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下班，我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呼呼穿梭在大街小巷，寻找合适的目标准备飙车。但在那个刚刚熟悉了的十字路口，红绿灯变换的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走错了路。
　　今天，我不能直行，需要在这里拐个弯，因为我刚刚搬了“新家”。
　　重新踏上车子，打电话给房东问他回去的路该怎么走。按照他的指点，凭借我尚可的记忆，终于找到了隐匿在角落里的那座小楼。
　　就在我刚拐进门洞时，忽然听见一声幸福无比地呼唤：“儿子!你回来啦!”
　　一盏橘色的灯拧亮了，隔着玻璃透出温馨的光，照亮了漆黑的过道。接着，抽油烟机轰隆隆转动，一场煎炒烹炸即将开始。
　　久违的温暖立刻倾泄到我的全身。好像，那就是我的家，推门而入我就可以把鞋子踢掉，扑倒在沙发上大声问：“妈!今晚做啥好吃的?”
　　我想，那位母亲一定是听错了。于是，大声干咳了一下。果然，一阵嘀咕之后，201室的抽油烟机停止了轰鸣。
　　不知道他们为“儿子”准备了什么丰盛的晚餐。我的晚饭挂在自行车把上，是用塑料袋装着的一碗米线，在街口大排档买的。虽然，我无数次在妈妈的叮咛中许诺一定好好吃饭，但在外面，一个人的日子过得总是那么粗糙。我扛起车，幸亏这家的灯亮着，否则，又黑又挤的楼道多难走啊。
　　正想着，那灯却灭了。我一愣神。哦，这灯并不是为我开的，是为他的“儿子”开的呀。
　　我放下车子，些许的感慨让我将脑袋探出了楼道里没有玻璃的窗户。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守望的天使》中那句话一下子蹦到胸口：“在那边，那颗星的下面住着他们。”
　　遥远的地方，住着我的父母，在那里，我是他们的宝贝。小时候，每天放学，只要我在楼下拨几下车铃，爸爸立刻就会从四楼飞跑下来为我搬车子；冬天不骑车改坐公交，回家时我刚踏上楼梯，妈妈的呼唤就像我爱吃的蜜汁瓜条那样清脆甜蜜：“好孩子!妈妈就知道是你回来了!”
　　重新扛起车子，在黑暗中摸索着，不是撞上了这家的煤球堆，就是挂着了那家的晾衣绳，狼狈得要死。
　　再也没有谁为我搬自行车了，也没有人为我开一盏灯照明。
　　第二天早晨去上班，碰到201室的妈妈正在扫楼梯。我从五楼下来，一路上都是脏脏的，所以我知道，就像那盏灯是为她儿子拧亮的一样，她只为她的儿子清扫她家到楼门口的那一段距离。
　　见我搬着车子下来，她礼貌地靠墙站了站。我低着头没有看她，但能猜得到她眼里的光一定是柔柔的。因为所有母亲眼里的光，都是柔柔的。
　　我抬腿上车的那一刻，习惯性地回头望了望。虽然她是别人的妈，但那种感觉好像特别熟悉。于是，在马路上，我不再抢行猛拐，也不再闯红灯或者逆行，我乖乖地遵守着交通规则。因为201室的妈妈让我与远方那个不能时时叮咛我，却时刻牵挂我的人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自行车屁颠屁颠地朝前行进，马上就要到公司了。迎面走来一个姑娘，我一眼认出了她——“福如海”饭馆的服务员。因为她的眼睛特别小，背地里，我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叫“门缝眼”。前天，几个同事去“福如海”聚餐，可能是她感冒了吧，一边倒茶一边剧烈地咳嗽，吓得同事赶忙把她支开，茶也不敢喝了。现在，她走在上班的路上，咳嗽得非常厉害，扶着墙，捂着胸口，满脸涨红，痛苦异常。
　　在饭馆里，她是服务员，被人吆来喝去；在大街上，她是个路人，步履匆匆；在家里，她是父母的孩子，被爱被疼被宠。“黄鼠狼生儿香喷喷，刺猬生儿光溜溜”，自己的娃，别说眼睛小点，即使更丑一点，看着也那么顺眼，都当宝一样供着。如果是她的家人看到她病成那个样子，该有多心疼。
　　想这些的时候，我已经坐在办公桌前面了。因为明天要去春游，公司发了一些休闲小食品。我向来是“狗窝里存不住馒头”，有什么吃的绝不会过夜。往嘴里扔了一把葡萄干，一屁股坐在电脑前，看见老王在MSN上嘣噔嘣噔发来一串信息：“薯片拆了吗?不喜欢吃就送给我吧。”
　　嘿，真有意思。他一个老头子家，吃这种东西?我拿起薯片桶哗啦啦一阵乱摇，坐在后面的老王一把抢了过去。他龇着黄黄的板牙，悄悄说：“娜娜最喜欢吃这个了!”
　　哦，娜娜。老王的女儿，在大学读书，周末回家不干别的，只会像台风一样卷走所有可吃的东西。老王今天卤些鸡爪，明天烧点排骨，瓜子，薯片零敲碎打地买一些，幸福地期待他家的娜娜回家风卷残云。
　　侧身看向窗外，“福如海”新换的大红招牌格外醒目。那个伏在墙上剧烈咳嗽的姑娘，正戴着油乎乎的围裙，从皮卡车上卸着一捆捆青菜。
　　编辑张文静