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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人的城镇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当前，我国在推进人的城镇化过程中面临一些障碍，主要包括传统发展模式占主导，一味追求以物为中心的城镇化；城乡二元结构主导下的旧有体制阻碍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公共产品供给不到位，公共服务均等化受阻；城市病问题突出，人们的宜居环境遭到破坏等。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转变传统发展模式；保障农民的权利，注重改善民生；加强制度建设，消除人的城镇化的制度性障碍；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满足人们的多层次需求等，乃是消除重重障碍、实现人的城镇化的主要路径。
关键词：城镇化；人的城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11-0008-03
作者简介：邬巧飞（1987-），女，浙江宁波人，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邹丽萍（1979-），女，吉林德惠人，潍坊学院思政部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的解构与超越，是重质量、重内涵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重视人的权利、人的福利、人的主体性，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换言之，人的城镇化是依靠人、为了人的城镇化。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我们理解人的城镇化提供了广阔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我国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障碍，并寻求解决的路径。
一、人的城镇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
新型城镇化旨在实现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新型城镇化是对传统的“以物为中心”城镇化的超越，是重质量、重内涵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思想基础。人的生存与发展始终是马克思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现实的人是马克思考察人的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人不是孤立的、抽象的，不能脱离他人而独立存在。马克思指出，人的现实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发展状况如何与他们的社会关系如何直接相关。马克思认为，人的最高境界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的自由展现。人的发展形态经历了从对人的依赖、对物的依赖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三个阶段。达到人的理想境界，一方面取决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另一方面取决于正义社会关系的建立。马克思恩格斯曾批判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农民纷纷涌入城市但生存得不到保障的现象。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不是全面发展而是片面发展，人与人之间不是平等的，而是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人与产品、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关系被异化了。
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平等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是人的城镇化的内在要求。人的城镇化应当是为了人、依靠人的城镇化。具体来说，应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保证城镇化进程中人与人之间权利的平等。有学者提出人的城镇化，关键是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农民工市民化，也就是使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社会公共服务的权利。权利主要是通过公共权力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并满足人们的合理需要和诉求。权利是人的发展的前提条件。除了生存权利之外，人的自由权利、平等权利、民生权利等人的发展的权利都应该得到保障。但是，在人的城镇化过程中，人的发展权利遭到忽视。农民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未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关于享受相对均等的公共服务应当包含哪些方面，学界仍有争议。较大多数的学者将公共服务分为制度性、经济性和社会性这三大方面。制度性公共服务主要指行政、司法、国防等方面；经济性公共服务主要指生产基础设施的保障；社会性公共服务主要指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1]在这三大方面中，涉及民生的经济性和社会性公共服务应该得到保障，这是每个人都应享有的权利。
二是满足人们在城镇化过程中合理的需要。马克思认为人的正当合理需要应该得到满足，这是合乎人性的。他说：“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2]合乎人的本性，主要是指合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那么，满足人的需要也就是满足人的生存型需要、发展型需要和享受型需要。生存型需要主要是指满足人们基本的吃、穿、住、行的需要，属于较低层次的需要。发展型需要和享受型需要是为了完善自我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属于较高层次的需要，主要包括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得到保障，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往，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构建等。每一层次的需要所指向的对象亦不同。恩格斯曾指出，“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着单纯的生存资料进行。而要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3]人的城镇化对于人的生存型需要、发展型需要和享受型需要的满足，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增强人们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三是发挥人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主体性。马克思批判了唯心主义把主体性看成是“精神”主体性以及旧唯物主义从“抽象的人”看待主体性的现象。他提出，应该以实践的观点来看待人的主体性。人是现实的人，是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人。人的主体性发挥，也就是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等能力的施展。当主体具备自觉意识和主体能力，对客观对象发生作用时，人的主体性才得以完全发挥出来。人们在进行实践活动时并不是被动地适应客观对象，而是积极地、主动地、富有创造性地进行改造活动。人们在推动城镇化的过程中，应当坚持生产力尺度与人的尺度相统一的原则。也就是说，人的城镇化在坚持生产力尺度，体现“经济人”追逐物质利益、创造社会财富、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坚持人的尺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良好生态环境的建设、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开发等方面。人既是城镇化的推动者，也应当是城镇化的受益者。面对传统城镇化造成的诸多弊端，人们需要及时转变发展理念，改变旧的发展模式，推动数量型城镇化向质量型城镇化的转变，使人们真正享受到城镇化带来的成果。 二、目前我国推进人的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障碍
