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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有许多拥护党的政策，响应国家号召的工商界人士，他们在各项爱国政治运动中，积极带头，身先士卒。在当时他们的言行比大会动员、小组讨论、个别家访的说教方式更有效，更给力，罗伯昭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以行动证明爱国的工商界人士。罗伯昭是谁？他与工商界团体有何渊源？且听分解。
一个四川娃的桐油情缘
罗伯昭，字文炯，号沐园，四川重庆人。1899年8月19日（农历七月十四）出生在重庆。父亲罗应文开办绸布庄，因经营不善倒闭而投身重庆聚兴诚钱庄当账房先生。罗兄妹5人，他排行第一，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罗伯昭自幼聪明，读书很用功，14岁时到上海读书，先入民立中学，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商科。1921年毕业后，返回重庆。此值父亲朋友杨希仲先生谋划开拓国际贸易，创设聚兴诚贸易部，罗便进入该部任职。四川万县一带盛产桐油。当地桐油质优价廉，罗常在山区奔走，收购桐油和山货，白天翻山越岭，晚上投宿又脏又臭的鸡毛小店，很是辛苦。数年后，他由于业务熟悉，又聪明能干，受上司重用，担任襄理、经理等职，月薪拿到一百多银元。
1929年,聚兴诚总经理杨希仲去世，贸易部内部发生矛盾，罗伯昭辞去职务，自组信昌号，代生利洋行收购山货、桐油等。罗从中收取佣金。生利洋行的美商范格，原籍德国，移民美国后，开始到中国做桐油生意。桐油在工业上用途很广，运到美国销售，获利甚丰。范格赏识罗的才干，1930年与之合作经营。范格出资大部分资金，负责国外销售。罗伯昭出资两千银元，负责国内采购，业务迅速发展。为了使桐油达到出口标准和方便油船停靠，罗伯昭选址在重庆长江南岸龙门浩建造桐油加工厂。数年间，罗赚了不少钱，成为富商。1934年生利洋行由重庆迁至汉口。据罗伯昭女儿罗炯记忆，那时她家住汉口四维小路一座二层楼的小洋房，印象中父亲“穿的是西装，皮鞋很亮，坐私家黄包车去行里上班。”可见当时罗伯昭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了。
1938年夏，时局紧张，罗伯昭全家逃难回重庆。为躲避日寇飞机轰炸，又从城里搬到郊区歌乐山上。生利洋行被迫停业。当时，范格夫妇在上海，劝说罗移居上海。1940年春，罗伯昭辗转抵沪。范格夫妇已为他代买下一幢花园洋房，即安福路7号。
到上海后，罗伯昭没有从事任何商业活动。固然有战争因素，不能从事桐油出口，更主要的还是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气节，不愿在日伪统治下去发国难财，有人曾动员他出去经商办企业，都被断然拒绝，他宁可变卖房产来维持家庭生活，过苦日子。罗伯昭曾对儿女们说：“那时没有任何收入，吃掉了一栋楼。”他讲的“吃掉一栋楼”指的是变卖房产所花的钱。但罗伯昭一点也不后悔。
抗战胜利后，生利洋行恢复业务，罗伯昭仍和范格合作，做桐油出口还兼做药材。范格在美国代罗买了小汽车和冰箱，运来上海。家中雇有厨师、司机及两名女佣，颇有气派。
南张北方巴蜀罗
罗伯昭生意场上的成功莫如他在古钱币收藏和研究上的影响。引起他收藏钱币兴趣的是一枚小平钱。清末，市面上流通的多数是内方外圆的小平钱，一般小孩得到小钱后，不是即去买零食，就是扔在一边，绝不会多看几眼。幼年的罗伯昭却不然，父母给的零花钱，总要仔细端详，反复观看，寻找它的特点，认为好的，妥为收藏。有一次，不经意之间，他得到一枚背有八卦图的小平钱，觉得很稀奇，爱不释手，可不慎遗失，使他好几天恍恍惚惚，直到失而复得，才笑逐颜开，恢复常态。从那时起，他便开始收集钱币。
一般小孩按照字帖练毛笔字，罗也不例外。而他更多的是对着钱币上的字体练，他发现诸多制钱中，虽大小不同，厚薄不一，轻重有别，书法各异，但都有一个繁体“宝”字，且“宝”字的写法多种多样，出于好奇，将品相好，字体美，宝字有特殊写法的钱保存起来，临摹一遍全是繁体“宝”字的大楷，竟无一完全相同者，国文老师阅后问：“你喜欢古币？”他连连点头。老师说：“我国钱文化历史悠久，学问高深，我是古币爱好者，深知集币需有一定条件，你长大后可把集币作为自己的爱好，但目前莫费过多时间和精力，以免耽误学业。”老师的话，他一直铭刻在心，在中学和大学时代，他把全部精力集中于学习，节假日在图书馆中度过，终成学业，获得学士学位。
