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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区的走廊还是一如既往的样子。廊灯白天黑夜都开着，不管外面夜色是否降临，走廊及其两侧的病房总是亮堂堂的，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误以为病房里是没有夜晚的。
这段时间按理应该是比较清闲的，但病房里照常住满了病人，一忙起来，我也便时常不知不觉陷入了这样的错觉。我曾经无数次想象过“没日没夜”这个词描绘的状态，对没日没夜过活的人心存敬畏，现在我明白了，这个词描绘的很有可能就是一种错觉。比如此刻，我从办公室出来，走过长长的走廊，准备下班回家。走到走廊尽头的出口时，我才发现天已经完全黑透了；而在几分钟前，我坐在办公室里时，只觉得时间还早着呢。在出口处站定，一边是墨黑的夜，一边是亮如白昼的走廊和病房，那一瞬间，我竟感觉有一阵莫名的恍惚，于是不由得闭上了眼，再睁开时，便瞥见了墙上挂着的磁卡电话机。现在，病房里的人们已不再使用磁卡电话了，但电话机一直保留在那里，打扫卫生的阿姨每天都要去擦拭，它的金屬外壳因此总是瓦亮瓦亮的。我刚一睁眼，便注意到了它身上反射过来的光，在走廊外整片的墨黑里，那一小片光亮，一下就扯住了我。
如果我记得没错，你从一百多公里外的成都背着背包来到医院，应该也是在这个时节。在那之前十多年，同样的季节里，我也同你一样背着背包，走进了二郎山下的这家医院。尽管没亲眼见过你的背包，没法想见你背包的颜色、款式和大小，但背包里，有几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厚如砖块的《解剖学》《内科学》《外科学》等教材；见习时已经穿过若干次，但多数时间压在箱底的白大褂；密密麻麻地写满汉字，有些连你自己都很难辨认的笔记本；学校统一派发的“弹弓”——你可能不知道，这名字是我们那个时候对听诊器的别称，你自小生长在城市，可能没机会见识弹弓是什么样的。如果现在你手里还保存着或者还在使用听诊器，你只要伸出左手的两根指头支起它的耳件，右手握着它的胸件，两手将它的胶管前后一拉，那就是弹弓的样子了。以上这些物件，都是你在刚刚离开的学校学习了四年的证明，也是我们区别于他人、我们这个行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标志。你背着它们，从跨出学校大门的那一刻起，就成了一名实习医生；再过一年，你就将是一名真真正正的医生了。
一个人是一天天才成长起来，又一天天老去的，一个医生的成长更是一个必需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都说时间无情，这可能是又一个很好的说明，一个精准的注脚。
看到墙上的磁卡电话机，我就想起了你，想起你坐在小方凳上，举着听筒打电话的样子。作为一名外来者，这家医院里的一名新人，初来乍到，给需要的人打一个电话，说说自己的情况、报报平安是必要的。
事实上我起初也没想过要跑去看你打电话，病房里躺着那么多人，有那么多事情等我去做，我哪还有旁观你打电话的闲情。我后来去看你，是病房里的一个家属看到了你，非要叫我去看看的。他来自比你更远的相反方向的西藏芒康，在你来医院之前，他的母亲受了伤，他把母亲送来这里，留守在家的父亲也生病住院了。他事先和家里人约好了通话时间，他在走廊上踌躇了半天，你一直占用着电话机，也可能是他提醒你时说话的声音不够大，或者是你通话时太过投入，他提醒了你几次，你都没有听见。
