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总结有清一代历史的官方作品《清史稿》，能入编纂者之法眼而得以跻身书中之人，自然属于在此近三百年历史时期内有着举足轻重影响之角色。晚清湘军重要人物曾国荃，便以不平作为入围列传第二百篇。对曾之一生勋业，《清史稿》做如下评骘：
　　曾国荃当苏、浙未复，孤军直捣金陵，在兵事为危机，其成功由于坚忍。铲其本根，则枝蔓自绝，信不世之勋也。屡退复起，朝廷倚为保障，以功名终。
　　不难看出，此论将曾之一生，以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为限，划为两段，一段是以军事发迹，立不世之功；另一段则是所谓于“同光中兴”时代宦海浮沉，终身名俱泰。
　　对于前一段，世人多有听闻，至少曾老九陪着兄长曾国藩沙场搏杀，鬼门关上走了无数遭，笔墨上的恳谈与较劲亦是无数次，这在《曾国藩家书》中在在可见。然之于第二段，不知何故，历来载者不多，论者亦少，遂致老九的后半生不为众人所知。其实，即使那一段追随阿兄东征西讨、南下北上的光辉岁月，也往往是在后人纵论曾国藩时，才顺带言及。于是，或因不断积累的言说惯习，或因兄长的光芒夺目已勾勒出历史的浓重底色，一百多年倏忽而过，曾国荃的真实面目，终究还是半遮虚掩，逃不出不清不楚、欲语还休的尴尬境地。
　　然而，是否曾国藩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所思所想、所秉所持，就代表着晚清湘军乃至湖湘军功集团和士林群伦的全貌？有无另一种湘军湘人风貌存在？毫无疑问，讲透与阿兄性格、遭际迥然相异的曾国荃，或可触及晚清湖湘的另一种可能性，亦可从更纵深的角度考察“后曾国藩时代”的湘人气象。
　　可喜的是，来自于湖湘的刘绪义先生经历九载反复打磨的近作《曾国荃与晚清大变局》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此一缺憾，践履了这一可能性。
　　此书甚为厚重，洋洋洒洒近40万言。一气读完，着实令我兴奋，仿佛一位活在《曾国藩家书》之外的曾老九从白纸黑字中跳脱出来，与你共话当年咸同往事、同光景象。
　　作为笔者目力所及的首部有关曾国荃的传记，首要任务，便是应厘清其完整的人生轨迹。作者做到了，且做得尽心与尽力。作者用四个大篇章来勾勒曾国荃传奇一生，可谓铺陈甚开，用尽笔墨，将其由书生到猛将、由蛰居到复出的历程描绘得起伏有致、扣人心弦，且其中多巧用湖南本地土话俚语，文采之妙，笔法之精，若非文坛老手，怎能驾轻就熟？特别是开篇与下篇《赴国难》，这龙首与凤尾两部分，将平叛前的青涩老九模样，与闲居八年后的暮年大佬状态，刻画得极其传神，一头的曾老九自检不甚严，而大无道之事，断不敢为，同时又认为整个湖南官场“文武官员无一可恃之人”，另一头的忠襄公自道“内用外用，皆听天由命，中怀毫无希冀之念”。两相比较，可知个人气质之变化与仕途之升降间关系很是微妙。读罢掩卷，颇有值得回味之处。
　　古人读史，既求泛览，更贵约取。用南宋朱熹的论断概括，即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古代中国并无政治学科，历史实际上承载着提高执政者政治素养的功能。因此古人读史，犹如模拟政治操作的沙盘推演，紧扣大事件，从而扩展胸中之格局与見识。显然作者心中有此意识，故在涉及关乎湘军命运或朝野走向的大事件上，都不惜笔墨，加以深挖。如安庆之围的艰辛与时运、打下金陵后的传闻与真相、同光时代政争之下的意气与腐朽、《湘军志》兴与废的重重缘由，刘先生皆徐徐道来，不啻是透过曾国荃之双眼来窥识天下残局。
　　一提晚清名宦，往往也要谈其幕府与幕僚，著名者无非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端方等几位。曾国荃虽无阿兄养士与用人之气魄与眼界，但毕竟一个好汉三个帮，他能于一片混沌纷纭的咸同政局中崛起，自有其助手帮衬。而作者亦注重曾氏左右的研究。如在“老九手下悍将如云”一节中，他以入与不入《曾国藩日记》为标准，非常细致地列举了“吉字营”中的诸多将领，其中不乏像萧孚泗、熊登武、廖世霖、李臣典这般的狠角色。
　　既是开荒之作，自然不可能将自家旗帜插满山头，尚有能拓展之处。依笔者愚见，大致有两个方面可再完善。
　　其一，曾国荃由湖湘兴起，虽是地方武装，但毕竟参与了波及南方数省的平叛运动，加之日后官阶升擢，不免与清廷发生主动或被动的复杂关联。故在探讨曾老九政治行为时，应更侧重中央与地方互动的视角。具体而言，便是中央对湘淮系的倚重与控扼，及历来不得不说的满汉关系，借两个维度考察曾国荃的行为，或能发现事件背后更复杂的权力网络与人事纠葛。不妨以同治五年（1866）弹劾官文事件为例，除却二把手叫板一把手的常规剧情外，曾国荃弹劾奏折中有“弥缝要路”一条，揭露官文与钦差胡家玉有公款私馈之罪。原来同治四年，胡自湖南查案归京途中路过湖北，官文“以胡家玉为贵近之臣，乃从粮台取银四千两，作为馈送之礼”，希冀讨好胡氏，望其帮己掩盖不堪之举。经尚书绵森、侍郎谭廷襄赴鄂调查，“上年胡家玉等差竣过鄂。官文等查照向章，由省提银支应以免州县赔累。濒行又因水程阻滞沿途需添雇车马犒赏，费用孔多，另筹银二千两致送。胡家玉、张晋祺始而力辞。继因水程费重，恐致沿途周折，权留备用。核其情节，虽与私相馈送者有闲，究属不知远嫌。”既然属于违纪受贿行为，胡家玉交部议处，免去军机处职务。其实钦差大臣沿途接受馈赠，捞点儿灰色外快，本属常情，同僚大都心照不宣。只是这次是曾国荃爆料，且胡身处要害位置，朝廷必须有所表示，否则实难服众。于是恭王好不容易培养的嫡系便就此退出政治中心。可见曾国荃这一封奏折，掀起了朝堂不小的波澜，影响了之后的政治走向。因此之后老九备受朝廷摧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二，综观学界对于曾国藩的研究，其仕宦生涯、心路历程与其所秉承的学术宗旨密切有关，通常都认为曾氏崛起得益于晚清的“理学复兴”思潮，并升格为彼时倡扬理学经世的泰山北斗。与此同时，具体到其为人处世，民国掌故名家黄濬比较过曾国藩与左宗棠二人之禀性，曾“为一极深沉有心术之人，性毗阴柔，实师黄老”；左“则为阳刚，好大言出奇计之人，但粗豪耳”。可知曾之学术多有驳杂兼宗的特质。由此及彼，曾国荃一生处世态度的变迁，与其经历相关，当也与其学术旨趣的变化有着隐幽的联系。故而若能对曾国荃学术宗旨进行辨析，无疑更能增强理解其后期人生处世原则的说服力。
　　写来写去，无非是择取个人肤浅之见供作者参考，难免以偏概全。惟愿作者在此坚实的基础之上，再进一步，或许不但能揭示出曾国荃更多不为人知的面目，还可以证明其恐怕并非如今学界所认定的二流政治人物而已。
　　（作者系史学博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