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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医疗卫生需求快速增长，医疗卫生资源与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十八大报告提到，重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据了解，中国人口占世界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2%。这仅有的2%的医疗资源，其中80%都集中在城市，而在城市中又有80%的资源集中在大医院。
翻看卫生部2009-2011年的卫生统计年鉴，社区卫生院人均诊疗人次和床位利用率的下降与三级医院人均诊疗人次上升的反差将中国百姓“看大病看小病都往大医院跑”的现状表露无遗。
而即便是在大医院里，医疗服务资源的分配也极不均等。
特需服务的博弈
近年来，特需医疗、VIP病房等特需医疗服务纷纷在医院落地生根，同时也常常为人诟病。特需医疗服务是指医院在保证基本医疗需求的基础上，为满足群众的特殊医疗需求而开展的医疗服务活动，包括点名手术、加班手术、全程护理、特需病房、专家门诊等形式。
“说起特需医疗服务出现的缘由，不得不谈到医院的财政机制。”周乐今教授，从事临床心血管工作近三十年，曾任云南省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他告诉《中国经贸聚焦》，现在中国公立医院的财政机制是由各地方财政提供差额拨款，一般是拨款30%，也有些可能更低。“那么，另外的70%怎么办？自己想办法。”医院的现金流往往会出现很大的空缺。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政府拨付给公立医院的事业费，不仅不够支付医务人员的基本工资，甚至不够支付水电费。
“这些VIP病房，相对普通病房而言，治疗环境更加好一些，一般是两人一间，服务上也更加优化。”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黄峻教授向本刊记者介绍，“但是，价格也更贵些。只要能出钱就可以了。”
“唯钱是图”似乎成了特需服务的标签。
辽宁省糖尿病治疗中心院长冯世良教授或许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这种收费显然是为少数富人服务的，但它却侵占了有限的公共医疗资源。”
冯世良为公众所知是在2009年全国两会上炮轰医院特需医疗，提出取消医院的专家门诊、VIP病房等。至今三年，他依旧坚持不懈，“中国面临医疗资源紧张，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
冯世良举例说道，“我有时候也会去做专家门诊服务，根据医疗级别国家批准为240元的门诊费用，我的这个时段就被买断了。有时候，在普通门诊或者急诊室里有濒死的病人，我们这些专家过去救治，治愈希望就比较大，但是由于时间被买断了，我只能在专家门诊里为其他病人服务，而这些病人的病情绝大部分不像他们那么危急。”
因特需服务而导致的资源不合理配置更是问题重重。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公立医院特需医疗占近10%，包括特需中心、院中院以及各科的特需病床，有些硬件设施堪比星级酒店，每天住院价位少则千八百元，多则上万元不等。
11月5日，位处南京闹市区的鼓楼医院新大楼试运营，抢眼的外观，楼顶的停机坪、大厅内价值700万元的钢琴、室内来回穿梭的电瓶车、即将开业的咖啡屋等硬件设施让人瞠目结舌，堪比五星级酒店。开诊首日，鼓楼医院新门诊就诊患者达到近1万人，比平常门诊多出1000人左右。
“其实，这就是一种宣传手段。”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哪里条件好就去哪里就医是大多数人的想法。”那么，在医护人员素质基本对等的情况下，医院之间只得拼硬件设备。
冯世良告诉记者，“在一些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里的三甲，情况正在恶化。越是医疗资源紧张的地方，越是容易出现特需医疗服务，如特需病房、特需门诊，这是社会不公平的表现。”
在中国，特需医疗服务是否有必要存在呢？他认为，只有解决了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医疗资源有了“剩余价值”，才有条件、有理由提供一些特需服务。而现在特需服务的出现，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只是因为社会地位与经济能力的不同，享受的医疗服务就不一样。这就是‘向钱看’，违背了医者‘向病看’的原则。我已经多次提出取消特需服务，把有限的医疗资源转移给老百姓，解决医疗资源匮乏，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尴尬局面。”
这个观点如被采纳，显然会动摇卫生界既有的“利益格局”。
黄峻则表示特需服务无可厚非，“就像坐飞机有头等舱，高铁有商务舱、一等座一样，即便空在那里没人坐，也不会因为经济舱或者二等座人满为患而挪位子过去。现在重点在于确保基本医疗服务。所谓基本医疗服务，就是让你有位子坐。”
今年3月，上海提出在“十二五”期间，将严格控制公立医疗机构开设特需医疗服务，不再新增公立医疗机构特需床位，已开设特需床位的公立医疗机构，逐渐缩小特需床位规模，让公立医院彻底回归公益。
