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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茨•韦里克教授是美国旧金山大学国际管理和行为科学教授,SWOT矩阵的创始人。他的著作《管理学精要》是管理学界的重要著作,被译做多种文字。2009年《管理学精要——国际化视角》在中国发行第七版,韦里克教授借此在中国几所大学展开演讲。在2009年年末-2010年年初这个金融危机关键的转折时期,这位管理学家将给中国管理学界怎样的忠告呢?
“事实上,无论何时,我们都应该更关注观念和思路,这远比外部环境更重要。”海因茨•韦里克在接受《中外管理》专访时说。
思路决定出路,而非环境
《中外管理》:很多人都相信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您同意吗?就您最近的观察和研究来看,在目前这种环境下,领导人该警惕些什么?
韦里克:应该说,我基本同意金融危机已经过去的说法。同时我要说明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这是个经济学的问题。说到管理,我很高兴有机会来中国了解当地的企业,这让我对中国了解得更多。
在与北京大学学生交流时我发现,年轻人非常希望解决管理中真实的难题,但是我们的MBA教育仍然偏重于管理的理论,但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了解如何应用这些理论,如何成为具有创造性和高效的领导人。
在我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学生很关注全球的管理发展,他们非常关心中国公司的弱点是什么,该如何改进。但同时,我觉得管理被过于概念化了,而应用被忽略了。尤其是国际远见,在金融危机之后,领导人必须锻炼、具备国际视角,从全局着眼。
《中外管理》:从这一点上来看,现在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好机会吗?
韦里克:的确如此。其实,如何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公司,中国本土企业已经有了榜样,海尔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认为张瑞敏堪称领袖,他关注质量管理,做得非常成功。海尔不只是走向发展中市场,而是走向发达市场,比如美国。他们向最具竞争力的公司发起挑战。这非常难得。
《中外管理》:在金融危机过后,我们是否特别有可总结的经验教训?
韦里克:按我的观点,我不认为那些至关重要的管理经验来自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只是外部环境。对于领导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思维方式。我们还是来看海尔的例子,他们走向海外的战略,就是取决于领导人的领导力、战略眼光。
在印度也有一些这样的企业。最近我的研究重点是利用SWOT矩阵来分析比较两国的优势。这对两国企业扩展国际视角相当重要。
中国领先印度,但要小心
《中外管理》: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国际地位都发生了变化,更受到世界的关注,您目前的研究结论是什么?
韦里克:我目前的研究主题是比较两个大国的优势。两国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不过,在我看来中国已经远远走在印度前面,而印度在向中国学习。中国的基础设施已经很发达,中国的制造业非常强大,但印度的软件服务业非常强大。我们注意到,印度正在向中国的制造业“偷师”,值得提醒的是,中国也应该在IT服务业上向印度学习。
《中外管理》:加强服务产业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方向,除了在IT产业之外,印度在其他领域的服务表现如何?
韦里克:目前仍主要集中在IT服务业。很多跨国公司都将研发中心设在印度,印度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软件外包服务业务。同时,印度的服务业还包括呼叫中心等事务性工作,比如税务服务,我本人的税务就是在印度结算的。
《中外管理》:就您的比较结果来看,两国各自的优势劣势表现在哪些方面?
韦里克: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区别,从社会结构上看,中国的中间阶层要远大于印度;从对外开放来看,在1970年代,中国就开始了由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而印度到1991年才开始;中国的榜样是新加坡,而印度的榜样是中国。
中国是民主集中制政府,而印度是联邦共和制政府,体制上两者比较都各有优劣。在中国,做决策的速度,以及将决策付之于行动的速度都非常快。比如:在应对H1N1的流感这个危机时,中国很快就在公共场所测体温,但是在美国就没有,因为要做出这个决定要走一个很复杂的流程。在印度也一样,任何一个决定都要召开议会,通过讨论决定。
中国的经济体制是计划结合市场经济;而印度是完全由市场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
《中外管理》:在经济体制这一点上,您如何看待他们的优劣?
韦里克:一样是各有利弊。应该说,市场经济更符合经济发展的需求,但是我们也发现市场化程度跟其经济体制形式并不完全匹配。
比如:比较沃尔玛进入两国市场我们就会发现:沃尔玛很容易就进入了中国市场参与竞争,而直到2009年年底,沃尔玛才能进入印度市场。在这一点上,中国就表现得更加市场化,而印度就显示出其保护主义。当然,这也跟印度曾经长期受到殖民统治有很大的关系。
《中外管理》:您认为印度威胁到中国了吗?中国应该怎样看待这个对手?
