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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对大足北山石刻第254号的初步分析，认为主尊像为阿弥陀佛、观音、地藏，侧壁造像为十王和判官，并认为该龛在题材上，具有浓厚的世俗化佛教色彩。其中的十王造像，对于探讨大足石刻同类题材的演变，尤其是五代时期，提供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发展线索。同时，该龛存有准确的铭文，为深入了解地狱神灵系统的演变，提供了早期珍贵的实物资料。
关键词：大足石刻；五代；十王；判官
中图分类号：K879.27 文献标谀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1)04—0021—06
大足石刻保存的十王造像，历来备受学界关注，尤其是北山石刻第253号(五代)，石篆山石刻第9号(北宋绍圣三年，1096)，宝顶山石刻大佛湾第20号(南宋)。笔者近年在北山石刻实地调查时发现，北山石刻佛湾第254号亦有十王题材的造像龛，现对其相关材料简说如下，恳请方家指正。
一 北山第254号简介
北山第254号所处位置：左侧为第245号两米多的观无量寿佛经变相龛，系晚唐大足石刻代表作之一；左斜下方为第253号，主尊为观音、地藏，左右侧壁有十王造像；下方为第255号东方药师净土变相；右侧第256号，亦为东方药师净土变相；上方为不规则的崖壁。
北山第254号造像龛，历来关注者极少，尤其是左右侧壁的十王造像，基本上未见相关研究著作有所提及。对于北山第254号的调查，目前正式披露的有《大足石刻内容总录》，在目前所见资料中是最为详细的，不过，1985年的《大足石刻内容总录》以及1999年出版的《大足石刻铭文录》，皆未收录该龛侧壁造像旁的铭文。笔者结合1985年《大足石刻内容总录》的叙述和实地调查，对该龛造像介绍如下：
北山第254号，方形龛，龛高140厘米、宽153厘米、深112厘米，上部左右角皆有三角形装饰。龛正壁雕刻三身像。正中佛，身着圆领袈裟，结跏趺坐莲台，双手于腹前结印，身后有圆形头光和莲瓣形火焰背光。左侧菩萨，头戴花冠，冠后有巾带作结，下垂至肩，上衣罩披帛，胸饰璎珞，左手置于胸前，捧一宝珠，右手上举(手掌残)，半跏趺坐；台座为须弥座，上为双重莲座，座前雕刻一并蒂莲，上有二莲朵，左腿下垂踏莲朵。右侧像头戴花冠(疑后世补塑)，身着圆领袈裟，胸前璎珞，半跏趺坐，左腿盘于座台上，左手置于左腿膝上，右腿下垂，足踏莲朵；座台为须弥座，上为双重莲座，座前亦有并蒂莲，上有二莲朵。三像之间各雕刻一株菩提树，高110厘米，其上浅浮雕二树，枝叶交错，呈繁茂状，宽达80厘米。龛顶部浮雕系有飘带的各种乐器。
龛左右侧壁对称地雕刻祥云，上下各一朵，上方祥云宽30厘米，下方祥云宽33厘米。云中皆有造像。
左壁上侧云中雕刻三身站像，上下两排，上一下二布列，皆戴直脚幞头，面部残毁不等，着圆领窄袖袍服，双手合于胸前持笏，笏皆向身体左侧倾斜。三像旁皆有长条形题榜，上方造像右侧榜题为“延口判官”，下方右侧像榜题为“崔判官”，左侧像旁榜题现存“生口(祠?)判官”。左壁下侧云中雕刻五身造像，上下两排，上二下三布列，造像或头戴通天冠、或戴冕旒，身着圆领大袖朝服，双手持朝笏于胸前，皆单腿跪姿，上层雕像两侧各有一题榜，左侧榜题可见“柳文兴”三字。
右壁上侧云中亦雕刻三身站像，上下两排，呈上一下二布列，上排站像双手拱于胸前，下排二像皆斜持朝笏于胸前，三像旁亦有长条形题榜，其中，下层右像旁的榜题可辨“赵判官”三字。右壁下侧云中亦雕刻五身造像，上下两排，上二下三布列，后排右像头部基本不存，左像风化严重，可见双手拱于胸前。前排三像基本上为右腿跪姿，双手持笏于胸前，头戴通天冠，身着交领大袖朝服。后排两侧各有一题榜。
龛右壁门外中部，有一突出的残毁石刻痕迹，造像现存一女像的头下部和肩部。
二 北山第254号造像题材的认识