劫“公”济“民”
医疗资源的不均等还体现在另一块特殊的服务项目中——高级干部保健。
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在2006年曾经披露，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80%是为了以850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此前有媒体称，据政府有关部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40万名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500亿元。
周乐今向本刊记者介绍，“高级干部保健是一套庞大而细致的服务体系，由专职副院长和专职主任负责，定期带领专职人员进行巡视，例行系统体检。若身体指标发生任何异常，则及时召集学科专家会诊，造成对相关科室正常临床工作的影响。” 冯世良发现，“个别高级干部保健科室里使用的医疗设备比对外开放的质量更好，但是利用率很低。而在对外开放的医院里，如CT机、核磁共振机等医疗设备，往往一天要用几十次，甚至上百次，24小时昼夜开机。”目前这种医疗资源配置显然不合理。
在上海一家三甲医院工作的卢护士透露，“有些干部生病后其实用不着住院，比如轻微的发烧，但是他们要求住院。住院期间只是简单地挂两瓶盐水，就这样占了一个床位。医院里床位本就紧张，每天要求住院的病人太多了，床位根本周转不过来。”
北方一家三甲医院的副院长刘清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多数的干部病房是两人一间，有少量的单间病房。是否能住单间，是由干部级别来决定的。“级别也不是我们分的，最好问省卫生保健办公室，是他们分的标准。省级、副省级和厅级的标准，他们的医疗费用标准不一样，医疗保障条件也是不一样的。”
干部保健在中国久已有之。
在卫生系统内，一直设有专门的“保健委员会”或“保健办公室”，为领导干部的医疗服务。
在《吉林省省直机关事业单位保健对象医疗保险管理办法（试行）》中，可以看到，保健对象被分为两级。
一级保健对象是指正、副省级在职领导干部和退出领导岗位的正、副省级老同志（含享受同级待遇人员）；还包括在省工作的“两院”院士。二级保健对象是指正、副厅级在职领导干部；离、退休的正、副厅级老同志；原享受公费医疗特诊医疗待遇的部分处级干部和正高职称人员。
两级保健对象享受医疗补贴，补贴由财政拨款。而在省级医院中，干部病房都是为一二级保健对象准备的。
在干部享受保健制度带来的福利同时，还出现了“夹带”的现象——一人开药，全家享受，亲友沾光。
“多开的药品用不完，就出现一批回收药品的药贩子。”周乐今告诉记者，在医院的洗手间、附近的电线杆随处可见回收药品的小广告，“回收的药品不是过期药品，针对的就是那些药品开多了又用不完的人群。”
不过，近些年来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了。
黄峻明确表示，“这种做法是违法的，但是查处起来比较困难”。在医院治疗过程中，要求本人到场，但是有些老人身体不太好，托人拿药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作为院方，很难判断开出去的药是不是给当事人用的。法律有明确规定，如果到达一定数量可以定罪为盗取国家资源，而医保也会被吊销或停保。“之前有过这样的案例，但是需要有人检举，有能力有证据追查到真相。”
“有句话说，把官员锁在笼子里，把人民群众从笼子里放出来。这就是说，人民群众应当监督官员，而官员的权力则被限制住。在医疗资源分配、社会公平上，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为人民谋福利。”冯世良如是说道。
由于保健制度本身并不为公众熟悉，医改方案中鲜有涉及。复旦大学卫生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郝模在近期一次关于医改的讲演中透露，此轮医改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也不可能针对这个问题，只能进行适当控制。
资源转入社区医院
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矛头直指医院的唯利是图，而这又被归因于政府对于医院的财政补贴问题。
冯世良表示，其实，从中央到各省市，政府都已经提出不少政策。“比如取消药品加成费，检查费用的降低，新农合补助从50元提高到250元。有人说，250元还不够看一次感冒，但是中国有9亿农民，加起来就是2250亿元，相对去年财政支出10万多亿元，占比不小。”
然而，民间对于政府财政支持的呼吁依旧强烈。
“新医改”的三年阶段性目标有一条是“强基层”，政府投入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希望把能够在基层医疗单位解决的问题就地消化，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和应用。与此同时，各地也陆续推出“预约挂号制度”、“分级诊疗转诊制度”，但现实远没有期望的那样美好，上大医院看病仍是当前中国百姓就医的主流。
黄峻告诉本刊记者，在欧美国家的公立医院里，只有急诊科室，一般门诊都需提前预约。一旦生病，是由家庭医生或者社区医生诊断，需要送往公立医院救治的才转院治疗。这就大大缓解了大医院的资源紧张问题，合理分配各种医疗资源。
