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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年来东亚的经济重心出现了显著的“漂移”，传统的“雁形模式”正在“变阵”，逐渐向垂直产业内专业化结构进行转变。这将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产生重要影响。
对东亚一体化的研究数不胜数。Kojima（2000）基于国际劳动力分配对亚洲发展的标准“雁行模式”做了一个全面的回顾。它描述了工业化在东亚的传播方式是，通过像日本这样的主要国家逐步专注于领先技术工业的同时，将失去竞争优势的工业割让给工业化较晚的国家。然而，这种模式由于国际生产分工的发展已经改变，劳动力密集活动的离岸外包和供应链全球化，正导致产业内垂直专业化分工。
但是，由于近年来东亚的经济重心出现了显著的“漂移”，传统的“雁形模式”正在“变阵”，逐渐向垂直产业内专业化结构进行转变。这种转变将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产生重要影响。
东亚经济重心“漂移”
首先，我要用一组数据来说明目前的全球经济重心发生了怎样的“漂移”。
从全球产业化角度看，欧洲和北美两大传统经济体尽管仍处于主导地位，但东亚兴起成为第三核心，成为工业产品的主要出口者。与此同时，东亚内部的经济平衡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日本曾是东亚核心经济体，在1990-2010年期间失去了相当的影响力，GDP区域占比从71%下降到37%，出口从41%下降到17%。相反，中国的GDP区域占比从9%上升到40%，出口从9%上升到35%，超过日本成为领跑者。
同一时期，东盟国家占区域GDP比例从8%上升到12%，而出口方面，由于面对中国的竞争，先是从1990年的20%增加到1996年的26%，而后轻微下降到23%。在过去20年里，韩国、中国台湾的区域GDP和出口占比基本保持不变。
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济崛起，可部分归因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除了聚合力引起要素成本升高和拥堵情况，日元兑美元的几波增值（1990-1995，1999-2000，2002-2004，2007-2011）也加剧了日本和发展中亚洲国家生产成本的不同。
相应地，日本公司主要在东亚内部开展了国际化努力和分散生产。据《海外活动基本调查》，日本在亚洲的（包括南亚）海外制造业分支机构的数量从1997年的3920个增加到2009年的6154个（增加57%，是全球海外分支机构增加28%的两倍还多）。同期，日本海外制造业的永久雇员几乎从143万翻倍至282万。相反，据《劳动力调查》统计，日本国内制造业的雇员数量在1997-2007年间减少了283万（从1445万到1162万）。
在国际化生产过程中，之前的一体化生产基于要素密集度不同而分裂为若干个体。这种优化组合行为导致分裂个体根据每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不同而选择落户地点。劳动密集的总装配选择在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而高端的半成品生产则是在工业化国家进行。东亚国际贸易的经验研究强调了这种被称作“分化”的趋势。
传统“雁形模式”变阵
日本和发展中亚洲国家间的垂直产业内专业化结构，与传统的“雁形模式”产业间劳动力分工是不同的。在近期的专业化结构中，发展中亚洲国家对全球市场的成品出口导致了来自于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的半成品进口，从而使区内贸易值增加。
尽管中国出口结构的多样化产生了与经合组织国家类似的高精产品，更多高科技产品依赖于亚洲的供应商网络，但是中国的工业多数是处在垂直专业化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因此该区域对外部市场的成品需求并没有下降，反而在增加。
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以下观点是按顺序提出的。首先，产业分化受益于日本高成本产生的分散力和半成品运输成本的下降。在此过程中，成品生产没有在发展中的亚洲国家间均匀分散，而是集中在有限的具有高度市场潜力的一些地区，发达的基础设施便利了同外部市场消费者的接触，也降低了区域供应半成品的接收成本。
