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县福龙示范基地，一片蜈蚣草绿意盎然。这种可吸附砷、铅等重金属的蜈蚣草，被誉为“土壤清洁工”。
　　 福龙示范基地的蜈蚣草由专家指导，村民栽种，技术人员看护与栽培，是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又称“863计划”）重点项目之一——环江重金属矿区及周边重金属污染土壤联合修复技术与示范工程。
　　 5月19日，该示范工程通过科技部验收，成功为“有色金属之乡”环江县重金属污染的土壤解“毒”。
　　7月即将迎来奥运盛事的英国伦敦，也被污染土地困扰。多方规划、筛选的奥运场地，曾是一片有机化合物工厂的工业废地。污染土地的摸底调查，自2005年伦敦申办奥运会起就已启动，2007年陆续实施分阶段的修复工程。截至目前，“也只是保证至少在奥运会举办期间不出问题。奥运结束后，将会按照新的修复规划继续施工。” 2012伦敦奥运会高级环境顾问、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研究员陈梦舫说。
　　 污染土地修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尽管国内外的科技人员尝试了多种方式，但遗憾的是，科学界尚未找到更为经济合理、可持续的工程技术手段。
　　
　　难以推广的成功模式
　　 11年前，一场百年一遇的暴雨，冲垮了位于环江县的30余家选矿企业的尾矿库，历年沉积的废矿渣随洪水淹没两岸，上万亩农田遭遇砷、镉等重金属严重污染，无法耕种。当地政府曾组织村民自发治污，采用撒石灰等传统方式进行土壤酸碱中和，都未奏效。
　　 2005年，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陈同斌率团队受邀介入，在当地建立以蜈蚣草为主的植物—物化固定联合修复技术示范工程。
　　截至目前，依托中央专项资金2450万元，这一课题组在环江县已成功修复1280亩重金属污染农田。这些原来的“光板地”上已种植了甘蔗、玉米、桑树等经济作物，收成率达到非污染农田的90％，产品亦合格达标。
　　 蜈蚣草吸收土壤中砷的能力超过普通植物20万倍，一次种植可多年收成，且每年可收割三次，在吸附了大量重金属后，就地焚烧，整个处理过程经过严格的工艺化控制，不但在蜈蚣草焚烧过程中砷的挥发得到有效控制，且降低了污染土壤重金属的扩散，阻隔重金属进入食物链，以免带来二次污染。
　　 示范基地也种植了另一种草本植物——东南景天，其对土壤中的镉有很强的吸附力。“蜈蚣草的生物量高，长势好，而东南景天相对矮小，生物量稍弱，但是对镉的伏击能力比较强。因两种植物所富集的重金属物质种类不同，所以在基地都种植，从示范结果看都很成功。”陈同斌介绍。截至目前，课题组在全国已建立八个土壤修复技术示范工程，分布于广东、北京、浙江、河南、湖南、云南等地区。
　　 仅从技术手段上看，植物修复效果彻底、绿色环保，成本相对较小。但植物修复所需时间与土壤污染的重金属浓度直接相关，重金属超标不高的土壤，3年－5年可见效。如果超标严重，修复的时间则会翻番。因此，对于急于开发、土地升值快的城市污染地块而言，其应用前景仍有待证实。
　　 另外，环江项目积累的经验提供了一种成功的治理思路，但将其移植到其他地区，具体的技术参数还需因地制宜，进一步优化。比如，蜈蚣草在北方冬季难以生存，需要专门为其建设大棚进行育种等，由此增加了修复成本和操作难度。
　　 “在土壤修复技术方面，课题组虽有突破，但对于解决量大面广的全国土壤污染问题来说，目前国内的工程技术储备还远远不够。”陈同斌说。
　　无处安放的“炸弹”
　　 英国capita公司承接了伦敦奥运场地土壤调查，认为该场地被有机物污染。由于奥运迫近，修复工程采取分阶段施工，前期仅针对重点的高浓度区域和表层土壤，目前还远没有做到彻底修复。
　　 伦敦奥运污染场地修复技术主要采用了淋洗，及辅助化学剂的方法。淋洗，是采用清水灌溉稀释，使污染物迁移，以减少表土中污染物的浓度，或者将含污染物的水排出土地外。
　　 淋洗的特点在于，修复时间较快，一般地块两年内可修复，但这种修复手段工程量十分庞大，经济成本高，且工程安全规范控制难。原因是，首先要建设水网管道和废水处理工程，而这些工程仅为一次性使用；其次，耗水量大，巨量的生活用水最终变成废水，废水环节一旦处理不好，有二次污染的风险。
　　 陈梦舫表示，由于英国为沙质土，中国土壤多是粘土，淋洗方法在中国不完全适用。因此，承接了伦敦奥运污染场地修复的比利时公司DEC，几年前曾在大连开了一家分公司，但刚过半年就由于技术适应性问题被迫撤出中国。
　　 有机物污染土壤，也可以通过热解法和焚烧法，不过，两种皆为异位处理处置方式，包括挖掘、运输、焚烧处理等多环节，耗资巨大。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污染与控制研究室主任李发生认为，异地处理适合用于亟待修复的地块，目前国内很多污染地块往往处于城市中心，急需开发，因此多使用异地处理处置方式能够理解。
