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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接触的日常用品中，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比建筑物更大的东西。很多时候，大成了建筑物的标志，有时也是设计师成就的标志。
日本建筑师隈研吾即将出版的新书《小建筑》，看起来对此持反对意见，这本书继承了之前在《负建筑》里近似的观点。他命名的负建筑（Defeated Architecture），其实是那些被现代建筑设计抛弃的材料，比如石头、竹子和木材，以及和追求象征意义的权威建筑相对的概念。
《小建筑》来自隈研吾对2011年3月11日日本大地震的反思，他认为那些崩塌的建筑应该促使人们去质疑大体量建筑的价值，包括对钢筋混凝土的崇拜。
隈研吾在中国的知名度起源于SOHO中国的项目“长城脚下的公社”，他用其中500平方米设计了一幢竹屋。这个设计和他在1995年设计的代表作“水/镜之家”同样具有说明性：这位建筑师擅长运用独特的材料设计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房子。它们的体量通常不是太大，并且因为擅长把人工照明和自然照明结合起来，他设计的空间通常都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
但真正让他在中国成名却是2008年的北京三里屯Village（现改名为太古里），由香港太古地产投资开发，整体包括18座独立商业大楼和一个精品酒店。他同时操作了第二个SOHO中国项目，与太古里仅一街之隔，是总体面积达46万平方米的建筑综合体。
太古酒店北京区域总经理Anthony Ross认为这两个项目改变了这位建筑师的设计路径：“在瑜舍之前，他从未做过这么大的酒店项目，在那之后，他开始做比这更大的项目了。”目前隈研吾在中国已建成项目有7个，另有一个在建，还停留在设计图纸阶段的项目则多到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他平均一个月来一次中国。
“中国客户很简单，他们总希望建造有‘强大’意义的项目。相对日本客户来说，他们总是希望建筑可以与众不同。”隈研吾说。
但隈研吾试图在这种“强大”和他原有的设计原则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从这个角度而言，“小建筑”是他得出的一个折衷方案。
“每个项目，我都希望找到一个‘最小的’存在，即使在城市中的大建筑，我们也总是在其中寻找‘最小的’。人们身材的尺寸相对建筑的尺寸来说很小，因此，我总是在为建筑寻找‘人性化的尺度（human scale）’。人性化的尺度和物质性相关，天然的材质可以赋予建筑一种更人性化的氛围。这就是整个哲学。”他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他在一个叫做知博物馆的项目里实验过类似的想法。知博物馆坐落在四川新津县，这是一个距离成都28公里的县城，曾经是西南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一站，但近年只是作为地震灾区受人关注。现在，这栋总建筑面积2353平方米、投资3000万元的建筑成为了这个县城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它会用做展示和道教有关的内容。
博物馆位于新津老君山山脚，整个建筑表层都被排列整齐的瓦片覆盖，这些瓦片用金属线串起来，像是为建筑穿上了一件马赛克衣裳。
“由于瓦片的尺寸很小，如果紧挨着挂这些瓦片，最后出来的效果就会显得整栋建筑变‘大’了，但如果中间相隔一些空间来安装的话，就能让人去感受它的精小。”隈研吾这样阐述如何用瓦片来表达“小”的概 念。
明年将于杭州建成的中国美术学院博物馆同样如此。那5000平方米原本是一个茶园，现在则会变成掩映在山林之中的一栋栋灰色建筑。隈研吾说，他试图在一些细节的地方加入来自当地旧建筑的陶土和石头材质，他还特意把整个大的博物馆分成了小的场馆，每个场馆有一个小的屋顶，因此，观众就可以从这些小的场馆中感到一种亲密的感觉。
每个在中国的项目，隈研吾都力图寻找到一种合适的细节。“我总是试图找到解决方案，我认为我能为任何形式的质量问题找到解决方案。即使是来自中国的施工技术水平，我也可以发现一些好的特性。”
