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文学中登高意象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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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登高意象作为创作主体情感抒发的一种艺术表现模式,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登高意象肇端于《诗经》,此时它具备了抒发念亲怀远情怀、展现英雄形象的艺术表现功能。登高意象的最终定型是在战国时期,它已超越了《诗经》中于生活实景或兴象中表现念亲情感的阶段,而融入进生命意识的内蕴,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审美内涵与更为深刻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登高意象 《诗经》 战国 先秦 屈原 宋玉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登高是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古典诗歌中的一个重要意象,诗人们往往把自己内心丰富复杂的情感通过登高这个典型的动作宣泄与传达出来。钱钟书曾作过精辟概括:“客羁臣逐,士耽女怀;孤愤单情,伤高怀远,厥理易明。若家近‘在山下’,少‘不识愁味’,而登陟之际,‘无愁亦愁’,忧来无向,悲出无名。则何以哉?虽怀抱犹虚,魂梦无萦,然远志遥情已似乳壳中函,孚苞待解,应机枨触,微动机先,极目而望不可即,放眼而望未之见,仗境起心,于是惘惘不甘,忽忽若失。”登高作为创作主体情感抒发的一种艺术表现模式,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它肇端于《诗经》,定型于屈宋。本文拟对先秦文学中登高意象的发展演变加以探析,以纠正于学界同仁。
  一
  任何文学意象,归根结底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生活情境。登高意象当源于人们的登高活动。《诗经》时代的登高行为主要表现为登山。山作为古代社会生活中的交通阻碍,往往被用以表现游子旅途艰辛,如《周南·卷耳》后三节中写思妇想象丈夫如何思念自己:
  陟彼崔嵬,我马虺 。我姑酌彼金 ,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 矣,我马 矣,我仆 矣,云何吁矣!
  每节都由三个场景构成:登山、马之疲病(或仆之病困)、丈夫借酒消愁(或长叹)。这三个场景之间构成内在的因果关系,而登山场景即“陟彼崔嵬”“陟彼高冈”“陟彼彼矣”描写的意蕴无疑是强调丈夫跋涉的艰辛,但丈夫的伤怀无疑又给登山注入了淡淡的思乡念亲氛围,激发出我们这样的想象:一个男子登上高山,回望故乡,眉宇间布满对爱妻的深挚思念。无疑,登高在这里已成为满蕴情思的诗歌意象,和思乡怀亲主题产生了关联。和《周南·卷耳》类似,《魏风·陟岵》中登高意象的萌发亦与游子行役相关联,其内涵正如《毛诗序》所云:“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诗歌通过“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陟彼冈兮,瞻望兄兮”情境的描绘,表现了从役士兵久戍思亲的情怀。朱熹《诗集传》指出:“孝子行役不忘其亲,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不同于《周南·卷耳》的是,登山在此已不再被用于渲染旅途的艰辛,而是被用来表现望亲的情态,登高与望远直接凝合为一: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犹来无弃!