对于第254号造像题材的认识，目前所见基本上以《大足石刻内容总录》为主。对该龛造像题材作出判断，确定其营造的大致年代。该龛无准确的纪年，对其年代的判定，主要有两点依据：一是第254号所处位置，是在北山晚唐五代造像集中区域，从北山晚唐时期第245号观无量寿佛经变及周边造像至第281号药师佛龛(后蜀广政十七年，954)之间，所见的造像题记的年代皆为晚唐五代时期的；二是北山第254号的造像风格、题材组合、龛制等，较多地保留了晚唐五代时期的特点，详见后文。因此，第254号开凿于五代时期(前、后蜀时期)的说法可从。
下面，结合第254号的营造时代，对其龛中主尊和两侧壁雕像作一探析：
(一)第254号主尊的身份
《大足石刻内容总录》将该龛定名为“西方三圣像”，即中间主尊为阿弥陀佛，左为观音菩萨，右为大势至菩萨。笔者通过实地调查，结合北山石刻晚唐五代造像特点，认为应是阿弥陀佛、观音、地藏龛。大势至菩萨应为地藏菩萨，理由如下：
一是从服饰特征来看。该像着通肩袈裟，圆领，胸前可见璎珞，应为菩萨造像，大足等地的唐宋时期大势至菩萨造像，基本上未见有此服饰。此时期大势至菩萨，其服饰特征基本上与第254号的观音菩萨类同，如毗邻第254号的第245号观无量寿佛经变相龛，其主尊为西方三圣，观音、大势至两位菩萨皆着菩萨装。而外着袈裟、胸饰璎珞服饰特点的地藏造像，在北山晚唐石刻中也有所保存，如，第52号龛中的地藏菩萨，服饰与此较为类同。
二是实地调查。该像眼、耳以上部位为后世重塑，头部上下部分的色泽有较明显的差异。另，如果原像为大势至菩萨，其头部应戴有花冠，北山石刻中类似表现在脑后有用以固定花冠的巾带所形成的“结”，如第254号龛中的观音头冠，而该像脑后无凿痕，显示该像很可能没有花冠。
三是该像半跏趺坐式，五代时期的地藏像较多见，如此期的北山第276、279、281等龛中的地藏菩萨，皆为此坐式。
四是阿弥陀佛、观音、地藏的组合，尤其是观音、地藏的组合，晚唐五代的大足石刻较为盛行，是此期造像的主要题材之一。如：
北山第58号：“敬造救苦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一龛”，唐乾宁三年(896)。
北山第52号：女弟子黎氏“敬造阿弥陀佛、地藏菩萨一身、救苦观音菩萨一身”，唐乾宁四年(897)。
北山第53号：种审能敬造阿弥陀佛、观音、地藏，前蜀永平五年(915)。
可见，北山第254号龛以观音、地藏为阿弥陀佛胁侍菩萨的组合，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和地域性。
综合以上几点来看，该像的应为地藏菩萨。
(二)第254号左右侧壁的雕像
第254号左右侧壁雕像，《大足石刻内容总录》认为是供养人造像，称“三圣像左右外侧上层，各立有三位供养人像……下层亦有供养人像”。笔者认为这些供养人造像，应为十王和判官造像，理由是：
一是从龛中保存的判官铭文来看。上层的祥云 中榜题明确提到了“崔判官”、“赵判官”、“延口判官”等。判官是辅助地狱十王处理日常事务的冥间官吏，尤其是“崔判官”在宋代及后的地狱十王图像中较为常见。这一点，敦煌画卷中，十王图像旁往往有“判官”人物形象。
二是从龛左右侧壁布局来看。龛左右侧壁上、下各为两朵祥云，上层为判官，下层各为五身造像，合计为十身。上、下祥云中人物造像的服饰有明显的区别。上层造像多戴幞头，下层造像基本上戴通天冠(或冕旒)，为王者身份，显示出上下两层造像身份的差异。北山石刻中供养人造像的服饰不可能是王者的服饰。这种服饰差异的特征，敦煌画卷中也有类似的表现(详见后文)。从雕刻者设计的角度来看，将其分别成组雕刻，判官等皆安排在左右侧壁上部祥云中，而十王置于下方祥云中，显系雕刻者在布局上的有意而为，体现出十王与判官在地狱中所处的地位有所不同。
三是从十王信仰在大足的流布来看。十王题材在大足五代时期的造像中，就有所表现，如，北山石刻中，毗邻第254号的第253号龛，其主尊为观音、地藏，左右侧壁的祥云中就有十王，今仍可见“太山大王”等十王铭文。此外，北山五代造像区域内，从图像布局来看，第205号为地藏与十王龛，龛中雕刻地藏，两侧分列十王，十王前皆有案桌。北山第254号所处造像区域，也在晚唐、五代造像集中区，因此，出现有十王造像，亦是此时期该题材在大足流行的体现。