韦里克:是的,印度已经对中国构成威胁。中国号称世界的工厂,有强大的制造业,优势在于低廉的劳动成本,但印度同样拥有这个优势;而印度号称世界的办公室,有强大的信息产业,优势在于语言,印度人的英语能力好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
但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正在拉近差距。中国年轻一代的英语水平明显提高了。同时,在国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中文。应该说,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正在缩小。
责任编辑:化 石
“事实上,无论何时,我们都应该更关注观念和思路,这远比外部环境更重要。”海因茨•韦里克在接受《中外管理》专访时说。
思路决定出路,而非环境
《中外管理》:很多人都相信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您同意吗?就您最近的观察和研究来看,在目前这种环境下,领导人该警惕些什么?
韦里克:应该说,我基本同意金融危机已经过去的说法。同时我要说明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这是个经济学的问题。说到管理,我很高兴有机会来中国了解当地的企业,这让我对中国了解得更多。
在与北京大学学生交流时我发现,年轻人非常希望解决管理中真实的难题,但是我们的MBA教育仍然偏重于管理的理论,但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了解如何应用这些理论,如何成为具有创造性和高效的领导人。
在我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学生很关注全球的管理发展,他们非常关心中国公司的弱点是什么,该如何改进。但同时,我觉得管理被过于概念化了,而应用被忽略了。尤其是国际远见,在金融危机之后,领导人必须锻炼、具备国际视角,从全局着眼。
《中外管理》:从这一点上来看,现在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好机会吗?
韦里克:的确如此。其实,如何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公司,中国本土企业已经有了榜样,海尔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认为张瑞敏堪称领袖,他关注质量管理,做得非常成功。海尔不只是走向发展中市场,而是走向发达市场,比如美国。他们向最具竞争力的公司发起挑战。这非常难得。
《中外管理》:在金融危机过后,我们是否特别有可总结的经验教训?
韦里克:按我的观点,我不认为那些至关重要的管理经验来自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只是外部环境。对于领导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思维方式。我们还是来看海尔的例子,他们走向海外的战略,就是取决于领导人的领导力、战略眼光。
在印度也有一些这样的企业。最近我的研究重点是利用SWOT矩阵来分析比较两国的优势。这对两国企业扩展国际视角相当重要。
中国领先印度,但要小心
《中外管理》: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国际地位都发生了变化,更受到世界的关注,您目前的研究结论是什么?
韦里克:我目前的研究主题是比较两个大国的优势。两国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不过,在我看来中国已经远远走在印度前面,而印度在向中国学习。中国的基础设施已经很发达,中国的制造业非常强大,但印度的软件服务业非常强大。我们注意到,印度正在向中国的制造业“偷师”,值得提醒的是,中国也应该在IT服务业上向印度学习。
《中外管理》:加强服务产业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方向,除了在IT产业之外,印度在其他领域的服务表现如何?
韦里克:目前仍主要集中在IT服务业。很多跨国公司都将研发中心设在印度,印度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软件外包服务业务。同时,印度的服务业还包括呼叫中心等事务性工作,比如税务服务,我本人的税务就是在印度结算的。
《中外管理》:就您的比较结果来看,两国各自的优势劣势表现在哪些方面?
韦里克: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区别,从社会结构上看,中国的中间阶层要远大于印度;从对外开放来看,在1970年代,中国就开始了由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而印度到1991年才开始;中国的榜样是新加坡,而印度的榜样是中国。
中国是民主集中制政府,而印度是联邦共和制政府,体制上两者比较都各有优劣。在中国,做决策的速度,以及将决策付之于行动的速度都非常快。比如:在应对H1N1的流感这个危机时,中国很快就在公共场所测体温,但是在美国就没有,因为要做出这个决定要走一个很复杂的流程。在印度也一样,任何一个决定都要召开议会,通过讨论决定。
中国的经济体制是计划结合市场经济;而印度是完全由市场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
《中外管理》:在经济体制这一点上,您如何看待他们的优劣?
韦里克:一样是各有利弊。应该说,市场经济更符合经济发展的需求,但是我们也发现市场化程度跟其经济体制形式并不完全匹配。
比如:比较沃尔玛进入两国市场我们就会发现:沃尔玛很容易就进入了中国市场参与竞争,而直到2009年年底,沃尔玛才能进入印度市场。在这一点上,中国就表现得更加市场化,而印度就显示出其保护主义。当然,这也跟印度曾经长期受到殖民统治有很大的关系。
《中外管理》:您认为印度威胁到中国了吗?中国应该怎样看待这个对手?
韦里克:是的,印度已经对中国构成威胁。中国号称世界的工厂,有强大的制造业,优势在于低廉的劳动成本,但印度同样拥有这个优势;而印度号称世界的办公室,有强大的信息产业,优势在于语言,印度人的英语能力好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
但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正在拉近差距。中国年轻一代的英语水平明显提高了。同时,在国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中文。应该说,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正在缩小。
责任编辑:化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