学报的学术含量和编辑含量。随着这些工作的开展，全国学报加强了沟通和联系，编辑同仁增进了友谊和团结。因之，众多学报人认为，不论是学术大环境，还是学报小环境，开展全国学报评优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在上述背景下，研究会为了推动学报事业进一步健康繁荣发展，为了回应学报人的强烈要求和迫切愿望，积极酝酿开展一次全国学报评优活动。当时有这样一些想法，一是通过评优，展示新时期我国高校社科学报所取得的骄人成绩；二是通过评优，树立标杆，发挥示范作用；三是通过评优，使各学报衡定自己的位置，总结得失，向新的目标出发；四是通过评优，形成你追我赶、争优创新的良好局面。应该说，研究会的这些想法是蛮好的，代表了广大会员的意愿。但评优迟迟未能付诸行动，直到1996年我任理事长，这件事仍在搁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讲，当时社科学术期刊的评价体系尚未建立，因而无可遵循，全国性的社科学术期刊评优活动也极少见，因而无成熟的经验可借鉴。从主观上讲，就我个人而言，虽然想把这件事做好，但又怕做不好伤了和气，影响团结，因而总是处于信心不足的状态。后来经过常务理事会讨论，决定1998年内制定好评审标准，确立评审程序，于1999年正式启动。这次首届评优活动，带有尝试性，但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成功的标志是，评出的结果比较客观而准确地反映了学报的实际状况，评出了导向，树立了标杆，鼓舞了士气，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1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9卷第5期
宋媛完善评优机制推进学报事业发展——潘国琪先生访谈录
通过首届学报评优，我深深感到，学报研究会最主要的使命是全力推动学报事业的发展，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转，学报评优的唯一目的也在于此。我在这件事情上曾缺乏信心，有过犹豫，但经过努力，还是办成功了。为什么能办成功？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作为研究会工作班子的领头人，自身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要有坚定的信心，要紧密依靠广大会员，要善于汇聚工作班子的集体智慧，要扎扎实实做好每一个环节的工作。做到了这些，最终就能把好事办好。
宋：目前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评价问题，大致有两种机制，一种是同行评价，是关于研究成果的一种价值判断；另一种是专业机构的评价，比如是否入选三大核心期刊和三大刊物的摘转率，以及有关文献评价研究机构统计的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指标，做定量评价。那么，您认为从学会角度进行评优活动，其独特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潘：你所说的这两种评价机制，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按现在通行的说法，就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我看到的一些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大都兼顾了这两个方面。当然具体内容上会有不同，各项指标的权重也有区别，执行当中就更有差异。我们在报刊上常看到批评某种评价体系的文章，指出某体系如何不科学、不合理，等等。应该说，不少批评者的某些意见是合理的，但遗憾的是，这些批评者并未或很少提出自己的一套主张。这说明，社科学术期刊评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制定一个科学而严密，又被多数专家认可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很难的。需要集合一批专家进行十分认真而深入的研究。
究竟什么样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是科学的、欠科学的或不科学的，我真说不上来。但对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机制，倒有点看法。我参加过一些评优活动，在操作过程中，有的评委很看重量化指标，诸如文章转载率，被引频次，影响因子、获奖情况，等等，着重于定量分析。有的评委则偏重于平日对某刊物的印象，着重于定性分析。这算不算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呢？我认为，应该算是。在我看来，有的评委偏重于平日对某刊物的印象，说明其读过某刊物，这应是一种定性评价。除此以外，那些量化指标里包不包含定性评价呢？对这个问题，专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是包含有定性评价的。比如，就转载率而言，二次文献的编辑大都是学有专攻的，他在选文时是经过分析、推敲、比较而作出判断的，尤其是一篇文章多次被转载更是如此，这当然包含了定性评价。又如，被引频次，凡引用者应是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在一般情况下，认为对其研究有价值才予以引用，尤其是一篇文章多次、十多次，甚至上百次地被引用更是如此，这当然也包含定性评价。总之，我认为，数字本身体现的是量，数字背后包含着质，也就是说，包含了对文章的价值判断。所以，在学术质量评估（包括评优）中，既要看重定性评价，又要看重定量评价；既不要指责偏重于定量的做法，也不要轻视评委的“印象”。当然，这二者究竟给予什么样的权重则是值得研究的。 我们学报首次评优，采取的虽然也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具体做法上有其独特之处。
一是在定量方面，数据的使用比较合理，除了各申报单位自报的数据外，研究会还委托文献计量单位根据三大文摘多年转载率的数据，重新制作了各学报三年、五年平均转载率的排序表，这样就能显示出各学报质量稳定的程度，因而相对来说，比较客观、公正。
