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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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病人，而在现今的医疗领域，诱导需求、过度用药、医代表公关的负面现象也屡禁不止，对于职业医生来说，一方面要在一线面对病人的抱怨与愤怒，另一方面又承担着问题医疗体系与政府不恰当干预对医生职业独立造成的负面影响。本文通过梳理民国以来医生职业与国家关系的演变，认为职业自主性（法团自主性、临床自主性）的缺失，是导致目前中国医疗乱象的根源问题。建国以来，国家政权重塑了医生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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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病人，而在现今的医疗领域，诱导需求、过度用药、医代表公关的负面现象也屡禁不止，对于职业医生来说，一方面要在一线面对病人的抱怨与愤怒，另一方面又承担着问题医疗体系与政府不恰当干预对医生职业独立造成的负面影响。本文通过梳理民国以来医生职业与国家关系的演变，认为职业自主性（法团自主性、临床自主性）的缺失，是导致目前中国医疗乱象的根源问题。建国以来，国家政权重塑了医生的职业伦理，医生逐渐从享有较高自主性的职业团体转变为被国家政权所驯化的社会主义雇员，对公立医疗机构也呈现出高度的依附状态，医生因而成为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与执行者。改革开放之后，畸形的医疗市场化，使国家不仅继续垄断着医疗行业，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推卸了医疗卫生服务的责任，个体医生不仅没有职业自由，并且还被要求同时肩负服务效率与经济效益，从而更严重的影响到医生临床自主性的发挥。国家对职业的干预最后导致医疗产品与医生劳动力价值的双重扭曲，为医患冲突和医疗体系的种种弊端埋下了隐患。医学作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只有医学从业者本身才能够进行有效监控，因而在现今中国，只有重构医生职业与国家的关系，促进独立自律的职业团体形成，才能够有效改变目前中国医疗的尴尬处境，这也是新医改不可或缺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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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五十年堪称全球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世界各国政府为保持这一势头，纷纷设计、实施总体战略来刺激、维持经济增长。所谓“战略”，意味着各国领导人与决策者的头脑中必须拥有一套综合性的、富有野心的目标。这些目标在当前语境中往往与社会福利或“幸福”（well-being）挂钩起来。为了高效地追求幸福，政府必得保证经济增长具有社会包容性与环境可持续性。有鉴于此，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连续几年出版相关报告，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