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北平图书馆曾集中了我国历朝藏书的精华，堪称中华文化之命脉。为躲避日军炮火，其中一批珍藏辗转上海。而在那个战事四起的年代，偌大的中国，最后竟无处可安放这批国宝，保护中华文化的命脉。
　　1941年7月，德、意法西斯政权宣布承认汪伪南京政权。为排挤美、英在华势力，轴心国动议汪伪政权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存沪善本面临更大危险。袁同礼焦灼不安，一方面致函胡适，希望说动美国鼎力相助。另一方面与江海关再度商洽运书方法，皆不得要领。8月，袁同礼又秘密会晤美国驻上海一转运公司经理，该经理主张将书箱即日运往美国在沪海军仓库，一旦军舰到沪，即负责代运出沪，并说无须事先征得美驻沪总领事同意。袁同礼当即电告胡适，希望胡适出面，由美国国务院发电给驻沪领事，以求更为安全。时至10月，仍没有回音。
　　正当众人焦头烂额之际，钱存训带来了好消息。他偶然机会得知妻子的张姓同学有位哥哥在江海关任外勤，这位海关人员乐意提供帮助。钱存训与袁同礼、王重名经过仔细商议，得出一个巧妙方案：
　　钱存训等在这名张姓海关人员每次值班时，将书箱化整为零，每次约十箱左右，以中国书报社的名义开具票据报关，假称代替美国国会图书馆购买的新书，票据上注明的是《四部丛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新书，但箱内装的却都是善本书籍。在张姓海关人员的照应下，不开箱检查，直接签字放行。
　　从1941年10月开始，每隔几天就送去一批书箱报关。一直延续有近两个月的时间。到12月5日，最后一批善本书籍由上海驶美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运出。两天后，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对美宣战，并进攻东南亚各国。上海报纸刊登消息称“哈里逊总统”号在航行至马尼拉时被日军俘获。钱存训等认为船上装运的最后一批善本书籍肯定被日本方面截获。但是到了1942年6月，上海各家报纸又刊登了一则由里斯本转发的海通社电稿，称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华盛顿宣布北平图书馆的箱装善本书籍已全部运抵，即将开始摄制显微书影。至于最后批书籍是如何逃脱劫难，安全运达美国的，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抗战胜利后，北平图书馆考虑将寄存美国的善本书籍运回馆内保存。1947年春，经教育部同意，当年直接参与运书的北平图书馆编纂钱存训被派赴美运回寄存的善本书籍，并考察美、英、法等国图书馆事业。钱存训到美后，一切手续均已办妥，“可是上海仓库拥挤，没有地方存放”，接着国内战事又起，北平至上海的交通中断，遂按教育部的指示暂不运回善本书籍。
　　1965年，台湾当局与美国交涉，商洽归还善本事宜。11月，美国海军部调派军舰将这批善本书籍运送台湾。1966年2月，台湾“中央图书馆”从运返的三千善本中，每种各选一册，举办展览。这些被称为“平馆善本”的珍贵古籍，引来无数观者。
　　古籍经告示，立刻引来众多学人询问·当年在北平曾见过某珍贵典籍，理应装箱移藏，而此次展览为何没有看见。不但民间有此疑惑，时任“中央图书馆”特藏室主任的昌瑞卿，整理编目时也发现，原北平图书馆旧藏众多甲库精品，理应装箱，却未见于运美寄存书中，有悖常理。战乱之前，内阁档案甲库书目总数约在3700多种，而寄运美国的不到3000，近800种甲库善本精品未能选提装箱，而其中大约500种已下落不明。
　　更让人奇怪的是，若以美国国会图书馆用此批善本摄制的缩微胶卷为参照，居然还有20余种原装箱清册没有记载，运返台湾的102箱中也不见其踪。这些书从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了?甚至，人们在清点时还发现数种并非善本的普通图书混迹其间。
　　如此多的疑问，至今仍无法解释。当年风华正茂的钱存训，如今已是白发老者。他大概是这个事件最后的亲历人了。亲历者尚有疑问，何况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