综上所述，该龛左右壁造像不是供养人，而是晚唐以后流行的十王，左右上层祥云中为判官，下层祥云中为十王。十王是唐代逐渐流行的一种信仰，成都府大圣慈寺沙门藏川所述的《佛说十王经》，对于十王在民间的流传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学界基本上认为，藏川所述的《佛说十王经》为产生于中土的“伪经”，其时代在唐代中后期。
对于第254号铭文，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龛左右壁下层造像与榜题，从现存遗迹来看，下层祥云原有四则榜题，目前仅有左壁外侧一则榜题文字可辨，为“柳文兴”。从前揭所知，龛左右壁下层十身像为十王造像，十王名中无“柳文兴”，而且，如果是十王之一，那么，不可能单独雕四位王者名。因此，“柳文兴”以及现已风化的其他三则榜题，很可能是出资镌刻该龛的人物，或者是捐资者祈求获得功德的人物，具体情况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三 北山第254号十王造像浅识
大足北山石刻第254号十王造像题材的确认，对于十王题材流布、表现形式等方面有较高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增加了大足石刻五代两宋时期的十王造像
大足石刻中的十王造像，历来备受学界关注，先后有杜斗城、罗世平㈨、胡文和、张总、陈明光以及日本学者荒见泰史。等先生在其论著中，对十王造像龛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根据这些成果统计，目前大足石刻有十王造像的龛为：北山第117、205、253号，石篆山第9号，宝顶山大佛湾第20号。2007年，重庆地区发生持续干旱，境内上游水库中显露出一处摩崖造像点，根据当地人的俗称和造像题材定名为“十王殿石刻”，其中有地藏与十王像龛。据初步分析，该龛造像大约在南宋初中期。加上北山第254号，大足石刻存有五代两宋时期的十王造像共计7龛，其数量在巴蜀地区是较多的。
大足五代、两宋时期的十王造像，北山第205、253、254号大致为五代时期的，石篆山第9号为北宋绍圣三年(1096)的，北山第117号和十王殿石刻地藏十王龛为南宋初、中期的，宝顶山大佛湾第20号为南宋淳熙至淳口年间(1174—1252)的，时间跨度较大，从五代至南宋中后期，对于了解十王造像在巴蜀地区的传播、与其他地区的比较等，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北山第254号龛十王造像年代相对较早，为大足早期十王造像的研究增添了新材料。
(二)五代时期大足十王造像的演变——以题材组合与布局为例
目前，大足石刻的十王造像中，被学界基本认定为五代时期的造像有北山第205号、第253号，以及第254号。这些造像的组合与布局均有差异：
大足五代时期的十王造像，因距离十王信仰产生的年代和《佛说十王经》的出现地较为接近，对于该题材和经典的流布，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北山第205号，龛中主尊为地藏菩萨，两侧为十王，正壁主尊左右上下三层分别坐六王；左右侧壁上下二层分别坐二王，下部各有三身造像。其中有多身头戴幞头、双手于胸前持笏的造像，与第254号判官造像的图像特征较为类似，恐亦为判官。第205号龛十王造像的布局和十王坐式，与今成都至大足之间的十王造像较为相似，如资中西岩第83、85号，安岳圆觉洞石刻第80、84号等，表现形式一般为十王分列地藏两侧，十王前皆有案桌等，只不过在具体的布局形式上略有差异，可视为同一类型。其中，资中、安岳等地的这些造像是目前所见十王造像中时代较早的，如资中西岩第83、85号，其时代可能为唐光化年间(898—901)，在四川绵阳北山院地藏十王像龛未被学界关注之前，“是最早的石窟雕刻作品”。可见当时大足佛教雕刻，受到川西一带石窟雕刻的影响。