是你们一起的医生，他对我说，他的眼里溢满了泪水，他心里是真的着急了。他说打电话的是我们一起的医生，我其实是不大相信的；我更没想到会是你，那不过是你到科室的第二天，仅仅是在早上和我们查过一次房——我甚至还叫不出你的名字。但他的神情让我毫不迟疑地站起了身，跟着他跑到了走廊。然后我就看到了你：你穿着凉拖鞋，一只脚呈“4”字形，放在另外一只腿的膝盖上，凉拖鞋就挂在你不断晃动的脚尖，因为你身体在不停地抖动，让人担心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果不其然，就在我准备开口叫你的时候，凉拖鞋哗啦一下自你的脚尖滑落下来。你俯下身伸出手去捡的时候，你的眼朝向我所在的方向扫视了一下，这才看到了我。那时候，我在你身后已立了不下半分钟。你也没管电话里要说的话是否说完，飞快地将听筒挂到了墙上，满脸通红地望着我，脚尖竟也很顺利地套进了拖鞋，然后双脚立正，像一个干了坏事被老师发现的学生。
我一时没有了话语。我去到走廊，看到了你，并且让你不再占用专供病人及其家属们使用的电话，我的目的其实已经达到。如果没有后来，这件事，到这里也就完结了，成为过去式了。我说的后来，是在第二天早上。
让事情继续发展的起因有两点：一是你竟然没来上班，我叫你们一起来医院实习的同学给你打电话，你说你不来了，再没说其他。稍后一些时间，我接到了医务科的通知，说你主动要求换到其他科室去。二是病房里关于你的议论，事情已经过了一夜，但病房里的人们仍兴致浓厚地说起你的举动、说起你。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才得以清楚你那晚打电话前后大致的情形：你坐的小方凳，是你伸出食指，指向病房里的某个家属，然后食指勾动，指挥他给你搬到磁卡电话机下放好的；然后你就坐在那里，拖鞋悬挂在脚尖，浑身抖动着打电话，那个来自芒康的病人家属和其他几个病人的家属，都看到你坐在那里；那个来自芒康的家属实在忍不住叫了你，你将听筒放在耳边，双眼鼓得像牛眼，示意那个来自芒康的家属走开，不要打岔。病房里的人都看到你穿着白大褂，早上的时候和我们一起查过房，他们就此断定你是名医生，因此才强忍住，没让责备和谩骂声迸出口。
之后的事情，我就都亲眼看到了。
但是，促使我冲到五楼，到你新到的那个科室去的，是我在病房里听到的一句话。说这句话的，就是那个来自西藏芒康的老人。“医——生——”那天早上我刚走进病房的时候，老人便冲我喊。那个“医”字，老人很顺利地喊出了口，紧接着的“生”字却生生变成了呜咽。像憋足了劲吹皮球，眼看着皮球已经鼓大鼓圆，吹气的人却突然间岔了气。老人呜咽着，眼眶里的泪水渐渐漫过眼眶，一滴滴不住地滑过皱纹密布的脸，滴滴答答地往下掉。在我的追问下，老人摊开双手，在眼前划出两个大大的圆圈。“河大无盖啊。”老人感叹。老人的牙已经脱光了，吐字明显不清晰，这几个字，老人重复了几遍，我才听清。我站在老人的病床边，听老人说起她祸不单行的家庭，说起她自己的腿伤，接着说到你。我一下就恍然了，老人其实是在给我们提意见，说是委婉的批评可能更确切。想想，一条河，要找一块盖子完全将其盖住，无疑是困难的；一个人，总是想把自己美好的一面示人，其他的则尽可能地收起来，但终归是收不住的；同样的，一个科室、一个医院，乃至一个家、一个社会又何尝不是这样。
从老人所在的病房里出来，我便冲上五楼，去你新到的那个科室找你。你埋头坐在办公室的椅上，不知你是看到我进去，还是自打昨晚以后就一直那个样子。事实上我去找你，是希望你昂着头，去病房里向来自遥远的西藏芒康的老人和几个被你耽搁了通话的家属们道个歉，说声对不起。我想的是，即便你不是实习医生，转而从事别的什么职业，这样的勇气和操守，也是你应该拥有的。让我意外的是，对于我的要求，你没说是或者不是；你就那么无声地坐着，红着脸，头却埋得更低了。
更让我意外的是你的离开。这个消息，是医务科分管实习生的同事当天下午告诉我的。过了这么些年，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在想你的离开与我的举动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想明白。如果可能，我想听你告诉我。自打你离开的时候起，我就开始隐隐地担心，说不定从那以后，你就不再身穿白大褂，不再做一名医生了。但我内心里希望你是，更乐于亲耳听到亲眼见到你是。