进聚兴诚贸易部以后，他恢复收集钱币。由于采办桐油和山货，他经常行走于山区。一次，他发现某茶馆门前摆一串制钱，便拿起仔细观看，发现内中有值得收集的古币，周围好奇的人见他伫足观钱，便围上前，看看人，又看看钱，有人说：钱是喝茶老者的，此钱放门前，一直无人问津。老者没想到今天有人问价？便不慌不忙地讲：“货卖行家，看来你是个行家，也是个爱家，只要你喜欢，给多少钱都没关系。”面对慷慨大方，颇有修养的老者，罗伯昭二话没说拿出八块银元，问：“这些钱够不够？”老者接过钱平心静气地说道：“只要你觉得值就够了！”然后坐到原处，继续喝茶。用大洋买小平钱，周围看热闹的人们大为不解，觉得钱都应按面值论价才合理，拿白花花银元，买只值几角的小平钱，岂非一桩怪事，这件事竟成为当地轰动一时的新闻，广为流传。
之后，每次到各地办事，罗伯昭总是了解当地古玩市场和访问泉界（泉，钱币的古称，泉界指钱币收藏界）知名人士，当得到珍稀古币，他甚至比吃山珍海鲜，美味佳肴更有滋味。他集币不仅求品种、数量，更重珍品，更重古币知识的提高，每当收集到前所未有的品种，都要翻阅古籍考证，查找新来者的有关材料，若从书上弄不清楚，会找泉友虚心求教，直至审查清楚为止。罗的书房里有二十四史和很多线装书，有时满足不了研究的需要，还去书摊淘书，只要有空就坐下来研究古钱币，他对我国各个朝代政治、经济、文化了如指掌。
重庆的古玩店老板没有不认识罗伯昭的，精明的老板收到珍稀古币，悄悄放下，专等罗去时拿出来亮宝，能赚更多钱。“新币十一铢”是用五千大洋买的。在成都，他购买杨介仁的全部藏泉和樊楚村全部泥范、铁梁五铢。有时用几根金条买回一枚珍稀的小平钱，特别是买到众泉友皆无的孤品，他感到很自豪，很值得。有人为罗伯昭统计过，他花钱购买钱币在两千万以上。他认为金钱可再挣，古币难再生，可遇不可求，看好买到手，以免失良机，后悔无尽头。1930年代末，罗伯昭已成为长江中上游地区赫赫有名的泉界大家，与南方上海的张叔训、北方天津的方药雨并驾齐驱，被誉为“巴蜀罗”。这也是“南张北方巴蜀罗”的来由。
资助学生运动遭捕，支持女儿参军
不同于其他钱币藏家，罗伯昭还是一位钱币研究的组织者。1940年初，他同丁福保、张絅伯、蒋伯塤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泉币学社”。该社是解放前历时最长，影响最大，名人最多、办得最好的民间钱币收藏、鉴定、研究组织。该社社长是丁福保。罗伯昭则是副社长，但是，他把安福路7号的寓所作为学社活动场所。自1940年8月31日至1946年3月16日，该社有案可查的例会多达178次。每次例会，既不是随心所欲的漫谈，也不是毫无准备的杂谈，而是先确定每周例会研究题目，分头做好准备，围绕议题，各抒己见。每次例会都有记录备查，会上展示的作品，均认真制作拓本妥善保存。诸如此类的具体工作，全由他办理。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中国泉币学社编的杂志《泉币》经费出现亏空，他拿出40万元弥补，才使该刊善始善终。
在学社，有位民主人士对罗伯昭影响较大，他就是参加过“下关事件”的张絅伯先生。在罗伯昭女儿罗炯回忆文章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1948年春，父亲突然被特务抓去，全家一片慌乱，我和五姐（罗明润）就坐在楼梯上哭，不知怎么办。后来才知是从被捕的交通大学学生身上搜出父亲开的支票。特务抓父亲的目的主要是敲诈钱财，所以经亲友奔走，花了二十两黄金，特务才答应放人，但还要找个铺保。我和五姐自告奋勇去找安福路上的一家书店老板，请他当保人。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在这家书店买文具，借阅小说，书店老板很熟悉我们，慨然允诺。父亲释放出来后还有个小特务时不时地顶住父亲继续敲诈。父亲生性耿直，本来对政治不感兴趣，经过这件事，便时常骂国民党腐败。”
事后，才知道罗伯昭资助交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是由进步人士张絅伯先生牵的线。
1948年冬，国民党军事上节节败退，鹿死谁手，已成定局。罗的好友多数都随大潮离开上海。是走还是留？罗伯昭举棋不定，在张絅伯的宣传下使他决心留下。此后，罗伯昭结束了生利洋行，独资开设德丰华行。
