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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校的女儿，6岁迷恋周璇巧遇恩师常教授。10岁一曲成名
邓丽君的父亲邓枢，一位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4期的退役少校，抗战初期曾参加过李宗仁将军指挥的台儿庄战役，但在退役后长期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他到台湾初期在云林县大埠乡龙光村居住。
邓丽君本名"邓丽筠"，由于多数人误将"筠（音同云）"字错念为"均"，为避免困扰，她就将艺名取为"邓丽君"。细数邓丽君的歌唱成就，从1963年，即11岁这年，在台湾中华电台举办的黄梅调歌曲比赛，以一曲"访英台"荣获冠军以来，先后赢得"香港十大最受欢迎歌星"、日本唱片大赏"新人奖"、日本新宿歌谣祭铜奖、台湾金钟奖"最佳女歌星奖"、日本年度"第十七届日本有线大奖"和"第十七届全日本有线大奖"年度最受欢迎歌曲奖。在台湾，她还是"第十届十大杰出女青年"。
据邓家老五、也就是与邓丽君最亲的大弟邓长禧回忆，由于邓丽君是家中惟一的掌长明珠，爸爸妈妈十分疼她。小时候住在附近的干妈家有一台收音机，4岁的邓丽君就常跟着音乐哼哼唱唱，不大唱歌、但爱听音乐的妈妈看女儿爱唱，经常买些歌本，像白光和周璇的歌，邓丽君早就可以琅琅上口。
由于爸爸的军中袍泽李成清常到邓家拉二胡，看到六七岁大的邓丽君可爱，经常顺便教她唱唱梁山伯、访英台，成了启蒙老师。其后更有台北济众声乐教师常荫春先生登门教其唱歌，令她歌艺大进。因为李成清在军中"九三康乐队"担任乐师，不时就带着小邓丽君登台唱儿歌，当时纯粹是玩票性质，唱首歌不过领个5块钱10块钱的车马费。真正商业演出是在念初中二年级时，正式在位于台北市汉口街的东方歌厅驻唱，一次酬劳约1000元至2000元，相当于当时一般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但也因为勤跑歌厅，受到校方"关心"，她不久后只好从金陵女中休学，专心歌唱事业，当时她只有14岁。
歌厅驻唱后，邓丽君独特的歌声被唱片公司发掘，1967年，15岁的邓丽君加入宇宙唱片公司，并跃上荧光幕参加台湾电视公司高收视率的"群星会"节目演出。第一次上电视，邓丽君紧张到将歌词唱错了，但她清淡素雅的装扮与气质相当受瞩目。
因邓丽君唱片销售创佳绩，东家宇宙唱片于1969年安排邓丽君演出第一部电影《谢谢总经理》，同年获得新加坡总统夫人游莎芙邀请参与与慈善演唱，进一步将歌唱事业推向国际。1973年邓丽君更在日本推出首张日语专辑，同年推出的第二张日语专辑《空港》，大获好评，为她赢得唱片大赛"新人奖"。
在日本走红的她，有许多疯狂歌迷，凡是邓丽君的演唱会，他们一定抢着买第一排的座位，其中多半是年轻男士。其中一位男士让邓丽君最难忘，他经常义务替邓丽君准备衣服，每天替邓丽君打听台湾的大新闻和天气，然后打电话到邓丽君家中报告，邓丽君还称他"乡情大使"。后来他透过友人介绍，邀请邓丽君吃饭，那天，"乡情大使"带着太太和孩子赴宴，这才让原本七上八下的邓丽君松了一口气，原来他只是单纯迷上她的歌声。
即使邓丽君在歌坛中逐步展露光芒，甚至成为华人圈巨星，对家人而言，她还是那位最受宠爱的小女儿，他们为她受到欢迎与肯定感到高兴，但不觉得成为巨星前后有什么不同。邓长禧说，在家里，邓丽君几乎不唱自己的歌，反而爱哼些小调、老歌，兄弟要听她最新的歌曲，一样得听唱片、收音机。
初恋情人飞机失事，第一次恋情含恨而终
邓丽君的情事命运似乎一开始，就预示着某种宿命的历程。
1967年的夏天，15岁的邓丽君被台湾"中视公司"的一位董事长看中，决定聘她到电视台主持一次《每日一星》的节目，很快就在台湾激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台湾的报界都纷纷称她为"天才女歌星"。这时，邓丽君遇见了一个名叫朱坚的男子。比邓丽君大六七岁的朱坚是一位富家子弟，又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企业，与他的父亲共同经营建筑器材，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
由朱坚出资，1969年邓丽君的第一张唱片在台北市百代唱片公司录成，包含着邓丽君早年较有影响的几首歌曲，如《小放牛》、《阿里山的姑娘》、《采红菱》和那首人人皆知的黄梅调《访英台》等等。邓丽君在多年后说起朱坚，仍然认为没有他当时冒险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歌手出唱片，就不可能有自己后来的成功。
1969年，邓丽君在朱坚的支持下，又接连推出了几张时髦的唱片，例如《一见你就笑》这首歌，本来别的歌手已经先后演唱过，可是都没有唱红。但是，同样的歌词，同样的曲子，同样的乐队，换上了邓丽君以后，境况大为改观。朱坚在这个时候提出邓丽君停止拍电影电视剧，全力在歌唱上发展，邓丽君同意了他的建议。
