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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汇从来源方面观察，有固有词汇和外来词汇两个对立的词汇来源。固有词汇与外来词汇的对立是从汉语与外民族在语言上有来往开始的，所以，这两种对立的词汇的形成，比起其它类型词汇晚些，两种词汇所包含的数量也不平衡，外来词比固有词要少得多。
一、外来词中意译词的归属问题
确定外来词的标准，划定外来词的范围，至今看法不一。有人说：外来词是指本民族语言以外国或其它民族语言吸收进来的词。有的认为：一个民族从别的民族中吸收很多的词语，这种吸收来的词语就是外来语。有人主张：一种语言往往从其它语言中吸收一些有用的词，这些词汇成为外来词或成为借词等等。这些说法尽管词句有别，实质都是一样，都比较笼统，因而在具体分析到某一外来词时就产生了意见分歧，当然都没有彻底解决到底什么样的词才是外来词的问题。这种分歧集中表现在对所谓“意译词”是否是外来词的认识上。有的人认为“是”；有的人认为“非”，有的说明理由，有的没有讲述原因。认为是外来词的其理由不外是认为这类词所代表的概念是外来的，尽管它们是用汉语的构词材料和构词法构造出来的。反对的意见则主张：仅仅是其所代表的概念是外来的，而基构词的材料和方法都是本民族的，不能视为外来词。这些意见的分歧，不仅仅是处理某些具体词是否是外来词的问题，其实质是关系到对整个外来词的看法的问题。
其实，外来词是与固有词(或者说称自造词)相对而言的。就来源上说，它是本民族语言里原来没有，从外民族吸收进来的。当甲民族语言吸收乙民族语词的时候，是吸收的形式呢(语音形式或书写形式)还是吸收它的意义，或者是形式内容一起吸收呢?恩格斯说“整个有机界在不断地证明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或不可分离。”列宁说：“黑格尔则要求这样的逻辑，其中形式是具有内容的形式，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这就是说，每一事物都有自己的内容和形式，没有仅有内容而无形式的事物，也不存在只有形式主义而无内容的事物。只有从两者紧密结合统一中才能了解它们。语言中的词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词不论失去形式内容任何一方都是不可能存在的，词的形式是语音，词的内容是意义，两者辩证统一在一起。由此看来，当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由于经济、文化或其他种种关系在语言上接触时，吸收了他们的语言某些成分，如果吸收的是“词”，那么这些“词”就应以它的整体——从形式到内容——进到汉语中去，而不可能只吸收什么“形”或“义”。基于上面的看法，我们认为只吸收外族要领的所谓“意译词”不是外来词。
十分明显，意译词完全是按汉语的构词方式，用汉语的构词材料构成的新词。在词的形式上没有半点外民族语词的特点，充其量只能说它代表的要领是从外民族吸收进来的。可是概念只是概念，不是语言中的词，概念只是相关的词的意义基础，一个要领的词义的形式进入到语言中来，要受该语言的语义系统所制约，并与一定的语音形式结合起来。因此，不能把概念的来源直接当成词的来源。那样，势必把词与概念混为一谈。
外民族词被汉语吸收后，就成为汉语词汇的成员，是汉语词汇系统的有机组部分。语言中外来词的命名是就它的来源说的。尽管在语音形式上或意义内容方面与外民族的语言尚有一定的联系，但它已脱离原民族的语言词汇系统的制约，完完全全符合汉语的内部发展规律，与汉语词汇系统有着血肉联系。正因为如此，有些外来词因吸收年代久远，今天已察觉不到是外来词了。甚至有的人被词的汉字书写形式所迷惑，错误地把地地道道的外来词当成固有词。造成这种误解，除主观上的原因外，外来词已汉民族化，其外民族特点的本来面貌很难看出，也是一个重要性的原因。应劭曾认为“枇杷”这个外来词是汉语的固有词，并从汉字字形上进行解释。他说：“枇杷不知谁作，以手枇杷，因此得名。”李时珍因不知道“葡萄”是外来词，而望文生义，作了不正确的说明。他说：“可以造酒入酺，饮之醄然而醉，故有是名”。按李时珍的说法，葡萄之所以称为“葡萄”，是因为这种水果酿成的酒能使人饮后醄然而醉，故借“酺”与“醄”两字，叫做葡萄，这显然是牵强附会的。
二、外来词的民族化问题
外来词汉民族化虽然对每个具体的词来说情况和程度有不同，但成为汉语词汇系统中的一个成员，符合汉语系统的种种规律，改变原词的面貌，受汉语的融化，是一致的。否则，就会游离于汉语之外。外来词汉民族化主要体现在语音、语义、结构、语法四个方面。
在语音系统上，吸收进来的外来词不是依样画葫芦按原民族语问系统的读音，而是根据汉语语音系统特点加以改造。这种改造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变化：(1)词的音节的改变： “布尔什维克”在俄语中本是三个音节，吸收入汉语中就成了五个音节；英语中的“dozen”原是两个音节，吸收入汉语合成一个音节“打”。(2)构成词的音素也有改变。外民族语音系统有自己的特点，它们有的音素在现代汉语语音系统里不一定有，因此，当吸收外民族语词的时候，原民族的音素要改变迁就汉语语音系统。例如“hysteria”音译成“歇斯底里”；“volt”音译作“伏特”等。(3)声调的增加。现代汉语语音系统有四个声调，而有些民族的语音系统像英语、法语、德语等等均没有声调，这些民族的词语，被现代汉语吸收了，说起来也都具有了声调，如“copy”音译成“拷贝”(kǎo bèi)，“logic”音译为“逻辑”(luójì ) 。
