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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是个残忍的月份……
世界就这样告终，
没有一声轰响，只有一声唏嘘。
——T.S.艾略特
癸未年的春色，分外妩媚。当南国正值春深，北中国的几场春雨，也把整个大地披上了盎然的新绿。“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可就在这春风沉醉的日子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席卷南方北方，横扫两岸三地。你们，无声地倒在了灿烂的阳光下面。
比起人类来，病毒无疑是地球上资格更老的居民。当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的时候，一种历经千万年演化叫做SARS的病毒，横空出世。它像一个腾挪跳跃的精灵，狂奔疾走，悄无声息，踏翻世间崎路，杀人如草不闻声。它凌跃人类贫富贵贱的森严等级，无视人间的亲情伦理，它如同进入无物之阵，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吞噬撕咬，东征西杀，所向披靡。面对SARS，这春天里的冷血杀手，触之者倒，中之者伤。
千古艰难惟一死。在死神的严威面前，即使以医护为志业的人们也不能不退避三舍。于是擅离职守者有之，临阵脱逃者有之，不辞而别者也大有人在。凡此种种，似乎都见证了人性的冷酷与自私。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医学从古以来就不仅仅是一门单纯谋生的职业。古希腊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说，“哪里有对人类的爱心，哪里就有对医道的钟情。”时至今天，西方国家医学院校的学生在每年毕业之际，还要在他的塑像前宣誓恪守医德伦理。中国古人则以“悬壶济世”来强调医学的伦理属性。被誉为“苍生大医”的唐代神医孙思邈认为，为医者必须具备“大慈恻隐之心”，方能“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 ……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在古人看来，从医是一种高尚的职业，如果背叛了这一医学伦理，就将沦为“含灵巨贼”。可以说，在医护的职业中，包蕴着博大深厚的人道精神与庄严伦理。那种临危不惧的仁爱，正是医者真正的灵魂。
SARS瘟疫面前孱弱的逃兵，让公众回想起以往医务界伦理的衰退，索取药品回扣的丑闻，勒索手术红包的劣迹，拒患者于医院门外的狠心，于是人们叹息，医之魂何往？医之德安在？
其实医学伦理的衰退并不自今日始。有一种酸性的物质，不仅早已悄悄腐蚀了医魂，也腐蚀了整个社会。我们何能薄责于己，而惟独苛责于医务界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传统中，政治家与医护人员的志业伦理是如此紧密相连，以至于古代圣贤立志，往往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国语》中甚至说“上医医国，下医医人”。古代儒家本着其“责贤者备”的原则，甚至认为对于政治家职业伦理的要求，更高于和严于医者。可天下承平日久，法治民主不立，社会风气颓靡，官吏玩忽，相沿成习。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身体成为受政治控制的客体；疾病成了政府机密。无视公民知情权，封锁疫情信息，使一场原本局限于地方的疫情，贻误了最佳的防疫时机而播散开去。就微观而言，这是官员的失职；就宏观而论，这是社会政治建制的一度失位。正是从这里，我们明白了古人“上医医国，下医医人”的道理，善治(good governance)与良医的辩证关系。我们的为官作宦者，在高调责人、颐指气使之余，清夜扪心，是否也会涌上心头哪怕一丝“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感呢?
回看我们的社会，20年高速的经济增长，财富似乎水涌山积，然而城与城，城与乡，贫与富，贵与贱，正在重新矗立起一道可怕的障壁。传统的民间社会业已解体，现代的公民社会尚未建立。从“杀熟”到“宰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疏离，社会的怨恨不断积聚。当瘟疫突然袭来的时候，疫情的封锁使医护人员不仅缺乏相关的知识与信息，更缺乏起码的防护用品和手段，让他们上阵拼搏等于是以徒手迎敌。更令人心寒的是，他们的孩子可能在学校遭到冷眼，他们的家人可能在社会上蒙受排挤。一人作奉献，全家受牵累。在他们与SARS病毒作殊死抗争之际，这些社会的歧视又如无形刀剑，在他们腹背一击，让他们在冒死犯难之际，流血之后继之以流泪。
于是人们呼唤着健康的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发育的前提，端赖国家对公民权利提供充分的保障和维护。否则，我们又怎能苛责医护人员临阵退缩，埋怨民众在大难来临之际，缺乏只有现代公民社会方才具备的群体意识呢！重建医德伦理，呼唤医之魂，首先需要公共权力向社会的回归。
SARS之疫，是天病，是人病，更是社会病，可所有的不幸，所有的压力却都集于医护人员一身。你们不但承受着生命危险，而且成了蒙受社会压力最大的职业群体。危急关头，我们看到医务界不仅有活着的蒋彦永、钟南山，更有你们这些罹难的兄弟姐妹们，正是你们，在危难时刻以自己的生命践行了医学的志业伦理，拂去了以往这一职业蒙上的灰土尘埃。你们以纯洁自己灵魂的努力，卫护了医学职业的尊严。
历史将记住这一个春天，一种名为SARS的病毒，将中国的医务界抛入了眼泪之谷。在广州，在北京，在香港，在台湾……在大中国的两岸三地，都有医务人员先后罹难。武警北京总队医院的医生李晓红，广东的医生邓练贤和护士叶欣，北大附属人民医院的医生丁秀兰……这些知名或不知名的医务人员不断以身殉职。出身农家的邓练贤，老母亲至今仍在村头痴心伫望，等待儿子归来；广州市妇婴医院的护士韦小玲与丈夫双双染病去世，只留下九岁的孩子小杰仔，每天形影相随，给父母的遗像默默上香……