上海解放，罗伯昭鼓励、支持女儿参加随军南下工作队，获陈毅市长亲笔书赠“拥军模范”的证书。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带头捐献飞机大炮款。1953年10月19日他作为上海工商界代表参加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同行的有韩志明、魏如、孙瑞璜等人。慰问时间长达3个月。在前线，他写信申请公私合营。合营以后，罗伯昭担任上海市国际贸易联合公司副董事长。
1951年2月罗伯昭担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监察委员会委员，1956年4月监察委员会撤销，他担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二届执行委员，1958年12月起的第三至第五届，他均担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同时他也是上海市人民代表。晚年他将自己所有泉藏捐献国家，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1976年2月3日，这位享誉收藏界的爱国工商界人士因病在沪与世长逝。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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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的黄浦区工商界组织
建国初期，黄浦区区域浦西部分的第一区即黄浦区的范围：东临中山东一路、中山东二路；西沿山西南路折福州路，向东至山东中路，往南折中正东路（今延安东路），向西折浙江南路，往南至民国路（今人民路）；南沿民国路折新开河（今新开河路）至中山东二路；北至吴淞江（今苏州河）。陆地面积为1.36平方公里。第二区即老闸区的范围：东从山西南路福州路折山东中路，南至中正东路，西至西藏中路，北临吴淞江。陆地面积为0.93平方公里。二部分陆地合计面积为2.29平方公里。
设在境内的同业公会194个，占全市276个的70％。1950年黄浦区有私营企业9035户，其中商业8533户，工业502户；1951年老闸区有私营企业6986户，其中商业6280户，工业706户。
1951年8月，黄浦、老闸工商界先后筹设抗美援朝行动委员会。黄浦区委员91人，毛啸岑任主任委员；老闸区委员55人，叶宝珊任主任委员。同年9月，上海市工商联在老闸区设立办事处。1952年12月，黄浦、老闸两区工商联筹备会相继成立，原两区的抗美援朝行动委员会和市工商联老闸区办事处同时撤销。黄浦区工商联筹备会委员65人，袁丕烈任主任委员；老闸区工商联筹备会委员78人，叶宝珊任主任委员。1956年6月15日黄浦区与老闸区合并成立黄浦区工商业联合会，此为第一届。第一、第二届均为叶宝珊任主任委员。1961年8月第三届、1965年8月第四届，罗伯昭均任黄浦区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
建国初期的黄浦、老闸两区工商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推动修订爱国公约，组织捐献飞机大炮款2377万元。1954～1956年，两区工商界各自完成经济建设公债推销任务。仅黄浦区工商界3年共认购628.8万元。
据《黄浦区志》记载：“工商业者罗伯昭，解放初期鼓励子女参加南下工作队，陈毅市长亲笔书写‘拥军模范’赠之。罗又作为工商界代表参加抗美援朝慰问团。曾两次到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会议，毛泽东主席接见与会代表并一起摄影留念。1958年他要上交定息，组织未接受，他将定息捐给外贸子弟学校。还将珍藏的中国历代古币15000余枚捐献给国家，获文化部和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表彰，病危时又嘱子女将遗下的文物、古币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上海市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