北山第253号和第254号，龛中主尊为阿弥陀佛、观音、地藏或观音、地藏菩萨，在两侧壁雕刻的祥云中雕刻十王及判官。此种布局形式，在巴蜀地区唐宋时期的十王造像中极其少见，其题材组合，与唐五代时期地藏、观音组合的盛行有关。此种题材组合造像的目的，从大足北山现存的造像铭文来看，其目的主要“希望造此像而能够使亡者‘承此功德，早生西方’(第58号)、‘化生西方，见佛闻法’(第53号)等等”，可知与净土信仰有密切的联系，这与营造十王造像的目的基本相同。因此，北山第253、254号十王造像与阿弥陀佛、观音、地藏组合形式的出现，与此时期观音和地藏题材组合的盛行、净土信仰的传播等有密切的关系。
大足五代两宋时期的十王造像，呈现出不断演变的过程，正如张总先生所言：“从成都到大足，地藏十王的龛像，反映着其由晚唐到南宋传播演化的过程”。而从大足五代时期的十王造像来看，这一变化的过程，早在五代时期就逐渐显露，即在第205号保留着来源于成都方向的传播痕迹，而第253、254号则随着十王的传播，组合和布局逐渐产生了变化。
(三)关于判官造像
判官，本系古代官名，早在隋代就开始设置。唐代，凡临时派出处理事务的官员都置有判官，以掌文书事务。唐代中期以后，节度，观察，防御，团练等使都设有判官，其权渐重，几等于副使。宋代及之后仍有设置。
叙述十王的经典也提及类似判官一类的人物，如：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鸠尸那城阿维跋
提河边娑罗双树间，临般涅槃时，举身放
光，普照大众及诸菩萨……司命司录、五
道大神、地狱官典，悉来集会……
此处“地狱官典”，杜斗城先生解释为“应指地狱中的判官等”，此说可从。另，敦煌文献的发愿文 也有法会之际，在祈求十王降临的同时，亦祈求其部众同随，如S.5639：
愿十王明鉴，来降道场；善恶部官，同
临此会。
今存的敦煌文献中有较为丰富的判官一类的人物形象：
如董文员施造的《十王经》的图像，佛与十王的身后就有四判官。佛左有“吴判官”、“赵判官”，佛右有“崔判官”、“口城王判官”。四位判官皆持笏板而端立。该经卷的年代，据考证为北宋开宝四年(971)。
敦煌P.2003中，图中左右分别站立四像，皆头戴幞头，着圆领短袖袍服，双手拱于胸前，像旁有长条形的榜题框，框内无字。
敦煌P.2870，图上方、左右两侧，分别站立四像，皆头戴幞头，着圆领短袖袍服，双手于胸前持笏，身旁亦有长条形的题榜框，框内有字，可辨“判官”等字。
从上述可知，十王图像中，判官是较为固定的人物。该类图像在敦煌文献中的形象大致为：头戴幞头，身着圆领袍服，手中多持有笏板，全是文官形象；这些图像特点的人物，也较多地出现在敦煌《十王经》的地狱各殿的图中，或恭敬站立王者身后，或正向王者禀报，从其图像特点和人物动作来看，应为协助地狱十王处理日常事务的判官。可知判官在十王造像中的作用，也是协助十王处理地狱中各种日常事务的，其图像特征和职能，都与古代现实中的判官极为类似。
从大足北山第254号有确切的判官题刻来看，大足五代时期的十王雕刻中也应有此类人物形象。又如北山第205号前揭左右侧壁下层的造像，再如第253号两侧壁的祥云中十王像旁往往站立身着袍服、手持笏板的人物，这些人物的身份极有可能为判官。
弥足珍贵的是，第254号判官造像有准确的铭文，其中是地狱传说中非常有名的崔判官，以及“延口判官”、“生口(祠?)判官、“赵判官”等。其中，崔判官、赵判官见于敦煌北宋开宝四年(971)的董文员施造的《十王经》，判官图像特点又极其相似，可见早期的图像样本，敦煌与大足两地都有较为相同的图像样本，不过，也还有一些差异的，如敦煌北宋开宝四年(971)的董文员施造的《十王经》中有“口城王判官”，而大足北山第254号有“延口判官”、“生口(祠?)判官”等，具体情况还有待于深入探讨。
综上所叙，北山第254号造像龛题材的认定，尤其是十王题材，具有以下意义：
一是该龛主尊阿弥陀佛、观音、地藏，为中国佛教传播所产生的组合样式，而龛侧壁的十王造像，所依据的经典为中土伪经《佛说十王经》。该龛造像题材，基本上是以具有中国佛教特色的造像题材为主，具有浓厚的世俗化佛教的色彩。
二是该龛的十王造像，为探讨大足石刻同类题材的演变提供了更加清晰的发展线索，尤其是十王造像的组合和布局的变化，为五代时期此题材的演变提供了实物资料。
