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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17世纪60年代的某一天，在英格兰北部小镇格兰瑟姆，一只苹果从树上坠落，刚好砸在了牛顿这颗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上，于是灵光一闪，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在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上树立了一座里程碑。而在相隔4个世纪的2018年的某一天，在远隔重洋的中国河北省会石家庄，牛顿的苹果意外地砸中了一位教育专家和诗人张益禄的脑袋，他亦灵光一闪，从古体诗词穿越而来，在现代诗歌的苹果树下陷入冥想，以苹果之思引发了“以诗系人、以诗存史”的诗学风暴，发现了科学界的“牛顿门”带给人类的巨大温度和情怀，在科学与诗意、科学家与人文的诗歌史上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说三个苹果创造了世界，第一个苹果诱惑了夏娃，有了人类;第二个苹果砸醒了牛顿，产生了科学;第三个苹果，被乔布斯咬了一口，从而改变了生活。那么，张益禄的组诗《相对论》，则因收集了世界发明史上最伟大的灵魂的香味，穿越科学艺术的推演、热烈的创造氛围、诗人浓厚的科学旨趣以及辉煌的科学发现、多元的人文之思，而变成了一只“带有永恒的秩序”（艾略特语）的苹果。
无疑，张益禄的《相对论》旨在科学与心灵、真理与技术、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智慧”的探求和仰望，他对这只砸中脑袋的牛顿苹果，并没有局限在“生如春花之绚烂，死如落果之静谧”这般的唯美之思上，而是将这只苹果，顿悟而成诗意的经典之作，即：“一个真正的历史范畴，一种对不朽产物的意识，一种对不能失去的、独立于所有具体时间环境的意义的知觉。”（卡德穆《真理与方法》）张益禄这组诗中的每一个人、每一种现象，在张益禄的“顿悟”里，都可以化迹为这样五个大字：“智慧在中间”。他不仅开阔了现代诗歌中文学、科学和心灵宇宙的相互融通这一重大时代议题，更力证了文学空间拥抱智慧和真理的可行性和科学性，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批评向度。
爱因斯坦在完成相对论之后曾说，任何物理理论的最好命运只能是，一种理论为另一种更为全面的理论开辟出道路，而在更新的理论中，原有的理论作为一种极限情况继续存在下去。这一看法，人称相对性原理。它对我们的启发，或许能够蕴育一种文学的相对论精神。苏联诗人勃留索夫有诗云“可能每颗原子/就是整个宇宙”（《电子世界》）;歌德在《植物变异》诗中写道：“每一朵花儿/既相似又各有异，/它们都显而易见地/隐藏着一个神秘而强大的规律/——一个神秘的谜。”“整个宇宙”和“神秘的谜”就比较形象地揭示出了诗歌的相对论精神。阿诺德在《诗歌研究》中特别钟情于“人类所思所述中最好的东西”。面对诗歌，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人类面对整个宇宙时，用那些人类所思所述中最好的东西来呈现一种神秘而强大的规律，呈现那些神秘的谜。由此，我们也便顺利进入到张益禄组诗《相对论》所提供的那些“人类所思所述中最好的东西”：牛顿的苹果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霍金导演的宇宙大爆炸、吴健雄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居里夫人的镭、阿基米德的杠杆、莫扎特的音乐、梵高的绘画，以及比萨斜塔、原子球塔、黑洞、光年、月全食、飞碟、四维空间等，这是在文学的生态系统中所植入灵魂的光芒和科学的色彩。“相对论”是物理概念，张益禄将物理时空与心理时空打通，让相对论以其丰富性颠覆了惯常的审美判断、哲学洞察的思维，并以极大的现代快乐道出：