他强调，虽然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医疗服务比较完善，但是同时出现了金融危机的窘境。所以，如何合理给予财政补贴是值得研究的。
十八大报告提到，重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据了解，中国人口占世界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2%。这仅有的2%的医疗资源，其中80%都集中在城市，而在城市中又有80%的资源集中在大医院。
翻看卫生部2009-2011年的卫生统计年鉴，社区卫生院人均诊疗人次和床位利用率的下降与三级医院人均诊疗人次上升的反差将中国百姓“看大病看小病都往大医院跑”的现状表露无遗。
而即便是在大医院里，医疗服务资源的分配也极不均等。
特需服务的博弈
近年来，特需医疗、VIP病房等特需医疗服务纷纷在医院落地生根，同时也常常为人诟病。特需医疗服务是指医院在保证基本医疗需求的基础上，为满足群众的特殊医疗需求而开展的医疗服务活动，包括点名手术、加班手术、全程护理、特需病房、专家门诊等形式。
“说起特需医疗服务出现的缘由，不得不谈到医院的财政机制。”周乐今教授，从事临床心血管工作近三十年，曾任云南省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他告诉《中国经贸聚焦》，现在中国公立医院的财政机制是由各地方财政提供差额拨款，一般是拨款30%，也有些可能更低。“那么，另外的70%怎么办？自己想办法。”医院的现金流往往会出现很大的空缺。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政府拨付给公立医院的事业费，不仅不够支付医务人员的基本工资，甚至不够支付水电费。
“这些VIP病房，相对普通病房而言，治疗环境更加好一些，一般是两人一间，服务上也更加优化。”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黄峻教授向本刊记者介绍，“但是，价格也更贵些。只要能出钱就可以了。”
“唯钱是图”似乎成了特需服务的标签。
辽宁省糖尿病治疗中心院长冯世良教授或许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这种收费显然是为少数富人服务的，但它却侵占了有限的公共医疗资源。”
冯世良为公众所知是在2009年全国两会上炮轰医院特需医疗，提出取消医院的专家门诊、VIP病房等。至今三年，他依旧坚持不懈，“中国面临医疗资源紧张，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
冯世良举例说道，“我有时候也会去做专家门诊服务，根据医疗级别国家批准为240元的门诊费用，我的这个时段就被买断了。有时候，在普通门诊或者急诊室里有濒死的病人，我们这些专家过去救治，治愈希望就比较大，但是由于时间被买断了，我只能在专家门诊里为其他病人服务，而这些病人的病情绝大部分不像他们那么危急。”
因特需服务而导致的资源不合理配置更是问题重重。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公立医院特需医疗占近10%，包括特需中心、院中院以及各科的特需病床，有些硬件设施堪比星级酒店，每天住院价位少则千八百元，多则上万元不等。
11月5日，位处南京闹市区的鼓楼医院新大楼试运营，抢眼的外观，楼顶的停机坪、大厅内价值700万元的钢琴、室内来回穿梭的电瓶车、即将开业的咖啡屋等硬件设施让人瞠目结舌，堪比五星级酒店。开诊首日，鼓楼医院新门诊就诊患者达到近1万人，比平常门诊多出1000人左右。
“其实，这就是一种宣传手段。”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哪里条件好就去哪里就医是大多数人的想法。”那么，在医护人员素质基本对等的情况下，医院之间只得拼硬件设备。
冯世良告诉记者，“在一些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里的三甲，情况正在恶化。越是医疗资源紧张的地方，越是容易出现特需医疗服务，如特需病房、特需门诊，这是社会不公平的表现。”
在中国，特需医疗服务是否有必要存在呢？他认为，只有解决了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医疗资源有了“剩余价值”，才有条件、有理由提供一些特需服务。而现在特需服务的出现，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只是因为社会地位与经济能力的不同，享受的医疗服务就不一样。这就是‘向钱看’，违背了医者‘向病看’的原则。我已经多次提出取消特需服务，把有限的医疗资源转移给老百姓，解决医疗资源匮乏，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尴尬局面。”
这个观点如被采纳，显然会动摇卫生界既有的“利益格局”。
黄峻则表示特需服务无可厚非，“就像坐飞机有头等舱，高铁有商务舱、一等座一样，即便空在那里没人坐，也不会因为经济舱或者二等座人满为患而挪位子过去。现在重点在于确保基本医疗服务。所谓基本医疗服务，就是让你有位子坐。”
今年3月，上海提出在“十二五”期间，将严格控制公立医疗机构开设特需医疗服务，不再新增公立医疗机构特需床位，已开设特需床位的公立医疗机构，逐渐缩小特需床位规模，让公立医院彻底回归公益。
劫“公”济“民”
医疗资源的不均等还体现在另一块特殊的服务项目中——高级干部保健。
