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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际社会和许多国家的政府、社会团体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工作。我国务院公布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及《中国环境十二五规划》，最高法院发布的《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等文件都明确提出了鼓励设立环保法庭和环境公益诉讼。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司法之路是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最高法院在《2014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要“加快资源环境审判机构建设，为加强资源环境审判工作提供组织保障。”可见，成立专业化的环境审判机构，推进环境司法改革已迫在眉睫。面对严峻的环境问题，如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司法之路。本文做一些探索和思考。
一是走专业化的环境司法保护道路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和隐蔽性交织，且与民事、行政，甚至刑事问题混杂交叉，环境损害的认定、评估，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因果关系的证明和认定，非常专业。环境法作为一门新型法律，具有综合性和跨法域的特性，案源的特殊要求，程序的特殊要求，法官水平的特殊要求，都决定了环境案件的审理应该实行行政、民事、刑事三审合一的方式。
将分散的环境司法权收归独立的环保法庭统一行使，有利于统一司法尺度，提高审判质效，有利于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
很多环境保护法庭设立后，普遍遭遇了无案可审，案子较少的尴尬状况。各地设立环保法庭，应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环境问题和案源情形，统筹考量，实事求是地设立。最好设在中级人民法院，加大集中管辖力度。
二是优化、整合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的联动、合力
我国在环境保护领域实行的是司法与行政并行的双轨制保护制度，这种双轨并行的制度安排，存在着主体繁多，权力分散，衔接不顺，配合不力等问题，造成司法手段与行政手段不能相互弥补，严重削弱了环境司法和行政执法效果。
法院必须从过去“单打独斗”孤军奋战的被动局面，转变为行政管理与司法深度介入的双重治理，在机制上进行创新，加强司法与行政的联动，依靠司法机关、行政机关通力合作，衔接好司法与行政的协调、配合，扩大联动的主体，丰富联动的内容，形成从小环保到大环保的蜕变。
三是明确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主体资格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将诉讼资格只赋予与侵权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很多环境诉讼就无法进入法院。新的《民事诉讼法》对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进行了一定突破，明确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实践中，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仍然笼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明确。
四是对证据和鉴定进行明确规定
证据问题是环境公益诉讼的难点问题，应该明确举证责任的一般分配原则，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损害事实、损害后果由公益诉讼人承担举证责任，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在鉴定方面，应该明确，损害后果的评估报告、因果关系的鉴定结论可以作为证据，同时在鉴定机构的选择上，应该规定对于损害后果的评估、因果关系的鉴定，以此解决环境案件中申请鉴定主体不明、鉴定机构缺位、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等的问题。
同时，法院应当充分利用好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更好地将法律程序和科学技术有机结合，完善专家辅助陪审，确定辅助专家的权利义务，提高证据审查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五是解决诉讼成本、诉讼利益归属问题
环境公益诉讼不是赔偿之诉，而是公益诉讼。无论是环境损害赔偿金还是惩罚性赔偿金，均属公共财产，应当归公。为此，有必要设立环保公益基金，将环境诉讼说的收益专款专用，由公共机构管理、监督其使用。
六是规范环保法庭的受案范围和统计口径
实践中，环保案件的总体数量不多，多数案件是涉及到林木、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案件，污染型的案件很少，依然在办理原来的传统案件。
解决这个问题，要合理界定涉及环保的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类型，要把涉及矿产、森林、水体、土地等资源类案件划归环保法庭审理，加大对资源保护、风景名胜区保护、建设项目污染、重金属污染、生态工业园区保护的案件审理。
从今后的发展看，应继续探讨拓宽环境保护法庭的受案范围：如受理环保部门提起的强制执行案；受理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纠纷；受理因土地征用、评估、界限定位、土地侵占及国家强制征收土地的补偿事项；对有关环境规划与保护行政决定的司法审查等。