三是该龛有准确的判官铭文，为深入了解地狱神灵系统在五代时期的演变，提供了较早的资料；同时，还为探讨五代及之后同类题材的艺术、信仰的流变，也具有一是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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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足石刻；五代；十王；判官
中图分类号：K879.27 文献标谀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1)04—0021—06
大足石刻保存的十王造像，历来备受学界关注，尤其是北山石刻第253号(五代)，石篆山石刻第9号(北宋绍圣三年，1096)，宝顶山石刻大佛湾第20号(南宋)。笔者近年在北山石刻实地调查时发现，北山石刻佛湾第254号亦有十王题材的造像龛，现对其相关材料简说如下，恳请方家指正。
一 北山第254号简介
北山第254号所处位置：左侧为第245号两米多的观无量寿佛经变相龛，系晚唐大足石刻代表作之一；左斜下方为第253号，主尊为观音、地藏，左右侧壁有十王造像；下方为第255号东方药师净土变相；右侧第256号，亦为东方药师净土变相；上方为不规则的崖壁。
北山第254号造像龛，历来关注者极少，尤其是左右侧壁的十王造像，基本上未见相关研究著作有所提及。对于北山第254号的调查，目前正式披露的有《大足石刻内容总录》，在目前所见资料中是最为详细的，不过，1985年的《大足石刻内容总录》以及1999年出版的《大足石刻铭文录》，皆未收录该龛侧壁造像旁的铭文。笔者结合1985年《大足石刻内容总录》的叙述和实地调查，对该龛造像介绍如下：
北山第254号，方形龛，龛高140厘米、宽153厘米、深112厘米，上部左右角皆有三角形装饰。龛正壁雕刻三身像。正中佛，身着圆领袈裟，结跏趺坐莲台，双手于腹前结印，身后有圆形头光和莲瓣形火焰背光。左侧菩萨，头戴花冠，冠后有巾带作结，下垂至肩，上衣罩披帛，胸饰璎珞，左手置于胸前，捧一宝珠，右手上举(手掌残)，半跏趺坐；台座为须弥座，上为双重莲座，座前雕刻一并蒂莲，上有二莲朵，左腿下垂踏莲朵。右侧像头戴花冠(疑后世补塑)，身着圆领袈裟，胸前璎珞，半跏趺坐，左腿盘于座台上，左手置于左腿膝上，右腿下垂，足踏莲朵；座台为须弥座，上为双重莲座，座前亦有并蒂莲，上有二莲朵。三像之间各雕刻一株菩提树，高110厘米，其上浅浮雕二树，枝叶交错，呈繁茂状，宽达80厘米。龛顶部浮雕系有飘带的各种乐器。
龛左右侧壁对称地雕刻祥云，上下各一朵，上方祥云宽30厘米，下方祥云宽33厘米。云中皆有造像。
左壁上侧云中雕刻三身站像，上下两排，上一下二布列，皆戴直脚幞头，面部残毁不等，着圆领窄袖袍服，双手合于胸前持笏，笏皆向身体左侧倾斜。三像旁皆有长条形题榜，上方造像右侧榜题为“延口判官”，下方右侧像榜题为“崔判官”，左侧像旁榜题现存“生口(祠?)判官”。左壁下侧云中雕刻五身造像，上下两排，上二下三布列，造像或头戴通天冠、或戴冕旒，身着圆领大袖朝服，双手持朝笏于胸前，皆单腿跪姿，上层雕像两侧各有一题榜，左侧榜题可见“柳文兴”三字。
右壁上侧云中亦雕刻三身站像，上下两排，呈上一下二布列，上排站像双手拱于胸前，下排二像皆斜持朝笏于胸前，三像旁亦有长条形题榜，其中，下层右像旁的榜题可辨“赵判官”三字。右壁下侧云中亦雕刻五身造像，上下两排，上二下三布列，后排右像头部基本不存，左像风化严重，可见双手拱于胸前。前排三像基本上为右腿跪姿，双手持笏于胸前，头戴通天冠，身着交领大袖朝服。后排两侧各有一题榜。
龛右壁门外中部，有一突出的残毁石刻痕迹，造像现存一女像的头下部和肩部。
二 北山第254号造像题材的认识
对于第254号造像题材的认识，目前所见基本上以《大足石刻内容总录》为主。对该龛造像题材作出判断，确定其营造的大致年代。该龛无准确的纪年，对其年代的判定，主要有两点依据：一是第254号所处位置，是在北山晚唐五代造像集中区域，从北山晚唐时期第245号观无量寿佛经变及周边造像至第281号药师佛龛(后蜀广政十七年，954)之间，所见的造像题记的年代皆为晚唐五代时期的；二是北山第254号的造像风格、题材组合、龛制等，较多地保留了晚唐五代时期的特点，详见后文。因此，第254号开凿于五代时期(前、后蜀时期)的说法可从。