他举了竹屋的例子，“中国的竹子不像我们在日本用的竹子那样直，这些竹子是弯曲的，每根的尺寸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作为项目的一个细部，竹子間应该留有空隙，如果没有这个空隙，就失去了外部环境的动态性，建筑的质量也就大打折扣了。所以，如果你能找到一种适应每个项目的中国式的细节，那么它就会具有相应材料的美感。”
北京一石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策划总监史建曾经策划过国内一些重要的建筑展览，他认为，材质和细节是隈研吾能驾驭大体量建筑的重要原因之一，“材质和细节可以让他的建筑看起来轻盈、透明。”他说。要知道，并非所有建筑师都有这个能力，比如另一位在中国享有盛名的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与他刚好相反，“安藤的特长是高密度区域里的小体量，他设计中型和小型房子、住宅的时候会非常精彩。大体量则会 让他的设计捉襟见肘。”
隈研吾承认自己的制胜法宝是“材质”。他认为安藤忠雄的困难在于，总是把清水混凝土作为设计的首要因素，结果就很难进入到下一步。而他自己的做法是，“每个项目，我都希望用初级材质，初级材料是指我们完全没有尝试过的材料。它可以把我带进下一步。”
不过在谈到商业成功时，史建认为隈研吾之所以在中国受欢迎，是因为他那种崇尚与自然融合的风格看起来并不冒险，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
安全感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元素。在中国，业主可以直接委托建筑师做设计方案，也可以举行公开竞赛。通常而言，后者是更普遍采用的方式，尤其对于公共建筑和希望找到“最好的方案”的业主而言。
“竞赛提交的概念并不是真正的项目。建筑师拿到的只有简报，没有和业主真正的沟通。概念只能反映出事务所的正常能力，而不是建筑设计师对这个项目真正的理解。”Morphosis建筑事务所建筑师陈瀚旭说。这个事务所的创办人是普利兹克奖得主汤姆·梅恩。 这样做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催生越来越多“安全的”设计。所谓安全，对于业主来说，就是不会过分偏离自己的社会形象，比如银行通常应该稳重；对于建筑师来说，则是保证不会挑战业主的审美底线。这像一个循环论证：为了保证自己的方案通过，采取保守策略。
笼统地说，在这个过程中，建筑成为一种粗暴的想法，它取决于业主和建筑师本人对于空间的定义，还有更重要的，两者对各自身份的认同。这其中并没有建筑实际使用者的发言权。
持续报道世界建筑的作家罗兰·哈根伯格（Roland Hagenberg）曾经描绘过这样一个建筑设计环境：这个世界毫无戒心，提案只要有那么一点点耸动就能通过建造申请。做什么造型都可以。有才华的新世代从而获得充足的资金、案子以及不负责任的鼓励。
这段话说的是1980年代后期的日本，不过套用到如今的中国市场，似乎同样合适。“中国是所有人的下一站。美国和欧洲的建筑项目正在变得谨慎，一些中东的项目也停下来了。如果有些人还没到中国来，那只是因为他们不愿意。”陈瀚旭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而美国芝加哥高层建筑和城市人居理事会（CTBUH）现任主席Timothy Johnson则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中国的城市正在面临的社会和文化问题，也是未来几年全世界城市将会面对的问题。中国13亿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的人都是从乡村移居到城市里的，这也就需要中国政府把高层建筑当作大概是唯一的策略，来创建适宜居住生活的城市，而且他们目前也非常重视这一 点。”
CTBUH被公认为是鉴定建筑物高度和体积的权威组织，世界上最高建筑根据它制定的标准来衡量产生。根据CTBUH出具的报告，认为在2020年，世界前20名的高楼中9座来自中国，它还列举了正在建造高楼的中国明星城市：深圳、上海、天津、武漢、广州、大连和台北。Timothy曾是一位高层建筑师，从2011年上任伊始，就在致力于吸纳来自亚洲的成员。
“小建筑”似乎正好迎合了这样的一个时机。“对于城市生活来说，有时候高密度是需要的。但我们应该找到些方法，将大型体量分散成小尺度。”隈研吾 说。
在中国，隈研吾还没有接到下一个大体量项目，但在设计东京银座一个传统的歌舞伎剧院的时候，这个建筑师还是使用了一些他的幽默感。