七是实行最严厉的法律制裁
在实践中，法律责任和处罚力度已经不适应环境保护工作需要。不严肃的问责尺度，不严格的铁腕手段，不严厉的惩治后果，已经无法给污染企业戴上有用的“紧箍咒”，使得环境司法保护 “力不从心”“疲态尽显”。
要借成立环保法庭的契机，传导严惩的决心和信号。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及时公开审判环境违法重点案件的查处情况。绝不允许“少数人发财、人民群众受害、全社会买单”的情况出现。应依法严惩污染企业和严惩环境失职、渎职行为。
八是鼓励符合实际的裁判方式探索创新
《刑法》虽以专节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但其定罪多以“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为构成要件，致使一些呈蓄积状态尚未突发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对周围环境及居民健康造成严重影响的污染环境行为得不到刑事责任追究。应该大力推行禁止令制度。当出现被告的行为可能严重危及环境安全或者可能造成环境难以恢复或者继续加重对环境破坏的情形时，人民法院应当采取果断措施，根据申请人的申请颁布禁止令，及时禁止被告的相关行为，避免出现诉讼期间侵权行为继续损害环境情形。
应当借鉴刑法中关于单位犯罪的双罚制度，在对行业单位处罚的同时，应考虑主要领导的处罚。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除罚金、没收财产等附加刑以外的其他刑罚的情形，如判决种树、判决恢复植被、判决恢复和达到一定标准的生态条件等。有的地方法院，对一些盗伐、滥伐林木等刑事犯罪的被告人，适用了判决责令补种树木的刑罚。这些都应给予鼓励。
九是大力宣传，提高全民环保意识
从环境保护和《环境保护法》的产生看，欧美日本等国的环保意识和维权运动比中国要醒悟得早。环境保护法庭要跳出就审判而审判的功能定位，不能以案件数量多少作为目标，要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引领示范作用，在调研、宣传、参与社会管理方面做出更大贡献。要增强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鼓励引导民间组织和社区组织合法地开展各种环境保护社会监督和公益活动；唤起公民、环保组织和社会各界的环境维权意识，最大限度上激起公众对于生态文明现状的关注热情和支持。
十是充分借鉴借鉴国外经验，提高环境执法水平。
当下，环境问题与社会、经济、政治等问题越来越紧密的缠绕在一起，共存于一个地球村的现实，各国之间越来越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在全球化和污染无国界的今天，应对环境问题是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中国的环境问题必须要放到国际的背景中去思考和解决，要避免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中国的环保法官必须要有在国际合作中共同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全球眼光和战略意识，要加大培训、交流的力度，力争打造出一批最具实力、最有影响的绿色法官。
责任编辑：李晓欢
最高法院在《2014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要“加快资源环境审判机构建设，为加强资源环境审判工作提供组织保障。”可见，成立专业化的环境审判机构，推进环境司法改革已迫在眉睫。面对严峻的环境问题，如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司法之路。本文做一些探索和思考。
一是走专业化的环境司法保护道路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和隐蔽性交织，且与民事、行政，甚至刑事问题混杂交叉，环境损害的认定、评估，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因果关系的证明和认定，非常专业。环境法作为一门新型法律，具有综合性和跨法域的特性，案源的特殊要求，程序的特殊要求，法官水平的特殊要求，都决定了环境案件的审理应该实行行政、民事、刑事三审合一的方式。
将分散的环境司法权收归独立的环保法庭统一行使，有利于统一司法尺度，提高审判质效，有利于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
很多环境保护法庭设立后，普遍遭遇了无案可审，案子较少的尴尬状况。各地设立环保法庭，应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环境问题和案源情形，统筹考量，实事求是地设立。最好设在中级人民法院，加大集中管辖力度。
二是优化、整合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的联动、合力
我国在环境保护领域实行的是司法与行政并行的双轨制保护制度，这种双轨并行的制度安排，存在着主体繁多，权力分散，衔接不顺，配合不力等问题，造成司法手段与行政手段不能相互弥补，严重削弱了环境司法和行政执法效果。
法院必须从过去“单打独斗”孤军奋战的被动局面，转变为行政管理与司法深度介入的双重治理，在机制上进行创新，加强司法与行政的联动，依靠司法机关、行政机关通力合作，衔接好司法与行政的协调、配合，扩大联动的主体，丰富联动的内容，形成从小环保到大环保的蜕变。
三是明确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主体资格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将诉讼资格只赋予与侵权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很多环境诉讼就无法进入法院。新的《民事诉讼法》对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进行了一定突破，明确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实践中，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仍然笼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明确。