1970年，朱坚和邓丽君订婚。同年邓丽君前往香港发展。由于朱坚宣传攻势非常好，邓丽君在未到香港之前就已拥有了大量的香港歌迷。邓丽君首次在香港登台演唱，从此踏上巨星的征途。香港可算是邓丽君的第二故乡，他学会流利的广东话，又演唱《忘记她》等著名的广东歌曲，深深打动了香港人的心。可当她和朱坚开始为婚事做筹备时，朱坚乘坐的飞机却发生失事，年轻的邓丽君骤失爱人与伙伴，一下子垮了。
邓丽君的感情生活一蹶不振。但是她的事业却碰上了一个好机会，日本的宝丽金公司看中了她。但第一次东京录唱片却令人大失所望，在宝丽金公司几乎准备放弃她的时候，幸好渡边娱乐公司看重她，将她借到旗下，出资让她学习日语，学习声乐，邓丽君很快就显示出了自己的实力。不久，她在日本推出的唱片《空港》震动扶桑，唱片突破70万张。1974年7月盛夏在日本东京所举行的红白歌大赛会上，邓丽君获得了所有日本观众的认可与全部评委的好评，摘取了"新人奖"、"电视赛"、"银赛"等三个大奖，成为光彩照人的冠军！当邓丽君怀抱奖杯，满面含笑地出现在领奖台上的一瞬间，整个日本四岛轰动了，整个东南亚轰动了！因为中国歌手在日本同时获得这三个辉煌的奖项，是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的。
第二任男友心脏病突发去世，"假护照"风波波及半生
到1979年，邓丽君和她的第二任男友林振发已经交往了5年，这名男友也对她非常好，两人已经准备成婚，但不幸的事情再次发生，林振发心脏病突发去世，这场悲剧使刚刚以为获得了终生幸福的邓丽君再次面临沉重的打击。为此，她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日本宝丽金公司再次邀请她前往日本表演，但是由于临时有急事，她必须先赶往台湾，然后当天转机前往日本。根据有关过境规定，她持有的日本护照在抵达台湾后，不能当天再离境前往日本，在这种情况下，邓丽君突然想起1978年她在印度尼西亚演出时，该国移民局局长赠送给她的一本印尼护照，于是她决定持印尼护照，从台湾飞往日本。
但是一名台湾记者在台湾桃园机场无意之间发现了邓丽君持印尼护照登机，就以为她已经加入了印尼国籍。1979年12月16日清晨，台湾的《中国时报》刊发了一条新闻，题目是《歌星邓丽君昨晚由台赴东京，所持护照表明该人已入籍印尼》。该文的上方配发了一幅邓丽君戴墨镜在候机厅为旅客们签名的新闻照片，从而更增加了这条消息的新闻性。也正是这条仅有数百字的新闻稿，拉开了"假护照事件"的序幕……
消息很快传到印度尼西亚驻日本东京的大使馆。大使馆并不知道一年前邓丽君获赠印尼护照的事，很快否定了邓丽君在印尼具有长期居住权的传闻。日本外务省很快通过海关查验到了正准备前往新宿参加演出的邓丽君，她的房间里闯进一群日本警员，使邓丽君如五雷轰顶，第二天，日本东京的几家报纸，开始报道邓丽君因为"假护照事件"而被日本移民局拘查的消息。
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媒体，也一齐开足马力，将邓丽君在日本被移民局拘留一事，大炒特炒。直到邓丽君被拘禁的第七天，一份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发来的加急密电，澄清了"假护照"之谜："……所查歌手邓丽君所持护照一事，经验证，确系我局于1978年所颁……现予证实。"
"假护照事件"虽然过去了，可是这场风波留给邓丽君的却是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与名誉损害，她在日本获得了巨大的荣耀，也受到了巨大的侮辱。虽然台湾是她的家，可是因为这本护照，许多人对她进行斥责和诽谤。台湾当局部分首脑认为她丢了面子，不欢迎她回去。她后来曾经对台湾当局的态度表示伤透了心，本来自己的同胞在日本受了这么大的欺负，应该站出来为她鸣不平才是，可是有些官员却落井下石，向她泼污。所以，台湾她是坚决不回去了。
"假护照"风波对正处于事业巅峰时期的邓丽君来说，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也是这次事件导致邓丽君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再回到日本、香港、台湾等地进行表演。
只身前往美国，遭遇成龙。成龙认为邓丽君一生中惟一不知道选择的就是男人。
离开伤心地日本，又不愿回到台湾，邓丽君只身前往美国。但她刚到美国时并不太受欢迎，就在她事业陷入低谷、有家不能回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并给予了她最需要的帮助，这个人就是成龙。
当时的成龙，在香港只是小有名气，他那段日子正想闯进好莱坞。成龙并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是因为出身微寒，在创业的过程中经历的挫折尤其多。成龙的天分当时正逐渐显现出来，而他热情豪爽的个性，不拘小节的作风使他交到了许多朋友，加上他本人坚韧稳重的性格，不服输的精神，使他的人格魅力非常突出。
成龙在和邓丽君交往的过程中，真切地体会到邓丽君的善解人意与纯真。但是两个人性格的差异使他们的感情没能长久下去，这段日子很快结束了，后来成龙在自传中谈到邓丽君时，曾有这样的叙述：