在意义方面的变化也比较明显。外民族语词被汉语吸收之后，既然成了汉语词汇的成员，就受汉语语义系统的制约。吸收外来词要考虑到语言的规范，绝不能增加一些词义色彩毫无差别的同义词。所以，吸收进来的外来词的意义，在现代汉语语义系统的制约下，有的缩小了范围。例如，法语的“salon”，有“客厅”“文化集会”“展览品陈列室”“上流社会”“展览会”等意义。吸收到汉语里来的“沙龙”，只有“文艺座谈会”“文艺作品展览会”的意思，其余的意义都没了。有的意义只缩小固定在某一方面。如日语中的“道具”原是用具或用处的意思，吸收进来以后，代表戏剧舞台上所用的器具，吸用在专业语汇范围之内。有的只用原词的某方面有关系的意义，如英语的“motor”，是发动机的意思，吸收到汉语中来却代表用脚蹬的带有发动机的车一“摩托车”，区别一般带有发动机的车等等。
外来词的民族化还体现在词的结构方面。例如，原来的单纯词，吸收到汉语中来变成合成词；有些原来是合成词，吸收到汉语中来变化单纯词。
在词的语法功能上也有不同。有的民族语言的词有性、数、格等形态特征。如英语中的“tractor”一词，有单数、复数的变化，被汉语吸收后的“拖拉机”一词的形态上就没有单复数的变化。再如英语中“chocolate”。一词具有英语名词的语法特点，吸收到汉语里来的“巧克力”就丧失了英语 词原来的语法特点而具备了汉语名词的语法特点。
综上所述，被汉语吸收进的外来词总是汉民族化了的，符合汉语词汇的内部发展规律，成为汉语词汇系统内部的有血有肉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三、外来语规范问题
外来语是否需要规范，这是一个专家们一直讨论研究的问题。外来语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现有的词汇，受到欢迎；另一方面又作为“文化入侵”的标志，受到抵制。其实，在汉语的外来词中存在着古、今、方、雅(共同语)之别。所谓“古”，是指古代吸收的，今天交际已不再用的外来词，倘若从词汇的历史来看，它是历史的古语词，如从古代印度语吸收进来的外来词“招提”、“摩党赊”等。所谓的“今”是指为现代人服务的外来词，区别于为古代人服务的古代外来词。所谓“方”，是指有些外来词是某个方言区吸收的，并一直在该方言区里使用。如粤语里的“士坦”即“stamp”邮票，“波”即“ban”球，“恤衣”即“shirt”衬衣，闽语中的“巴刹”即“bazaar”市场，“雪文”即“soap”肥皂等等都是方言外来词。所谓“雅”，是指民族共同语内的外来词，它是构成现代汉语词汇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外来词的这四个分类足以说明，外来语也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使用频率高的某一外来词并不代表其就将取代具有相同意义的汉语固定词，除非它已经融入了我们民族的共同语，为大家所共同接受。所以，对外来语的规范问题，我认为大可不必较真，让年青人用“洋泾浜”必不会就让汉语消失或受损。但是，相对的注意外来语的书面表还是有必要的。在书面表达上，按照中国语文报刊协会会长李行健指出的——吸收字母词或外来词要坚持引导使用规范的、大多数人懂得的意译词；已有可用的意译词时，一定要使用意译词，如“世贸组织(WTO)”、“首席执行官(CEO)”等；一时找不到准确的译名，不妨用音译的形式，非用字母词不可时也应遵照有关规定，在字母词后面括注释义；至于HSK(汉语水平考试)、GB(国标)一类仿照外文字母词用汉语拼音字母造词就实无必要——去做，我想，外来词不仅不影响汉语的发展，反而会促进汉语词汇的发展。
以上对外来词的研究中存在有争议的三个问题进行了粗浅的总结和探讨，希望由此能对外来词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刘谊，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如何对待新词新语的几点思考 王丽
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别是语言里的词汇，更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社会大变革的年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社会生活中不断有新的事物产生，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更新。其中任何细微的变化都能够从人们日常使用的词语当中找到痕迹。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语言各要素中，词汇可以说是其中最活跃、最敏感、最具代表性的要素。在这种形势下，新的词语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产生。