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使人们陷入一种二律背反的困境。一方面，城镇化过度追求城镇数量的扩张带动了经济的飞速增长。另一方面，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却不能得到平等的对待，城镇大规模建设的同时居住率却很低，城市病不断发生等等现象普遍存在。这迫切要求人们反思“以物为中心”的城镇化，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导致了“人”的不在场，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这告诫我们，以物为本的城镇化不但不会增强人的幸福感，而且会加重人们对整个社会的不满情绪。人的城镇化面临的诸多问题，与城乡二元结构有直接的关系。具体来说，我国推进人的城镇化主要面临以下障碍。
1.传统发展模式占主导，一味追求以物为中心的城镇化。建国以来到现在，城镇化经历了几个阶段。有学者把城镇化进程概括为：压抑型城镇化、恢复型城镇化再到扩张型城镇化。建国初，国家大量投资工业化建设。到了1960年代，城镇化被视为工业化的成本并作为“开源节流”的对象而严格控制。[4]这一阶段，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农业的增量式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农业带动轻工业发展，对城镇人口的需求日益增大。国家开始逐渐放宽中小城市的户籍政策，但是对城镇人口的控制仍然没有完全放开。总体来说，这一阶段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开始同步发展。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城镇化进入急速扩张的阶段。市场经济驱使社会生产的增加、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大，成为城镇化规模扩大的外部动力。地方政府受到唯GDP论的错误引导，盲目地追求以物为中心的城镇化，把城镇化简单地看作是城市建设。地方政府追求的是可视化的政绩工程，这必然导致盲目的城镇扩张运动。中央到地方的纵向分权，使地方政府的权力相对集中，更容易走向“一元治理”的模式。在决策过程中，地方政府更多地是以经济利益为本位，忽视了社会利益，使服务社会职能处于“缺位”的状态。
2.城乡二元结构主导下的旧有体制阻碍农民市民化的进程。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社会公正的理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应该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人的城镇化不是单一的城镇化，它是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社会交往等各个方面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要求体现社会的公正、平等、和谐等价值诉求。但是目前，农民工不是“完全城镇化”而是“半城镇化”，很多农民进入城市，却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这违背了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理念。“半城镇化”现象一方面指农民进入城市之后，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没有享受到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另一方面指农民进入城市后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的制度、文化系统。简言之，他们处于尚未完全城镇化的状态。有学者把“半城镇化”称作是“夹生城镇化”。这种“夹生城镇化”现象造成了城镇经济发展活力不足，农民工就业动力欠缺，甚至导致“半城镇化人”精神生活匮乏，与城市居民有严重的心理隔阂，对城市没有归属感等等。造成“半城镇化”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等。把户籍与人们的社会福利挂钩，人为地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3.公共产品供给不到位，公共服务均等化受阻。教育、住房、医疗服务等公共产品的充分供给是人的城镇化的有力保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5亿人。[5]城镇经济的发展为农民进入城市提供了较多的就业岗位，提高了农民工的生活水平。但是农民在涌入城市的过程中，并没有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产品。涉及到人们切身利益的一些公共产品，应当是通过国家权力施以财政投入，这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职责。其是针对初次分配造成的不公正而进行的调整，能有力地应对市场经济局限性带来的种种问题。虽然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力度，但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仍基本上维持在12%左右，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水平。[6]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财政投入的不足，直接影响人们对公共产品的获得，阻碍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4.城市病问题突出，人们的宜居环境遭到破坏。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实施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创建低碳生态城市、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已经成为人的城镇化的迫切要求。但由于短期利益的驱动，城镇化呈现规模扩张的趋势。土地要素驱动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也忽视了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城市可持续发展遭遇了危机。人口过度膨胀、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生态问题愈加严重，城市的生态系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虽然城市面积只占全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但却消耗着全球75%的资源，产出了更大比率的废弃物。[7]经过工业化的洗礼，人们逐渐认识到，粗放的、高耗能的方式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等问题，对人的发展非常不利，也使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和危机。人们在城镇化过程中容易把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割裂开来，没有以生产力尺度和人的尺度相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城镇化。一个成熟的、健康的城镇应当具备完整的社会生态系统，只有系统的各个环节发挥作用，城镇的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才会增强，人们的幸福指数才会增加。
三、人的城镇化的实现路径
