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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视婚恋交友节目是2010年电视节目的收视新宠,如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从开播以来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但因其产生的争议也铺天盖地,最近广电总局又下发了相应的规范通知,使得此类节目的发展出现拐点。本文欲从电视话语的角度对此类节目的命运进行解析,深入探讨此类节目是如何在三种电视话语系统——大众话语、精英话语和国家话语的相互作用下生存和发展的,并对如何发展真正健康和谐的电视文化提出建议。
关键词:电视婚恋交友节目;非诚勿扰;大众话语
中图分类号:G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09-0079-02
一、舆论漩涡中的电视婚恋交友节目
2010年最热的电视节目莫过于婚恋交友节目,《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为爱向前冲》等火爆荧屏,引发了的收视热潮,但由此引发的争议也纷至沓来,尤其是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更是受到了众多舆论的关注,在六月初举办的上海电视节上,很多电视名嘴就集中对此类节目发表了看法,曹可凡认为此类节目虚假成份太多,违背了社会的主流价值。王小丫认为此类节目是“审丑”文化,把一些非主流的价值观放大,是电视行业的悲哀。赵忠祥表示希望在节目中看到高质量的有文化内涵的内容,而不是出位的言论。认为节目的尺度一定要把握好。[1]曾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王旭明在个人博客上对其进行批判,认为此类节目低俗、媚俗、造俗、恶俗到了极点,对下一代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还呼吁相关管理部门对其进行整治。[2]
社会舆论的集中发力,使得国家广电总局不能等闲视之,于6月9日下发了《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和《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情感故事类电视节目管理的通知》两份文件,对此类节目造假、低俗等问题“开刀”,在嘉宾关、内容关、主持关、播出关上都作出严格规定。[3]管理机构明确表态后,有媒体立刻猜测通知是针对《非诚勿扰》的紧箍咒,甚至不枉揣测,做出了主持人孟非请辞,节目即将停播的报道,虽后经制片人辟谣,节目只是暂时停止录制,但不由使人开始思索《非诚勿扰》的未来发展路在何方。
二、电视婚恋交友节目的深度话语解读
电视婚恋交友节目从诞生到产生广泛争议直至国家相关机构对其作出规范通知,如果从电视文化的角度进行深度解读,此类节目的命运蛰伏可以说是电视大众话语、精英话语和国家话语的三重较量,由此判断此类节目的未来大致走向,也会在这种三种力量的平衡与协调中寻求发展之路。
(一)诞生——大众文化的又一次狂欢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系列传媒体制的改革,我国的电视由一个统一的垄断性的媒体领域已被分化成不同的媒体地带,从话语的角度看,产生了主要由三套话语系统竞争与共生的媒体局面,分别是代表党和政府意志的国家话语系统、代表知识分子意志的精英话语系统以及代表普通市民意志的大众话语系统。[4]其中电视综艺娱乐节目作为规避政治、追求感性的先锋无疑是电视大众话语的典型。
20世纪90年代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的推出是纯粹意义上的大众娱乐工场,它给大众带来了真正的放松,带来了真正以“快乐”为目的电视大众文化。后来,随着媒体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各省级卫视竞争的加剧,电视媒体开始不断迎合大众的心理需求,新闻开始走向娱乐化,肥皂剧横行,电视综艺娱乐节目更成为各卫视争取收视的利器,除了以各种以明星作为嘉宾的节目外,轰轰烈烈的平民造星运动也开始了,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把这种电视大众娱乐文化推向了高潮。而电视媒体强大的传播效应也使得它变成了一个权力场,各利益方都试图进入,各种庸俗甚至低俗化传播开始博取观众眼球,电视媒体由于利益的驱动及管理的失范也乐意配合制造各种话题,以提高收视率获取经济收益,话题传播已然成为电视节目营销的重要手段。
《非诚勿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综合各种社会心理、广告商等因素策划开办的,并创造了同类节目无法企及的收视记录,总结这档节目火爆的种种因素,嘉宾的大胆言论和各种话题传播效应对收视率贡献巨大,“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没有月薪二十万不会考虑”等等言论出位,“嘉宾造假”、“厕所艳照”等等话题不断,这些言论和话题也从电视里延伸到网络上,观众对此评头论足、津津乐道。大众媒体也卷入其中,各种相关报道和评论铺天盖地,充分发挥着媒介议程设置功能,正如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1972年的《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中提出的“大众媒介或许没办法指示我们怎样去思想,但它却可以决定我们看些什么、想些什么,什么问题最重要。”于是就形成了大众媒介越是大量报道或重点突出某个事件或问题,受众越是关注此问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电视台会选择有争议性人物的原因,话题的需要使然。