下面，结合第254号的营造时代，对其龛中主尊和两侧壁雕像作一探析：
(一)第254号主尊的身份
《大足石刻内容总录》将该龛定名为“西方三圣像”，即中间主尊为阿弥陀佛，左为观音菩萨，右为大势至菩萨。笔者通过实地调查，结合北山石刻晚唐五代造像特点，认为应是阿弥陀佛、观音、地藏龛。大势至菩萨应为地藏菩萨，理由如下：
一是从服饰特征来看。该像着通肩袈裟，圆领，胸前可见璎珞，应为菩萨造像，大足等地的唐宋时期大势至菩萨造像，基本上未见有此服饰。此时期大势至菩萨，其服饰特征基本上与第254号的观音菩萨类同，如毗邻第254号的第245号观无量寿佛经变相龛，其主尊为西方三圣，观音、大势至两位菩萨皆着菩萨装。而外着袈裟、胸饰璎珞服饰特点的地藏造像，在北山晚唐石刻中也有所保存，如，第52号龛中的地藏菩萨，服饰与此较为类同。
二是实地调查。该像眼、耳以上部位为后世重塑，头部上下部分的色泽有较明显的差异。另，如果原像为大势至菩萨，其头部应戴有花冠，北山石刻中类似表现在脑后有用以固定花冠的巾带所形成的“结”，如第254号龛中的观音头冠，而该像脑后无凿痕，显示该像很可能没有花冠。
三是该像半跏趺坐式，五代时期的地藏像较多见，如此期的北山第276、279、281等龛中的地藏菩萨，皆为此坐式。
四是阿弥陀佛、观音、地藏的组合，尤其是观音、地藏的组合，晚唐五代的大足石刻较为盛行，是此期造像的主要题材之一。如：
北山第58号：“敬造救苦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一龛”，唐乾宁三年(896)。
北山第52号：女弟子黎氏“敬造阿弥陀佛、地藏菩萨一身、救苦观音菩萨一身”，唐乾宁四年(897)。
北山第53号：种审能敬造阿弥陀佛、观音、地藏，前蜀永平五年(915)。
可见，北山第254号龛以观音、地藏为阿弥陀佛胁侍菩萨的组合，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和地域性。
综合以上几点来看，该像的应为地藏菩萨。
(二)第254号左右侧壁的雕像
第254号左右侧壁雕像，《大足石刻内容总录》认为是供养人造像，称“三圣像左右外侧上层，各立有三位供养人像……下层亦有供养人像”。笔者认为这些供养人造像，应为十王和判官造像，理由是：
一是从龛中保存的判官铭文来看。上层的祥云 中榜题明确提到了“崔判官”、“赵判官”、“延口判官”等。判官是辅助地狱十王处理日常事务的冥间官吏，尤其是“崔判官”在宋代及后的地狱十王图像中较为常见。这一点，敦煌画卷中，十王图像旁往往有“判官”人物形象。
二是从龛左右侧壁布局来看。龛左右侧壁上、下各为两朵祥云，上层为判官，下层各为五身造像，合计为十身。上、下祥云中人物造像的服饰有明显的区别。上层造像多戴幞头，下层造像基本上戴通天冠(或冕旒)，为王者身份，显示出上下两层造像身份的差异。北山石刻中供养人造像的服饰不可能是王者的服饰。这种服饰差异的特征，敦煌画卷中也有类似的表现(详见后文)。从雕刻者设计的角度来看，将其分别成组雕刻，判官等皆安排在左右侧壁上部祥云中，而十王置于下方祥云中，显系雕刻者在布局上的有意而为，体现出十王与判官在地狱中所处的地位有所不同。
三是从十王信仰在大足的流布来看。十王题材在大足五代时期的造像中，就有所表现，如，北山石刻中，毗邻第254号的第253号龛，其主尊为观音、地藏，左右侧壁的祥云中就有十王，今仍可见“太山大王”等十王铭文。此外，北山五代造像区域内，从图像布局来看，第205号为地藏与十王龛，龛中雕刻地藏，两侧分列十王，十王前皆有案桌。北山第254号所处造像区域，也在晚唐、五代造像集中区，因此，出现有十王造像，亦是此时期该题材在大足流行的体现。
综上所述，该龛左右壁造像不是供养人，而是晚唐以后流行的十王，左右上层祥云中为判官，下层祥云中为十王。十王是唐代逐渐流行的一种信仰，成都府大圣慈寺沙门藏川所述的《佛说十王经》，对于十王在民间的流传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学界基本上认为，藏川所述的《佛说十王经》为产生于中土的“伪经”，其时代在唐代中后期。