人的城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人的城镇化是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居住环境等多方面的城镇化。实现人的城镇化，需要清醒地认识存在的问题，从理念转变、制度变革、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等多方面入手，形成推进人的城镇化的合力。
1.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转变传统发展模式。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的转变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这就要求在推进人的城镇化过程中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的理念更加注重人的需要、利益、权利等的实现。人的城镇化面临着实然和应然的巨大差距。人的城镇化理想状态应该是人们的社会福利得到应有的保障，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融洽，人们的生活环境舒适宜人，人们对整个社会的发展状态比较满意。达到这样理想的状态，必须首先改变旧有的传统观念，改变规模扩张为主的传统发展模式。农民市民化是人的城镇化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人的城镇化应当体现社会公正的理念，更加重视“社会包容”和“社会融合”，而不是强化“社会排斥”。“社会排斥”是已经拥有社会权力的一部分人在制度上对边缘群体的排斥，人为地造成人与人之间身份差别，人与人之间待遇差别化对待。“社会排斥”造成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加深，人们的不公正感增强，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增加等。因此，人的城镇化应当解构与超越传统城镇发展模式，更加注重质量、注重内涵。 2.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保障农民的权利。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关键是保障农民的权利，使他们更加幸福地生活。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市民权利以及自主选择是否进入城市的权利成为保障农民权利的重要内容。我国当前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征地制度导致了土地产权不明晰，农民不能将土地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使土地的市场价值得不到体现。[8]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在土地交易中的收益成为保障农民土地权利的重要手段。保障农民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主要是对就业权、居住权、子女教育权的保障。城镇意味着社会资源的集中，能够为人们提供较好的公共服务，对人的吸引力更大。但是，农民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面临就业压力、居无定所、子女的教育受到漠视等问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对社会的期望值较大，需求更加偏向发展型而不仅仅是生存型。当他们得不到预期的结果时，对城市的不满情绪就会累加，从而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另外，农民的自主选择权也应得到保障。也就是说，农民进不进入城市应该由他们自己说了算，任何违背农民意愿的造城运动都是不可取的。
3.消除人的城镇化的制度性障碍，加强制度建设。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户籍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影响了人们社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更多的是以经济效益为导向，而忽视了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久而久之，制度的惯性导致了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差别化对待，农民的基本权益没有得到及时的保障。实现人的城镇化必然要求突破制度惯性，实行正义的制度。制度由人来制定，必然反映出人的需要、利益、目的等要求。人的城镇化应该消除制度性障碍，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一是改革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以及政府对于社会公共服务投入成本的考量等因素是户籍制度迟迟得不到改革的重要原因。户籍制度不改革，人们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就得不到保障。改革户籍制度需要突破重重阻力，使户籍与其背后的福利待遇剥离开来，改变因户籍导致的福利与待遇差别化的局面。二是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全面覆盖常住人口，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全民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是关注民生领域，让改革的成果惠及每一个人，努力让人们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4.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满足人们的多层次需求。一个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应该是就业、消费、生态等多方面的综合承载力。它不仅仅包括解决大量农民进入城市的就业问题、消费问题，而且还包括对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开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创建。一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低碳经济，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产业是一个城市吸纳就业人员、发挥集聚效应的根本所在。城市在面临人口大量涌入的同时，也面临就业人员的吸纳问题。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很好地吸收大量剩余劳动力，释放经济活力。同时，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助于满足人们因消费结构转变而产生的需要。依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后，消费结构和消费总量将处于升级和释放的重要阶段，过去是以物质型消费为主，现在则逐步转变成以服务型消费为主。[9]二是培育城市的生态功能，更加注重健康城镇化、绿色城镇化，建设优美宜人的生态环境。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是自然资源毕竟有限，这需要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重的方针，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道路。要提升城市的生态功能，把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到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积极创建良好的人居环境。实践证明，只重视经济建设而轻视环境保护的老路子是行不通的。
参考文献：
[1]刘德吉.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制度因素及实现路径：文献综述[J].上海经济研究，2008，（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侯丽.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镇化的历史新解读[J].城市规划学刊，2010，（2）.
[5]易鹏.中国新路：新型城镇化路径[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
[6]叶响裙.社会保障建设与公共财政转型[J].中国国情国力，2014，（8）.