  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无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
  诗篇给我们营造了这样一个画面:备受行役之苦的征人,站立在山巅,深情地回望故乡,在他的脑海中依次浮现出父亲、母亲和兄长反复叮咛自己保重身体以平安返乡的形象,写出了亲人对自己的深切眷念,实际上也是抒情主人公对家中亲人炽烈思念的写照,充盈于登山行为中的是浓郁的亲人情思。通过登山范式抒发思亲情怀的作品还有《召南·草虫》: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 。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
  在这里,登高与采摘两个意象有机结合,采蕨、采薇暗喻思亲寻亲之情;而登高远眺这个意象更是集中抒发了女主人公渴盼丈夫归来的思念之情。通过登高和采摘意象的结合来表达怀思之情的尚有《 风·载驰》:“陟彼阿丘,言采其 。女子善怀,亦各有行。”用登山采 来兴女主人公挂念国家安危的情怀难以消解。
  《卫风·氓》还通过登高意象展现了怀春女孩对情人的炽烈情思:“乘彼 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登上城墙眺望氓之迎娶自己之车,生动地描绘出了钟情少女的心理。
  《诗经》中,诗人还经常通过登高意象书写君主形象。《周颂·般》是一首描写周王巡狩祭祀山川之诗,开头四句写周王登上高山:“於皇时周,陟其高山。 山乔岳,允犹翕河。”崇峻的高山与奔腾的大河构成了阔大雄壮的背景,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周王的登临昭示了君临天下的威力,这就凸显了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形象。再如《 风·定之方中》记叙了卫文公在楚丘重建家园的业绩,其第二节云:“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文公登上漕邑旧城向远处眺望,广袤的楚丘、堂邑、周围的山陵与高岗尽收眼底,如此描写就将一个脚踏实地、胸怀大志、深谋远虑的雄主形象刻画了出来。
  以上是登高意象在《诗经》中的展现。总的说来,《诗经》中的登高意象已具备了抒发念亲怀远情怀、展现英雄形象的艺术表现功能,这在后世文学中均有继承与发展。正如有研究者指出:“《诗经》中的登高自然是我国文学中登高描写的发轫。”《诗经》对中国古典文学中登高意象的奠基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思乡怀人的内涵在《诗经》的登高意象中已基本成熟,正如瞿明刚先生所指出的:“登高怀远的主题肇始于周秦。《诗经》中的《东山》、《陟岵》等篇代表的是周秦之际血缘观念所直接派生的亲情思念,如《陟岵》‘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陟彼冈兮,瞻望兄兮’,通篇盈溢着血缘深情。”也就是说,在《诗经》所表现的登高中,已渗入了浓浓的念亲情感,登高已成为《诗经》情感主题表达的重要意象之一。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文学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审美展现的意识形态,呈现的是一个立体的系统结构,情感的表现仅是其内涵的表层,生命意识的表现是其内涵的中层,历史意识和宇宙意识的表现则是其内涵的深层。文学意象意蕴的丰厚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所达到的层次。以此为准的《诗经》中的登高意象,或是用作起兴,或是实际生活场景的描写,仅仅停留在情感表现层面,尚不具备丰厚的审美意蕴。   二
  到战国时期的文学中,登高意象的意蕴开始逐渐变得丰厚起来,其基本的表现就是此时登高活动被注入了浓烈的生命意识。《晏子春秋·外篇》中有这样一则记载:“景公置酒于泰山之上,酒酣,公四望其地,喟然叹,泣数行而下,曰:‘寡人将去此堂堂国者而死乎!’”在登高望远中,对一个大国最高权力的人生享受的迷恋使他产生了对死亡的深切恐惧,而山岳大地的自然永恒更加深了他人生苦短的生命体验,由此,登高意象被注入了浓厚的人生悲凉况味。《晏子春秋·内篇》中还有一则类似的记载:“景公游于牛山,北临其国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据皆从而泣。”这也是基于人生苦短而滋生的对死亡的恐惧意识。由此可以看出,登高兴悲的抒情范式在《晏子春秋》中已开始正式生成。而这种范式是时代意识使然,《易传》即云:“登高望远,使人心瘁。”这种范式亦屡屡表现于屈原和宋玉的诗歌中并最终完全定型。
  屈原的《哀郢》即用登高意象来抒发悲愁的人生体验:“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这些诗句抒发的是作者忧念故都的情怀,和《诗经》中的登高念亲诗有一定程度的相通之处,但与后者相比,其情思的表达无疑显得更为深切、蕴藉与浑成。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诗经》中的登高念亲诗表达的是一种单纯的亲情,屈原登高忧思之情的抒发更多地注入了深厚的个体孤独意绪,故都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家乡,而且是他安顿灵魂的精神家园,故都在文化意义上是诗人政治才能的发挥、政治理想实现的符号化,而政治现实中君王的昏聩、群小的排挤陷害使诗人感受到的是生命的焦虑,由此而产生深切的孤独感。登高意象抒发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孤独意识,登高生悲的抒情范式又被负载了一种浓重的个体孤独情绪的体验,而孤独意识是生命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哀郢》中的登高意象具有了更为丰厚的审美文化内涵。