二是定性方面，下足了工夫，做得比较准确。首次评优，共聘请学报界23位评委，他们既有专业特长，又有多年的办刊经验，能够全面把握所评学报的质量和水平。这23位评委足足忙了九个日夜，大部分时间是审读文章。在各自审读的基础上再分组作定性分析，判断文章的学术价值，而后提交总评委会讨论确定。以上两点，应是首次学报评优较为独特之处，而正是这一独特之处，评出的结果赢得了广大学报同仁的认可与赞扬。
宋：学报评优活动至今已经举办了四次，您觉得取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潘：要对学报评优成绩做出恰当的评估并不容易，需要学报界同仁共同总结。我作为一个亲历亲为者，也只能大致概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学报评优推动了学报事业的发展。前面谈到，学报评优的初衷是要展示新时期高校学报的成绩，是要树立标杆，发挥示范作用。通过四次学报评优，可以说，基本实现了初衷，学报的成绩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就示范作用而言，由于树立了标杆，其办刊经验得以广泛传播，从而发挥了助推作用。比如，由“双十佳学报”发展到“三十佳学报”，百强学报由100家发展到第四次评优时的160家，优秀学报由86家发展到第四次评优时的219家，优秀栏目由3个发展到第四次评优时的204个。更为可喜的是，这些数字里面蕴含着学报人的强烈责任感，争先恐后的上进心，不断创新的办刊理念，以及攻坚克难的勇气。如果说，那些数字是学报评优的显在成绩，那么，这些可贵的品格则是学报评优累积的精神财富。
第二，学报评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举其要者有三。一是评价标准有特点。开展学报评优首先要有一个标准，没有标准就无所遵循。学报评优标准是在多次调查的基础上，由研究学报质量评估专家起草，广泛征求意见，经反复修改而制定的。这个标准内容比较全面，各项标准分解得比较细致，如业务标准就分4个方面11项，所赋分值也较恰当、精确，可操作性强。以这样一个比较严密、客观的标准衡量各学报大都能与实际相符。这一标准经过四次评优实践的检验，作过一些补充和修改，已更臻于完善。二是评审过程有亮点。亮点之一，学报评优先是由各省市学报研究会进行初评，几乎每家学报都申报参选，这就有广泛的基础。而后推荐到全国学报总评委会总评。这就为优中选优提供了保证。亮点之二，在总评过程中坚持遵循“三公”、“三不”、“三严”的原则，即公开、公平、公正；不谋私利，不搞本位，不徇私情；严格执行标准，严肃认真操作，严守评审纪律。这就确保了评优的质量。三是奖项名称有创新。学报首次评优，经过集思广益，在奖项名称上没有按惯例分一、二、三等奖，而是分“十佳”、“百强”、“优秀”三等。虽然实质上也是一、二、三等奖，但奖项名称不同，等级概念模糊，受奖者的心理感受比较舒坦，因之，受到了广大学报人的称道。这一奖项名称沿用至今，仍有其吸引力。
十多年来积累的这些经验，体现了研究会历届工作班子努力的艰辛，凝聚了广大学报人的智慧，是一笔值得珍惜的宝贵资源。
第三，学报评优为教育部名刊工程的实施作了铺垫。教育部名刊工程启动之前，学报评优进行了两次。其评价标准、评价原则，以及评优中的某些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名刊工程准备了条件。我记得学报第二次评优活动的时候，教育部社政司靳诺司长为启动名刊工程做准备，驱车百余里，亲临评优现场作调研，和总评委进行座谈，了解评优具体情况。后来制定的《教育部社科名刊实施方案》，吸收了评审标准中的某些内容，如将“《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所提供的数据及排序”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考虑，还特别提到应参考“中国人文社科学报学会1999年和2002年两次评奖获奖情况”。事实上，学会评出的“双十佳学报”和“三十佳学报”中的大部分已入选教育部名刊；入选教育部名栏的也基本上是学会所评选的优秀栏目。仅就上述情况而言，学报评优的成绩也是不可低估的。
第四，学报评优已成为常态化。为什么要评优，实际上是把竞争机制引入学报事业。每家学报质量的提高，毫无疑问，主要是靠各编辑部苦练内功，评优只是一种外部动力，但这一外部动力的作用却很重要，因为通过评优，各学报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定出新的目标，或是更上一层楼，或是奋力追赶；还可以在比较中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优长，发现自己的软肋，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策略；又可以学习兄弟院校学报多样的办刊经验和办刊路径，以检讨和修正自己的办刊理念。总之，评优这一机制可以激发全国学报的蓬勃活力，形成全面推进、共同发展的局面。研究会已实现评优常态化，连续坚持了十多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很不容易，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成绩。
宋：从1999年到2013年，评优活动走过了十多个年头，学术生态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觉得今后学报评优应该有哪些机制保障，以促进评优活动健康而持续地开展？
潘：学报评优既然已成为常态化，今后必定要不断地持续开展下去，而且应越做越好。为此，就要有更好的机制保障。
我认为，首要的还是要进一步完善评价机制，或说是评价体系。应该说，现在的评价体系是有优长的，但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是如何处理好定性与定量的关系问题。学报评价体系文本中在定量方面规定得很具体，容易把持，而在定性方面则无明确实际操作的要求，定性与定量如何权重更是阙如。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与此相关的是，由于二次文献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关注度不同，表现在转载的数据上就不一样。因此，二者在定性与定量权重上也就应有所区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细化的规定。另外，随着新情况的出现，或说是学术生态环境的变化，“评价体系”也应增加新的内容，比如，学报数字化实现的程度，国际论文比，等等。因此，对现有的评价体系有必要加以修订，使之更科学、严密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