"我们的友谊发展成了浪漫的关系。我们晚上在一起活动，到餐馆吃饭，出入于别开生面的派对。她温柔、聪明、有幽默感，又美丽。她在时装和食品上的鉴赏力简直是令人羡慕的。她从来就懂得，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和饰物。但她惟一不知道选择的就是男人。实话说，我配不上她，或至少当时的我配不上她。她是典雅的化身，我却是个没有教化的粗鲁的男孩，一心想做个真正的男子汉。我说话没有分寸，能走路时却要跑。她总会穿着得体的名牌服装，而我穿短裤和T恤就上街。她文质彬彬，礼节周全，我对权威不屑一顾，当着酒店经理和服务员的面做鬼脸，把脚放在桌子上。她愿意和我一个人在一起，而我在公共场合却时时不愿没有我那帮小兄弟跟班。我年轻，富有，被名气给惯坏了。我爱她，但我更爱自己，没有哪一颗心可以做一仆二主的事。"
尽管两人不能成为恋人，但是却成为了知心朋友。在成龙的帮助下，邓丽君成功地在美国举行了巡回演唱会，其后她又于1981年4月重返香港举行了7场个人演唱会，同时在港连获5张白金唱片，创下历届白金唱片的纪录。
婚恋情感命运多难，邓丽君不接受不平等条件决定退婚
不久之后，邓丽君与新加坡华侨、香格里拉集团总裁的长子郭孔丞订婚，两人并已筹划婚礼。然而根据邓家的记忆，郭家在新加坡是望族，郭孔丞的祖母观念传统，认为唱歌是抛头露面，如果要想嫁进郭家，就必须同意婚后不再唱歌。然而外型柔顺的邓丽君认为歌唱也是事业，拒绝接受不公平条件，最后竟毅然以退婚结束这段感情。
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说，事实上，在决定与郭孔丞结婚前，邓丽君已经打定主意，结婚后就要淡出、甚至退出歌坛。他说，邓丽君是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很深的女性，她总认为结了婚就要生小孩，自己的孩子当然要自己带，唱歌必须四处跑，势必无法照顾小孩。因为在与郭孔丞订婚后，在香港举办的一场演唱会上，邓丽君就有感而发地告诉歌迷，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与大家见面，其实已经暗示她打算婚后就不唱了。
"但是，感觉这种事情很奇怪"，邓长禧形容，当郭家提出条件时，邓丽君反而坚持，做生意与唱歌同样都是经营事业，她觉得受到不公平对待，毅然决定退婚。但这段感情挫败的伤害，维持好一段时间，虽然往后十多年不乏有追求者，但始终没有真正让她心动的男士。
1986年之后，她开始定居法国，在异乡导找平静，但仍不时回到香港参加演出。在这个时候，她认识了比她小十几岁的法国年轻摄影师保罗，她原本是想帮助贫寒的保罗完成摄影家的梦想，但后来保罗却成了她的专属摄影师，也幸好有了保罗，才能纪录下邓丽君最后的一段日子。与法籍男友保罗相恋的4年，是邓丽君的甜蜜时光，但邓丽君始终没有和保罗结婚的念头。
邓长禧回忆，虽然家人都觉得保罗太年轻，外国人那一套生活方式，大家也看不习惯，但邓妈妈还是问宝贝女儿是否有结婚的打算，邓丽君没有多想就告诉妈妈，"日子不就这样过嘛"，显示她已有不结婚的决定。
1991年7月香港一家报纸首次公开曝光《邓丽君身边谜一样的法国小男友》，向世人介绍了保罗："邓与这位法国小男友的亲密关系非比寻常。譬如在邓丽君偕保罗飞来香港的头等舱中，有人看见邓要喝饮料，空姐没有立即反应。保罗立即走到空姐面前重复一次女友的需要。邓丽君去洗手间，超过10分钟没有出来，保罗如坐针毡，最后像箭一样地冲到厕所，大力敲门并用法文问出了什么事。"
但是与邓丽君配合多年工作的人士透露，保罗其实相当任性，孩子气，有时连邓丽君也要让他三分。保罗喜欢摄影，邓丽君花了200多万新台币买最新的摄影器材哄男友开怀，打算培植他。邓丽君很清楚她和小男友之间的问题，经济、年纪，因此她始终不愿意承认保罗与她的关系。
长年的奔波演出使邓丽君在1994年患上了哮喘，她认为已经治愈了，但是没想到第二年5月，她的哮喘病再次发作。5月8日，保罗正好从他们在泰国清迈所住的旅馆出外购物，邓丽君哮喘病发，引发心脏病逝世，时年43岁，一代歌星就此陨落。
邓丽君死前曾从房内走出求救，两名服务员见她脚步不稳，上前扶持时，她已倒地不起，最后留言竟是"妈妈，妈妈……"。惊悉噩耗的邓母，悲痛不已。邓父已于5年前病逝，据称5月8日也是邓父的忌辰。保罗自责若当时留在身旁，可能不会来不及抢救，他拒绝答记者问题，凡记者来电便立刻挂线。1995年到1998年，整整三年时间，保罗浑浑噩噩地住在赤柱，邓家人不忍心，好几次劝他忘记过去，回法国过正常日子。1998年保罗方才决定返国。
邓丽君去世两天后，遗体装在白色七金的泰式棺木中，运回台湾。在桃园机场获礼遇通关。台北"新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邓丽君是台湾流行歌坛的"典范人物"云云，而在入殓时，更以国民党党旗覆棺，以示"尊荣"。当然这也与早年她曾经常参加"劳军"活动，被国民党军力捧为"军中情人"相关。
邓丽君的逝世引起极大震撼。传媒大量报道有关消息，电台则持续广播她的歌曲，邓丽君的唱片更是成为抢手货。马来西亚歌迷感叹邓丽君的英年早逝，有人甚至痛哭失声。连在被形容为华人文化沙漠的印尼，邓丽君的歌也很风行，且对推广华语起了一定的作用。她的去世，在当地华人门中引起自发悼念活动。至于日本，在闻听她的死讯后，更是大感震荡与痛惜。日本专代理邓丽君的唱片公司，把她当成新人般服丧。