此外，由于发展中亚洲国家的本地需求和基于规模经济发生的聚合力，使成品生产的分散现象加剧。在这些相对年轻且发展迅速国家中，中等收入人口成为消费最旺盛的群体。例如，外国公司在中国选址时受到当地因素的强烈影响，考虑是否存在本国的零部件供应商、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的素质，以增强对外出口的生产成本优势。
然而，在判断投资项目的市场潜力方面，本地需求逐渐成为更具决定性的因素，地址的选取将更多受到当地人口的影响。在中国，由于移民控制政策形成的空间分散，公司选址将从沿海向内陆地区转移。
日本作为半成品供应者的角色可能还不确定。关键零部件、材料及机器制造商的聚合力成为锁定整个日本高端制造业的聚合力根源。然而，半成品生产可能会与成品生产形成联合聚合力，这不仅缘于日本的要素成本上升，还取决于发展中亚洲国家规模经济的发展。
关键零部件、材料或机器制造商聚集力的最终丧失，将极大削弱日本高端制造工业竞争优势的源头，对在广泛基于技术的大规模生产中已经失去竞争优势的日本造成了严重冲击。
当然，日本创新立异的半成品高度区分化，如果没有智囊团的聚合力，许多产品将不能生产出来。然而，如上部分所描述，创新生产力取决于日本能否维持知识多样化。这将需要在国际范围内吸引人才。
东亚经济一体化应加快脚步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东北和关东北部地区的高端制造业不断增多，因为他们看到了这里的巨大优势，如拥有充足且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多年来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使该地区到东京大都会区的便利度得以提高，东北大学带动了学术和研究建设，以及当地居民支持该区工业的热情度等。
正当该地区即将实现日本对东亚高端半成品供应商的重要角色时，“311大地震”灾难发生了。显然，最好的可行性策略就是使受波及地区的工厂恢复运营，尽快回到灾前状态。然而，仅仅回到灾前状态不一定使当地经济恢复到可持续发展的高度。1995年阪神淡路岛大地震对亚洲集装箱运输的枢纽之一的神户港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当时，全球港口在深水泊位等大型设施方面展开竞争，这使东亚的其他已具备该设施的港口如釜山、上海、高雄等更有竞争优势。事实证明，神户港仅靠复原之前的设施不可能获得已经丧失的领先地位。
因此，应用类似推理，为防止日本制造工业陷入与神户港相同的命运，认真分析当前全球竞争形势，超越恢复到灾前结构的思维，是十分重要的。一旦日本制造商的海外后备或替代生产开始展开，而后成为替代供应商，那么日本东北和关东北部地区的零部件、材料供应商将不能再使产品需求恢复到灾前水平，尽管工厂重建、恢复运营。结果是，不仅该地区且全日本大量工作岗位消失，整个日本制造业内部的聚合力也将受到巨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受波及地区制造工业恢复一旦失败，将给日本未来蒙上不祥的预兆。
基于东亚一体化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日本的区域政策需要改变策略。
核心大都会区的知识活动与郊区的大规模生产活动紧密联系，向东亚生产网络提供了以半成品为主的高端工业产品。然而，由于高要素成本、日元升值以及自然灾害的更高风险预见性，日本郊区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如311灾难影响的地区，开始处于危险之中。如果这些制造业活动消失，核心都会区的知识活动在失去了周边制造业基地的情况下，或将不能继续存在。
为了提高郊区工厂水平竞争力，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协调经济模式”来恢复劳动生产力，即经看重长期利益的大股东同意，工会允许工作条件变更，来换取雇主的雇佣保障和职业培训。和德国一样，协调性也是日本公司的行为标志，尽管这已经被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平交易所取代。工作保障增加也将带动国内需求，缓解分散力。
区域政策能在三个层面上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提高生活便利设施，可以吸引多样化的国际人才，使脑力人才的聚合经济得到加强。其次，应该通过税务改革来降低生产成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再次为全球市场电力供应系统的安全和可持续能力投保，也成为迫切需求。第三，应该鼓励集中在少数供应商手中的产品分散到东亚各国进行生产。