[7]仇保兴.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12.
[8]高军.权利保障视野下的城镇化建设探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
[9]迟福林.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发展[EB/OL].www.chinareform.cn/form/crf/77/paper/201305/t20130503_166178.htm，2013-05-03.
【责任编辑：张亚茹】
关键词：城镇化；人的城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11-0008-03
作者简介：邬巧飞（1987-），女，浙江宁波人，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邹丽萍（1979-），女，吉林德惠人，潍坊学院思政部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的解构与超越，是重质量、重内涵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重视人的权利、人的福利、人的主体性，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换言之，人的城镇化是依靠人、为了人的城镇化。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我们理解人的城镇化提供了广阔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我国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障碍，并寻求解决的路径。
一、人的城镇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
新型城镇化旨在实现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新型城镇化是对传统的“以物为中心”城镇化的超越，是重质量、重内涵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思想基础。人的生存与发展始终是马克思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现实的人是马克思考察人的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人不是孤立的、抽象的，不能脱离他人而独立存在。马克思指出，人的现实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发展状况如何与他们的社会关系如何直接相关。马克思认为，人的最高境界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的自由展现。人的发展形态经历了从对人的依赖、对物的依赖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三个阶段。达到人的理想境界，一方面取决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另一方面取决于正义社会关系的建立。马克思恩格斯曾批判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农民纷纷涌入城市但生存得不到保障的现象。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不是全面发展而是片面发展，人与人之间不是平等的，而是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人与产品、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关系被异化了。
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平等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是人的城镇化的内在要求。人的城镇化应当是为了人、依靠人的城镇化。具体来说，应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保证城镇化进程中人与人之间权利的平等。有学者提出人的城镇化，关键是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农民工市民化，也就是使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社会公共服务的权利。权利主要是通过公共权力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并满足人们的合理需要和诉求。权利是人的发展的前提条件。除了生存权利之外，人的自由权利、平等权利、民生权利等人的发展的权利都应该得到保障。但是，在人的城镇化过程中，人的发展权利遭到忽视。农民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未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关于享受相对均等的公共服务应当包含哪些方面，学界仍有争议。较大多数的学者将公共服务分为制度性、经济性和社会性这三大方面。制度性公共服务主要指行政、司法、国防等方面；经济性公共服务主要指生产基础设施的保障；社会性公共服务主要指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1]在这三大方面中，涉及民生的经济性和社会性公共服务应该得到保障，这是每个人都应享有的权利。
二是满足人们在城镇化过程中合理的需要。马克思认为人的正当合理需要应该得到满足，这是合乎人性的。他说：“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2]合乎人的本性，主要是指合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那么，满足人的需要也就是满足人的生存型需要、发展型需要和享受型需要。生存型需要主要是指满足人们基本的吃、穿、住、行的需要，属于较低层次的需要。发展型需要和享受型需要是为了完善自我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属于较高层次的需要，主要包括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得到保障，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往，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构建等。每一层次的需要所指向的对象亦不同。恩格斯曾指出，“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着单纯的生存资料进行。而要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3]人的城镇化对于人的生存型需要、发展型需要和享受型需要的满足，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增强人们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三是发挥人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主体性。马克思批判了唯心主义把主体性看成是“精神”主体性以及旧唯物主义从“抽象的人”看待主体性的现象。他提出，应该以实践的观点来看待人的主体性。人是现实的人，是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人。人的主体性发挥，也就是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等能力的施展。当主体具备自觉意识和主体能力，对客观对象发生作用时，人的主体性才得以完全发挥出来。人们在进行实践活动时并不是被动地适应客观对象，而是积极地、主动地、富有创造性地进行改造活动。人们在推动城镇化的过程中，应当坚持生产力尺度与人的尺度相统一的原则。也就是说，人的城镇化在坚持生产力尺度，体现“经济人”追逐物质利益、创造社会财富、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坚持人的尺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良好生态环境的建设、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开发等方面。人既是城镇化的推动者，也应当是城镇化的受益者。面对传统城镇化造成的诸多弊端，人们需要及时转变发展理念，改变旧的发展模式，推动数量型城镇化向质量型城镇化的转变，使人们真正享受到城镇化带来的成果。 二、目前我国推进人的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障碍