为了对SARS病毒作殊死抵抗，你们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可这是怎样的牺牲啊。在人类征服疾病的荆棘路上无声倒下，你们好像从这繁华的人间蒸发。回想你们那一天走向上班的医院，其实就是踏上了生死场。你们与亲人从此天人永隔，幽明异路，再无相见之日。如今，被你们舍命救治过的患者，有些已经康复出院和家人团圆。可你们，却已永久长眠。在你们的身后，有哀伤的父母，有夜泣的孀妇，有流泪的孤星，还有被抛下的丈夫长夜不闭的眼睛。
医之殇是国之殇。由此我们才明白，医护的职业装衫白如雪，那是为罹难的同伴表示哀伤。可堪告慰的是，由于你们在抵抗SARS瘟疫之中率先垂范，华夏社会出现了新的气象。政治生活初现政治公开化的迹象，覆盖全国的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正在逐步建立，社会之间守望相助的凝聚力开始增加，扼制SARS病毒的科学研究也在不断取得进展。你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教会了人们怎样珍惜生命，怎样热爱生活，怎样回馈社会。
中古的旷达诗人陶渊明，曾在生前就为自己预先写下了挽歌：“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者长已矣，他人亦已歌。死者长已矣，生者当如何？一场经由SARS掀起的飘风骤雨，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少改变？
明天的太阳，会照样升起。明天的春色，会依然靓丽。明天的一切，也许还会回复旧观。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或许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就是如此。一方面是慷慨献身，舍生取义；一方面是纵情享乐，纸醉金迷。明天的你，也许还是贪赃枉法的恶吏；明天的你，也许还是渎职尸位的昏官；明天的你，也许依然是狂吃滥喝的老饕；明天的你，也许照样是为富不仁的大款……
但至少今夜，让我们召唤起心中那一点残存的人性，在水之涯，在山之颠，向那些在萨斯之疫中罹难的医务人员，奉上我们的祭奠。夜半天凉，旷野风寒，让我们祈盼，他们在孤独的旷野上，在无人的荒原里，在惊沙大漠中徘徊无依的魂灵，返归家园。
医魂归来兮！
作者为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
世界就这样告终，
没有一声轰响，只有一声唏嘘。
——T.S.艾略特
癸未年的春色，分外妩媚。当南国正值春深，北中国的几场春雨，也把整个大地披上了盎然的新绿。“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可就在这春风沉醉的日子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席卷南方北方，横扫两岸三地。你们，无声地倒在了灿烂的阳光下面。
比起人类来，病毒无疑是地球上资格更老的居民。当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的时候，一种历经千万年演化叫做SARS的病毒，横空出世。它像一个腾挪跳跃的精灵，狂奔疾走，悄无声息，踏翻世间崎路，杀人如草不闻声。它凌跃人类贫富贵贱的森严等级，无视人间的亲情伦理，它如同进入无物之阵，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吞噬撕咬，东征西杀，所向披靡。面对SARS，这春天里的冷血杀手，触之者倒，中之者伤。
千古艰难惟一死。在死神的严威面前，即使以医护为志业的人们也不能不退避三舍。于是擅离职守者有之，临阵脱逃者有之，不辞而别者也大有人在。凡此种种，似乎都见证了人性的冷酷与自私。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医学从古以来就不仅仅是一门单纯谋生的职业。古希腊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说，“哪里有对人类的爱心，哪里就有对医道的钟情。”时至今天，西方国家医学院校的学生在每年毕业之际，还要在他的塑像前宣誓恪守医德伦理。中国古人则以“悬壶济世”来强调医学的伦理属性。被誉为“苍生大医”的唐代神医孙思邈认为，为医者必须具备“大慈恻隐之心”，方能“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 ……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在古人看来，从医是一种高尚的职业，如果背叛了这一医学伦理，就将沦为“含灵巨贼”。可以说，在医护的职业中，包蕴着博大深厚的人道精神与庄严伦理。那种临危不惧的仁爱，正是医者真正的灵魂。
SARS瘟疫面前孱弱的逃兵，让公众回想起以往医务界伦理的衰退，索取药品回扣的丑闻，勒索手术红包的劣迹，拒患者于医院门外的狠心，于是人们叹息，医之魂何往？医之德安在？
其实医学伦理的衰退并不自今日始。有一种酸性的物质，不仅早已悄悄腐蚀了医魂，也腐蚀了整个社会。我们何能薄责于己，而惟独苛责于医务界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传统中，政治家与医护人员的志业伦理是如此紧密相连，以至于古代圣贤立志，往往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国语》中甚至说“上医医国，下医医人”。古代儒家本着其“责贤者备”的原则，甚至认为对于政治家职业伦理的要求，更高于和严于医者。可天下承平日久，法治民主不立，社会风气颓靡，官吏玩忽，相沿成习。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身体成为受政治控制的客体；疾病成了政府机密。无视公民知情权，封锁疫情信息，使一场原本局限于地方的疫情，贻误了最佳的防疫时机而播散开去。就微观而言，这是官员的失职；就宏观而论，这是社会政治建制的一度失位。正是从这里，我们明白了古人“上医医国，下医医人”的道理，善治(good governance)与良医的辩证关系。我们的为官作宦者，在高调责人、颐指气使之余，清夜扪心，是否也会涌上心头哪怕一丝“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感呢?