关于什么是新词新语，为便于下文的讨论，暂且分两部分来解释：时间上和内容上。从时间上说，新词新语指的是最近产生的词语，这个“最近”时间限定在近十几年内，时间再久远了一般不再考虑算作新词新语；从内容方面讲，一般都包含新事物、新意义、新用法、新概念、新色彩等等。另外还有比较特殊的一类就是原有的普通话词语在最近增加了新义或意义有所转移而被约定俗成的，其作用相当于产生新词而归入新词新语之中。因为本文的重点不在此，所以先不做讨论。新词新语的来源很多，比如：外来词语、方言词语、港台词语、专业词语、新造词语、网络词语等等。来源的多与杂也从一个侧面暗示了它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
由于客观事物和现象千变万化，原有词语难以及时而准确地反映出这些变化，新词新语便应运而生。充满着变数的新词新语，它的产生自不待言，其消亡之迅速也从反面说明了其反映事物的敏锐性这一特点，因此我们说代谢快正是新词新语的活力所在。
一、当语言的警察?
曾经有人提倡搞纯洁语言，充当忠实的语言警察。其实纯洁语言不是不需要，可是应该清楚，对于语言新陈代谢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虽然不应一律肯定，但也不应完全否定，因为语言跟使用它的个人有关。人的性别、年龄、阅历、性格、文化水平、兴趣爱好千差万别，这样使用的语言就不可能千篇一律。有一位哲学家曾说，只要某一个人在他面前说两句话，他基本上就可以判定这个人的职业身份、教养情况。所以纯而又纯的语言是不存在的。语言的生命力如此旺盛，千百年来经历了多少变化才得以与社会同步发展。既然语言从一出现就打上了社会的烙印，我们何必非要墨守所谓的成规呢?几千年前智慧的集大成者老子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万物并作，吾以复观。认为万事万物既然出现就自有出现的道理。既然如此，何必一味地苛求、指责呢?语言也是万物当中的一分子，要知道有容乃大的道理啊。
虽说新词新语有时会给人们造成一定情境下理解和运用的负担，但其创造、吸收和运用毕竟大大丰富了普通话的语汇，方便了大家的交际和表述，符合语汇发展的规律。应当说，新词新语的大量涌现是每一种语言不断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和标志，而且作为信息载体的语言越是发达，其创造和吸收新词新语的量往往也就越大，汉语的发展史就充分证明了这一规律。我国历史上有几次新词新语十分活跃的时期，比如在汉代和唐代，引进了大量的、使用至今的佛教词语和其他的专有名词等等，而这两个朝代在当时世界上都处在相当强大的行列。新词新语不断出现反映了汉语强大的生命力。穷则思变变则通。再如，英语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通用语呢?就在于它勇于吸纳所有可以丰富发展自己的语汇。所以在它吸收其他语汇的同时，它也成为了世界的。于是强势语言从来就不怕吸收其他语言中的有益成分，它越是这样就会越强大。诚如史有为先生所说：“一种纯而又纯的语言必然是没有竞争力的语言，必然导致使用社群的狭窄甚至萎缩”，“我们在语言接触和融合的问题上当然要有民族的意识，但更要有世界的意识”。
当然，任何事物都应该一分为二地去看待。有时，新词新语由于使用范围和使用时间长短的问题，或因使用者刻意追求新奇和个性，很多人还不是很了解，所以交流产生了障碍。现在有些报纸，外文字母词充斥字里行间，给阅读造成很大困难。龚千炎先生提出语言规范具有“动态性、相对性、开放性”，指出语言规范是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既要反对有关方面过分偏于“绝对”，不顾语言的习惯及约定俗成，强加各种干涉，也反对人们过分偏于“相对”，只注重语言自身发展的一面，认为语言规范就是约定俗成、社会习惯，就是对语言现状的准确描写。于根元先生曾打过一个比方，他说“婴儿出生常常吉凶未卜，却牵扯着父母和多少人的心，刚刚生下来也不强壮，可是医生、父母、家人都精心养育。”如此说来，新词新语刚刚出现的时候是不是也同样应该得到大家的呵护与关心而不是一味地受到排斥呢?这样新词新语才有可能不断朝积极的更好服务于社会的方向去 发展。
社会在变化、在发展，语言随之变化、发展，我们的语言观也只有随之不断调整才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对此张德鑫先生给我们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即首先要转变一种观念，“承认并允许‘中介词语’的存在，突破对新生词语只有符合规范生或不符合规范亡的‘两分法’。”他依据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中介语”(interlanguage)理论，联想到“新生词语形成过程中，也有类似的或许是过渡性的但不一定是负面的‘中介词语’。”