邓丽君的去世，更在大陆引起连锁反应，1995年5月10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发布她病逝的消息，还播放了她在演唱会和生活中的十多个场景。这也是自大陆曾将她的歌曲定性为"靡靡之音"后首次的公开宣示。
台湾间谍的传言
邓丽君逝世后不到一个月，台湾《独家报道》6月刊报道，杂志社记者在对原国民党退役少将谷正文进行采访时，谷直言不讳地指出，邓丽君是"台湾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隶属于"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当时的三处吴处长负责单线联系（吴于1994年死于癌症）他说了当时的情况：1968年夏天，邓丽君受邀请参加了1969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剧院举行的"慈善音乐会"的演出，年仅17岁的邓丽君向台湾有关部门提出了出境申请。由于当时邓丽君尚未成年，所以一同提出出境申请的还有她的母亲赵素桂。在出入境申请的审查过程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即申请人是否能够利用他（她）现有的条件为台湾当局进行情报工作。
在邓丽君递交了出境申请之后，台湾"国家安全局"不但对邓丽君本人进行了严格的审查，而且对邓丽君的家庭及家族也进行了全面审查。由于邓丽君的父亲邓枢是原国民党军队下级军官，而其母亲赵素桂尚有部分亲属仍生活在大陆，"国家安全局"第三处的吴处长亲自拿着邓丽君的个人档案，直接来到了"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要求国民党军方协助审查工作。谷正文是该局的特勤处少将主任审查官。
谷正文回忆，1949年蒋介石改编重组国民党特务系统以来，"特务政治"的行动方针一直主导着台湾国民党军队、"政府"和民间社会。许多台湾的民间人士、知识分子以及文艺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下，被收编进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其中有很大一部份人为了出境，不得已地接受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交换条件，被收编为"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工作人员的。谷正文解释说："像邓丽君这样被吸收进来，原则上与其他专业间谍有着根本的区别，他（她）们不承担那些需要特别间谍技能的谍报工作，而只是利用他（她）们现有的条件，在适当的情况下为台湾国民党政府效劳而已。"
邓丽君的家属们对此事断然否定。长兄邓长富发表了以下声明：《独家报道》杂志的报道文章是在没有对我们家进行任何采访的基础上编写的，是对邓丽君本人的侮辱，作为同是记者的我，为它感到羞耻。
然而，在采访中，谷正文不但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且对一些反对意见进行了尖锐的反驳："我所说的都是事实，我现在已经年迈体弱了，在余下来的时间时在，我并无什么其他所求，我只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说一些事实而已。""如果邓丽君的家属们或者其他什么人，认为我是在胡说八道的话，那么就请到法院去告我好了。到目前为止，国家安全局还保留着邓丽君的全部档案。"
说也奇怪，在谷正文面对一片不信任的议论和评论，提出可以对簿公堂的讲话后，一切反对和不信任的意见和文章一下子全部销声匿迹了。
对于民间社会来说，初闻"邓丽君是间谍"令人十分惊讶。但在惊讶之余，民间反应普遍倾向于同情邓丽君。人们普遍表示：当年台湾国民党当局以批准出境演出为交换条件，将一名尚未成年的少女胁迫收编进国民党特务系统之中，这种做法是任何时候都为人之常情所不能容忍的。
梦短梦长同是梦
作为一个红遍华人社会的歌星，邓丽君的地位本来就十分超然，加上她英年早逝，生前后半段又几乎处于半退休状态，因此她在大部分歌迷心中留下的印象都是在她鼎盛状态时的形象，这样一个光彩照人的人物，在最灿烂的时候消失了，留给人们的也是一个最美丽的背影。许多亲眼见过邓丽君的人都表示，邓丽君性格温婉，举止典雅，一生淡泊名利，最讲究干净，无论是周遭的生活环境或是自己的内心都是要绝对的洁净。另外她的敬业是现在的许多娱乐圈中人士无法想像的，只要出现在公众场合，外表的美丽永远不让人失望，对待歌迷的态度也从来没有一丝的厌烦。只是邓丽君在人前总是温柔的笑脸，很少有人知道她一生的寂寞。虽然曾先后对五位男子产生过热烈的感情，但却终身未嫁。有消息说，她在生前最后时光创作的部分歌曲，以及已经录制但未能发行的作品将会在近期被公开，很多人无法想像邓丽君这样一个事业上一帆风顺的成功女子，心里会是这样的孤苦无依，那样如花的笑靥后面竟会掩藏那么多的泪水。