对于第254号铭文，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龛左右壁下层造像与榜题，从现存遗迹来看，下层祥云原有四则榜题，目前仅有左壁外侧一则榜题文字可辨，为“柳文兴”。从前揭所知，龛左右壁下层十身像为十王造像，十王名中无“柳文兴”，而且，如果是十王之一，那么，不可能单独雕四位王者名。因此，“柳文兴”以及现已风化的其他三则榜题，很可能是出资镌刻该龛的人物，或者是捐资者祈求获得功德的人物，具体情况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三 北山第254号十王造像浅识
大足北山石刻第254号十王造像题材的确认，对于十王题材流布、表现形式等方面有较高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增加了大足石刻五代两宋时期的十王造像
大足石刻中的十王造像，历来备受学界关注，先后有杜斗城、罗世平㈨、胡文和、张总、陈明光以及日本学者荒见泰史。等先生在其论著中，对十王造像龛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根据这些成果统计，目前大足石刻有十王造像的龛为：北山第117、205、253号，石篆山第9号，宝顶山大佛湾第20号。2007年，重庆地区发生持续干旱，境内上游水库中显露出一处摩崖造像点，根据当地人的俗称和造像题材定名为“十王殿石刻”，其中有地藏与十王像龛。据初步分析，该龛造像大约在南宋初中期。加上北山第254号，大足石刻存有五代两宋时期的十王造像共计7龛，其数量在巴蜀地区是较多的。
大足五代、两宋时期的十王造像，北山第205、253、254号大致为五代时期的，石篆山第9号为北宋绍圣三年(1096)的，北山第117号和十王殿石刻地藏十王龛为南宋初、中期的，宝顶山大佛湾第20号为南宋淳熙至淳口年间(1174—1252)的，时间跨度较大，从五代至南宋中后期，对于了解十王造像在巴蜀地区的传播、与其他地区的比较等，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北山第254号龛十王造像年代相对较早，为大足早期十王造像的研究增添了新材料。
(二)五代时期大足十王造像的演变——以题材组合与布局为例
目前，大足石刻的十王造像中，被学界基本认定为五代时期的造像有北山第205号、第253号，以及第254号。这些造像的组合与布局均有差异：
大足五代时期的十王造像，因距离十王信仰产生的年代和《佛说十王经》的出现地较为接近，对于该题材和经典的流布，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北山第205号，龛中主尊为地藏菩萨，两侧为十王，正壁主尊左右上下三层分别坐六王；左右侧壁上下二层分别坐二王，下部各有三身造像。其中有多身头戴幞头、双手于胸前持笏的造像，与第254号判官造像的图像特征较为类似，恐亦为判官。第205号龛十王造像的布局和十王坐式，与今成都至大足之间的十王造像较为相似，如资中西岩第83、85号，安岳圆觉洞石刻第80、84号等，表现形式一般为十王分列地藏两侧，十王前皆有案桌等，只不过在具体的布局形式上略有差异，可视为同一类型。其中，资中、安岳等地的这些造像是目前所见十王造像中时代较早的，如资中西岩第83、85号，其时代可能为唐光化年间(898—901)，在四川绵阳北山院地藏十王像龛未被学界关注之前，“是最早的石窟雕刻作品”。可见当时大足佛教雕刻，受到川西一带石窟雕刻的影响。
北山第253号和第254号，龛中主尊为阿弥陀佛、观音、地藏或观音、地藏菩萨，在两侧壁雕刻的祥云中雕刻十王及判官。此种布局形式，在巴蜀地区唐宋时期的十王造像中极其少见，其题材组合，与唐五代时期地藏、观音组合的盛行有关。此种题材组合造像的目的，从大足北山现存的造像铭文来看，其目的主要“希望造此像而能够使亡者‘承此功德，早生西方’(第58号)、‘化生西方，见佛闻法’(第53号)等等”，可知与净土信仰有密切的联系，这与营造十王造像的目的基本相同。因此，北山第253、254号十王造像与阿弥陀佛、观音、地藏组合形式的出现，与此时期观音和地藏题材组合的盛行、净土信仰的传播等有密切的关系。