“相对论 用洪荒之力
缔造了坚硬的千年谜团
但爱因斯坦把无数星球
轻轻搁在手掌上
给科学幽了一默
用形象的比喻作了阐释
当一个人站在炙热的火炉前
会感觉时间过得相当I陧
当一个人站在如花的关女前
会觉得时间过得相当快
——这就是相对论”
——《相对论》
这一默，幽出了一个诗人最本真的顿悟：丰富才是一切。张益禄的丰富发现还在于，他看到了一棵苹果树的动人正在“结满金灿灿的思想”、“只有始点
没有终点”、“面向苍穹
茁壮成长/让果实静静坠落”。在“茁壮”和“静静”的强大张力和无穷想象之中，张益禄让诗飞起来，又让诗扎根，贯通天地，有了一种浩然之气。
张益禄的诗歌思路就像飛机发动机的矢量喷口，随着着力点的不同而不断去调整用力的方向，以致于他的思路那样的天马行空：导演一场宇宙大爆的霍金，“穿透这无边的黑暗陷阱”;无冕之王的吴健雄，“难以明白人的世界里/功劳与荣誉的“不守恒”;以死亡定义音乐的莫扎特，“一直到永远”;血染的印象的梵高，“一切在他死后开始复活”;见证自由落体运动的比萨斜塔，“塔下注视的目光很正”，还有沿着自己的轨道的“天空之吻”、有徐志摩风格的UFO、插上光的翅膀的“四维空间”、击碎天空梦想的“月全食”、领略无法领略的风景的“黑洞”等等，这样神思飞扬，这样美轮美奂。
在中国的诗歌界还没有哪位诗人如此的天马行空，将目光聚焦在这些为世界做出杰出贡献的人身上，他推演的不是科学定理或者科学命题，他是歌颂为人类带来福音的那个瞬间，那个光芒四射的时刻，这些杰出的人的发现，不是他们的杰出，是其他人的忽视，因为这些定理远在人类出现之前就一直存在，从来没有改变，这些杰出的人，一直存在，是张益禄的诗歌发现了他们，并给以无尚的礼敬！这组诗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就是我们必须时时仰起头来，仰望星空，以这种注视的方式向深邃致敬，那遥远的光芒穿过星云，曾经照耀过多少如饥似渴的心灵;这组诗给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那些人类所思所述中最好的东西，将丰碑真正矗立在人心深处。
张益禄曾在河北省教育厅担任领导职务，善读书和勤学习是职业带给他的养素，也让他的观察和思索有了不凡的识见。他在古体诗词的创作中曾以“四象诗人”著称，他固执地用神秘的“四”的排列，组合出大干世界里“四”的纵横睥睨，呈现出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信息。他总能够将小景小物扩而大之，形成宏大视角，带有豪阔雄壮的气势。他在普通里寻找着不普通，他在平凡里发现着不平凡，高屋建瓴，出类拔萃，营建着一个大的“江山”理念，他在其间驻足、思考、笑谈古今，就像一个眼界极高的雕塑师，一旦锁定理想中的目标，就能够真切、客观、形象地雕塑艺术精品。这也显现出张益禄对古代文化的通达和倾心，以及他在诗歌创作中的大视野和大怀抱。作为知识分子，他自觉承担着文化之思和经世之心，在文体运用上，他一方面萃取中国古代诗学“以诗系人，以诗存史”的方法，一方面萃取西方科思和托马斯等跨学科的诗学传统，以形式为依托，旨归在“意味”，诚如贝尔所言：“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 毫無疑问，张益禄的意味里有“以诗系人，以诗存史”的野心。这不仅在他的“四象诗”中可以窥见，仅在这组《相对论》中亦是可圈可点。“以诗系人，以诗存史”方法古已有之，但朝代更迭，几经继承创新，才渐渐成熟。追根溯源，其源头当在元好问的《中州集》，而意义得到彰显则在清代。