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提起岭南，人们大多认为那是一个瘴疠之气横行、圣人之道不彰的蛮荒之地，与今天人们眼中的“东西南北中，发财在广东”的沿海发达省份定位相去甚远。

不毛之地，事实真如此吗？

　　历史上的岭南，一般指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这由东到西“五岭”以南广大地区，原是古越族居住的“百越之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里被不少人视为不毛之地，诸葛丞相就在《出师表》中写下“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事实真的如此吗？


　　先秦时，一种名叫“茶晶”材料做成的纽扣和装饰品在中原各国贵族中相当风靡。时人只知“茶晶”来自楚国，却不知这原料正产自百越地区。早在战国时，岭南百越之地就是楚国重要贸易伙伴。除“茶晶”，不少风靡各国贵族的奢侈品原料都产自岭南。
　　《淮南子·人间训》中提到，“秦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使尉屠雎发卒五十万。”百越不但本地资源丰富，而且因为地处临海，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有着规模可观的海上贸易。近年来，在菲律宾出土的百越石器，以及廣州出土的融合两亚工艺和古印度玛瑙的珠串，就是有力证明。

烟瘴之地？这事好像没那么简单

　　“烟瘴之地”一度成岭南代名词，岭南也由此成为中原人眼中的畏途。“烟瘴”到底是什么？
　　瘴气，在中医理论中多指南方山林中湿热蒸郁能致人疾病的有毒气体，人触之辄病疟。因为南方地区多山林地带、多湿热、多蚊虫，就成了疟疾传播的天然土壤。《史记·货殖列传》曾云“岭南卑湿，丈夫早夭”。
　　古代医疗条件十分有限，大多数医生在疟疾这样的疾病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欧阳修就曾在《论台谏官唐介等宜早牵复札子》提到“唐介前因言文彦博，远窜广西烟瘴之地，赖陛下仁恕哀怜，移置湖南，得存性命。”如此看来，称岭南为“烟瘴之地”似乎并无不妥。
　　但在中原王朝“天朝大国鄙视链”下，称远离中原王朝统治核心区的岭南为“烟瘴之地”，不免有些“变味”。尤其是随着历史发展和医疗水平不断提高，“烟瘴之地”这个称谓并没有随之淡化，反而在明清时期被用作一种丈量犯人发配距离的标准了。
　　《明史·刑法志一》：“充军者，明初唯边方屯种。后定制，分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无独有偶，《清史稿·刑法志二》中也留下了“清初裁撤边卫，而仍沿充军之名……附近，二千里；近边，二千五百里；边远，三千里；极边、烟瘴，俱四千里”的记载。

发配之地，不知留下多少情

　　在古代，尤其是唐宋两朝，岭南常被作为发配犯官之地，中原人去岭南任职也多被视为左迁。中国版图那么大，为什么总是岭南呢？这是因为：
　　一方面，自南北朝流放制度形成后，各朝大都遵循在控制范围之内就边就远安置原则。岭南远在千里之外，路途艰险，可以作为对犯官的惩罚。
　　另一方面，岭南作为各朝统治范围的边缘地带，也需要不断派员前去训谕教化、巩固统治、加强开发。
　　唐宋时期，北方地区为少数民族所控制，一般充作罪犯戍边之地，而因为中央政府对南方的控制力更强，所以一般作为流放政治犯的地方。这也解释为什么唐宋八大家中的柳宗元、韩愈和苏轼都曾谪居岭南。
　　其实，流放生活并非只有苦楚，岭南在历史上就与不少文人和吃货结下了妙不可言的缘。晚唐广州刺史刘恂，为后世留下堪称旅游觅食“红宝书”的《岭表异录》。一起来感受一下“吃货”刘恂的爱：“赤蟹壳内黄赤膏如鸡鸭子黄，肉白，以和膏，实其壳中，淋以五味，蒙以细面，为蟹饦，珍美可尚。”
　　而从“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大家对荔枝的爱更是不折不扣的跨越千年。
　　（陈冲荐自《广州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