（《海峡导报》2001年5月12日 李建明荐）
邓丽君的父亲邓枢，一位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4期的退役少校，抗战初期曾参加过李宗仁将军指挥的台儿庄战役，但在退役后长期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他到台湾初期在云林县大埠乡龙光村居住。
邓丽君本名"邓丽筠"，由于多数人误将"筠（音同云）"字错念为"均"，为避免困扰，她就将艺名取为"邓丽君"。细数邓丽君的歌唱成就，从1963年，即11岁这年，在台湾中华电台举办的黄梅调歌曲比赛，以一曲"访英台"荣获冠军以来，先后赢得"香港十大最受欢迎歌星"、日本唱片大赏"新人奖"、日本新宿歌谣祭铜奖、台湾金钟奖"最佳女歌星奖"、日本年度"第十七届日本有线大奖"和"第十七届全日本有线大奖"年度最受欢迎歌曲奖。在台湾，她还是"第十届十大杰出女青年"。
据邓家老五、也就是与邓丽君最亲的大弟邓长禧回忆，由于邓丽君是家中惟一的掌长明珠，爸爸妈妈十分疼她。小时候住在附近的干妈家有一台收音机，4岁的邓丽君就常跟着音乐哼哼唱唱，不大唱歌、但爱听音乐的妈妈看女儿爱唱，经常买些歌本，像白光和周璇的歌，邓丽君早就可以琅琅上口。
由于爸爸的军中袍泽李成清常到邓家拉二胡，看到六七岁大的邓丽君可爱，经常顺便教她唱唱梁山伯、访英台，成了启蒙老师。其后更有台北济众声乐教师常荫春先生登门教其唱歌，令她歌艺大进。因为李成清在军中"九三康乐队"担任乐师，不时就带着小邓丽君登台唱儿歌，当时纯粹是玩票性质，唱首歌不过领个5块钱10块钱的车马费。真正商业演出是在念初中二年级时，正式在位于台北市汉口街的东方歌厅驻唱，一次酬劳约1000元至2000元，相当于当时一般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但也因为勤跑歌厅，受到校方"关心"，她不久后只好从金陵女中休学，专心歌唱事业，当时她只有14岁。
歌厅驻唱后，邓丽君独特的歌声被唱片公司发掘，1967年，15岁的邓丽君加入宇宙唱片公司，并跃上荧光幕参加台湾电视公司高收视率的"群星会"节目演出。第一次上电视，邓丽君紧张到将歌词唱错了，但她清淡素雅的装扮与气质相当受瞩目。
因邓丽君唱片销售创佳绩，东家宇宙唱片于1969年安排邓丽君演出第一部电影《谢谢总经理》，同年获得新加坡总统夫人游莎芙邀请参与与慈善演唱，进一步将歌唱事业推向国际。1973年邓丽君更在日本推出首张日语专辑，同年推出的第二张日语专辑《空港》，大获好评，为她赢得唱片大赛"新人奖"。
在日本走红的她，有许多疯狂歌迷，凡是邓丽君的演唱会，他们一定抢着买第一排的座位，其中多半是年轻男士。其中一位男士让邓丽君最难忘，他经常义务替邓丽君准备衣服，每天替邓丽君打听台湾的大新闻和天气，然后打电话到邓丽君家中报告，邓丽君还称他"乡情大使"。后来他透过友人介绍，邀请邓丽君吃饭，那天，"乡情大使"带着太太和孩子赴宴，这才让原本七上八下的邓丽君松了一口气，原来他只是单纯迷上她的歌声。
即使邓丽君在歌坛中逐步展露光芒，甚至成为华人圈巨星，对家人而言，她还是那位最受宠爱的小女儿，他们为她受到欢迎与肯定感到高兴，但不觉得成为巨星前后有什么不同。邓长禧说，在家里，邓丽君几乎不唱自己的歌，反而爱哼些小调、老歌，兄弟要听她最新的歌曲，一样得听唱片、收音机。
初恋情人飞机失事，第一次恋情含恨而终
邓丽君的情事命运似乎一开始，就预示着某种宿命的历程。
1967年的夏天，15岁的邓丽君被台湾"中视公司"的一位董事长看中，决定聘她到电视台主持一次《每日一星》的节目，很快就在台湾激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台湾的报界都纷纷称她为"天才女歌星"。这时，邓丽君遇见了一个名叫朱坚的男子。比邓丽君大六七岁的朱坚是一位富家子弟，又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企业，与他的父亲共同经营建筑器材，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
由朱坚出资，1969年邓丽君的第一张唱片在台北市百代唱片公司录成，包含着邓丽君早年较有影响的几首歌曲，如《小放牛》、《阿里山的姑娘》、《采红菱》和那首人人皆知的黄梅调《访英台》等等。邓丽君在多年后说起朱坚，仍然认为没有他当时冒险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歌手出唱片，就不可能有自己后来的成功。
1969年，邓丽君在朱坚的支持下，又接连推出了几张时髦的唱片，例如《一见你就笑》这首歌，本来别的歌手已经先后演唱过，可是都没有唱红。但是，同样的歌词，同样的曲子，同样的乐队，换上了邓丽君以后，境况大为改观。朱坚在这个时候提出邓丽君停止拍电影电视剧，全力在歌唱上发展，邓丽君同意了他的建议。
1970年，朱坚和邓丽君订婚。同年邓丽君前往香港发展。由于朱坚宣传攻势非常好，邓丽君在未到香港之前就已拥有了大量的香港歌迷。邓丽君首次在香港登台演唱，从此踏上巨星的征途。香港可算是邓丽君的第二故乡，他学会流利的广东话，又演唱《忘记她》等著名的广东歌曲，深深打动了香港人的心。可当她和朱坚开始为婚事做筹备时，朱坚乘坐的飞机却发生失事，年轻的邓丽君骤失爱人与伙伴，一下子垮了。