1950年1月，进出口同业公会、生皮业公会、油脂输出业公会、肠衣业公会、草帽输出业公会、茶叶输出业公会、皮毛油骨业公会、猪鬃输出联谊会及纱布输出联谊会等9个组织，合并为“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筹委会”。马仲达等29人为筹备委员。马仲达任主委，张增华、潘念之(当年7月辞职后由席文光继任)、陆生田、高事恒任副主委，何寿良、董寅初、张跃章、席文光、古耕虞等任委员。经会籍登记有会员1078家，其中国营企业8家、未经政府登记的私营企业66家，专营进出口业务657家。在同年9月至11月行业营业额排名中，罗伯昭的独资开设的德丰华行营业额51.11亿（旧币），行业排名12位，职工人数10人。行址在江西中路320号。
1951年5月26日，上海市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正式成立。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席文光，副主任委员董寅初、高事恒、石志昂、陆生田。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马仲达，副主任委员罗伯昭、范纬青。嗣后，会员按照经营商品分为出口和进口两个大组。出口组分类成17个专业小组；进口组分类成9个专业小组。1953年配合政府推动进出口贸易，组织临时联营辅导组。1954年初又改组为8家“私私联营”，此时有会员843家，其中专营进出口为577家。1955年，8家“私私联营”改组成4个“进口联营”(称为联组)和杂品、土产、畜产、食品、茶叶、草帽、花边和纤维8个“出口联营”。
1956年1月，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全市工商业全面实行公私合营。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根据会员经营实绩，分别归口为公私合营进出口公司、工业品公司、土产公司、手工艺品公司、畜产公司、丝绸公司、食品公司、外贸运输公司。不久，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完成历史使命，正式撤销。据《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记载：“1957年6月至1960年12月，罗伯昭先生担任公私合营上海工艺品出口公司经理。”
一个四川娃的桐油情缘
罗伯昭，字文炯，号沐园，四川重庆人。1899年8月19日（农历七月十四）出生在重庆。父亲罗应文开办绸布庄，因经营不善倒闭而投身重庆聚兴诚钱庄当账房先生。罗兄妹5人，他排行第一，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罗伯昭自幼聪明，读书很用功，14岁时到上海读书，先入民立中学，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商科。1921年毕业后，返回重庆。此值父亲朋友杨希仲先生谋划开拓国际贸易，创设聚兴诚贸易部，罗便进入该部任职。四川万县一带盛产桐油。当地桐油质优价廉，罗常在山区奔走，收购桐油和山货，白天翻山越岭，晚上投宿又脏又臭的鸡毛小店，很是辛苦。数年后，他由于业务熟悉，又聪明能干，受上司重用，担任襄理、经理等职，月薪拿到一百多银元。
1929年,聚兴诚总经理杨希仲去世，贸易部内部发生矛盾，罗伯昭辞去职务，自组信昌号，代生利洋行收购山货、桐油等。罗从中收取佣金。生利洋行的美商范格，原籍德国，移民美国后，开始到中国做桐油生意。桐油在工业上用途很广，运到美国销售，获利甚丰。范格赏识罗的才干，1930年与之合作经营。范格出资大部分资金，负责国外销售。罗伯昭出资两千银元，负责国内采购，业务迅速发展。为了使桐油达到出口标准和方便油船停靠，罗伯昭选址在重庆长江南岸龙门浩建造桐油加工厂。数年间，罗赚了不少钱，成为富商。1934年生利洋行由重庆迁至汉口。据罗伯昭女儿罗炯记忆，那时她家住汉口四维小路一座二层楼的小洋房，印象中父亲“穿的是西装，皮鞋很亮，坐私家黄包车去行里上班。”可见当时罗伯昭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了。