并对“中介词语”进行了定义，“是指那些新生词语或新的用法刚出现时不为人们理解和认可，甚至反感，但经由群众和时间的考验，这些初显的新生词语中，有的得到约定俗成，并被最终收入权威辞书；有的则被自然淘汰。”他举例说，当初“很青春”的说法出现时，很多人认为这样的说法就不合语法，不明白副词怎么能修饰名词呢?于是有人请教吕叔湘先生，吕老答不知道，而并没有以权威将其否定。以此例表达对这种“妄身未定”暂时处于“规范词”和“非规范词”之间新生的过渡性词语可权作“中介词语”，而不要立刻给与否定、排斥的观点。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讲：“有些新词新义是不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还是要就此定居下来，也难于预测。在这些问题上，我个人的意见是与其失之于严，无宁失之于宽”。
二、色彩的魅力
当新词新语代表的是新的事物、新的概念时，人们也许会因为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表达而只好渐渐去适应这样的表达。可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明明已经有了一个很大众化的表述，可是突然又冒出个跟它意思完全或基本一样的表述。这时候应该换个角度去思考。刘一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答案，即：寻求新的色彩，寻求新的风格。是的，就像吃饭穿衣一样，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可是人们常常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而认不清楚事物的庐山真面目。吃饭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填饱肚子。穿衣起初也是为了御寒。可是人们渐渐感觉到只是为了生存是很不够的。人不满足于现状，绞尽脑汁使得自己生活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有滋有味，所以才能够不断创造出新的人类文明史。例如，有些新词新语反映出语言使用者求新求雅的心理。我们都知道，汉语里原来有“卷铺盖”一词，是说因解雇或辞职而离开工作的地方。这些年来用的更多的却是与它意思相近的一个新词“炒鱿鱼”(鱿鱼一炒就卷起来，像是卷铺盖)，和“卷铺盖”相比，“炒鱿鱼”不仅显得新奇，而且有幽默感，更受人们喜欢。正像于根元先生说的那样：“人天生需要丰富的色彩。单调对人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三、品味的高低?
也有人担心新词新语的品味不高。其实，使用语言的人本身就不是十全十美的，人与人的水平参差不齐。但是有确实很传神、便于理解和使用的例子，比如“可口可乐”这个表达音义兼备，称得上是典型代表。即使有些新词新语只是昙花一现，只要曾较好地为交际服务，也算体现了它们的自身价值和存在意义，我们有什么理由对它们指手画脚呢?现代汉语以口语为本，如果没有了生动形象极富表现力的新鲜词语来源源不断地充实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基本词汇，语言如何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们交际的需求呢?再说，新词新语的品味高低不能一概而论。品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像“小姐”一词，在古时候不仅是尊称，而且含有年轻、漂亮等美好的意义。可是五四时期的“小姐”，文革时期的“小姐”，以及如今的“小姐”，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感情色彩褒贬不一。又如，“写真”一词刚刚引进的时候，所表达的含义品位是不高的。然而今天我们使用的它的“真实的描写”这一意义品品位不可谓不高。可见，品位不单要看词语所表达的含义，还要看它的用法，它的使用对象、它的使用目的，也就是说，品位高低的确离不开词语的使用，有了明确的语境，才好加以判断。
四、活到老，学到老
总之，对待新词新语的态度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一个人对待学习的态度。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这是颠扑不灭的真理。于根元先生曾告诫我们说：“还应该告诉中学生，今后到了大学了，成为讲师了，成为语言学家了，成为作家了，还要继续学习语言，特别是要谦虚地热情地学习群众的新鲜活泼的语言。因为语言本来是发展的，学习语言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正因为社会生活当中不断地出现新词新语，我们才需要不断地去学习、去判断、去接受它们；正因为我们不断地去学习，我们的语言才得以不断地更新、发展。而语言不断地发展，才得以表现它强大的生命力和存在的社会价值。很可能今天的新词新语就是明天的基本词汇，语言也存在“物竞天择”，变化往往带来新的发展，所以任何时候对待语言中出现的新现象都应该冷静分析。