尽管话题也许是庸俗甚至是低俗的,目前,电视大众文化在激烈的竞争中要想取胜,眼球效应是不得不打的一张牌,于是,大众媒体与广大观众一起上演着这场大众娱乐狂欢。
(二)批判——精英文化的反思与争辩
《非诚勿扰》为当下国人尤其是80后展示婚恋观搭建了一个平台,对电视婚恋交友这一老题材进行了再创新,创造了收视奇迹,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收益。
但由于节目主办方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过于急功近利,作为文化产品的制作者失去了文化人应有的品格和社会责任心,对庸俗、低俗的节目信息不加以过滤,对嘉宾利用节目进行自我炒作不加以把关,甚至把低俗言论作为引发收视的药引,这必然会引发大众对节目的各种争议,尤其是受到来自精英话语阵营的道德指责。对于精英主义的知识分子来说,娱乐节目的制作者几乎就是不负责任的文化商人,丧失了文化人的责任感与媒体人的良心。他们希望媒体能构建一个促进社会进展的公正、公平、公开的文化空间和批评空间,所以,一些精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了对《非诚勿扰》的批判,造假与真实之辩,前卫与传统之争,低俗与高雅之分,放任与管制之裁,各种言论冲突毕现。这些精英主义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都是各领域的意见领袖,其话语会对大众以及社会舆论产生重要影响。
(三)管理——国家话语的价值纠偏
《非诚勿扰》作为一档婚恋交友节目,基本规避政治话题,不涉及国家利益,与国家话语几乎不会有冲突。但是,国家在制作自己的权利话语时也包括了对公民的国家伦理的设定,即按照国家的利益制定的,要求公民必须遵守的伦理道德。[4]
而《非诚勿扰》中所展示的“拜金”等婚恋观,恰恰是国家核心价值体系所不提倡的,尤其是这些观念在电视上进行大肆传播时,其社会影响不容小觑,加上舆论要求整治的呼声,作为代表国家话语的管理机构不会坐视不管,其中通知中要求“各级广播影视行政管理部门和播出机构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把握思想政治底线和道德价值底线,严格遵守广电总局关于净化社会文化环境、抵制低俗之风的各项要求。”[4]就是对节目按国家话语价值标准进行纠偏。除通知外,作为代表国家话语的中央級媒体,也发挥了“喉舌”、“传声筒”的作用,新华社全文转发通知,《人民日报》转载,《焦点访谈》和《新闻联播》相继对其进行评论,认为“组织者单纯追求收视率和知名度,没有尽到媒体责任”。国家话语如此表态方式,必然会对《非诚勿扰》产生重要影响,相关人士所受压力可想而知。
三、电视婚恋交友节目未来展望
《非诚勿扰》从年初华丽诞生到目前备受压力,可以说是三种话语交锋作用的结果,大众话语的超级感性娱乐性使得它受到收视追捧,但同时引发的低俗化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争议与冲突,精英话语开始批判反思、国家话语开始对其进行规范。《非诚勿扰》节目组对广电总局作出的回应如下:“坚决拥护总局下发的管理规定。广电总局对婚恋交友节目的约束,有利于这些节目规范化,有利于节目品质进一步提高。将认真学习总局的管理规定,把好话题关、嘉宾关、内容关、主持关、播出关。”[5]但如果真按要求进行一一改进,可能会导致节目温吞而逐渐走向衰退。
事实上,从电视节目的长远发展来看,国家话语过多使用行政干预,并不利于媒体内容的创新和发展。而单纯指望媒体以“自律”的方式远离低俗,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收视率以及由此带来的广告收入等,仍是衡量一个节目最重要的指标。所以,若电视节目有庸俗甚至低俗之嫌,更需要整个社会的抗议机制:如传媒和学界的批评、受众拒绝收看并抵制节目广告商……而这都需要精英文化发挥引导作用,但目前我国代表精英文化的媒体平台还很缺乏,除了凤凰网、《南方周末》等少数媒体对此做了深入探讨,并邀请相关人士提请建议外,真正理性建设性的精英话语并不多见。过度控制的文化,必然没有活力,但如果一切都被娱乐化成为杂耍,使人们成为缺乏思考、被动的受众,这样的文化同样没有未来,只有随着精英话语的强大并有相应的发言平台,形成清醒的理性的批判之音,才能更好地发挥平衡和协调作用,去积极地引导受众,提升大众文化的品格,使得电视大众文化既不过于媚俗,也不会经常受制于国家话语的控制,而是在这三种话语的平衡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骆俊澎,石剑峰.名嘴沪上唇枪舌战 曹可凡赵忠祥批节目低俗化[N].东方早报,2010-06-08.
[2] 王旭明.相亲节目为何今日才被叫停[EB/OL]. http:/ /blog. sina. com.cn/s/blog_53402f740100k001.html,2010-06-11.