剧院拥有者松竹电影公司要求隈研吾在剧院旁边加盖一幢29层的办公大楼。于是后者把传统风格的剧院做得尽量精细，且带有一个类似于中国传统建筑里“斗拱”的廊檐，同时，背后的大楼尽量简洁，且和剧院保持一定距离。
“这样当行人抬头看的时候，他们会注意精致的建筑，忽略后面那个大房子。”
日本建筑师隈研吾即将出版的新书《小建筑》，看起来对此持反对意见，这本书继承了之前在《负建筑》里近似的观点。他命名的负建筑（Defeated Architecture），其实是那些被现代建筑设计抛弃的材料，比如石头、竹子和木材，以及和追求象征意义的权威建筑相对的概念。
《小建筑》来自隈研吾对2011年3月11日日本大地震的反思，他认为那些崩塌的建筑应该促使人们去质疑大体量建筑的价值，包括对钢筋混凝土的崇拜。
隈研吾在中国的知名度起源于SOHO中国的项目“长城脚下的公社”，他用其中500平方米设计了一幢竹屋。这个设计和他在1995年设计的代表作“水/镜之家”同样具有说明性：这位建筑师擅长运用独特的材料设计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房子。它们的体量通常不是太大，并且因为擅长把人工照明和自然照明结合起来，他设计的空间通常都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
但真正让他在中国成名却是2008年的北京三里屯Village（现改名为太古里），由香港太古地产投资开发，整体包括18座独立商业大楼和一个精品酒店。他同时操作了第二个SOHO中国项目，与太古里仅一街之隔，是总体面积达46万平方米的建筑综合体。
太古酒店北京区域总经理Anthony Ross认为这两个项目改变了这位建筑师的设计路径：“在瑜舍之前，他从未做过这么大的酒店项目，在那之后，他开始做比这更大的项目了。”目前隈研吾在中国已建成项目有7个，另有一个在建，还停留在设计图纸阶段的项目则多到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他平均一个月来一次中国。
“中国客户很简单，他们总希望建造有‘强大’意义的项目。相对日本客户来说，他们总是希望建筑可以与众不同。”隈研吾说。
但隈研吾试图在这种“强大”和他原有的设计原则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从这个角度而言，“小建筑”是他得出的一个折衷方案。
“每个项目，我都希望找到一个‘最小的’存在，即使在城市中的大建筑，我们也总是在其中寻找‘最小的’。人们身材的尺寸相对建筑的尺寸来说很小，因此，我总是在为建筑寻找‘人性化的尺度（human scale）’。人性化的尺度和物质性相关，天然的材质可以赋予建筑一种更人性化的氛围。这就是整个哲学。”他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他在一个叫做知博物馆的项目里实验过类似的想法。知博物馆坐落在四川新津县，这是一个距离成都28公里的县城，曾经是西南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一站，但近年只是作为地震灾区受人关注。现在，这栋总建筑面积2353平方米、投资3000万元的建筑成为了这个县城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它会用做展示和道教有关的内容。
博物馆位于新津老君山山脚，整个建筑表层都被排列整齐的瓦片覆盖，这些瓦片用金属线串起来，像是为建筑穿上了一件马赛克衣裳。
“由于瓦片的尺寸很小，如果紧挨着挂这些瓦片，最后出来的效果就会显得整栋建筑变‘大’了，但如果中间相隔一些空间来安装的话，就能让人去感受它的精小。”隈研吾这样阐述如何用瓦片来表达“小”的概 念。
明年将于杭州建成的中国美术学院博物馆同样如此。那5000平方米原本是一个茶园，现在则会变成掩映在山林之中的一栋栋灰色建筑。隈研吾说，他试图在一些细节的地方加入来自当地旧建筑的陶土和石头材质，他还特意把整个大的博物馆分成了小的场馆，每个场馆有一个小的屋顶，因此，观众就可以从这些小的场馆中感到一种亲密的感觉。
每个在中国的项目，隈研吾都力图寻找到一种合适的细节。“我总是试图找到解决方案，我认为我能为任何形式的质量问题找到解决方案。即使是来自中国的施工技术水平，我也可以发现一些好的特性。”
他举了竹屋的例子，“中国的竹子不像我们在日本用的竹子那样直，这些竹子是弯曲的，每根的尺寸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作为项目的一个细部，竹子間应该留有空隙，如果没有这个空隙，就失去了外部环境的动态性，建筑的质量也就大打折扣了。所以，如果你能找到一种适应每个项目的中国式的细节，那么它就会具有相应材料的美感。”