(王丽，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一、外来词中意译词的归属问题
确定外来词的标准，划定外来词的范围，至今看法不一。有人说：外来词是指本民族语言以外国或其它民族语言吸收进来的词。有的认为：一个民族从别的民族中吸收很多的词语，这种吸收来的词语就是外来语。有人主张：一种语言往往从其它语言中吸收一些有用的词，这些词汇成为外来词或成为借词等等。这些说法尽管词句有别，实质都是一样，都比较笼统，因而在具体分析到某一外来词时就产生了意见分歧，当然都没有彻底解决到底什么样的词才是外来词的问题。这种分歧集中表现在对所谓“意译词”是否是外来词的认识上。有的人认为“是”；有的人认为“非”，有的说明理由，有的没有讲述原因。认为是外来词的其理由不外是认为这类词所代表的概念是外来的，尽管它们是用汉语的构词材料和构词法构造出来的。反对的意见则主张：仅仅是其所代表的概念是外来的，而基构词的材料和方法都是本民族的，不能视为外来词。这些意见的分歧，不仅仅是处理某些具体词是否是外来词的问题，其实质是关系到对整个外来词的看法的问题。
其实，外来词是与固有词(或者说称自造词)相对而言的。就来源上说，它是本民族语言里原来没有，从外民族吸收进来的。当甲民族语言吸收乙民族语词的时候，是吸收的形式呢(语音形式或书写形式)还是吸收它的意义，或者是形式内容一起吸收呢?恩格斯说“整个有机界在不断地证明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或不可分离。”列宁说：“黑格尔则要求这样的逻辑，其中形式是具有内容的形式，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这就是说，每一事物都有自己的内容和形式，没有仅有内容而无形式的事物，也不存在只有形式主义而无内容的事物。只有从两者紧密结合统一中才能了解它们。语言中的词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词不论失去形式内容任何一方都是不可能存在的，词的形式是语音，词的内容是意义，两者辩证统一在一起。由此看来，当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由于经济、文化或其他种种关系在语言上接触时，吸收了他们的语言某些成分，如果吸收的是“词”，那么这些“词”就应以它的整体——从形式到内容——进到汉语中去，而不可能只吸收什么“形”或“义”。基于上面的看法，我们认为只吸收外族要领的所谓“意译词”不是外来词。
十分明显，意译词完全是按汉语的构词方式，用汉语的构词材料构成的新词。在词的形式上没有半点外民族语词的特点，充其量只能说它代表的要领是从外民族吸收进来的。可是概念只是概念，不是语言中的词，概念只是相关的词的意义基础，一个要领的词义的形式进入到语言中来，要受该语言的语义系统所制约，并与一定的语音形式结合起来。因此，不能把概念的来源直接当成词的来源。那样，势必把词与概念混为一谈。
外民族词被汉语吸收后，就成为汉语词汇的成员，是汉语词汇系统的有机组部分。语言中外来词的命名是就它的来源说的。尽管在语音形式上或意义内容方面与外民族的语言尚有一定的联系，但它已脱离原民族的语言词汇系统的制约，完完全全符合汉语的内部发展规律，与汉语词汇系统有着血肉联系。正因为如此，有些外来词因吸收年代久远，今天已察觉不到是外来词了。甚至有的人被词的汉字书写形式所迷惑，错误地把地地道道的外来词当成固有词。造成这种误解，除主观上的原因外，外来词已汉民族化，其外民族特点的本来面貌很难看出，也是一个重要性的原因。应劭曾认为“枇杷”这个外来词是汉语的固有词，并从汉字字形上进行解释。他说：“枇杷不知谁作，以手枇杷，因此得名。”李时珍因不知道“葡萄”是外来词，而望文生义，作了不正确的说明。他说：“可以造酒入酺，饮之醄然而醉，故有是名”。按李时珍的说法，葡萄之所以称为“葡萄”，是因为这种水果酿成的酒能使人饮后醄然而醉，故借“酺”与“醄”两字，叫做葡萄，这显然是牵强附会的。
二、外来词的民族化问题
外来词汉民族化虽然对每个具体的词来说情况和程度有不同，但成为汉语词汇系统中的一个成员，符合汉语系统的种种规律，改变原词的面貌，受汉语的融化，是一致的。否则，就会游离于汉语之外。外来词汉民族化主要体现在语音、语义、结构、语法四个方面。
在语音系统上，吸收进来的外来词不是依样画葫芦按原民族语问系统的读音，而是根据汉语语音系统特点加以改造。这种改造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变化：(1)词的音节的改变： “布尔什维克”在俄语中本是三个音节，吸收入汉语中就成了五个音节；英语中的“dozen”原是两个音节，吸收入汉语合成一个音节“打”。(2)构成词的音素也有改变。外民族语音系统有自己的特点，它们有的音素在现代汉语语音系统里不一定有，因此，当吸收外民族语词的时候，原民族的音素要改变迁就汉语语音系统。例如“hysteria”音译成“歇斯底里”；“volt”音译作“伏特”等。(3)声调的增加。现代汉语语音系统有四个声调，而有些民族的语音系统像英语、法语、德语等等均没有声调，这些民族的词语，被现代汉语吸收了，说起来也都具有了声调，如“copy”音译成“拷贝”(kǎo bèi)，“logic”音译为“逻辑”(luójì ) 。