以诗系人、以诗存史，其意味皆是为了反映社会的繁荣兴衰之态，弥补文献之林的诗史发展轨迹，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于诗歌社会功能的很好期待。这一体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也得以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各种文体的选录汇集繁多的种类之中。然而，这些发展毕竟都万变不离其宗，基本本着“采历史本事诗”、“收录诗史之作”、“采录诗人小传”这三个显著特点进行。但张益禄的诗歌却在继承中有创新，有自我的建设，他并未循古人套路，而是将物理时空中的人与现象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大的宇宙观和人性关照，为特殊领域的人才树碑立传，为科学史提供一种人文关怀和精神向度。他将“意味”深化在“心中升腾起朝圣般景仰”（《镭的母亲——献给居里夫人》）、“炽热的情怀熊熊燃烧”（《这是一个美丽的公式》）、“在无限不循环的路途前行”（《圆周率》）、“精神到达无比深邃境界”（《原子球塔》）、“穿过光年矗立起的里程碑/漫步太空回到未来”（《太空行走》）、“力与美永久地震撼长空”（《给我一个支点》）、“一个没有宇宙的世界/正孕育着一个宇宙”（《宇宙大爆炸》）。张益禄将理解世界的方式，集信仰与希望、探索与理解、观察与赞美一体存在，将一部科学史纳入到文学史的范畴，将一个大宇宙纳入到人类心灵宇宙之中，充满着正能量和真挚的感动，有情怀，有意味，有使命，也有陌生化带来的惊叹和别趣，有智性抒情的佳境，也有无穷尽的象征和表意。张益禄在科学史的回溯里发现了另一重意义，那就是高贵的灵魂;张益禄在诗歌的抒情里安放了这一重意义，用灵魂的高贵建立起共同的审美高度。与其说，是这些新的科学发现让张益禄找到了新的灵感，形成他独特的诗文表达风格，莫如说，是高贵的灵魂让诗歌与科学发现成为同一的胚芽，彼此成全而成就葱茏的诗意。
张益禄的启示在于，他不仅钟情于本民族的诗学传统，他同样还倾心于西方的诗歌元素和诗歌理念。因为教育高层职业的要求，张益禄涉猎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天文地理到社会心理，从理论到实践，从理想到现实，他总是能够敏锐、多维地观察，理性、客观地判断，在奇思妙想的同时很好掌握一种火候，一种尺度。他曾多次出国做教育文化交流，他深知人类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宇宙的邈远无极，在他翻阅英国作品的时候，他为英国诗人科恩和托马斯跨学科的诗作所打动，他们诗歌中的科学元素的摄取，在陌生化的诗学理论解读中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思路和阐释。这与他在古体诗思中的史学之思和文化怀抱不谋而合，他在他的新诗创作中增加了对科学带来人类发展和宇宙巨变的阅读感受和时延，既在艺术的领悟过程中延长自身的独特审视，也在艺术和生活的密切关联里找到共生共荣的建构手法。他将他的诗歌态度并存于两种方向之中，一种是“意味”，是通过词语和形象成为通达世界的窗口，在呈现词语和形象的同时，也蕴含了词语和形象之外的东西;一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它有着自身的完整意义，词语和形象的存在，只是为了唤醒人们对生活的感受，使石头成其为石头，宇宙成其为宇宙。张益禄的野心还在于，他期图可以通过诗歌达到两种境界，既使科学成其为科学，科学家成其为科学家，从而唤醒人们在生活中的遗忘或唤起人们对自己周围世界的新奇之感，也使科学现象和科学家身份之外的东西，比如心灵，比如哲学，比如宗教，都能够冲破审美惯性，唤醒心灵的亢奋或者朝圣，从而让一座无形的精神圣殿洗礼众生，净化灵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冒险，但张益禄勇毅而前行。无疑，这一组《相对论》已明证了冒险的成功。