你离开以后，和你一起来的你的几个同学顺利完成了实习。他们之后，又来了更多的实习生，每次他们来医院分配到我工作的科室，我总是首先给他们讲起你的故事，重复起那个来自遥远的西藏芒康的老人的话——
河大，无盖啊。
这段时间按理应该是比较清闲的，但病房里照常住满了病人，一忙起来，我也便时常不知不觉陷入了这样的错觉。我曾经无数次想象过“没日没夜”这个词描绘的状态，对没日没夜过活的人心存敬畏，现在我明白了，这个词描绘的很有可能就是一种错觉。比如此刻，我从办公室出来，走过长长的走廊，准备下班回家。走到走廊尽头的出口时，我才发现天已经完全黑透了；而在几分钟前，我坐在办公室里时，只觉得时间还早着呢。在出口处站定，一边是墨黑的夜，一边是亮如白昼的走廊和病房，那一瞬间，我竟感觉有一阵莫名的恍惚，于是不由得闭上了眼，再睁开时，便瞥见了墙上挂着的磁卡电话机。现在，病房里的人们已不再使用磁卡电话了，但电话机一直保留在那里，打扫卫生的阿姨每天都要去擦拭，它的金屬外壳因此总是瓦亮瓦亮的。我刚一睁眼，便注意到了它身上反射过来的光，在走廊外整片的墨黑里，那一小片光亮，一下就扯住了我。
如果我记得没错，你从一百多公里外的成都背着背包来到医院，应该也是在这个时节。在那之前十多年，同样的季节里，我也同你一样背着背包，走进了二郎山下的这家医院。尽管没亲眼见过你的背包，没法想见你背包的颜色、款式和大小，但背包里，有几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厚如砖块的《解剖学》《内科学》《外科学》等教材；见习时已经穿过若干次，但多数时间压在箱底的白大褂；密密麻麻地写满汉字，有些连你自己都很难辨认的笔记本；学校统一派发的“弹弓”——你可能不知道，这名字是我们那个时候对听诊器的别称，你自小生长在城市，可能没机会见识弹弓是什么样的。如果现在你手里还保存着或者还在使用听诊器，你只要伸出左手的两根指头支起它的耳件，右手握着它的胸件，两手将它的胶管前后一拉，那就是弹弓的样子了。以上这些物件，都是你在刚刚离开的学校学习了四年的证明，也是我们区别于他人、我们这个行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标志。你背着它们，从跨出学校大门的那一刻起，就成了一名实习医生；再过一年，你就将是一名真真正正的医生了。
一个人是一天天才成长起来，又一天天老去的，一个医生的成长更是一个必需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都说时间无情，这可能是又一个很好的说明，一个精准的注脚。
看到墙上的磁卡电话机，我就想起了你，想起你坐在小方凳上，举着听筒打电话的样子。作为一名外来者，这家医院里的一名新人，初来乍到，给需要的人打一个电话，说说自己的情况、报报平安是必要的。
事实上我起初也没想过要跑去看你打电话，病房里躺着那么多人，有那么多事情等我去做，我哪还有旁观你打电话的闲情。我后来去看你，是病房里的一个家属看到了你，非要叫我去看看的。他来自比你更远的相反方向的西藏芒康，在你来医院之前，他的母亲受了伤，他把母亲送来这里，留守在家的父亲也生病住院了。他事先和家里人约好了通话时间，他在走廊上踌躇了半天，你一直占用着电话机，也可能是他提醒你时说话的声音不够大，或者是你通话时太过投入，他提醒了你几次，你都没有听见。
是你们一起的医生，他对我说，他的眼里溢满了泪水，他心里是真的着急了。他说打电话的是我们一起的医生，我其实是不大相信的；我更没想到会是你，那不过是你到科室的第二天，仅仅是在早上和我们查过一次房——我甚至还叫不出你的名字。但他的神情让我毫不迟疑地站起了身，跟着他跑到了走廊。然后我就看到了你：你穿着凉拖鞋，一只脚呈“4”字形，放在另外一只腿的膝盖上，凉拖鞋就挂在你不断晃动的脚尖，因为你身体在不停地抖动，让人担心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果不其然，就在我准备开口叫你的时候，凉拖鞋哗啦一下自你的脚尖滑落下来。你俯下身伸出手去捡的时候，你的眼朝向我所在的方向扫视了一下，这才看到了我。那时候，我在你身后已立了不下半分钟。你也没管电话里要说的话是否说完，飞快地将听筒挂到了墙上，满脸通红地望着我，脚尖竟也很顺利地套进了拖鞋，然后双脚立正，像一个干了坏事被老师发现的学生。