  先秦文学中对登高意象的凝定做出最大贡献的作家无疑是宋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维城先生主张:“登高望远之悲,起自宋玉。”在宋玉的作品中,登高意象的一个基本艺术表现功能就是被用来抒发失意志士的悲愁。例如《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作者首先给全诗笼罩上一种悲凉的气氛,接着用典型化的手法,撷取人生体验中一系列的动人情境来铺饰悲秋情怀,其中就有登高怀远者的惆怅。在这里,作者通过系列意象的凝合,孕育出一个摄人魂魄的艺术生命体,给我们以极大的艺术震撼力,这种艺术魅力的产生不仅仅是停留在情感共鸣的层面了,而是在更深层次上契合了我们的生命体验。这些意象构成了作者和读者共同生命体验的外化与符号化,这是《九辩》具有恒久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在这里“登高望远”意象已不再与具体的生活行为相联系,而是审美升华为一种纯粹的浸润着华夏民族生命体验的艺术表现符号,从而标志着登高意象的定型与固化。同样,宋玉《高唐赋》中的登高意象也具备了这样一种审美品格:“长吏堕官,贤士失志,愁思无已,叹息垂泪,登高远望,使人心瘁。”不得志的寒士在悲愁垂泪中登高眺望,所产生的“心瘁”不再是单纯的情感体验,而是已升华到生命体悟层次。宋玉的创作实践深刻地表明,战国时代的作家们已经将登高望远作为生命情怀抒发的重要手段,从而深化了登高意象的审美内涵。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战国时代的文学中,登高意象亦成为表现人生胸襟境界的符号。现实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登高打破了人们位居地面时必然会有的限制,使我们在感知宇宙浩渺无穷的同时,获得一种天人合一、时空同构的审美体验,进而开拓我们的襟怀,升华我们的宇宙观。这样的审美体验屡屡见诸古代文人的描绘,如阮籍《咏怀》之十五:“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作者在登高远眺中,由“丘墓蔽山冈”而获得了“万代同一时”的超越意识。王之涣《登鹳雀楼》亦表现了登高眺远中,诗人以阔大浩瀚的宇宙而获得的“欲穷千里目”的胸襟。这样的审美体验在战国文学中亦可找到其端倪。《孟子·尽心上》云:“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在孟子的笔下,孔子的登高被赋予了人格胸襟升华的文化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后世的登高文学起了原型范式的作用。
  还需指出的是,战国时代的文学中,登高意象被赋予了超越现实与精神自由的意蕴,这典型地体现在屈原的作品中。在《离骚》中,多次出现诗人登临神山的描写:“驷玉虬以乘 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 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这些登高意象的营造,展现了超越时空局限、自由地驰骋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是诗人向往生命自由、追求傲岸审美人格的内心写照。同样,这样的意象亦出现于诗人的《涉江》中:“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齐寿,与日月兮同光。”同样表现了屈原渴望摆脱世俗污浊、实现审美人生的生命意识。
  由此可见,战国文学中的登高意象,已超越了《诗经》中于生活实景或兴象中表现念亲情感的阶段,而融入了生命意识的内蕴,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审美内涵与更为深刻的艺术魅力,从而标志着登高意象在先秦时期的完全成熟。
  注:本文系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诗经》意象的民俗文化阐释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管锥篇》,中华书局,1986年版。
  [2] 裴登峰:《古典诗词中的登高主题及创作缘由》,《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
  [3] 瞿明刚:《试论中国文学的登高主题》,《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
  [4] 孙维城:《论“登高望远”意象的生命内涵》,《中国韵文学刊》,1999年第2期。
  作者简介:陈鹏程,男,1971—,河北吴桥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先秦文学,工作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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