在意义方面的变化也比较明显。外民族语词被汉语吸收之后，既然成了汉语词汇的成员，就受汉语语义系统的制约。吸收外来词要考虑到语言的规范，绝不能增加一些词义色彩毫无差别的同义词。所以，吸收进来的外来词的意义，在现代汉语语义系统的制约下，有的缩小了范围。例如，法语的“salon”，有“客厅”“文化集会”“展览品陈列室”“上流社会”“展览会”等意义。吸收到汉语里来的“沙龙”，只有“文艺座谈会”“文艺作品展览会”的意思，其余的意义都没了。有的意义只缩小固定在某一方面。如日语中的“道具”原是用具或用处的意思，吸收进来以后，代表戏剧舞台上所用的器具，吸用在专业语汇范围之内。有的只用原词的某方面有关系的意义，如英语的“motor”，是发动机的意思，吸收到汉语中来却代表用脚蹬的带有发动机的车一“摩托车”，区别一般带有发动机的车等等。
外来词的民族化还体现在词的结构方面。例如，原来的单纯词，吸收到汉语中来变成合成词；有些原来是合成词，吸收到汉语中来变化单纯词。
在词的语法功能上也有不同。有的民族语言的词有性、数、格等形态特征。如英语中的“tractor”一词，有单数、复数的变化，被汉语吸收后的“拖拉机”一词的形态上就没有单复数的变化。再如英语中“chocolate”。一词具有英语名词的语法特点，吸收到汉语里来的“巧克力”就丧失了英语 词原来的语法特点而具备了汉语名词的语法特点。
综上所述，被汉语吸收进的外来词总是汉民族化了的，符合汉语词汇的内部发展规律，成为汉语词汇系统内部的有血有肉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三、外来语规范问题
外来语是否需要规范，这是一个专家们一直讨论研究的问题。外来语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现有的词汇，受到欢迎；另一方面又作为“文化入侵”的标志，受到抵制。其实，在汉语的外来词中存在着古、今、方、雅(共同语)之别。所谓“古”，是指古代吸收的，今天交际已不再用的外来词，倘若从词汇的历史来看，它是历史的古语词，如从古代印度语吸收进来的外来词“招提”、“摩党赊”等。所谓的“今”是指为现代人服务的外来词，区别于为古代人服务的古代外来词。所谓“方”，是指有些外来词是某个方言区吸收的，并一直在该方言区里使用。如粤语里的“士坦”即“stamp”邮票，“波”即“ban”球，“恤衣”即“shirt”衬衣，闽语中的“巴刹”即“bazaar”市场，“雪文”即“soap”肥皂等等都是方言外来词。所谓“雅”，是指民族共同语内的外来词，它是构成现代汉语词汇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外来词的这四个分类足以说明，外来语也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使用频率高的某一外来词并不代表其就将取代具有相同意义的汉语固定词，除非它已经融入了我们民族的共同语，为大家所共同接受。所以，对外来语的规范问题，我认为大可不必较真，让年青人用“洋泾浜”必不会就让汉语消失或受损。但是，相对的注意外来语的书面表还是有必要的。在书面表达上，按照中国语文报刊协会会长李行健指出的——吸收字母词或外来词要坚持引导使用规范的、大多数人懂得的意译词；已有可用的意译词时，一定要使用意译词，如“世贸组织(WTO)”、“首席执行官(CEO)”等；一时找不到准确的译名，不妨用音译的形式，非用字母词不可时也应遵照有关规定，在字母词后面括注释义；至于HSK(汉语水平考试)、GB(国标)一类仿照外文字母词用汉语拼音字母造词就实无必要——去做，我想，外来词不仅不影响汉语的发展，反而会促进汉语词汇的发展。
以上对外来词的研究中存在有争议的三个问题进行了粗浅的总结和探讨，希望由此能对外来词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刘谊，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如何对待新词新语的几点思考 王丽
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别是语言里的词汇，更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社会大变革的年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社会生活中不断有新的事物产生，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更新。其中任何细微的变化都能够从人们日常使用的词语当中找到痕迹。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语言各要素中，词汇可以说是其中最活跃、最敏感、最具代表性的要素。在这种形势下，新的词语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产生。