我一时没有了话语。我去到走廊，看到了你，并且让你不再占用专供病人及其家属们使用的电话，我的目的其实已经达到。如果没有后来，这件事，到这里也就完结了，成为过去式了。我说的后来，是在第二天早上。
让事情继续发展的起因有两点：一是你竟然没来上班，我叫你们一起来医院实习的同学给你打电话，你说你不来了，再没说其他。稍后一些时间，我接到了医务科的通知，说你主动要求换到其他科室去。二是病房里关于你的议论，事情已经过了一夜，但病房里的人们仍兴致浓厚地说起你的举动、说起你。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才得以清楚你那晚打电话前后大致的情形：你坐的小方凳，是你伸出食指，指向病房里的某个家属，然后食指勾动，指挥他给你搬到磁卡电话机下放好的；然后你就坐在那里，拖鞋悬挂在脚尖，浑身抖动着打电话，那个来自芒康的病人家属和其他几个病人的家属，都看到你坐在那里；那个来自芒康的家属实在忍不住叫了你，你将听筒放在耳边，双眼鼓得像牛眼，示意那个来自芒康的家属走开，不要打岔。病房里的人都看到你穿着白大褂，早上的时候和我们一起查过房，他们就此断定你是名医生，因此才强忍住，没让责备和谩骂声迸出口。
之后的事情，我就都亲眼看到了。
但是，促使我冲到五楼，到你新到的那个科室去的，是我在病房里听到的一句话。说这句话的，就是那个来自西藏芒康的老人。“医——生——”那天早上我刚走进病房的时候，老人便冲我喊。那个“医”字，老人很顺利地喊出了口，紧接着的“生”字却生生变成了呜咽。像憋足了劲吹皮球，眼看着皮球已经鼓大鼓圆，吹气的人却突然间岔了气。老人呜咽着，眼眶里的泪水渐渐漫过眼眶，一滴滴不住地滑过皱纹密布的脸，滴滴答答地往下掉。在我的追问下，老人摊开双手，在眼前划出两个大大的圆圈。“河大无盖啊。”老人感叹。老人的牙已经脱光了，吐字明显不清晰，这几个字，老人重复了几遍，我才听清。我站在老人的病床边，听老人说起她祸不单行的家庭，说起她自己的腿伤，接着说到你。我一下就恍然了，老人其实是在给我们提意见，说是委婉的批评可能更确切。想想，一条河，要找一块盖子完全将其盖住，无疑是困难的；一个人，总是想把自己美好的一面示人，其他的则尽可能地收起来，但终归是收不住的；同样的，一个科室、一个医院，乃至一个家、一个社会又何尝不是这样。
从老人所在的病房里出来，我便冲上五楼，去你新到的那个科室找你。你埋头坐在办公室的椅上，不知你是看到我进去，还是自打昨晚以后就一直那个样子。事实上我去找你，是希望你昂着头，去病房里向来自遥远的西藏芒康的老人和几个被你耽搁了通话的家属们道个歉，说声对不起。我想的是，即便你不是实习医生，转而从事别的什么职业，这样的勇气和操守，也是你应该拥有的。让我意外的是，对于我的要求，你没说是或者不是；你就那么无声地坐着，红着脸，头却埋得更低了。
更让我意外的是你的离开。这个消息，是医务科分管实习生的同事当天下午告诉我的。过了这么些年，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在想你的离开与我的举动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想明白。如果可能，我想听你告诉我。自打你离开的时候起，我就开始隐隐地担心，说不定从那以后，你就不再身穿白大褂，不再做一名医生了。但我内心里希望你是，更乐于亲耳听到亲眼见到你是。
你离开以后，和你一起来的你的几个同学顺利完成了实习。他们之后，又来了更多的实习生，每次他们来医院分配到我工作的科室，我总是首先给他们讲起你的故事，重复起那个来自遥远的西藏芒康的老人的话——
河大，无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