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接受外来直接投资的水平仍然非常低下。日本应该积极接受外来直接投资，尤其是郊区制造业能从东亚国家公司的投资中极大获益，依靠日本制造的品牌吸引力，实现高端技术创新。（本刊记者吴玲翻译整理）
对东亚一体化的研究数不胜数。Kojima（2000）基于国际劳动力分配对亚洲发展的标准“雁行模式”做了一个全面的回顾。它描述了工业化在东亚的传播方式是，通过像日本这样的主要国家逐步专注于领先技术工业的同时，将失去竞争优势的工业割让给工业化较晚的国家。然而，这种模式由于国际生产分工的发展已经改变，劳动力密集活动的离岸外包和供应链全球化，正导致产业内垂直专业化分工。
但是，由于近年来东亚的经济重心出现了显著的“漂移”，传统的“雁形模式”正在“变阵”，逐渐向垂直产业内专业化结构进行转变。这种转变将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产生重要影响。
东亚经济重心“漂移”
首先，我要用一组数据来说明目前的全球经济重心发生了怎样的“漂移”。
从全球产业化角度看，欧洲和北美两大传统经济体尽管仍处于主导地位，但东亚兴起成为第三核心，成为工业产品的主要出口者。与此同时，东亚内部的经济平衡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日本曾是东亚核心经济体，在1990-2010年期间失去了相当的影响力，GDP区域占比从71%下降到37%，出口从41%下降到17%。相反，中国的GDP区域占比从9%上升到40%，出口从9%上升到35%，超过日本成为领跑者。
同一时期，东盟国家占区域GDP比例从8%上升到12%，而出口方面，由于面对中国的竞争，先是从1990年的20%增加到1996年的26%，而后轻微下降到23%。在过去20年里，韩国、中国台湾的区域GDP和出口占比基本保持不变。
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济崛起，可部分归因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除了聚合力引起要素成本升高和拥堵情况，日元兑美元的几波增值（1990-1995，1999-2000，2002-2004，2007-2011）也加剧了日本和发展中亚洲国家生产成本的不同。
相应地，日本公司主要在东亚内部开展了国际化努力和分散生产。据《海外活动基本调查》，日本在亚洲的（包括南亚）海外制造业分支机构的数量从1997年的3920个增加到2009年的6154个（增加57%，是全球海外分支机构增加28%的两倍还多）。同期，日本海外制造业的永久雇员几乎从143万翻倍至282万。相反，据《劳动力调查》统计，日本国内制造业的雇员数量在1997-2007年间减少了283万（从1445万到1162万）。
在国际化生产过程中，之前的一体化生产基于要素密集度不同而分裂为若干个体。这种优化组合行为导致分裂个体根据每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不同而选择落户地点。劳动密集的总装配选择在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而高端的半成品生产则是在工业化国家进行。东亚国际贸易的经验研究强调了这种被称作“分化”的趋势。
传统“雁形模式”变阵
日本和发展中亚洲国家间的垂直产业内专业化结构，与传统的“雁形模式”产业间劳动力分工是不同的。在近期的专业化结构中，发展中亚洲国家对全球市场的成品出口导致了来自于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的半成品进口，从而使区内贸易值增加。
尽管中国出口结构的多样化产生了与经合组织国家类似的高精产品，更多高科技产品依赖于亚洲的供应商网络，但是中国的工业多数是处在垂直专业化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因此该区域对外部市场的成品需求并没有下降，反而在增加。
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以下观点是按顺序提出的。首先，产业分化受益于日本高成本产生的分散力和半成品运输成本的下降。在此过程中，成品生产没有在发展中的亚洲国家间均匀分散，而是集中在有限的具有高度市场潜力的一些地区，发达的基础设施便利了同外部市场消费者的接触，也降低了区域供应半成品的接收成本。
此外，由于发展中亚洲国家的本地需求和基于规模经济发生的聚合力，使成品生产的分散现象加剧。在这些相对年轻且发展迅速国家中，中等收入人口成为消费最旺盛的群体。例如，外国公司在中国选址时受到当地因素的强烈影响，考虑是否存在本国的零部件供应商、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的素质，以增强对外出口的生产成本优势。