四是对证据和鉴定进行明确规定
证据问题是环境公益诉讼的难点问题，应该明确举证责任的一般分配原则，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损害事实、损害后果由公益诉讼人承担举证责任，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在鉴定方面，应该明确，损害后果的评估报告、因果关系的鉴定结论可以作为证据，同时在鉴定机构的选择上，应该规定对于损害后果的评估、因果关系的鉴定，以此解决环境案件中申请鉴定主体不明、鉴定机构缺位、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等的问题。
同时，法院应当充分利用好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更好地将法律程序和科学技术有机结合，完善专家辅助陪审，确定辅助专家的权利义务，提高证据审查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五是解决诉讼成本、诉讼利益归属问题
环境公益诉讼不是赔偿之诉，而是公益诉讼。无论是环境损害赔偿金还是惩罚性赔偿金，均属公共财产，应当归公。为此，有必要设立环保公益基金，将环境诉讼说的收益专款专用，由公共机构管理、监督其使用。
六是规范环保法庭的受案范围和统计口径
实践中，环保案件的总体数量不多，多数案件是涉及到林木、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案件，污染型的案件很少，依然在办理原来的传统案件。
解决这个问题，要合理界定涉及环保的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类型，要把涉及矿产、森林、水体、土地等资源类案件划归环保法庭审理，加大对资源保护、风景名胜区保护、建设项目污染、重金属污染、生态工业园区保护的案件审理。
从今后的发展看，应继续探讨拓宽环境保护法庭的受案范围：如受理环保部门提起的强制执行案；受理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纠纷；受理因土地征用、评估、界限定位、土地侵占及国家强制征收土地的补偿事项；对有关环境规划与保护行政决定的司法审查等。
七是实行最严厉的法律制裁
在实践中，法律责任和处罚力度已经不适应环境保护工作需要。不严肃的问责尺度，不严格的铁腕手段，不严厉的惩治后果，已经无法给污染企业戴上有用的“紧箍咒”，使得环境司法保护 “力不从心”“疲态尽显”。
要借成立环保法庭的契机，传导严惩的决心和信号。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及时公开审判环境违法重点案件的查处情况。绝不允许“少数人发财、人民群众受害、全社会买单”的情况出现。应依法严惩污染企业和严惩环境失职、渎职行为。
八是鼓励符合实际的裁判方式探索创新
《刑法》虽以专节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但其定罪多以“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为构成要件，致使一些呈蓄积状态尚未突发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对周围环境及居民健康造成严重影响的污染环境行为得不到刑事责任追究。应该大力推行禁止令制度。当出现被告的行为可能严重危及环境安全或者可能造成环境难以恢复或者继续加重对环境破坏的情形时，人民法院应当采取果断措施，根据申请人的申请颁布禁止令，及时禁止被告的相关行为，避免出现诉讼期间侵权行为继续损害环境情形。
应当借鉴刑法中关于单位犯罪的双罚制度，在对行业单位处罚的同时，应考虑主要领导的处罚。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除罚金、没收财产等附加刑以外的其他刑罚的情形，如判决种树、判决恢复植被、判决恢复和达到一定标准的生态条件等。有的地方法院，对一些盗伐、滥伐林木等刑事犯罪的被告人，适用了判决责令补种树木的刑罚。这些都应给予鼓励。
九是大力宣传，提高全民环保意识
从环境保护和《环境保护法》的产生看，欧美日本等国的环保意识和维权运动比中国要醒悟得早。环境保护法庭要跳出就审判而审判的功能定位，不能以案件数量多少作为目标，要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引领示范作用，在调研、宣传、参与社会管理方面做出更大贡献。要增强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鼓励引导民间组织和社区组织合法地开展各种环境保护社会监督和公益活动；唤起公民、环保组织和社会各界的环境维权意识，最大限度上激起公众对于生态文明现状的关注热情和支持。
十是充分借鉴借鉴国外经验，提高环境执法水平。
当下，环境问题与社会、经济、政治等问题越来越紧密的缠绕在一起，共存于一个地球村的现实，各国之间越来越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在全球化和污染无国界的今天，应对环境问题是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中国的环境问题必须要放到国际的背景中去思考和解决，要避免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中国的环保法官必须要有在国际合作中共同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全球眼光和战略意识，要加大培训、交流的力度，力争打造出一批最具实力、最有影响的绿色法官。
责任编辑：李晓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