北京一石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策划总监史建曾经策划过国内一些重要的建筑展览，他认为，材质和细节是隈研吾能驾驭大体量建筑的重要原因之一，“材质和细节可以让他的建筑看起来轻盈、透明。”他说。要知道，并非所有建筑师都有这个能力，比如另一位在中国享有盛名的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与他刚好相反，“安藤的特长是高密度区域里的小体量，他设计中型和小型房子、住宅的时候会非常精彩。大体量则会 让他的设计捉襟见肘。”
隈研吾承认自己的制胜法宝是“材质”。他认为安藤忠雄的困难在于，总是把清水混凝土作为设计的首要因素，结果就很难进入到下一步。而他自己的做法是，“每个项目，我都希望用初级材质，初级材料是指我们完全没有尝试过的材料。它可以把我带进下一步。”
不过在谈到商业成功时，史建认为隈研吾之所以在中国受欢迎，是因为他那种崇尚与自然融合的风格看起来并不冒险，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
安全感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元素。在中国，业主可以直接委托建筑师做设计方案，也可以举行公开竞赛。通常而言，后者是更普遍采用的方式，尤其对于公共建筑和希望找到“最好的方案”的业主而言。
“竞赛提交的概念并不是真正的项目。建筑师拿到的只有简报，没有和业主真正的沟通。概念只能反映出事务所的正常能力，而不是建筑设计师对这个项目真正的理解。”Morphosis建筑事务所建筑师陈瀚旭说。这个事务所的创办人是普利兹克奖得主汤姆·梅恩。 这样做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催生越来越多“安全的”设计。所谓安全，对于业主来说，就是不会过分偏离自己的社会形象，比如银行通常应该稳重；对于建筑师来说，则是保证不会挑战业主的审美底线。这像一个循环论证：为了保证自己的方案通过，采取保守策略。
笼统地说，在这个过程中，建筑成为一种粗暴的想法，它取决于业主和建筑师本人对于空间的定义，还有更重要的，两者对各自身份的认同。这其中并没有建筑实际使用者的发言权。
持续报道世界建筑的作家罗兰·哈根伯格（Roland Hagenberg）曾经描绘过这样一个建筑设计环境：这个世界毫无戒心，提案只要有那么一点点耸动就能通过建造申请。做什么造型都可以。有才华的新世代从而获得充足的资金、案子以及不负责任的鼓励。
这段话说的是1980年代后期的日本，不过套用到如今的中国市场，似乎同样合适。“中国是所有人的下一站。美国和欧洲的建筑项目正在变得谨慎，一些中东的项目也停下来了。如果有些人还没到中国来，那只是因为他们不愿意。”陈瀚旭告诉《第一财经周刊》。
而美国芝加哥高层建筑和城市人居理事会（CTBUH）现任主席Timothy Johnson则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中国的城市正在面临的社会和文化问题，也是未来几年全世界城市将会面对的问题。中国13亿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的人都是从乡村移居到城市里的，这也就需要中国政府把高层建筑当作大概是唯一的策略，来创建适宜居住生活的城市，而且他们目前也非常重视这一 点。”
CTBUH被公认为是鉴定建筑物高度和体积的权威组织，世界上最高建筑根据它制定的标准来衡量产生。根据CTBUH出具的报告，认为在2020年，世界前20名的高楼中9座来自中国，它还列举了正在建造高楼的中国明星城市：深圳、上海、天津、武漢、广州、大连和台北。Timothy曾是一位高层建筑师，从2011年上任伊始，就在致力于吸纳来自亚洲的成员。
“小建筑”似乎正好迎合了这样的一个时机。“对于城市生活来说，有时候高密度是需要的。但我们应该找到些方法，将大型体量分散成小尺度。”隈研吾 说。
在中国，隈研吾还没有接到下一个大体量项目，但在设计东京银座一个传统的歌舞伎剧院的时候，这个建筑师还是使用了一些他的幽默感。
剧院拥有者松竹电影公司要求隈研吾在剧院旁边加盖一幢29层的办公大楼。于是后者把传统风格的剧院做得尽量精细，且带有一个类似于中国传统建筑里“斗拱”的廊檐，同时，背后的大楼尽量简洁，且和剧院保持一定距离。
“这样当行人抬头看的时候，他们会注意精致的建筑，忽略后面那个大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