诗歌“戏剧化”论说在中西方的跨语际实践过程中比比皆是。西方诗学以“戏剧”诗学作为主导，“戏剧”美学概念也涵盖到其它艺术批评领域，正如厄尔·迈纳所说：“西方诗学是亚里斯多德根据戏剧定义文学而建立起来的”。戏剧文学以其强劲力量，铸就了以“戏剧”说为中心的西方文论传统，比如英国诗人邓恩、勃朗宁、艾略特等，都程度不同地论及诗歌“戏剧化”。中国新诗的发生是源于西方诗潮的冲击，西方的诗歌“戏剧化”文论更由于新诗对“新”、“异”的诉求而水到渠成的接受，纵览20世纪新诗发展史，徐志摩、何其芳、牛汉、穆旦等很多诗人自觉将“戏剧化”这一异质性观点引入到自己的诗歌创作和诗论之中，从纠偏、拓展抒情“自我”的主体的戏剧化、介入存在矛盾的戏剧性诗思，到探索新诗形态可能的戏剧化手法，都有相当程度的实践和探索，既能够对拓展诗人自我、深化诗歌内涵、丰富新诗形式具有积极作用，也能够对新诗创作中的肤浅和游戏式的叙事性文本写作给予警示。
对于深研中西方诗艺的张益禄来说，汲取诗歌“戏剧化”的养素顺理成章。但是作为一个教育专家，他总是能够懂得创新的重要性，他化迹于主体的戏剧化特征，但又不是完全的呈现，更确切地说，他实际上是微缩了戏剧化特征，介于似和非间，形成适合于他自己的诗歌创造，他的每一首诗都留着淡淡的旁白和戏剧化场景及戏剧化情节的痕迹，但又不明显，不大张旗鼓，只是清浅而微的，似有若无的，仿若白茶的香。我更愿意将它称作是一种主体的“微戏剧化”特征，打破意象而走向事件，打破个我而走向他我，打破感伤而走向质感，将一个丰盈的心灵世界体系在诗人的微旁白式姿态和事件的微叙述中打开，为一个“他”和“我”留下互通空间，既能很好驾驭戏剧式的声音，又能很好将自我抒情主体做客观性节制，从而更明确地指向了生命的体验和呼唤。张益禄的这组诗《相对论》中几乎都有着以事件的微旁白和微场景的开篇，也都有着微戏剧的结构完整性。比如《血染的印象——致梵高》《比萨斜塔：见证自由落地运动》《光年》《预言》等都非常鲜明。
张益禄总是能够在透视和智慧的间隙里找到情感的支撑点，并做相应的低调处理，将发生、运动和结果成为相互的、交流的、应和的。他在客观事件中通达感性世界，寻找出精神世界的可贵和高度，一切的传递都不复杂，他只追求真相以及真理。像一切的艺术所要给予人的一样，除了感动，还有顿悟;除了相信，还有追随;除了热爱，还有仰望。
著名诗人牛汉在《一首诗的故乡》一文中说：“每首诗应该都有自己的故乡，这个命题我以为是能够成立的”。如此说来，张益禄的这组《相对论》，它的故乡就是一只苹果在科学中的诗性化育。
（选自《作家》2018年5期）
无疑，张益禄的《相对论》旨在科学与心灵、真理与技术、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智慧”的探求和仰望，他对这只砸中脑袋的牛顿苹果，并没有局限在“生如春花之绚烂，死如落果之静谧”这般的唯美之思上，而是将这只苹果，顿悟而成诗意的经典之作，即：“一个真正的历史范畴，一种对不朽产物的意识，一种对不能失去的、独立于所有具体时间环境的意义的知觉。”（卡德穆《真理与方法》）张益禄这组诗中的每一个人、每一种现象，在张益禄的“顿悟”里，都可以化迹为这样五个大字：“智慧在中间”。他不仅开阔了现代诗歌中文学、科学和心灵宇宙的相互融通这一重大时代议题，更力证了文学空间拥抱智慧和真理的可行性和科学性，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批评向度。
一、“人类所思所述中最好的东西”