　　中国很多污染地块往往处于城市中心，多属于急待开发的情况，因此在修复过程中，多数情况下使用异地处理处置方式。据北京市环保局污染场地管理科科长李敬东介绍，目前北京正在进行的8块污染场地的修复，都是采用异地水泥窑焚烧和异地填埋的方式。
　　 焚烧法的工艺流程相对简单，即用污染土替代粉煤灰，烧制水泥。经过水泥窑处理的污染土壤，少量污染会以气体的方式释放到大气中，另外绝大部分会通过化学物理反应消失，并最终消解到水泥中。
　　 但由于焚烧法是将污染土按1％－2％比例掺进水泥，如掺入过多污染土会烧制出大量劣质水泥，从经济成本看并不划算。“因为需要一定的配比，这种处理方式远不能满足污染土方量大的处理需求。”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姜林说。
　　 业内一些专家甚至认为，从土壤修复工程技术角度来看，采取异位处理处置方式的工程并未真正达到修复的目的，尤其是滋生了不规范操作，将污土只是换地添埋，陈梦舫说：“土壤是挖走了，先不说污染转移，给其他地方带来污染，原来的地方的地下水是挖不走的，还是污染水。”
　　 “如果这种方式可以全国复制、大面积铺开，且有效，那么对污染土地也不至于如此敏感和紧张了。”一位业内资深专家介绍，一些工程中挖出运走的污染土壤并没有全部被烧掉。事实上，很多污染土仅是被运到异处填埋的案例不在少数。
　　 这种方式被业内视为污染转移，与填埋垃圾相同，这让中国面临一个新尴尬：没有足够的场地供填埋污土。而且污染物未经彻底处理，难以避免二次污染的风险。“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方式，相当于把一个定时炸弹转移到别处。”上述资深专家说。
　　
　　大胆尝试
　　 根据不同的污染物，土壤修复可采取的修复手段不尽相同。国内外的经验显示，有机污染物可采取热解、焚烧及微生物等方法。而重金属污染，很难通过化学手段彻底根除，植物修复相对更为有效。
　　 目前世界上见效最快的土壤修复技术是“纳米铁”。美国和欧洲已开始采用，一些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都可以处理，“几乎属于比较理想万能的修复，实验室里一天就能见到修复效果，野外见效通常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陈梦舫说，但高昂的修复价格，是致命的缺点，使其难以成为最理想的修复方案。
　　 污土修复的核心在于，如何依靠技术来降低成本和保障环境安全性。同时，经济合理的技术方案一直是科学家们追求的突破目标。
　　 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投资约1000亿美元用于污染土壤修复，但很多污染地块还是未能彻底修复，仍有大批问题存留。日本科学家在1975年向政府提出了“客土法”，即置换土壤，把污染土埋到作物根系无法触及的地下。但这项投资浩大的工程，并未能彻底修复污土，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污土逐步下渗，最终甚至影响地下水安全。这种“客土法”中国亦有试用。
　　 国际上前沿技术不断向环境修复领域渗透，包括粘土矿物改性技术、催化剂催化技术、纳米材料与表面活性剂增溶技术等已经渗透到环境修复技术领域。针对污染场地土壤，固化与稳定化、热脱附、生物修复、化学氧化还原等异位修复方法以其效率高、风险低、系统处理预测性高等优点，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的主流修复方式。
　　 中国的污染场地修复刚刚起步，修复材料的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应用主要处于实验室阶段，修复技术与装备的研发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也引进了很多技术，但需要先解决技术本土化的适应性问题和衡量引进成本，最后在实践上能否应用还没有定论。
　　究竟污染土地修复到什么程度算合格，由于国内还没有建立修复标准，因此，实则难以界定。欧美各国因管理模式、地质条件等不同，标准不尽相同，且也在尚在完善过程中。一般标准制定都是通过调查评估，确定风险筛选值。
　　 鉴于中国土壤污染的种类繁多、浓度不同、污染现状不明的现实，目前类似陈同斌的中科院课题组在全国还有很多，他们进行着不同的示范试验。“单个技术的实验室研究，国内已积累了一定经验。”环保部南京环科所研究员林玉锁说，不过，这些技术推广后能否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应用工程的需求，还处于探索阶段。
　　 虽然国内试验、运用了多种修复方法，但陈梦舫直言，迄今为止，在国内的场地污染修复领域，还没有一个令大家十足骄傲的成功案例。在微生物、植物等修复领域，也尚无可以推广应用的修复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