1938年夏，时局紧张，罗伯昭全家逃难回重庆。为躲避日寇飞机轰炸，又从城里搬到郊区歌乐山上。生利洋行被迫停业。当时，范格夫妇在上海，劝说罗移居上海。1940年春，罗伯昭辗转抵沪。范格夫妇已为他代买下一幢花园洋房，即安福路7号。
到上海后，罗伯昭没有从事任何商业活动。固然有战争因素，不能从事桐油出口，更主要的还是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气节，不愿在日伪统治下去发国难财，有人曾动员他出去经商办企业，都被断然拒绝，他宁可变卖房产来维持家庭生活，过苦日子。罗伯昭曾对儿女们说：“那时没有任何收入，吃掉了一栋楼。”他讲的“吃掉一栋楼”指的是变卖房产所花的钱。但罗伯昭一点也不后悔。
抗战胜利后，生利洋行恢复业务，罗伯昭仍和范格合作，做桐油出口还兼做药材。范格在美国代罗买了小汽车和冰箱，运来上海。家中雇有厨师、司机及两名女佣，颇有气派。
南张北方巴蜀罗
罗伯昭生意场上的成功莫如他在古钱币收藏和研究上的影响。引起他收藏钱币兴趣的是一枚小平钱。清末，市面上流通的多数是内方外圆的小平钱，一般小孩得到小钱后，不是即去买零食，就是扔在一边，绝不会多看几眼。幼年的罗伯昭却不然，父母给的零花钱，总要仔细端详，反复观看，寻找它的特点，认为好的，妥为收藏。有一次，不经意之间，他得到一枚背有八卦图的小平钱，觉得很稀奇，爱不释手，可不慎遗失，使他好几天恍恍惚惚，直到失而复得，才笑逐颜开，恢复常态。从那时起，他便开始收集钱币。
一般小孩按照字帖练毛笔字，罗也不例外。而他更多的是对着钱币上的字体练，他发现诸多制钱中，虽大小不同，厚薄不一，轻重有别，书法各异，但都有一个繁体“宝”字，且“宝”字的写法多种多样，出于好奇，将品相好，字体美，宝字有特殊写法的钱保存起来，临摹一遍全是繁体“宝”字的大楷，竟无一完全相同者，国文老师阅后问：“你喜欢古币？”他连连点头。老师说：“我国钱文化历史悠久，学问高深，我是古币爱好者，深知集币需有一定条件，你长大后可把集币作为自己的爱好，但目前莫费过多时间和精力，以免耽误学业。”老师的话，他一直铭刻在心，在中学和大学时代，他把全部精力集中于学习，节假日在图书馆中度过，终成学业，获得学士学位。
进聚兴诚贸易部以后，他恢复收集钱币。由于采办桐油和山货，他经常行走于山区。一次，他发现某茶馆门前摆一串制钱，便拿起仔细观看，发现内中有值得收集的古币，周围好奇的人见他伫足观钱，便围上前，看看人，又看看钱，有人说：钱是喝茶老者的，此钱放门前，一直无人问津。老者没想到今天有人问价？便不慌不忙地讲：“货卖行家，看来你是个行家，也是个爱家，只要你喜欢，给多少钱都没关系。”面对慷慨大方，颇有修养的老者，罗伯昭二话没说拿出八块银元，问：“这些钱够不够？”老者接过钱平心静气地说道：“只要你觉得值就够了！”然后坐到原处，继续喝茶。用大洋买小平钱，周围看热闹的人们大为不解，觉得钱都应按面值论价才合理，拿白花花银元，买只值几角的小平钱，岂非一桩怪事，这件事竟成为当地轰动一时的新闻，广为流传。
之后，每次到各地办事，罗伯昭总是了解当地古玩市场和访问泉界（泉，钱币的古称，泉界指钱币收藏界）知名人士，当得到珍稀古币，他甚至比吃山珍海鲜，美味佳肴更有滋味。他集币不仅求品种、数量，更重珍品，更重古币知识的提高，每当收集到前所未有的品种，都要翻阅古籍考证，查找新来者的有关材料，若从书上弄不清楚，会找泉友虚心求教，直至审查清楚为止。罗的书房里有二十四史和很多线装书，有时满足不了研究的需要，还去书摊淘书，只要有空就坐下来研究古钱币，他对我国各个朝代政治、经济、文化了如指掌。
重庆的古玩店老板没有不认识罗伯昭的，精明的老板收到珍稀古币，悄悄放下，专等罗去时拿出来亮宝，能赚更多钱。“新币十一铢”是用五千大洋买的。在成都，他购买杨介仁的全部藏泉和樊楚村全部泥范、铁梁五铢。有时用几根金条买回一枚珍稀的小平钱，特别是买到众泉友皆无的孤品，他感到很自豪，很值得。有人为罗伯昭统计过，他花钱购买钱币在两千万以上。他认为金钱可再挣，古币难再生，可遇不可求，看好买到手，以免失良机，后悔无尽头。1930年代末，罗伯昭已成为长江中上游地区赫赫有名的泉界大家，与南方上海的张叔训、北方天津的方药雨并驾齐驱，被誉为“巴蜀罗”。这也是“南张北方巴蜀罗”的来由。
资助学生运动遭捕，支持女儿参军