[3] 广电总局连发3文严管婚恋节目.内容审核需“过六关”[N].人民日报,2010-06-13.
[4] 荣耀军.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
[5] 刘志毅.总局的批评卫视的回应[N].南方周末,2010-06-17.
关键词:电视婚恋交友节目;非诚勿扰;大众话语
中图分类号:G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09-0079-02
一、舆论漩涡中的电视婚恋交友节目
2010年最热的电视节目莫过于婚恋交友节目,《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为爱向前冲》等火爆荧屏,引发了的收视热潮,但由此引发的争议也纷至沓来,尤其是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更是受到了众多舆论的关注,在六月初举办的上海电视节上,很多电视名嘴就集中对此类节目发表了看法,曹可凡认为此类节目虚假成份太多,违背了社会的主流价值。王小丫认为此类节目是“审丑”文化,把一些非主流的价值观放大,是电视行业的悲哀。赵忠祥表示希望在节目中看到高质量的有文化内涵的内容,而不是出位的言论。认为节目的尺度一定要把握好。[1]曾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王旭明在个人博客上对其进行批判,认为此类节目低俗、媚俗、造俗、恶俗到了极点,对下一代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还呼吁相关管理部门对其进行整治。[2]
社会舆论的集中发力,使得国家广电总局不能等闲视之,于6月9日下发了《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和《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情感故事类电视节目管理的通知》两份文件,对此类节目造假、低俗等问题“开刀”,在嘉宾关、内容关、主持关、播出关上都作出严格规定。[3]管理机构明确表态后,有媒体立刻猜测通知是针对《非诚勿扰》的紧箍咒,甚至不枉揣测,做出了主持人孟非请辞,节目即将停播的报道,虽后经制片人辟谣,节目只是暂时停止录制,但不由使人开始思索《非诚勿扰》的未来发展路在何方。
二、电视婚恋交友节目的深度话语解读
电视婚恋交友节目从诞生到产生广泛争议直至国家相关机构对其作出规范通知,如果从电视文化的角度进行深度解读,此类节目的命运蛰伏可以说是电视大众话语、精英话语和国家话语的三重较量,由此判断此类节目的未来大致走向,也会在这种三种力量的平衡与协调中寻求发展之路。
(一)诞生——大众文化的又一次狂欢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系列传媒体制的改革,我国的电视由一个统一的垄断性的媒体领域已被分化成不同的媒体地带,从话语的角度看,产生了主要由三套话语系统竞争与共生的媒体局面,分别是代表党和政府意志的国家话语系统、代表知识分子意志的精英话语系统以及代表普通市民意志的大众话语系统。[4]其中电视综艺娱乐节目作为规避政治、追求感性的先锋无疑是电视大众话语的典型。
20世纪90年代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的推出是纯粹意义上的大众娱乐工场,它给大众带来了真正的放松,带来了真正以“快乐”为目的电视大众文化。后来,随着媒体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各省级卫视竞争的加剧,电视媒体开始不断迎合大众的心理需求,新闻开始走向娱乐化,肥皂剧横行,电视综艺娱乐节目更成为各卫视争取收视的利器,除了以各种以明星作为嘉宾的节目外,轰轰烈烈的平民造星运动也开始了,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把这种电视大众娱乐文化推向了高潮。而电视媒体强大的传播效应也使得它变成了一个权力场,各利益方都试图进入,各种庸俗甚至低俗化传播开始博取观众眼球,电视媒体由于利益的驱动及管理的失范也乐意配合制造各种话题,以提高收视率获取经济收益,话题传播已然成为电视节目营销的重要手段。
《非诚勿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综合各种社会心理、广告商等因素策划开办的,并创造了同类节目无法企及的收视记录,总结这档节目火爆的种种因素,嘉宾的大胆言论和各种话题传播效应对收视率贡献巨大,“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没有月薪二十万不会考虑”等等言论出位,“嘉宾造假”、“厕所艳照”等等话题不断,这些言论和话题也从电视里延伸到网络上,观众对此评头论足、津津乐道。大众媒体也卷入其中,各种相关报道和评论铺天盖地,充分发挥着媒介议程设置功能,正如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1972年的《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中提出的“大众媒介或许没办法指示我们怎样去思想,但它却可以决定我们看些什么、想些什么,什么问题最重要。”于是就形成了大众媒介越是大量报道或重点突出某个事件或问题,受众越是关注此问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电视台会选择有争议性人物的原因,话题的需要使然。