爱因斯坦在完成相对论之后曾说，任何物理理论的最好命运只能是，一种理论为另一种更为全面的理论开辟出道路，而在更新的理论中，原有的理论作为一种极限情况继续存在下去。这一看法，人称相对性原理。它对我们的启发，或许能够蕴育一种文学的相对论精神。苏联诗人勃留索夫有诗云“可能每颗原子/就是整个宇宙”（《电子世界》）;歌德在《植物变异》诗中写道：“每一朵花儿/既相似又各有异，/它们都显而易见地/隐藏着一个神秘而强大的规律/——一个神秘的谜。”“整个宇宙”和“神秘的谜”就比较形象地揭示出了诗歌的相对论精神。阿诺德在《诗歌研究》中特别钟情于“人类所思所述中最好的东西”。面对诗歌，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人类面对整个宇宙时，用那些人类所思所述中最好的东西来呈现一种神秘而强大的规律，呈现那些神秘的谜。由此，我们也便顺利进入到张益禄组诗《相对论》所提供的那些“人类所思所述中最好的东西”：牛顿的苹果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霍金导演的宇宙大爆炸、吴健雄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居里夫人的镭、阿基米德的杠杆、莫扎特的音乐、梵高的绘画，以及比萨斜塔、原子球塔、黑洞、光年、月全食、飞碟、四维空间等，这是在文学的生态系统中所植入灵魂的光芒和科学的色彩。“相对论”是物理概念，张益禄将物理时空与心理时空打通，让相对论以其丰富性颠覆了惯常的审美判断、哲学洞察的思维，并以极大的现代快乐道出：
“相对论 用洪荒之力
缔造了坚硬的千年谜团
但爱因斯坦把无数星球
轻轻搁在手掌上
给科学幽了一默
用形象的比喻作了阐释
当一个人站在炙热的火炉前
会感觉时间过得相当I陧
当一个人站在如花的关女前
会觉得时间过得相当快
——这就是相对论”
——《相对论》
这一默，幽出了一个诗人最本真的顿悟：丰富才是一切。张益禄的丰富发现还在于，他看到了一棵苹果树的动人正在“结满金灿灿的思想”、“只有始点
没有终点”、“面向苍穹
茁壮成长/让果实静静坠落”。在“茁壮”和“静静”的强大张力和无穷想象之中，张益禄让诗飞起来，又让诗扎根，贯通天地，有了一种浩然之气。
张益禄的诗歌思路就像飛机发动机的矢量喷口，随着着力点的不同而不断去调整用力的方向，以致于他的思路那样的天马行空：导演一场宇宙大爆的霍金，“穿透这无边的黑暗陷阱”;无冕之王的吴健雄，“难以明白人的世界里/功劳与荣誉的“不守恒”;以死亡定义音乐的莫扎特，“一直到永远”;血染的印象的梵高，“一切在他死后开始复活”;见证自由落体运动的比萨斜塔，“塔下注视的目光很正”，还有沿着自己的轨道的“天空之吻”、有徐志摩风格的UFO、插上光的翅膀的“四维空间”、击碎天空梦想的“月全食”、领略无法领略的风景的“黑洞”等等，这样神思飞扬，这样美轮美奂。
在中国的诗歌界还没有哪位诗人如此的天马行空，将目光聚焦在这些为世界做出杰出贡献的人身上，他推演的不是科学定理或者科学命题，他是歌颂为人类带来福音的那个瞬间，那个光芒四射的时刻，这些杰出的人的发现，不是他们的杰出，是其他人的忽视，因为这些定理远在人类出现之前就一直存在，从来没有改变，这些杰出的人，一直存在，是张益禄的诗歌发现了他们，并给以无尚的礼敬！这组诗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就是我们必须时时仰起头来，仰望星空，以这种注视的方式向深邃致敬，那遥远的光芒穿过星云，曾经照耀过多少如饥似渴的心灵;这组诗给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那些人类所思所述中最好的东西，将丰碑真正矗立在人心深处。
二、萃取东西方诗学中的“意味”