不同于其他钱币藏家，罗伯昭还是一位钱币研究的组织者。1940年初，他同丁福保、张絅伯、蒋伯塤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泉币学社”。该社是解放前历时最长，影响最大，名人最多、办得最好的民间钱币收藏、鉴定、研究组织。该社社长是丁福保。罗伯昭则是副社长，但是，他把安福路7号的寓所作为学社活动场所。自1940年8月31日至1946年3月16日，该社有案可查的例会多达178次。每次例会，既不是随心所欲的漫谈，也不是毫无准备的杂谈，而是先确定每周例会研究题目，分头做好准备，围绕议题，各抒己见。每次例会都有记录备查，会上展示的作品，均认真制作拓本妥善保存。诸如此类的具体工作，全由他办理。抗战胜利后，物价飞涨，中国泉币学社编的杂志《泉币》经费出现亏空，他拿出40万元弥补，才使该刊善始善终。
在学社，有位民主人士对罗伯昭影响较大，他就是参加过“下关事件”的张絅伯先生。在罗伯昭女儿罗炯回忆文章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1948年春，父亲突然被特务抓去，全家一片慌乱，我和五姐（罗明润）就坐在楼梯上哭，不知怎么办。后来才知是从被捕的交通大学学生身上搜出父亲开的支票。特务抓父亲的目的主要是敲诈钱财，所以经亲友奔走，花了二十两黄金，特务才答应放人，但还要找个铺保。我和五姐自告奋勇去找安福路上的一家书店老板，请他当保人。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在这家书店买文具，借阅小说，书店老板很熟悉我们，慨然允诺。父亲释放出来后还有个小特务时不时地顶住父亲继续敲诈。父亲生性耿直，本来对政治不感兴趣，经过这件事，便时常骂国民党腐败。”
事后，才知道罗伯昭资助交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是由进步人士张絅伯先生牵的线。
1948年冬，国民党军事上节节败退，鹿死谁手，已成定局。罗的好友多数都随大潮离开上海。是走还是留？罗伯昭举棋不定，在张絅伯的宣传下使他决心留下。此后，罗伯昭结束了生利洋行，独资开设德丰华行。
上海解放，罗伯昭鼓励、支持女儿参加随军南下工作队，获陈毅市长亲笔书赠“拥军模范”的证书。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带头捐献飞机大炮款。1953年10月19日他作为上海工商界代表参加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同行的有韩志明、魏如、孙瑞璜等人。慰问时间长达3个月。在前线，他写信申请公私合营。合营以后，罗伯昭担任上海市国际贸易联合公司副董事长。
1951年2月罗伯昭担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监察委员会委员，1956年4月监察委员会撤销，他担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二届执行委员，1958年12月起的第三至第五届，他均担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同时他也是上海市人民代表。晚年他将自己所有泉藏捐献国家，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1976年2月3日，这位享誉收藏界的爱国工商界人士因病在沪与世长逝。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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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的黄浦区工商界组织
建国初期，黄浦区区域浦西部分的第一区即黄浦区的范围：东临中山东一路、中山东二路；西沿山西南路折福州路，向东至山东中路，往南折中正东路（今延安东路），向西折浙江南路，往南至民国路（今人民路）；南沿民国路折新开河（今新开河路）至中山东二路；北至吴淞江（今苏州河）。陆地面积为1.36平方公里。第二区即老闸区的范围：东从山西南路福州路折山东中路，南至中正东路，西至西藏中路，北临吴淞江。陆地面积为0.93平方公里。二部分陆地合计面积为2.29平方公里。
设在境内的同业公会194个，占全市276个的70％。1950年黄浦区有私营企业9035户，其中商业8533户，工业502户；1951年老闸区有私营企业6986户，其中商业6280户，工业706户。
