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高擎洲先生的大著《旧云新影——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已由辽宁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这本书共分为三辑：思潮篇、作家篇和评论篇，约38万字。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老一代学者，高擎洲先生思维敏锐、学识渊博，在众多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建树，《旧云新影》所选的30多篇文章，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作者在该书后记中谦言：“愿其能呈露出应有的学术收藏价值和学术文化积累意义，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起到推动作用。”其实，他和他们那一代学者的许多学识思想，在现在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会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谈及高擎洲先生的为学，首先我们应注意他那复杂而坎坷的人生经历。他先后经历过20世纪中国社会的风风雨雨，并完成了由文学青年到文学史家、由革命者到大学者的身份转换，这种参与历史亲身体验的宝贵学术资源，不仅成就了高擎洲先生的道德文章，同时更为我们了解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所独有的人身遭际和特殊的学术品格，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个案样本。高擎洲先生早年曾师从哲学史家赵纪彬，文学史家陆侃如、冯沅君(淦女士)伉俪，国学文献整理专家高亨，戏曲研究专家董每戡，作家学者丁易等名师，国学功底甚为深厚。与此同时，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具体实践，又使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新中国成立以后，高先生先后在东北教育学院、沈阳师范学院、辽宁大学等高校任教，并成为东北地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旧云新影》一书，实际上就是作者在其教学实践过程，学习与研究所取得的独特心得。
　　《旧云新影》第一辑所选择的一组文章，是对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宏观描述。作者以其历史亲历者的特殊身份，比较客观地论证了中国新文学从发生到成长的漫长历程。比如在《五四文学革命论》一文中，作者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背景的细致描述出发，“溯源于本始，致用于当今”，对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各种社团流派以及文学论争，都做了全面梳理与公允评价，这些论点对于我们后辈学者来说，仍具有极大的启迪作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谈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性质与意义时，作者不是将其单纯地视为一种纯粹的文学运动加以看待，而是将其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的一种附加成分来理解，在许多现代派学者的眼里似乎十分陈旧与落伍，但却一言中的、切中要害。其实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学术理性的逐渐回归，一些沉稳的学者已经开始重新关注这一研究课题。如朱晓进的《非文学的世纪》与宋剑华的《百年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等有影响的著作，都是对高擎洲先生当年论点的积极回应。令我们十分感兴趣的是，收入思潮篇的10篇中，有7篇是关于中国现代派文学的价值论述。从《现代》与“现代”诗派的产生意义、 “九叶”诗人群诗歌的艺术风格，到“新感觉派小说”现象出现的历史原因、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派文学的再度崛起，高擎洲先生对于中国现代派文学历史流变的分析论证，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研究序列。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就其文学自身形态的演化而言，决不是单一性或片面性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艺思想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曾经受到过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认识到现代文学运动形态的多重性，全然没有以固定、刻板的价值标准裁夺和取舍文学多样性的弊端，使论者以绝对的理论自信断言：“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当然也有称得起是真正的现代派文学的，他们把现代派作为一种新的思潮流派而自觉的加以提倡，并奋力于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样的现代派文学的自觉倡导活动似乎有三次，也可以称为三次崛起，即：以李金发、戴望舒为代表的象征派诗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派文学，1980年代关于现代派文学的提倡和论争。”作者认为，中国现代派在接受外国影响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于外国文化的深厚底蕴，故发生了许多不该出现的艺术弊端，诸如“颓废”与“绝望”等灰色情调，都是不可取的，所以他主张作家应该去寻找“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可行途径，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土壤和民族话语”，“着眼于能够丰富当代中国文学的表现形式”的现代派艺术风格。这些论断，恐怕至今也不算过时。