张益禄曾在河北省教育厅担任领导职务，善读书和勤学习是职业带给他的养素，也让他的观察和思索有了不凡的识见。他在古体诗词的创作中曾以“四象诗人”著称，他固执地用神秘的“四”的排列，组合出大干世界里“四”的纵横睥睨，呈现出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信息。他总能够将小景小物扩而大之，形成宏大视角，带有豪阔雄壮的气势。他在普通里寻找着不普通，他在平凡里发现着不平凡，高屋建瓴，出类拔萃，营建着一个大的“江山”理念，他在其间驻足、思考、笑谈古今，就像一个眼界极高的雕塑师，一旦锁定理想中的目标，就能够真切、客观、形象地雕塑艺术精品。这也显现出张益禄对古代文化的通达和倾心，以及他在诗歌创作中的大视野和大怀抱。作为知识分子，他自觉承担着文化之思和经世之心，在文体运用上，他一方面萃取中国古代诗学“以诗系人，以诗存史”的方法，一方面萃取西方科思和托马斯等跨学科的诗学传统，以形式为依托，旨归在“意味”，诚如贝尔所言：“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 毫無疑问，张益禄的意味里有“以诗系人，以诗存史”的野心。这不仅在他的“四象诗”中可以窥见，仅在这组《相对论》中亦是可圈可点。“以诗系人，以诗存史”方法古已有之，但朝代更迭，几经继承创新，才渐渐成熟。追根溯源，其源头当在元好问的《中州集》，而意义得到彰显则在清代。以诗系人、以诗存史，其意味皆是为了反映社会的繁荣兴衰之态，弥补文献之林的诗史发展轨迹，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于诗歌社会功能的很好期待。这一体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也得以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各种文体的选录汇集繁多的种类之中。然而，这些发展毕竟都万变不离其宗，基本本着“采历史本事诗”、“收录诗史之作”、“采录诗人小传”这三个显著特点进行。但张益禄的诗歌却在继承中有创新，有自我的建设，他并未循古人套路，而是将物理时空中的人与现象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大的宇宙观和人性关照，为特殊领域的人才树碑立传，为科学史提供一种人文关怀和精神向度。他将“意味”深化在“心中升腾起朝圣般景仰”（《镭的母亲——献给居里夫人》）、“炽热的情怀熊熊燃烧”（《这是一个美丽的公式》）、“在无限不循环的路途前行”（《圆周率》）、“精神到达无比深邃境界”（《原子球塔》）、“穿过光年矗立起的里程碑/漫步太空回到未来”（《太空行走》）、“力与美永久地震撼长空”（《给我一个支点》）、“一个没有宇宙的世界/正孕育着一个宇宙”（《宇宙大爆炸》）。张益禄将理解世界的方式，集信仰与希望、探索与理解、观察与赞美一体存在，将一部科学史纳入到文学史的范畴，将一个大宇宙纳入到人类心灵宇宙之中，充满着正能量和真挚的感动，有情怀，有意味，有使命，也有陌生化带来的惊叹和别趣，有智性抒情的佳境，也有无穷尽的象征和表意。张益禄在科学史的回溯里发现了另一重意义，那就是高贵的灵魂;张益禄在诗歌的抒情里安放了这一重意义，用灵魂的高贵建立起共同的审美高度。与其说，是这些新的科学发现让张益禄找到了新的灵感，形成他独特的诗文表达风格，莫如说，是高贵的灵魂让诗歌与科学发现成为同一的胚芽，彼此成全而成就葱茏的诗意。
张益禄的启示在于，他不仅钟情于本民族的诗学传统，他同样还倾心于西方的诗歌元素和诗歌理念。因为教育高层职业的要求，张益禄涉猎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天文地理到社会心理，从理论到实践，从理想到现实，他总是能够敏锐、多维地观察，理性、客观地判断，在奇思妙想的同时很好掌握一种火候，一种尺度。他曾多次出国做教育文化交流，他深知人类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宇宙的邈远无极，在他翻阅英国作品的时候，他为英国诗人科恩和托马斯跨学科的诗作所打动，他们诗歌中的科学元素的摄取，在陌生化的诗学理论解读中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思路和阐释。