关于什么是新词新语，为便于下文的讨论，暂且分两部分来解释：时间上和内容上。从时间上说，新词新语指的是最近产生的词语，这个“最近”时间限定在近十几年内，时间再久远了一般不再考虑算作新词新语；从内容方面讲，一般都包含新事物、新意义、新用法、新概念、新色彩等等。另外还有比较特殊的一类就是原有的普通话词语在最近增加了新义或意义有所转移而被约定俗成的，其作用相当于产生新词而归入新词新语之中。因为本文的重点不在此，所以先不做讨论。新词新语的来源很多，比如：外来词语、方言词语、港台词语、专业词语、新造词语、网络词语等等。来源的多与杂也从一个侧面暗示了它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
由于客观事物和现象千变万化，原有词语难以及时而准确地反映出这些变化，新词新语便应运而生。充满着变数的新词新语，它的产生自不待言，其消亡之迅速也从反面说明了其反映事物的敏锐性这一特点，因此我们说代谢快正是新词新语的活力所在。
一、当语言的警察?
曾经有人提倡搞纯洁语言，充当忠实的语言警察。其实纯洁语言不是不需要，可是应该清楚，对于语言新陈代谢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虽然不应一律肯定，但也不应完全否定，因为语言跟使用它的个人有关。人的性别、年龄、阅历、性格、文化水平、兴趣爱好千差万别，这样使用的语言就不可能千篇一律。有一位哲学家曾说，只要某一个人在他面前说两句话，他基本上就可以判定这个人的职业身份、教养情况。所以纯而又纯的语言是不存在的。语言的生命力如此旺盛，千百年来经历了多少变化才得以与社会同步发展。既然语言从一出现就打上了社会的烙印，我们何必非要墨守所谓的成规呢?几千年前智慧的集大成者老子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万物并作，吾以复观。认为万事万物既然出现就自有出现的道理。既然如此，何必一味地苛求、指责呢?语言也是万物当中的一分子，要知道有容乃大的道理啊。
虽说新词新语有时会给人们造成一定情境下理解和运用的负担，但其创造、吸收和运用毕竟大大丰富了普通话的语汇，方便了大家的交际和表述，符合语汇发展的规律。应当说，新词新语的大量涌现是每一种语言不断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和标志，而且作为信息载体的语言越是发达，其创造和吸收新词新语的量往往也就越大，汉语的发展史就充分证明了这一规律。我国历史上有几次新词新语十分活跃的时期，比如在汉代和唐代，引进了大量的、使用至今的佛教词语和其他的专有名词等等，而这两个朝代在当时世界上都处在相当强大的行列。新词新语不断出现反映了汉语强大的生命力。穷则思变变则通。再如，英语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通用语呢?就在于它勇于吸纳所有可以丰富发展自己的语汇。所以在它吸收其他语汇的同时，它也成为了世界的。于是强势语言从来就不怕吸收其他语言中的有益成分，它越是这样就会越强大。诚如史有为先生所说：“一种纯而又纯的语言必然是没有竞争力的语言，必然导致使用社群的狭窄甚至萎缩”，“我们在语言接触和融合的问题上当然要有民族的意识，但更要有世界的意识”。
当然，任何事物都应该一分为二地去看待。有时，新词新语由于使用范围和使用时间长短的问题，或因使用者刻意追求新奇和个性，很多人还不是很了解，所以交流产生了障碍。现在有些报纸，外文字母词充斥字里行间，给阅读造成很大困难。龚千炎先生提出语言规范具有“动态性、相对性、开放性”，指出语言规范是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既要反对有关方面过分偏于“绝对”，不顾语言的习惯及约定俗成，强加各种干涉，也反对人们过分偏于“相对”，只注重语言自身发展的一面，认为语言规范就是约定俗成、社会习惯，就是对语言现状的准确描写。于根元先生曾打过一个比方，他说“婴儿出生常常吉凶未卜，却牵扯着父母和多少人的心，刚刚生下来也不强壮，可是医生、父母、家人都精心养育。”如此说来，新词新语刚刚出现的时候是不是也同样应该得到大家的呵护与关心而不是一味地受到排斥呢?这样新词新语才有可能不断朝积极的更好服务于社会的方向去 发展。
社会在变化、在发展，语言随之变化、发展，我们的语言观也只有随之不断调整才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对此张德鑫先生给我们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即首先要转变一种观念，“承认并允许‘中介词语’的存在，突破对新生词语只有符合规范生或不符合规范亡的‘两分法’。”他依据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中介语”(interlanguage)理论，联想到“新生词语形成过程中，也有类似的或许是过渡性的但不一定是负面的‘中介词语’。”并对“中介词语”进行了定义，“是指那些新生词语或新的用法刚出现时不为人们理解和认可，甚至反感，但经由群众和时间的考验，这些初显的新生词语中，有的得到约定俗成，并被最终收入权威辞书；有的则被自然淘汰。”他举例说，当初“很青春”的说法出现时，很多人认为这样的说法就不合语法，不明白副词怎么能修饰名词呢?于是有人请教吕叔湘先生，吕老答不知道，而并没有以权威将其否定。以此例表达对这种“妄身未定”暂时处于“规范词”和“非规范词”之间新生的过渡性词语可权作“中介词语”，而不要立刻给与否定、排斥的观点。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讲：“有些新词新义是不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还是要就此定居下来，也难于预测。在这些问题上，我个人的意见是与其失之于严，无宁失之于宽”。