然而，在判断投资项目的市场潜力方面，本地需求逐渐成为更具决定性的因素，地址的选取将更多受到当地人口的影响。在中国，由于移民控制政策形成的空间分散，公司选址将从沿海向内陆地区转移。
日本作为半成品供应者的角色可能还不确定。关键零部件、材料及机器制造商的聚合力成为锁定整个日本高端制造业的聚合力根源。然而，半成品生产可能会与成品生产形成联合聚合力，这不仅缘于日本的要素成本上升，还取决于发展中亚洲国家规模经济的发展。
关键零部件、材料或机器制造商聚集力的最终丧失，将极大削弱日本高端制造工业竞争优势的源头，对在广泛基于技术的大规模生产中已经失去竞争优势的日本造成了严重冲击。
当然，日本创新立异的半成品高度区分化，如果没有智囊团的聚合力，许多产品将不能生产出来。然而，如上部分所描述，创新生产力取决于日本能否维持知识多样化。这将需要在国际范围内吸引人才。
东亚经济一体化应加快脚步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东北和关东北部地区的高端制造业不断增多，因为他们看到了这里的巨大优势，如拥有充足且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多年来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使该地区到东京大都会区的便利度得以提高，东北大学带动了学术和研究建设，以及当地居民支持该区工业的热情度等。
正当该地区即将实现日本对东亚高端半成品供应商的重要角色时，“311大地震”灾难发生了。显然，最好的可行性策略就是使受波及地区的工厂恢复运营，尽快回到灾前状态。然而，仅仅回到灾前状态不一定使当地经济恢复到可持续发展的高度。1995年阪神淡路岛大地震对亚洲集装箱运输的枢纽之一的神户港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当时，全球港口在深水泊位等大型设施方面展开竞争，这使东亚的其他已具备该设施的港口如釜山、上海、高雄等更有竞争优势。事实证明，神户港仅靠复原之前的设施不可能获得已经丧失的领先地位。
因此，应用类似推理，为防止日本制造工业陷入与神户港相同的命运，认真分析当前全球竞争形势，超越恢复到灾前结构的思维，是十分重要的。一旦日本制造商的海外后备或替代生产开始展开，而后成为替代供应商，那么日本东北和关东北部地区的零部件、材料供应商将不能再使产品需求恢复到灾前水平，尽管工厂重建、恢复运营。结果是，不仅该地区且全日本大量工作岗位消失，整个日本制造业内部的聚合力也将受到巨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受波及地区制造工业恢复一旦失败，将给日本未来蒙上不祥的预兆。
基于东亚一体化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日本的区域政策需要改变策略。
核心大都会区的知识活动与郊区的大规模生产活动紧密联系，向东亚生产网络提供了以半成品为主的高端工业产品。然而，由于高要素成本、日元升值以及自然灾害的更高风险预见性，日本郊区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如311灾难影响的地区，开始处于危险之中。如果这些制造业活动消失，核心都会区的知识活动在失去了周边制造业基地的情况下，或将不能继续存在。
为了提高郊区工厂水平竞争力，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协调经济模式”来恢复劳动生产力，即经看重长期利益的大股东同意，工会允许工作条件变更，来换取雇主的雇佣保障和职业培训。和德国一样，协调性也是日本公司的行为标志，尽管这已经被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平交易所取代。工作保障增加也将带动国内需求，缓解分散力。
区域政策能在三个层面上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提高生活便利设施，可以吸引多样化的国际人才，使脑力人才的聚合经济得到加强。其次，应该通过税务改革来降低生产成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再次为全球市场电力供应系统的安全和可持续能力投保，也成为迫切需求。第三，应该鼓励集中在少数供应商手中的产品分散到东亚各国进行生产。
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接受外来直接投资的水平仍然非常低下。日本应该积极接受外来直接投资，尤其是郊区制造业能从东亚国家公司的投资中极大获益，依靠日本制造的品牌吸引力，实现高端技术创新。（本刊记者吴玲翻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