1951年8月，黄浦、老闸工商界先后筹设抗美援朝行动委员会。黄浦区委员91人，毛啸岑任主任委员；老闸区委员55人，叶宝珊任主任委员。同年9月，上海市工商联在老闸区设立办事处。1952年12月，黄浦、老闸两区工商联筹备会相继成立，原两区的抗美援朝行动委员会和市工商联老闸区办事处同时撤销。黄浦区工商联筹备会委员65人，袁丕烈任主任委员；老闸区工商联筹备会委员78人，叶宝珊任主任委员。1956年6月15日黄浦区与老闸区合并成立黄浦区工商业联合会，此为第一届。第一、第二届均为叶宝珊任主任委员。1961年8月第三届、1965年8月第四届，罗伯昭均任黄浦区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
建国初期的黄浦、老闸两区工商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推动修订爱国公约，组织捐献飞机大炮款2377万元。1954～1956年，两区工商界各自完成经济建设公债推销任务。仅黄浦区工商界3年共认购628.8万元。
据《黄浦区志》记载：“工商业者罗伯昭，解放初期鼓励子女参加南下工作队，陈毅市长亲笔书写‘拥军模范’赠之。罗又作为工商界代表参加抗美援朝慰问团。曾两次到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会议，毛泽东主席接见与会代表并一起摄影留念。1958年他要上交定息，组织未接受，他将定息捐给外贸子弟学校。还将珍藏的中国历代古币15000余枚捐献给国家，获文化部和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表彰，病危时又嘱子女将遗下的文物、古币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上海市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
1950年1月，进出口同业公会、生皮业公会、油脂输出业公会、肠衣业公会、草帽输出业公会、茶叶输出业公会、皮毛油骨业公会、猪鬃输出联谊会及纱布输出联谊会等9个组织，合并为“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筹委会”。马仲达等29人为筹备委员。马仲达任主委，张增华、潘念之(当年7月辞职后由席文光继任)、陆生田、高事恒任副主委，何寿良、董寅初、张跃章、席文光、古耕虞等任委员。经会籍登记有会员1078家，其中国营企业8家、未经政府登记的私营企业66家，专营进出口业务657家。在同年9月至11月行业营业额排名中，罗伯昭的独资开设的德丰华行营业额51.11亿（旧币），行业排名12位，职工人数10人。行址在江西中路320号。
1951年5月26日，上海市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正式成立。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席文光，副主任委员董寅初、高事恒、石志昂、陆生田。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马仲达，副主任委员罗伯昭、范纬青。嗣后，会员按照经营商品分为出口和进口两个大组。出口组分类成17个专业小组；进口组分类成9个专业小组。1953年配合政府推动进出口贸易，组织临时联营辅导组。1954年初又改组为8家“私私联营”，此时有会员843家，其中专营进出口为577家。1955年，8家“私私联营”改组成4个“进口联营”(称为联组)和杂品、土产、畜产、食品、茶叶、草帽、花边和纤维8个“出口联营”。
1956年1月，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全市工商业全面实行公私合营。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根据会员经营实绩，分别归口为公私合营进出口公司、工业品公司、土产公司、手工艺品公司、畜产公司、丝绸公司、食品公司、外贸运输公司。不久，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完成历史使命，正式撤销。据《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记载：“1957年6月至1960年12月，罗伯昭先生担任公私合营上海工艺品出口公司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