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使人们陷入一种二律背反的困境。一方面，城镇化过度追求城镇数量的扩张带动了经济的飞速增长。另一方面，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却不能得到平等的对待，城镇大规模建设的同时居住率却很低，城市病不断发生等等现象普遍存在。这迫切要求人们反思“以物为中心”的城镇化，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导致了“人”的不在场，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这告诫我们，以物为本的城镇化不但不会增强人的幸福感，而且会加重人们对整个社会的不满情绪。人的城镇化面临的诸多问题，与城乡二元结构有直接的关系。具体来说，我国推进人的城镇化主要面临以下障碍。
1.传统发展模式占主导，一味追求以物为中心的城镇化。建国以来到现在，城镇化经历了几个阶段。有学者把城镇化进程概括为：压抑型城镇化、恢复型城镇化再到扩张型城镇化。建国初，国家大量投资工业化建设。到了1960年代，城镇化被视为工业化的成本并作为“开源节流”的对象而严格控制。[4]这一阶段，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农业的增量式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农业带动轻工业发展，对城镇人口的需求日益增大。国家开始逐渐放宽中小城市的户籍政策，但是对城镇人口的控制仍然没有完全放开。总体来说，这一阶段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开始同步发展。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城镇化进入急速扩张的阶段。市场经济驱使社会生产的增加、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大，成为城镇化规模扩大的外部动力。地方政府受到唯GDP论的错误引导，盲目地追求以物为中心的城镇化，把城镇化简单地看作是城市建设。地方政府追求的是可视化的政绩工程，这必然导致盲目的城镇扩张运动。中央到地方的纵向分权，使地方政府的权力相对集中，更容易走向“一元治理”的模式。在决策过程中，地方政府更多地是以经济利益为本位，忽视了社会利益，使服务社会职能处于“缺位”的状态。
2.城乡二元结构主导下的旧有体制阻碍农民市民化的进程。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社会公正的理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应该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人的城镇化不是单一的城镇化，它是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社会交往等各个方面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要求体现社会的公正、平等、和谐等价值诉求。但是目前，农民工不是“完全城镇化”而是“半城镇化”，很多农民进入城市，却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这违背了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理念。“半城镇化”现象一方面指农民进入城市之后，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没有享受到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另一方面指农民进入城市后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的制度、文化系统。简言之，他们处于尚未完全城镇化的状态。有学者把“半城镇化”称作是“夹生城镇化”。这种“夹生城镇化”现象造成了城镇经济发展活力不足，农民工就业动力欠缺，甚至导致“半城镇化人”精神生活匮乏，与城市居民有严重的心理隔阂，对城市没有归属感等等。造成“半城镇化”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等。把户籍与人们的社会福利挂钩，人为地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3.公共产品供给不到位，公共服务均等化受阻。教育、住房、医疗服务等公共产品的充分供给是人的城镇化的有力保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5亿人。[5]城镇经济的发展为农民进入城市提供了较多的就业岗位，提高了农民工的生活水平。但是农民在涌入城市的过程中，并没有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产品。涉及到人们切身利益的一些公共产品，应当是通过国家权力施以财政投入，这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职责。其是针对初次分配造成的不公正而进行的调整，能有力地应对市场经济局限性带来的种种问题。虽然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力度，但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仍基本上维持在12%左右，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水平。[6]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财政投入的不足，直接影响人们对公共产品的获得，阻碍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4.城市病问题突出，人们的宜居环境遭到破坏。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实施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创建低碳生态城市、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已经成为人的城镇化的迫切要求。但由于短期利益的驱动，城镇化呈现规模扩张的趋势。土地要素驱动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也忽视了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城市可持续发展遭遇了危机。人口过度膨胀、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生态问题愈加严重，城市的生态系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虽然城市面积只占全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但却消耗着全球75%的资源，产出了更大比率的废弃物。[7]经过工业化的洗礼，人们逐渐认识到，粗放的、高耗能的方式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等问题，对人的发展非常不利，也使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和危机。人们在城镇化过程中容易把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割裂开来，没有以生产力尺度和人的尺度相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城镇化。一个成熟的、健康的城镇应当具备完整的社会生态系统，只有系统的各个环节发挥作用，城镇的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才会增强，人们的幸福指数才会增加。
三、人的城镇化的实现路径
人的城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人的城镇化是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居住环境等多方面的城镇化。实现人的城镇化，需要清醒地认识存在的问题，从理念转变、制度变革、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等多方面入手，形成推进人的城镇化的合力。