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在2006年曾经披露，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80%是为了以850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此前有媒体称，据政府有关部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40万名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500亿元。
周乐今向本刊记者介绍，“高级干部保健是一套庞大而细致的服务体系，由专职副院长和专职主任负责，定期带领专职人员进行巡视，例行系统体检。若身体指标发生任何异常，则及时召集学科专家会诊，造成对相关科室正常临床工作的影响。” 冯世良发现，“个别高级干部保健科室里使用的医疗设备比对外开放的质量更好，但是利用率很低。而在对外开放的医院里，如CT机、核磁共振机等医疗设备，往往一天要用几十次，甚至上百次，24小时昼夜开机。”目前这种医疗资源配置显然不合理。
在上海一家三甲医院工作的卢护士透露，“有些干部生病后其实用不着住院，比如轻微的发烧，但是他们要求住院。住院期间只是简单地挂两瓶盐水，就这样占了一个床位。医院里床位本就紧张，每天要求住院的病人太多了，床位根本周转不过来。”
北方一家三甲医院的副院长刘清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多数的干部病房是两人一间，有少量的单间病房。是否能住单间，是由干部级别来决定的。“级别也不是我们分的，最好问省卫生保健办公室，是他们分的标准。省级、副省级和厅级的标准，他们的医疗费用标准不一样，医疗保障条件也是不一样的。”
干部保健在中国久已有之。
在卫生系统内，一直设有专门的“保健委员会”或“保健办公室”，为领导干部的医疗服务。
在《吉林省省直机关事业单位保健对象医疗保险管理办法（试行）》中，可以看到，保健对象被分为两级。
一级保健对象是指正、副省级在职领导干部和退出领导岗位的正、副省级老同志（含享受同级待遇人员）；还包括在省工作的“两院”院士。二级保健对象是指正、副厅级在职领导干部；离、退休的正、副厅级老同志；原享受公费医疗特诊医疗待遇的部分处级干部和正高职称人员。
两级保健对象享受医疗补贴，补贴由财政拨款。而在省级医院中，干部病房都是为一二级保健对象准备的。
在干部享受保健制度带来的福利同时，还出现了“夹带”的现象——一人开药，全家享受，亲友沾光。
“多开的药品用不完，就出现一批回收药品的药贩子。”周乐今告诉记者，在医院的洗手间、附近的电线杆随处可见回收药品的小广告，“回收的药品不是过期药品，针对的就是那些药品开多了又用不完的人群。”
不过，近些年来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了。
黄峻明确表示，“这种做法是违法的，但是查处起来比较困难”。在医院治疗过程中，要求本人到场，但是有些老人身体不太好，托人拿药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作为院方，很难判断开出去的药是不是给当事人用的。法律有明确规定，如果到达一定数量可以定罪为盗取国家资源，而医保也会被吊销或停保。“之前有过这样的案例，但是需要有人检举，有能力有证据追查到真相。”
“有句话说，把官员锁在笼子里，把人民群众从笼子里放出来。这就是说，人民群众应当监督官员，而官员的权力则被限制住。在医疗资源分配、社会公平上，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为人民谋福利。”冯世良如是说道。
由于保健制度本身并不为公众熟悉，医改方案中鲜有涉及。复旦大学卫生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郝模在近期一次关于医改的讲演中透露，此轮医改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也不可能针对这个问题，只能进行适当控制。
资源转入社区医院
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矛头直指医院的唯利是图，而这又被归因于政府对于医院的财政补贴问题。
冯世良表示，其实，从中央到各省市，政府都已经提出不少政策。“比如取消药品加成费，检查费用的降低，新农合补助从50元提高到250元。有人说，250元还不够看一次感冒，但是中国有9亿农民，加起来就是2250亿元，相对去年财政支出10万多亿元，占比不小。”
然而，民间对于政府财政支持的呼吁依旧强烈。
“新医改”的三年阶段性目标有一条是“强基层”，政府投入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希望把能够在基层医疗单位解决的问题就地消化，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和应用。与此同时，各地也陆续推出“预约挂号制度”、“分级诊疗转诊制度”，但现实远没有期望的那样美好，上大医院看病仍是当前中国百姓就医的主流。
黄峻告诉本刊记者，在欧美国家的公立医院里，只有急诊科室，一般门诊都需提前预约。一旦生病，是由家庭医生或者社区医生诊断，需要送往公立医院救治的才转院治疗。这就大大缓解了大医院的资源紧张问题，合理分配各种医疗资源。
他强调，虽然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医疗服务比较完善，但是同时出现了金融危机的窘境。所以，如何合理给予财政补贴是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