　　《旧云新影》第二辑所选的一组文章，是有关中国现代作家的个案分析。无论是《<女神>论》、《<屈原>论》、《茅盾论》、《叶圣陶论》，还是《李金发及象征派诗歌探论》、《戴望舒诗歌论》、《罗烽诗歌创作论》、《丁易和他的杂文》等篇什，作者都以其细致入微的阅读体验和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对论述对象做了恰如其分的生动解读。如在《<女神>论》一文中，作者对《女神》中的大部分诗作进行了详细分类，并深刻指出：《女神》所有篇幅都表现出“强烈的个性主义的自我表现和积极的战斗精神，反映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因而，它和当时的现实主义又有相通之处”。作者充分肯定了“诗人反抗、叛逆思想的力量源泉是泛神论思想”，不过泛神论却没有成为郭沫若真正的思想体系，“诗人的反抗或希望，都有些朦胧模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文人的的浪漫情调，这是非常具有超越他们那一代学者思维的独特性见解。故他一再强调《女神》的艺术风格虽然受到外国现代诗歌的巨大影响，但是与中国古典诗歌的风骨更为接近，诗人“吸取和融会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精华和神韵，不仅打破了旧诗格律的束缚，创造和革新了诗歌的形式，使其多样化，表现了包罗万象的思想内容；同时也吸取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些优秀的表现技巧，使诗歌的章法、语句变化多彩，不但增加了诗歌气势的雄浑，也给新诗的创造树立了典范”。作者公开认为五四新文学是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优秀传统的合理延续，这与当今最前卫的学术论点可谓不谋而合。在《茅盾论》一文中，作者对于茅盾早期的“为人生”文学主张的基本内涵，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做了梳理分析，高度评价了茅盾站在思想启蒙的立场上，以“艺术为人生”的口号，“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在谈及茅盾的小说创作时，作者似乎对于《蚀》三部曲的兴趣最大，他认为这三部中篇小说不仅是茅盾的第一次创作尝试，最重要的是他以另外一种“革命+恋爱”的模式，深刻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的二次转型和“北伐大革命的艺术画卷，丰富和发展了新文学的知识分子形象，从多方面显示了茅盾卓越的创作才华”。这种论断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足以自立和非常有道理的。在《叶圣陶论》一文中，作者对于叶圣陶小说的阅读理解，也颇有自己个人的独特心得。他认为叶圣陶的小说不仅“对缺乏‘美’和‘爱’的人生”深恶痛绝，而且通过对于“人与人之间思想感情上的隔膜和由旧传统所熔铸而定型化了的人生”的批判，使其作品融入到了启蒙主义的时代大潮。应该说学界对于叶圣陶小说“灰色灵魂”的描写是一致公论的，但将其纳入到由鲁迅所开创的改造“国民性”系列加以 比较，在当时高先生不能不说是先行了一步。
　　《旧云新影》第三辑所选的一组文章，多是对当时中青年学者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客观评价。有《郭沫若世界的深湛探索——<阳光地带的梦>序言》、《开创中收获的硕果——<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序言》、《烽烟中绽放的艺苑奇葩——读<大后方散文论稿>》、《东北现代文学研究的并峙双峰》等篇构成。阅读这些文字，我们除了能深深地感受到高擎洲先生奖掖后学的拳拳之心，同时也能发现他对于学界研究动态的密切关注。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东北现代文学研究的并峙双峰》一文特别加以强调。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高先生就已经意识到了编写《东北现代文学史论》的重要性。他以一个东北学人对于黑土地所特有的乡土情感，热情鼓励后学“从大量新发掘出的文本人手，以哲学的烛光与生命的情感去观照东北新文学及其种种事象，鲜明地展示出它的社会底蕴和史诗性内涵，给人以厚重的历史感和凸凹的立体感”。作者的这种观点绝非是狭隘的地方观念，而是一种学术的预见性。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地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系列丛书，其中就有一本《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的宏篇力著(逄增玉著)。这无疑是对高擎洲先生殷切期待的积极回报。
　　当然，《旧云新影》一书因特殊年代的写作原因，也客观存在着一些无法弥补的历史缺憾。比如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重思想倾向而轻艺术分析等，都鲜明地体现出他们那代学者的精神追求。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那代人治学的严谨态度与深厚博大的知识功底。我们这些后起的学者并不是在对前人的否定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而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成熟起来的。因为否认学科的历史就是否认学科的自身!
　　写到这里，我们想起闻一多先生曾经说过的这样一段话：“做学问就像三湘的女儿红(湘绣)，是成年累月用一针一线辛苦织成的，不是像跑江湖的耍戏法突然变出来的。”其实，高擎洲先生的一生为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不妨将高擎洲先生的治学经历，视为梁启超所褒扬的那种“为学问而学问”之人，“其性耿介，其志专一”，毕生笔耕不止，其文心永在。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旧云新影》刚刚出版几个月，年近九十高龄的高擎洲先生便离开了我们，所以此书也成为了他留给我们的最后遗作。但我们相信：由高擎洲先生和他们那代学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不会因他们的离开而枯萎凋谢；恰恰相反，经过一辈又一辈学人的不懈努力，他们的学术精神将被发扬光大!这是我们对于前辈学者最好的缅怀，也是我们对于他们最真诚的祭奠!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