大足五代两宋时期的十王造像，呈现出不断演变的过程，正如张总先生所言：“从成都到大足，地藏十王的龛像，反映着其由晚唐到南宋传播演化的过程”。而从大足五代时期的十王造像来看，这一变化的过程，早在五代时期就逐渐显露，即在第205号保留着来源于成都方向的传播痕迹，而第253、254号则随着十王的传播，组合和布局逐渐产生了变化。
(三)关于判官造像
判官，本系古代官名，早在隋代就开始设置。唐代，凡临时派出处理事务的官员都置有判官，以掌文书事务。唐代中期以后，节度，观察，防御，团练等使都设有判官，其权渐重，几等于副使。宋代及之后仍有设置。
叙述十王的经典也提及类似判官一类的人物，如：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鸠尸那城阿维跋
提河边娑罗双树间，临般涅槃时，举身放
光，普照大众及诸菩萨……司命司录、五
道大神、地狱官典，悉来集会……
此处“地狱官典”，杜斗城先生解释为“应指地狱中的判官等”，此说可从。另，敦煌文献的发愿文 也有法会之际，在祈求十王降临的同时，亦祈求其部众同随，如S.5639：
愿十王明鉴，来降道场；善恶部官，同
临此会。
今存的敦煌文献中有较为丰富的判官一类的人物形象：
如董文员施造的《十王经》的图像，佛与十王的身后就有四判官。佛左有“吴判官”、“赵判官”，佛右有“崔判官”、“口城王判官”。四位判官皆持笏板而端立。该经卷的年代，据考证为北宋开宝四年(971)。
敦煌P.2003中，图中左右分别站立四像，皆头戴幞头，着圆领短袖袍服，双手拱于胸前，像旁有长条形的榜题框，框内无字。
敦煌P.2870，图上方、左右两侧，分别站立四像，皆头戴幞头，着圆领短袖袍服，双手于胸前持笏，身旁亦有长条形的题榜框，框内有字，可辨“判官”等字。
从上述可知，十王图像中，判官是较为固定的人物。该类图像在敦煌文献中的形象大致为：头戴幞头，身着圆领袍服，手中多持有笏板，全是文官形象；这些图像特点的人物，也较多地出现在敦煌《十王经》的地狱各殿的图中，或恭敬站立王者身后，或正向王者禀报，从其图像特点和人物动作来看，应为协助地狱十王处理日常事务的判官。可知判官在十王造像中的作用，也是协助十王处理地狱中各种日常事务的，其图像特征和职能，都与古代现实中的判官极为类似。
从大足北山第254号有确切的判官题刻来看，大足五代时期的十王雕刻中也应有此类人物形象。又如北山第205号前揭左右侧壁下层的造像，再如第253号两侧壁的祥云中十王像旁往往站立身着袍服、手持笏板的人物，这些人物的身份极有可能为判官。
弥足珍贵的是，第254号判官造像有准确的铭文，其中是地狱传说中非常有名的崔判官，以及“延口判官”、“生口(祠?)判官、“赵判官”等。其中，崔判官、赵判官见于敦煌北宋开宝四年(971)的董文员施造的《十王经》，判官图像特点又极其相似，可见早期的图像样本，敦煌与大足两地都有较为相同的图像样本，不过，也还有一些差异的，如敦煌北宋开宝四年(971)的董文员施造的《十王经》中有“口城王判官”，而大足北山第254号有“延口判官”、“生口(祠?)判官”等，具体情况还有待于深入探讨。
综上所叙，北山第254号造像龛题材的认定，尤其是十王题材，具有以下意义：
一是该龛主尊阿弥陀佛、观音、地藏，为中国佛教传播所产生的组合样式，而龛侧壁的十王造像，所依据的经典为中土伪经《佛说十王经》。该龛造像题材，基本上是以具有中国佛教特色的造像题材为主，具有浓厚的世俗化佛教的色彩。
二是该龛的十王造像，为探讨大足石刻同类题材的演变提供了更加清晰的发展线索，尤其是十王造像的组合和布局的变化，为五代时期此题材的演变提供了实物资料。
三是该龛有准确的判官铭文，为深入了解地狱神灵系统在五代时期的演变，提供了较早的资料；同时，还为探讨五代及之后同类题材的艺术、信仰的流变，也具有一是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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