二、色彩的魅力
当新词新语代表的是新的事物、新的概念时，人们也许会因为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表达而只好渐渐去适应这样的表达。可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明明已经有了一个很大众化的表述，可是突然又冒出个跟它意思完全或基本一样的表述。这时候应该换个角度去思考。刘一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答案，即：寻求新的色彩，寻求新的风格。是的，就像吃饭穿衣一样，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可是人们常常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而认不清楚事物的庐山真面目。吃饭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填饱肚子。穿衣起初也是为了御寒。可是人们渐渐感觉到只是为了生存是很不够的。人不满足于现状，绞尽脑汁使得自己生活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有滋有味，所以才能够不断创造出新的人类文明史。例如，有些新词新语反映出语言使用者求新求雅的心理。我们都知道，汉语里原来有“卷铺盖”一词，是说因解雇或辞职而离开工作的地方。这些年来用的更多的却是与它意思相近的一个新词“炒鱿鱼”(鱿鱼一炒就卷起来，像是卷铺盖)，和“卷铺盖”相比，“炒鱿鱼”不仅显得新奇，而且有幽默感，更受人们喜欢。正像于根元先生说的那样：“人天生需要丰富的色彩。单调对人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三、品味的高低?
也有人担心新词新语的品味不高。其实，使用语言的人本身就不是十全十美的，人与人的水平参差不齐。但是有确实很传神、便于理解和使用的例子，比如“可口可乐”这个表达音义兼备，称得上是典型代表。即使有些新词新语只是昙花一现，只要曾较好地为交际服务，也算体现了它们的自身价值和存在意义，我们有什么理由对它们指手画脚呢?现代汉语以口语为本，如果没有了生动形象极富表现力的新鲜词语来源源不断地充实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基本词汇，语言如何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们交际的需求呢?再说，新词新语的品味高低不能一概而论。品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像“小姐”一词，在古时候不仅是尊称，而且含有年轻、漂亮等美好的意义。可是五四时期的“小姐”，文革时期的“小姐”，以及如今的“小姐”，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感情色彩褒贬不一。又如，“写真”一词刚刚引进的时候，所表达的含义品位是不高的。然而今天我们使用的它的“真实的描写”这一意义品品位不可谓不高。可见，品位不单要看词语所表达的含义，还要看它的用法，它的使用对象、它的使用目的，也就是说，品位高低的确离不开词语的使用，有了明确的语境，才好加以判断。
四、活到老，学到老
总之，对待新词新语的态度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一个人对待学习的态度。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这是颠扑不灭的真理。于根元先生曾告诫我们说：“还应该告诉中学生，今后到了大学了，成为讲师了，成为语言学家了，成为作家了，还要继续学习语言，特别是要谦虚地热情地学习群众的新鲜活泼的语言。因为语言本来是发展的，学习语言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正因为社会生活当中不断地出现新词新语，我们才需要不断地去学习、去判断、去接受它们；正因为我们不断地去学习，我们的语言才得以不断地更新、发展。而语言不断地发展，才得以表现它强大的生命力和存在的社会价值。很可能今天的新词新语就是明天的基本词汇，语言也存在“物竞天择”，变化往往带来新的发展，所以任何时候对待语言中出现的新现象都应该冷静分析。
(王丽，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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