尽管话题也许是庸俗甚至是低俗的,目前,电视大众文化在激烈的竞争中要想取胜,眼球效应是不得不打的一张牌,于是,大众媒体与广大观众一起上演着这场大众娱乐狂欢。
(二)批判——精英文化的反思与争辩
《非诚勿扰》为当下国人尤其是80后展示婚恋观搭建了一个平台,对电视婚恋交友这一老题材进行了再创新,创造了收视奇迹,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收益。
但由于节目主办方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过于急功近利,作为文化产品的制作者失去了文化人应有的品格和社会责任心,对庸俗、低俗的节目信息不加以过滤,对嘉宾利用节目进行自我炒作不加以把关,甚至把低俗言论作为引发收视的药引,这必然会引发大众对节目的各种争议,尤其是受到来自精英话语阵营的道德指责。对于精英主义的知识分子来说,娱乐节目的制作者几乎就是不负责任的文化商人,丧失了文化人的责任感与媒体人的良心。他们希望媒体能构建一个促进社会进展的公正、公平、公开的文化空间和批评空间,所以,一些精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了对《非诚勿扰》的批判,造假与真实之辩,前卫与传统之争,低俗与高雅之分,放任与管制之裁,各种言论冲突毕现。这些精英主义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都是各领域的意见领袖,其话语会对大众以及社会舆论产生重要影响。
(三)管理——国家话语的价值纠偏
《非诚勿扰》作为一档婚恋交友节目,基本规避政治话题,不涉及国家利益,与国家话语几乎不会有冲突。但是,国家在制作自己的权利话语时也包括了对公民的国家伦理的设定,即按照国家的利益制定的,要求公民必须遵守的伦理道德。[4]
而《非诚勿扰》中所展示的“拜金”等婚恋观,恰恰是国家核心价值体系所不提倡的,尤其是这些观念在电视上进行大肆传播时,其社会影响不容小觑,加上舆论要求整治的呼声,作为代表国家话语的管理机构不会坐视不管,其中通知中要求“各级广播影视行政管理部门和播出机构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把握思想政治底线和道德价值底线,严格遵守广电总局关于净化社会文化环境、抵制低俗之风的各项要求。”[4]就是对节目按国家话语价值标准进行纠偏。除通知外,作为代表国家话语的中央級媒体,也发挥了“喉舌”、“传声筒”的作用,新华社全文转发通知,《人民日报》转载,《焦点访谈》和《新闻联播》相继对其进行评论,认为“组织者单纯追求收视率和知名度,没有尽到媒体责任”。国家话语如此表态方式,必然会对《非诚勿扰》产生重要影响,相关人士所受压力可想而知。
三、电视婚恋交友节目未来展望
《非诚勿扰》从年初华丽诞生到目前备受压力,可以说是三种话语交锋作用的结果,大众话语的超级感性娱乐性使得它受到收视追捧,但同时引发的低俗化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争议与冲突,精英话语开始批判反思、国家话语开始对其进行规范。《非诚勿扰》节目组对广电总局作出的回应如下:“坚决拥护总局下发的管理规定。广电总局对婚恋交友节目的约束,有利于这些节目规范化,有利于节目品质进一步提高。将认真学习总局的管理规定,把好话题关、嘉宾关、内容关、主持关、播出关。”[5]但如果真按要求进行一一改进,可能会导致节目温吞而逐渐走向衰退。
事实上,从电视节目的长远发展来看,国家话语过多使用行政干预,并不利于媒体内容的创新和发展。而单纯指望媒体以“自律”的方式远离低俗,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收视率以及由此带来的广告收入等,仍是衡量一个节目最重要的指标。所以,若电视节目有庸俗甚至低俗之嫌,更需要整个社会的抗议机制:如传媒和学界的批评、受众拒绝收看并抵制节目广告商……而这都需要精英文化发挥引导作用,但目前我国代表精英文化的媒体平台还很缺乏,除了凤凰网、《南方周末》等少数媒体对此做了深入探讨,并邀请相关人士提请建议外,真正理性建设性的精英话语并不多见。过度控制的文化,必然没有活力,但如果一切都被娱乐化成为杂耍,使人们成为缺乏思考、被动的受众,这样的文化同样没有未来,只有随着精英话语的强大并有相应的发言平台,形成清醒的理性的批判之音,才能更好地发挥平衡和协调作用,去积极地引导受众,提升大众文化的品格,使得电视大众文化既不过于媚俗,也不会经常受制于国家话语的控制,而是在这三种话语的平衡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骆俊澎,石剑峰.名嘴沪上唇枪舌战 曹可凡赵忠祥批节目低俗化[N].东方早报,2010-06-08.
[2] 王旭明.相亲节目为何今日才被叫停[EB/OL]. http:/ /blog. sina. com.cn/s/blog_53402f740100k001.html,2010-06-11.
[3] 广电总局连发3文严管婚恋节目.内容审核需“过六关”[N].人民日报,2010-06-13.
[4] 荣耀军.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
[5] 刘志毅.总局的批评卫视的回应[N].南方周末,2010-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