回看我们的社会，20年高速的经济增长，财富似乎水涌山积，然而城与城，城与乡，贫与富，贵与贱，正在重新矗立起一道可怕的障壁。传统的民间社会业已解体，现代的公民社会尚未建立。从“杀熟”到“宰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疏离，社会的怨恨不断积聚。当瘟疫突然袭来的时候，疫情的封锁使医护人员不仅缺乏相关的知识与信息，更缺乏起码的防护用品和手段，让他们上阵拼搏等于是以徒手迎敌。更令人心寒的是，他们的孩子可能在学校遭到冷眼，他们的家人可能在社会上蒙受排挤。一人作奉献，全家受牵累。在他们与SARS病毒作殊死抗争之际，这些社会的歧视又如无形刀剑，在他们腹背一击，让他们在冒死犯难之际，流血之后继之以流泪。
于是人们呼唤着健康的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发育的前提，端赖国家对公民权利提供充分的保障和维护。否则，我们又怎能苛责医护人员临阵退缩，埋怨民众在大难来临之际，缺乏只有现代公民社会方才具备的群体意识呢！重建医德伦理，呼唤医之魂，首先需要公共权力向社会的回归。
SARS之疫，是天病，是人病，更是社会病，可所有的不幸，所有的压力却都集于医护人员一身。你们不但承受着生命危险，而且成了蒙受社会压力最大的职业群体。危急关头，我们看到医务界不仅有活着的蒋彦永、钟南山，更有你们这些罹难的兄弟姐妹们，正是你们，在危难时刻以自己的生命践行了医学的志业伦理，拂去了以往这一职业蒙上的灰土尘埃。你们以纯洁自己灵魂的努力，卫护了医学职业的尊严。
历史将记住这一个春天，一种名为SARS的病毒，将中国的医务界抛入了眼泪之谷。在广州，在北京，在香港，在台湾……在大中国的两岸三地，都有医务人员先后罹难。武警北京总队医院的医生李晓红，广东的医生邓练贤和护士叶欣，北大附属人民医院的医生丁秀兰……这些知名或不知名的医务人员不断以身殉职。出身农家的邓练贤，老母亲至今仍在村头痴心伫望，等待儿子归来；广州市妇婴医院的护士韦小玲与丈夫双双染病去世，只留下九岁的孩子小杰仔，每天形影相随，给父母的遗像默默上香……
为了对SARS病毒作殊死抵抗，你们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可这是怎样的牺牲啊。在人类征服疾病的荆棘路上无声倒下，你们好像从这繁华的人间蒸发。回想你们那一天走向上班的医院，其实就是踏上了生死场。你们与亲人从此天人永隔，幽明异路，再无相见之日。如今，被你们舍命救治过的患者，有些已经康复出院和家人团圆。可你们，却已永久长眠。在你们的身后，有哀伤的父母，有夜泣的孀妇，有流泪的孤星，还有被抛下的丈夫长夜不闭的眼睛。
医之殇是国之殇。由此我们才明白，医护的职业装衫白如雪，那是为罹难的同伴表示哀伤。可堪告慰的是，由于你们在抵抗SARS瘟疫之中率先垂范，华夏社会出现了新的气象。政治生活初现政治公开化的迹象，覆盖全国的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正在逐步建立，社会之间守望相助的凝聚力开始增加，扼制SARS病毒的科学研究也在不断取得进展。你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教会了人们怎样珍惜生命，怎样热爱生活，怎样回馈社会。
中古的旷达诗人陶渊明，曾在生前就为自己预先写下了挽歌：“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者长已矣，他人亦已歌。死者长已矣，生者当如何？一场经由SARS掀起的飘风骤雨，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少改变？
明天的太阳，会照样升起。明天的春色，会依然靓丽。明天的一切，也许还会回复旧观。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或许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就是如此。一方面是慷慨献身，舍生取义；一方面是纵情享乐，纸醉金迷。明天的你，也许还是贪赃枉法的恶吏；明天的你，也许还是渎职尸位的昏官；明天的你，也许依然是狂吃滥喝的老饕；明天的你，也许照样是为富不仁的大款……
但至少今夜，让我们召唤起心中那一点残存的人性，在水之涯，在山之颠，向那些在萨斯之疫中罹难的医务人员，奉上我们的祭奠。夜半天凉，旷野风寒，让我们祈盼，他们在孤独的旷野上，在无人的荒原里，在惊沙大漠中徘徊无依的魂灵，返归家园。
医魂归来兮！
作者为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