这与他在古体诗思中的史学之思和文化怀抱不谋而合，他在他的新诗创作中增加了对科学带来人类发展和宇宙巨变的阅读感受和时延，既在艺术的领悟过程中延长自身的独特审视，也在艺术和生活的密切关联里找到共生共荣的建构手法。他将他的诗歌态度并存于两种方向之中，一种是“意味”，是通过词语和形象成为通达世界的窗口，在呈现词语和形象的同时，也蕴含了词语和形象之外的东西;一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它有着自身的完整意义，词语和形象的存在，只是为了唤醒人们对生活的感受，使石头成其为石头，宇宙成其为宇宙。张益禄的野心还在于，他期图可以通过诗歌达到两种境界，既使科学成其为科学，科学家成其为科学家，从而唤醒人们在生活中的遗忘或唤起人们对自己周围世界的新奇之感，也使科学现象和科学家身份之外的东西，比如心灵，比如哲学，比如宗教，都能够冲破审美惯性，唤醒心灵的亢奋或者朝圣，从而让一座无形的精神圣殿洗礼众生，净化灵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冒险，但张益禄勇毅而前行。无疑，这一组《相对论》已明证了冒险的成功。
三、主体的“微戏剧化”特征
诗歌“戏剧化”论说在中西方的跨语际实践过程中比比皆是。西方诗学以“戏剧”诗学作为主导，“戏剧”美学概念也涵盖到其它艺术批评领域，正如厄尔·迈纳所说：“西方诗学是亚里斯多德根据戏剧定义文学而建立起来的”。戏剧文学以其强劲力量，铸就了以“戏剧”说为中心的西方文论传统，比如英国诗人邓恩、勃朗宁、艾略特等，都程度不同地论及诗歌“戏剧化”。中国新诗的发生是源于西方诗潮的冲击，西方的诗歌“戏剧化”文论更由于新诗对“新”、“异”的诉求而水到渠成的接受，纵览20世纪新诗发展史，徐志摩、何其芳、牛汉、穆旦等很多诗人自觉将“戏剧化”这一异质性观点引入到自己的诗歌创作和诗论之中，从纠偏、拓展抒情“自我”的主体的戏剧化、介入存在矛盾的戏剧性诗思，到探索新诗形态可能的戏剧化手法，都有相当程度的实践和探索，既能够对拓展诗人自我、深化诗歌内涵、丰富新诗形式具有积极作用，也能够对新诗创作中的肤浅和游戏式的叙事性文本写作给予警示。
对于深研中西方诗艺的张益禄来说，汲取诗歌“戏剧化”的养素顺理成章。但是作为一个教育专家，他总是能够懂得创新的重要性，他化迹于主体的戏剧化特征，但又不是完全的呈现，更确切地说，他实际上是微缩了戏剧化特征，介于似和非间，形成适合于他自己的诗歌创造，他的每一首诗都留着淡淡的旁白和戏剧化场景及戏剧化情节的痕迹，但又不明显，不大张旗鼓，只是清浅而微的，似有若无的，仿若白茶的香。我更愿意将它称作是一种主体的“微戏剧化”特征，打破意象而走向事件，打破个我而走向他我，打破感伤而走向质感，将一个丰盈的心灵世界体系在诗人的微旁白式姿态和事件的微叙述中打开，为一个“他”和“我”留下互通空间，既能很好驾驭戏剧式的声音，又能很好将自我抒情主体做客观性节制，从而更明确地指向了生命的体验和呼唤。张益禄的这组诗《相对论》中几乎都有着以事件的微旁白和微场景的开篇，也都有着微戏剧的结构完整性。比如《血染的印象——致梵高》《比萨斜塔：见证自由落地运动》《光年》《预言》等都非常鲜明。
张益禄总是能够在透视和智慧的间隙里找到情感的支撑点，并做相应的低调处理，将发生、运动和结果成为相互的、交流的、应和的。他在客观事件中通达感性世界，寻找出精神世界的可贵和高度，一切的传递都不复杂，他只追求真相以及真理。像一切的艺术所要给予人的一样，除了感动，还有顿悟;除了相信，还有追随;除了热爱，还有仰望。
著名诗人牛汉在《一首诗的故乡》一文中说：“每首诗应该都有自己的故乡，这个命题我以为是能够成立的”。如此说来，张益禄的这组《相对论》，它的故乡就是一只苹果在科学中的诗性化育。
（选自《作家》2018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