邓丽君的感情生活一蹶不振。但是她的事业却碰上了一个好机会，日本的宝丽金公司看中了她。但第一次东京录唱片却令人大失所望，在宝丽金公司几乎准备放弃她的时候，幸好渡边娱乐公司看重她，将她借到旗下，出资让她学习日语，学习声乐，邓丽君很快就显示出了自己的实力。不久，她在日本推出的唱片《空港》震动扶桑，唱片突破70万张。1974年7月盛夏在日本东京所举行的红白歌大赛会上，邓丽君获得了所有日本观众的认可与全部评委的好评，摘取了"新人奖"、"电视赛"、"银赛"等三个大奖，成为光彩照人的冠军！当邓丽君怀抱奖杯，满面含笑地出现在领奖台上的一瞬间，整个日本四岛轰动了，整个东南亚轰动了！因为中国歌手在日本同时获得这三个辉煌的奖项，是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的。
第二任男友心脏病突发去世，"假护照"风波波及半生
到1979年，邓丽君和她的第二任男友林振发已经交往了5年，这名男友也对她非常好，两人已经准备成婚，但不幸的事情再次发生，林振发心脏病突发去世，这场悲剧使刚刚以为获得了终生幸福的邓丽君再次面临沉重的打击。为此，她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日本宝丽金公司再次邀请她前往日本表演，但是由于临时有急事，她必须先赶往台湾，然后当天转机前往日本。根据有关过境规定，她持有的日本护照在抵达台湾后，不能当天再离境前往日本，在这种情况下，邓丽君突然想起1978年她在印度尼西亚演出时，该国移民局局长赠送给她的一本印尼护照，于是她决定持印尼护照，从台湾飞往日本。
但是一名台湾记者在台湾桃园机场无意之间发现了邓丽君持印尼护照登机，就以为她已经加入了印尼国籍。1979年12月16日清晨，台湾的《中国时报》刊发了一条新闻，题目是《歌星邓丽君昨晚由台赴东京，所持护照表明该人已入籍印尼》。该文的上方配发了一幅邓丽君戴墨镜在候机厅为旅客们签名的新闻照片，从而更增加了这条消息的新闻性。也正是这条仅有数百字的新闻稿，拉开了"假护照事件"的序幕……
消息很快传到印度尼西亚驻日本东京的大使馆。大使馆并不知道一年前邓丽君获赠印尼护照的事，很快否定了邓丽君在印尼具有长期居住权的传闻。日本外务省很快通过海关查验到了正准备前往新宿参加演出的邓丽君，她的房间里闯进一群日本警员，使邓丽君如五雷轰顶，第二天，日本东京的几家报纸，开始报道邓丽君因为"假护照事件"而被日本移民局拘查的消息。
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媒体，也一齐开足马力，将邓丽君在日本被移民局拘留一事，大炒特炒。直到邓丽君被拘禁的第七天，一份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发来的加急密电，澄清了"假护照"之谜："……所查歌手邓丽君所持护照一事，经验证，确系我局于1978年所颁……现予证实。"
"假护照事件"虽然过去了，可是这场风波留给邓丽君的却是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与名誉损害，她在日本获得了巨大的荣耀，也受到了巨大的侮辱。虽然台湾是她的家，可是因为这本护照，许多人对她进行斥责和诽谤。台湾当局部分首脑认为她丢了面子，不欢迎她回去。她后来曾经对台湾当局的态度表示伤透了心，本来自己的同胞在日本受了这么大的欺负，应该站出来为她鸣不平才是，可是有些官员却落井下石，向她泼污。所以，台湾她是坚决不回去了。
"假护照"风波对正处于事业巅峰时期的邓丽君来说，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也是这次事件导致邓丽君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再回到日本、香港、台湾等地进行表演。
只身前往美国，遭遇成龙。成龙认为邓丽君一生中惟一不知道选择的就是男人。
离开伤心地日本，又不愿回到台湾，邓丽君只身前往美国。但她刚到美国时并不太受欢迎，就在她事业陷入低谷、有家不能回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并给予了她最需要的帮助，这个人就是成龙。
当时的成龙，在香港只是小有名气，他那段日子正想闯进好莱坞。成龙并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是因为出身微寒，在创业的过程中经历的挫折尤其多。成龙的天分当时正逐渐显现出来，而他热情豪爽的个性，不拘小节的作风使他交到了许多朋友，加上他本人坚韧稳重的性格，不服输的精神，使他的人格魅力非常突出。
成龙在和邓丽君交往的过程中，真切地体会到邓丽君的善解人意与纯真。但是两个人性格的差异使他们的感情没能长久下去，这段日子很快结束了，后来成龙在自传中谈到邓丽君时，曾有这样的叙述：