1.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转变传统发展模式。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的转变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这就要求在推进人的城镇化过程中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的理念更加注重人的需要、利益、权利等的实现。人的城镇化面临着实然和应然的巨大差距。人的城镇化理想状态应该是人们的社会福利得到应有的保障，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融洽，人们的生活环境舒适宜人，人们对整个社会的发展状态比较满意。达到这样理想的状态，必须首先改变旧有的传统观念，改变规模扩张为主的传统发展模式。农民市民化是人的城镇化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人的城镇化应当体现社会公正的理念，更加重视“社会包容”和“社会融合”，而不是强化“社会排斥”。“社会排斥”是已经拥有社会权力的一部分人在制度上对边缘群体的排斥，人为地造成人与人之间身份差别，人与人之间待遇差别化对待。“社会排斥”造成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加深，人们的不公正感增强，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增加等。因此，人的城镇化应当解构与超越传统城镇发展模式，更加注重质量、注重内涵。 2.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保障农民的权利。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关键是保障农民的权利，使他们更加幸福地生活。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市民权利以及自主选择是否进入城市的权利成为保障农民权利的重要内容。我国当前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征地制度导致了土地产权不明晰，农民不能将土地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使土地的市场价值得不到体现。[8]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在土地交易中的收益成为保障农民土地权利的重要手段。保障农民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主要是对就业权、居住权、子女教育权的保障。城镇意味着社会资源的集中，能够为人们提供较好的公共服务，对人的吸引力更大。但是，农民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面临就业压力、居无定所、子女的教育受到漠视等问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对社会的期望值较大，需求更加偏向发展型而不仅仅是生存型。当他们得不到预期的结果时，对城市的不满情绪就会累加，从而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另外，农民的自主选择权也应得到保障。也就是说，农民进不进入城市应该由他们自己说了算，任何违背农民意愿的造城运动都是不可取的。
3.消除人的城镇化的制度性障碍，加强制度建设。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户籍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影响了人们社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更多的是以经济效益为导向，而忽视了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久而久之，制度的惯性导致了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差别化对待，农民的基本权益没有得到及时的保障。实现人的城镇化必然要求突破制度惯性，实行正义的制度。制度由人来制定，必然反映出人的需要、利益、目的等要求。人的城镇化应该消除制度性障碍，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一是改革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以及政府对于社会公共服务投入成本的考量等因素是户籍制度迟迟得不到改革的重要原因。户籍制度不改革，人们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就得不到保障。改革户籍制度需要突破重重阻力，使户籍与其背后的福利待遇剥离开来，改变因户籍导致的福利与待遇差别化的局面。二是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全面覆盖常住人口，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全民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是关注民生领域，让改革的成果惠及每一个人，努力让人们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4.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满足人们的多层次需求。一个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应该是就业、消费、生态等多方面的综合承载力。它不仅仅包括解决大量农民进入城市的就业问题、消费问题，而且还包括对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开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创建。一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低碳经济，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产业是一个城市吸纳就业人员、发挥集聚效应的根本所在。城市在面临人口大量涌入的同时，也面临就业人员的吸纳问题。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很好地吸收大量剩余劳动力，释放经济活力。同时，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助于满足人们因消费结构转变而产生的需要。依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后，消费结构和消费总量将处于升级和释放的重要阶段，过去是以物质型消费为主，现在则逐步转变成以服务型消费为主。[9]二是培育城市的生态功能，更加注重健康城镇化、绿色城镇化，建设优美宜人的生态环境。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是自然资源毕竟有限，这需要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重的方针，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道路。要提升城市的生态功能，把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到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积极创建良好的人居环境。实践证明，只重视经济建设而轻视环境保护的老路子是行不通的。
参考文献：
[1]刘德吉.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制度因素及实现路径：文献综述[J].上海经济研究，2008，（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侯丽.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镇化的历史新解读[J].城市规划学刊，2010，（2）.
[5]易鹏.中国新路：新型城镇化路径[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
[6]叶响裙.社会保障建设与公共财政转型[J].中国国情国力，2014，（8）.
[7]仇保兴.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12.
[8]高军.权利保障视野下的城镇化建设探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
[9]迟福林.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发展[EB/OL].www.chinareform.cn/form/crf/77/paper/201305/t20130503_166178.htm，2013-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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