"我们的友谊发展成了浪漫的关系。我们晚上在一起活动，到餐馆吃饭，出入于别开生面的派对。她温柔、聪明、有幽默感，又美丽。她在时装和食品上的鉴赏力简直是令人羡慕的。她从来就懂得，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和饰物。但她惟一不知道选择的就是男人。实话说，我配不上她，或至少当时的我配不上她。她是典雅的化身，我却是个没有教化的粗鲁的男孩，一心想做个真正的男子汉。我说话没有分寸，能走路时却要跑。她总会穿着得体的名牌服装，而我穿短裤和T恤就上街。她文质彬彬，礼节周全，我对权威不屑一顾，当着酒店经理和服务员的面做鬼脸，把脚放在桌子上。她愿意和我一个人在一起，而我在公共场合却时时不愿没有我那帮小兄弟跟班。我年轻，富有，被名气给惯坏了。我爱她，但我更爱自己，没有哪一颗心可以做一仆二主的事。"
尽管两人不能成为恋人，但是却成为了知心朋友。在成龙的帮助下，邓丽君成功地在美国举行了巡回演唱会，其后她又于1981年4月重返香港举行了7场个人演唱会，同时在港连获5张白金唱片，创下历届白金唱片的纪录。
婚恋情感命运多难，邓丽君不接受不平等条件决定退婚
不久之后，邓丽君与新加坡华侨、香格里拉集团总裁的长子郭孔丞订婚，两人并已筹划婚礼。然而根据邓家的记忆，郭家在新加坡是望族，郭孔丞的祖母观念传统，认为唱歌是抛头露面，如果要想嫁进郭家，就必须同意婚后不再唱歌。然而外型柔顺的邓丽君认为歌唱也是事业，拒绝接受不公平条件，最后竟毅然以退婚结束这段感情。
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说，事实上，在决定与郭孔丞结婚前，邓丽君已经打定主意，结婚后就要淡出、甚至退出歌坛。他说，邓丽君是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很深的女性，她总认为结了婚就要生小孩，自己的孩子当然要自己带，唱歌必须四处跑，势必无法照顾小孩。因为在与郭孔丞订婚后，在香港举办的一场演唱会上，邓丽君就有感而发地告诉歌迷，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与大家见面，其实已经暗示她打算婚后就不唱了。
"但是，感觉这种事情很奇怪"，邓长禧形容，当郭家提出条件时，邓丽君反而坚持，做生意与唱歌同样都是经营事业，她觉得受到不公平对待，毅然决定退婚。但这段感情挫败的伤害，维持好一段时间，虽然往后十多年不乏有追求者，但始终没有真正让她心动的男士。
1986年之后，她开始定居法国，在异乡导找平静，但仍不时回到香港参加演出。在这个时候，她认识了比她小十几岁的法国年轻摄影师保罗，她原本是想帮助贫寒的保罗完成摄影家的梦想，但后来保罗却成了她的专属摄影师，也幸好有了保罗，才能纪录下邓丽君最后的一段日子。与法籍男友保罗相恋的4年，是邓丽君的甜蜜时光，但邓丽君始终没有和保罗结婚的念头。
邓长禧回忆，虽然家人都觉得保罗太年轻，外国人那一套生活方式，大家也看不习惯，但邓妈妈还是问宝贝女儿是否有结婚的打算，邓丽君没有多想就告诉妈妈，"日子不就这样过嘛"，显示她已有不结婚的决定。
1991年7月香港一家报纸首次公开曝光《邓丽君身边谜一样的法国小男友》，向世人介绍了保罗："邓与这位法国小男友的亲密关系非比寻常。譬如在邓丽君偕保罗飞来香港的头等舱中，有人看见邓要喝饮料，空姐没有立即反应。保罗立即走到空姐面前重复一次女友的需要。邓丽君去洗手间，超过10分钟没有出来，保罗如坐针毡，最后像箭一样地冲到厕所，大力敲门并用法文问出了什么事。"
但是与邓丽君配合多年工作的人士透露，保罗其实相当任性，孩子气，有时连邓丽君也要让他三分。保罗喜欢摄影，邓丽君花了200多万新台币买最新的摄影器材哄男友开怀，打算培植他。邓丽君很清楚她和小男友之间的问题，经济、年纪，因此她始终不愿意承认保罗与她的关系。
长年的奔波演出使邓丽君在1994年患上了哮喘，她认为已经治愈了，但是没想到第二年5月，她的哮喘病再次发作。5月8日，保罗正好从他们在泰国清迈所住的旅馆出外购物，邓丽君哮喘病发，引发心脏病逝世，时年43岁，一代歌星就此陨落。
邓丽君死前曾从房内走出求救，两名服务员见她脚步不稳，上前扶持时，她已倒地不起，最后留言竟是"妈妈，妈妈……"。惊悉噩耗的邓母，悲痛不已。邓父已于5年前病逝，据称5月8日也是邓父的忌辰。保罗自责若当时留在身旁，可能不会来不及抢救，他拒绝答记者问题，凡记者来电便立刻挂线。1995年到1998年，整整三年时间，保罗浑浑噩噩地住在赤柱，邓家人不忍心，好几次劝他忘记过去，回法国过正常日子。1998年保罗方才决定返国。
邓丽君去世两天后，遗体装在白色七金的泰式棺木中，运回台湾。在桃园机场获礼遇通关。台北"新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邓丽君是台湾流行歌坛的"典范人物"云云，而在入殓时，更以国民党党旗覆棺，以示"尊荣"。当然这也与早年她曾经常参加"劳军"活动，被国民党军力捧为"军中情人"相关。
邓丽君的逝世引起极大震撼。传媒大量报道有关消息，电台则持续广播她的歌曲，邓丽君的唱片更是成为抢手货。马来西亚歌迷感叹邓丽君的英年早逝，有人甚至痛哭失声。连在被形容为华人文化沙漠的印尼，邓丽君的歌也很风行，且对推广华语起了一定的作用。她的去世，在当地华人门中引起自发悼念活动。至于日本，在闻听她的死讯后，更是大感震荡与痛惜。日本专代理邓丽君的唱片公司，把她当成新人般服丧。
邓丽君的去世，更在大陆引起连锁反应，1995年5月10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发布她病逝的消息，还播放了她在演唱会和生活中的十多个场景。这也是自大陆曾将她的歌曲定性为"靡靡之音"后首次的公开宣示。
台湾间谍的传言
邓丽君逝世后不到一个月，台湾《独家报道》6月刊报道，杂志社记者在对原国民党退役少将谷正文进行采访时，谷直言不讳地指出，邓丽君是"台湾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隶属于"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当时的三处吴处长负责单线联系（吴于1994年死于癌症）他说了当时的情况：1968年夏天，邓丽君受邀请参加了1969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剧院举行的"慈善音乐会"的演出，年仅17岁的邓丽君向台湾有关部门提出了出境申请。由于当时邓丽君尚未成年，所以一同提出出境申请的还有她的母亲赵素桂。在出入境申请的审查过程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即申请人是否能够利用他（她）现有的条件为台湾当局进行情报工作。
在邓丽君递交了出境申请之后，台湾"国家安全局"不但对邓丽君本人进行了严格的审查，而且对邓丽君的家庭及家族也进行了全面审查。由于邓丽君的父亲邓枢是原国民党军队下级军官，而其母亲赵素桂尚有部分亲属仍生活在大陆，"国家安全局"第三处的吴处长亲自拿着邓丽君的个人档案，直接来到了"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要求国民党军方协助审查工作。谷正文是该局的特勤处少将主任审查官。
谷正文回忆，1949年蒋介石改编重组国民党特务系统以来，"特务政治"的行动方针一直主导着台湾国民党军队、"政府"和民间社会。许多台湾的民间人士、知识分子以及文艺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下，被收编进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其中有很大一部份人为了出境，不得已地接受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交换条件，被收编为"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工作人员的。谷正文解释说："像邓丽君这样被吸收进来，原则上与其他专业间谍有着根本的区别，他（她）们不承担那些需要特别间谍技能的谍报工作，而只是利用他（她）们现有的条件，在适当的情况下为台湾国民党政府效劳而已。"
邓丽君的家属们对此事断然否定。长兄邓长富发表了以下声明：《独家报道》杂志的报道文章是在没有对我们家进行任何采访的基础上编写的，是对邓丽君本人的侮辱，作为同是记者的我，为它感到羞耻。
然而，在采访中，谷正文不但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且对一些反对意见进行了尖锐的反驳："我所说的都是事实，我现在已经年迈体弱了，在余下来的时间时在，我并无什么其他所求，我只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说一些事实而已。""如果邓丽君的家属们或者其他什么人，认为我是在胡说八道的话，那么就请到法院去告我好了。到目前为止，国家安全局还保留着邓丽君的全部档案。"
说也奇怪，在谷正文面对一片不信任的议论和评论，提出可以对簿公堂的讲话后，一切反对和不信任的意见和文章一下子全部销声匿迹了。
对于民间社会来说，初闻"邓丽君是间谍"令人十分惊讶。但在惊讶之余，民间反应普遍倾向于同情邓丽君。人们普遍表示：当年台湾国民党当局以批准出境演出为交换条件，将一名尚未成年的少女胁迫收编进国民党特务系统之中，这种做法是任何时候都为人之常情所不能容忍的。
梦短梦长同是梦
作为一个红遍华人社会的歌星，邓丽君的地位本来就十分超然，加上她英年早逝，生前后半段又几乎处于半退休状态，因此她在大部分歌迷心中留下的印象都是在她鼎盛状态时的形象，这样一个光彩照人的人物，在最灿烂的时候消失了，留给人们的也是一个最美丽的背影。许多亲眼见过邓丽君的人都表示，邓丽君性格温婉，举止典雅，一生淡泊名利，最讲究干净，无论是周遭的生活环境或是自己的内心都是要绝对的洁净。另外她的敬业是现在的许多娱乐圈中人士无法想像的，只要出现在公众场合，外表的美丽永远不让人失望，对待歌迷的态度也从来没有一丝的厌烦。只是邓丽君在人前总是温柔的笑脸，很少有人知道她一生的寂寞。虽然曾先后对五位男子产生过热烈的感情，但却终身未嫁。有消息说，她在生前最后时光创作的部分歌曲，以及已经录制但未能发行的作品将会在近期被公开，很多人无法想像邓丽君这样一个事业上一帆风顺的成功女子，心里会是这样的孤苦无依，那样如花的笑靥后面竟会掩藏那么多的泪水。
（《海峡导报》2001年5月12日 李建明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